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新浪財經 梁斌 攝）

　　新浪財經訊 “《財經》年會2015：預測與戰略”于2014年11月25日-27日在北京召開。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揚出席并發言。

　　李揚表示在“新常態”下，產能過剩的問題和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才有可能得到解決。

　　對于城鎮化問題，李揚表示，過去在某種意義上講，都認為城里人比農村人優越的，現在情況發生了變化，普遍認為農村人在很多方面比城里人優越，很多農民并不愿意被市民化，與之相關聯的房地產市場的供需關系也已經發生逆轉。

　　對于財政和貨幣政策擬，李揚預判稱，在新常態下，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態勢應當是擴張的。

　　以下為演講實錄：

　　李揚：講三個看法，速度下滑和外界認為的新常態是有規律的現象。經濟下滑帶動其他的指標進入新的狀態那是實體經濟的變化，就是說資源配置的效率在下降，要素效率在下降，創新能力不足，環境污染的約束都在增強，這樣一些事情有了變化，使得我們進入了以較低增長為主要特征的新常態。

　　第二點，我特別想強調的是新常態通常被人們等同于經濟下滑。新常態標志著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進入了新階段。一些外在指標發生了變化，蘊含著內在質量的提高。我們分析這個問題可以從經濟增長速度變化的原因做論述，仔細看看指標，這幾年經濟增長速度下滑，主要是投資增長速度下滑造成的。過去連續34年，我們國家固定資產投資率是25%，前年20%，去年18%，今年可能是16%，正是因為投資增長速度的下滑導致了總體經濟增長速度的下滑。這個情況我們必須要看到，我們說新常態就是新飛躍，就是從提高增長質量這方面來講的。

　　大家在責難最近這幾年所謂經濟發展方式有問題的時候，很重要的一個問題就是對投資的過度依賴，現在不依賴投資了，我們不應該葉公好龍。由于投資速度下降，我們解決了經濟結構中非常大的問題，就是產能過剩。經過政策的研究，中國經濟結構最集中的表現就是產能過剩。解決產能過剩就是成為解決經濟增長速度和扭轉經濟轉型的很重要的因素，經濟下行時期解決過剩產能才有效果。

　　過剩產能究竟是怎么形成的呢？這幾年投資造成了大量的產能過剩。經濟速度下降是解決產能過剩的一個必要條件。換言之，在新常態下，才真正有了解決產能過剩這個經濟結構痼疾的條件。過去講可持續，生態破壞，為什么破壞生態，大家要追求速度，要上投資。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就必須把生態環境放在重要的位置上。它不可缺少的環節就是要使得一些高污染的企業少生產甚至關門。APEC會議期間，讓我們看到了久違的藍天，但是經濟學家看這個事情，我們看的很清楚，已經替我們提出了一個解決辦法，想要藍天嗎？周圍6個省污染企業關門，這就有藍天了，所以環境改善蘊含的投資增長速度的下降。

　　再有，我們在新常態下，才可以從容解決經濟中更加潛在的問題，就是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這個問題大家談的比較少，但是我本人比較重視這個問題。最近一段時間我在讀一本書，法國人寫的《21世紀資本論》。通過分析告訴我們，資本主義這300年來，在生產領域中，資本統治勞動，在分配領域中，利潤侵蝕工資，這個現象壓根沒有消除。這也告訴我們要解決好公平問題、分配問題。回頭想想，我們也是這樣。我們這個問題也是相當突出，我們的問題也是資本統治勞動，利潤侵蝕工資。如何解決這樣的問題呢？資本為何總是處在優勢地位，因為你要增長就要靠投資，資本就肯定取得優勢地位。你要就業，就要投資，就要辦廠。所以，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這個命題很早就提出，至今收效甚微。所以我想在新常態下，在速度不是繃這么緊的情況下，才能從容的解決收入分配不公的問題。

　　新常態意味著國民經濟的新飛躍，是我們從粗放經濟走向更加精致的現代經濟必不可少的階段。無論任何新常態都意味著一系列的指標，一系列的約束，一系列的體制、機制的變化。

　　最后我想再羅列一下，我們認為主要的風險點，首先是投資領域，如何讓投資有收益、有回報的問題，你不能夠靠放松條件來讓投資有收益，你必須讓投資真正是有效益的。現在要說投資，大家都很清楚，商業可持續的投資基本上沒有。再把眼光放到基礎設施上來看，經濟類基礎設施基本上就位了，現在給我們的都是社會類基礎設施，社會類基礎設施的投資很難有可持續的回報。于是就要用智慧來解決如何讓社會基礎設施投資能夠有現金流。這樣才可以吸引大量的資本進入。我們就需要解決什么項目的問題？我們要解決用什么樣的資金去投的問題？還要解決有穩定的現金流的問題，涉及到一系列的改革。這個領域中的準入問題，這個領域中的定價問題，這個領域中的稅費問題，甚至統計問題。這是第一個挑戰。我們成也投資敗也投資，老常態也是投資，新常態也是投資，對投資的問題要用改革的方式來對待它。

　　第二條挑戰城鎮化。城鎮化我們曾經寄予非常大的希望，未來20年的增長就靠它。現在城鎮化處在十字路口，原先最早的城鎮化其實是投資引領，開發區域化。現在已經及時終止了，開始注意人的情況。當把眼光轉到人的時候，最近發現，這個事情也不這么簡單。因為有很多農民不愿意被市民化。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農民和城里人，這個天平的兩邊似乎有了傾斜。以前都認為城里人在各種意義上是比農村人優越的，現在反而農村人很多方面比城里人優越，他不愿意被市民化，相反很多城里人想變成農民，他必須要有一塊地。下一步城鎮化往哪個方向走，其實是需要好好討論的。現在這個問題還沒有很好的討論清楚。

　　與此相關的問題，就是房地產市場的問題。現在大家都看到，自從有房地產市場以來，中國房價是一路凱歌，漲。現在出現了問題，根源在于市場上供求關系逆轉了，很多罩在房地產上面的迷霧推開之后，房地產市場的情況變了。房地產市場要調整，要適應挑戰。

　　第四個問題是宏觀政策的調整。這幾年積極的財政政策、穩健的貨幣政策。當然在同樣的名目下包容了很多不同的政策。如果在新常態下，大概有一個預判，我們所需要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基本態勢應當是擴張的。如果這個判斷是合理的，那么這幾十年來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都要有大的調整。靠一些小動作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現在顯然是支出增長速度在加快，但是收入增長速度慢于支出增長速度。

　　總之，我們進入了一個新的時期，這個時期一些老的問題需要解決，新的問題在暴露。解決了這些問題，我們整個國民經濟會邁向新的臺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