AL GORE指出現在每小時我們到達地球的太陽能足以滿足世界一整年的電力需求，因此的話，我們做一點改變來把太陽能變成能源的話，就能夠使得未來的世界更加的光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微博]等機構需要進行改革，使得如中國、印度、巴西等新興國家擁有更多發言權，這樣才能夠反映共同協作和共同責任。
“新常態”，已經不僅僅局限于經濟領域，法制、社會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方面都會進入“新常態”。這些“新常態”將會決定中國未來30年的走向。
我們發現，美國的經濟有所復蘇，而消費也有所復蘇，而且，投資有一點點的好轉。主要是來自于貨幣政策的支持。
全球變局主要體現三個方面。第一方面，全球化是開放、市場、創新驅動的。這這方面絕大部分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實際上受到了批評。發展中國家如何參與到開放之中是一個挑戰。
我們看好印度，中國明年也仍然會企穩，GDP增長在7.3%，新興國家是比較高的，美國看好，歐元區我們有比較大的擔心。
李稻葵指出，未來美國和英國經濟將會向左轉，更加強調社會的再分配和公平性，而歐洲經濟將會向右轉，明年歐洲央行將會采取各種措施，名義上或者暗中放松貨幣政策支撐歐洲發展。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英國劍橋大學賈奇商學院教授西蒙·泰勒出席并主持。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教授黃益平出席并發言。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中國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曹遠征出席并主持。
劉世錦表示，新常態下要確保經濟增長的質量，實現有質量的增長比單純以GDP論英雄更為重要，其建議以質量為目標倒推速度標準。
過去在某種意義上講，都認為城里人比農村人優越的，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普遍認為農村人在很多方面比城里人優越，很多農民并不愿意被市民化，與之相關聯的房地產市場的供需關系也已經發生逆轉。
如果嚴格按照金融規則判斷，不少地方政府已經無法依靠借新償舊。按照市場化要求，一些地方政府實際上已經破產。
“相當多的地方政府過去是邊吃邊拿邊干，現在是不吃不拿不干，這種不作為阻礙了創業”。
現在的銀行法已經是20多年前的，和今天的形勢有了很大的差別，這就非常阻礙銀行對中小企業、創新企業的支持。
從高速增長轉向中高速增長后，很多企業特別是制造業都將逐步達到規模極限。未來經濟的發展，不能再是鋪攤子，而是提高價值鏈，提升產品的附加值。
“到目前為止沒有一個部門能把隱性稅收的數字都統計清楚”。 許善達建議允許地方政府有稅收立法權，以便替代隱性稅收立法權。
“我們的負債率在全世界都是偏低的，總體沒有風險，這樣的前提之下，用舉國體制調動各方面的資源，防范風險，干嘛不去做？”
財稅改革到現在不僅目標并不是很清晰，甚至連方向都沒有考慮清楚。金融改革大家討論的是市場化，這是大家的共識，但和金融改革相比，財稅改革到底是集權還是分權。
很多地方債務不是地方借的，是通過地方融資平臺借的。這個債務到底是政府的責任，還是企業的責任，其實是不清楚的。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財經》雜志高級觀察員、副總經理張燕冬出席并發言。
央行副行長胡曉煉稱，央行一直致力于提供穩定的流動性環境。中國在利率市場化上取得進展，上周的降息也是利率市場化的關鍵一部分。
劉新華表示，加快多層次資本市場建設，證監會[微博]正在抓緊制定注冊制改革方案，改革創業板市場，降低準入門檻，推動互聯網企業在創業板上市。
他還稱，基礎設施的建設，往往容易被忽略，因為這是需要長時間的。我們大量的為宏觀調控的基礎確實需要夯實，比如支付體系的問題、清算體系的問題。
下一步保險業要改進監管，加大對償付能力和資產配置的硬約束，強化信息披露和風險責任的硬要求，落實責任追究制度，堅守不發生系統性、區域性的風險底線。
滬港通成功啟動，讓資本市場開放的質量和規模又上了一個臺階，海外投資者對中國資本市場加快國際化進程的抉擇和方向形成了更加穩定的預期。
洪琦就加快民營銀行的發展，推動多層次銀行體系從三個角度發表了自己的看法。他首先回顧了我國金融業改革開放的路徑。
由《財經》雜志、財經網主辦的“《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財經》雜志執行主編何剛主持。
“周永康、薄熙來這些人在不同座位上為所欲為，正是因為他的一把手的權力得不到有效的制約。”周瑞金指出，官員的腐敗問題世界各國都不同程度的存在，但像當前中國這樣存在普遍的、嚴重的司法腐敗和輿論腐敗這種現象不多見，中國腐敗官員很多是可以申報吉尼斯世界紀錄的。
李永忠還表示，如果不改革蘇聯模式權力結構，權力反腐肯定輸，通過設立政改特區的先行先試，以在局部率先形成科學的權力結構，制度反腐則肯定贏。
季衛東在演講中特別強調了有必要啟動現行憲法和法律中明文規定的人大調查權處理及其重大的貪腐案件，該項權利包括法律面前一切平等；調查委員會進行調查時，一切有關的國家機關、社會團體和公民都有義務向他提供必要的材料；人大質詢權等規定。
孫立平稱，目前對反腐而言，應當實現兩個轉變。一是從運動式的反腐向制度建設的轉變；二是從單純的反腐向清理權貴惡癥的轉變，如果反腐能夠破除權貴，系統清理權貴的惡癥，中國將真正走上現代民主法治國家的道路。
姜明安提出采用“權利與權力控制權力”的程序法制反腐，并強調了程序法制反腐的諸多益處，最后為我們指明了加強我國的程序法制的幾條道路。
由《財經》雜志、財經網主辦的“《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主持人《財經》雜志執行主編靳麗萍。
金俊以特斯拉ModelS這款車型為例，從動力、性能、電池技術、空中升級等方面，生動地闡述了科技進步與綠色、可持續間緊密結合的關系。
王毅在講話中提出了主要三個觀點：第一，我們正處在全球結構性轉變和創新的年代；第二個，綠色將是未來市場、未來競爭力包括未來創新當中的有機組成部分。
王飛躍來講話中提出中國的研究人才方面仍然薄弱，我們的一些研究對生產力的發展并沒有太大的作用；承認了中國無人車及機器人方面的飛速發展。
王元在演講中首先講到科技工作目前的進展情況：包括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總體設計、我們正在做新一輪的國家預測、科技成果的轉化。然后表達了當下科技改革的不確定性。
陳章良首先總結了我國科學技術發展取得的成就；然后為未來科技發展指明了包括大的物聯網以及大數據在內的若干道路。
由《財經》雜志、財經網主辦的“《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上圖為主持人基因農業網主編科普作家方玄昌。
徐諾金指出，P2P“跑路”是非常正常的現象，也證明互聯網金融的本質沒變化，這種“跑路”正好引導這個行業規范發展，非常有效的良藥。
肖風在演講中揭示了蘋果手機為啥賣那么貴，“前段時間我看到有媒體在說大家解剖了iPhone6，硬件加起來是200元，意思是說蘋果暴利。”
俞勝法認為，與互聯網金融相比，在個性化、定制化、大額金融服務方面，傳統金融仍有明顯的優勢，要徹底去掉傳統金融因素是非常困難的，兩種運營模式是互補的關系。
計葵生將互聯網金融市場分成三類：直接融資的平臺、非標資產轉讓平臺、以及銷售渠道。然后提到了互聯網金融將信息透明化降低融資成本。
銀聯的心態是打造一個平臺為客戶服務，為所有合作的第三方服務，有的老把銀聯和第三方組織對立起來，實際上銀聯和第三方是合作的。
財訊傳媒集團(SEEC)首席戰略官段永朝在發言時表示，互聯網金融最近平復了，是因為大數據來了大家都沒準備好。
由《財經》雜志、財經網主辦的“《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財經》雜志金融組主管編輯袁滿主持。
李偉在談到能源革命時講到了重要的四點：第一，當前全球能源正處于大調整、大變革時期；第二，中國能源供求關系和外部的約束條件將發生重大變化。
財訊傳媒集團總裁戴小京。戴小京在會上指出，能源不僅關系到環境，還關系到國家安全和經濟效率。
管企業，要保證每個企業活得很好，有困難我們得趕快采取措施來挽救。對這樣的企業，正常的淘汰過程，機制也很難形成。國資委不要越過規則管企業。
很多人就說，一減持是不是搞私有化，我說我是反對把國有企業私有化的。但是我也認為我們把其中一部分股權到市場上釋放出來，這個是可取的。
現在提出混合，對國有資產大一統的管理方式做出制約。這個制約很重要，因為對于今后按照規則辦事，不能為所欲為，是有直接的作用的。
三中全會引起了一個爭論，如何進行更好的國有資產的管理跟監督。它讓我們關注以前所忽略的一些部分，如何獲得更多的國企益處，應該更好的分配給全體人民，真正的國有資產的主人。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中國民(私)營經濟研究會常務副會長、原國資委研究中心主任王忠明主持會議。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財經》雜志副主編馬克出席并主持。
今天房地產的轉型和創新是難得的契機，我特別希望大家在關注房地產行業時，注重技術創新和商業化的趨勢。
因為創新越做越大，創業型企業會開辟新的戰場，用破壞性的方式，形成自己的特色，有一天因為破壞式創新的存在，新市場的開辟會把原有的市場吃掉。
由于今年房地產市場交易量萎縮，開發商銷售策略調整，使得服務于房地產開發商的包括，中介、媒體、網絡等等行業都非常糾結。沒有人知道價值鏈會往行業的哪個方向移動。
中國房地產市場還有10年的增長空間。現在客戶群體已經變了，倒騰房的人已經逐漸退出市場，大量剛性需求和改善性需求仍然存在。
“你們以為北京房子能跌了，門都沒有”。其稱，短期之內房價波動就是政府胡亂干預的結果，“政府非要把房價控制在合理水平，從來沒有提過把地價控制在合理的水平上，控制價格最壞的就是干擾市場，當價格被控制的時候，房子一定蓋的最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