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共連載17天，今天就此寫一篇感言性結語，與大家分享自己的心理動態和研究歷程。作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十八。

　　以東亞新興國家和地區同樣人均GDP水平時的速度為經驗，理應還會高速增長的中國大陸經濟在2012年的經濟增長速度降低到了8%以下，2015年又到了7%水平。究竟是什么原因導致了增長速度的下行？還有什么辦法能夠穩定住速度？實事求是地講，從1984年大學畢業留校到在北京教學研究，期間真正投入時間和精力專注做一項學術研究的，還就是2014到2021年這8年。

　　關于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筆者認為首當其沖的因素是計劃生育時間太長且力度過大。2011年在從事中國國際戰略研究工作時，讀到有關國家由于人口減少而出問題的文獻，發現從國際競爭力看，計劃生育很可能會給中國未來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很大麻煩。除了年末在自己的新浪微博中表達了這種看法，我也在2013年8月的演講中建議停止計劃生育，并在2015年和2018年分別發表了“生育管制的經濟后果”和“再論生育管制對國民經濟的因果影響關系”兩篇學術論文，以及一本名為《中國：增長放緩之謎》的專著。除此之外，我還認為人口城鄉遷徙戶籍管制和土地房屋體制也是造成收入差距和消費需求不足的原因，兩者共同造成了國民經濟增長的消費需求不足。大的方面，計劃生育還是國策；學者層面，有的認為計劃生育不影響增長，有的甚至認為其促進經濟發展。研究還是有一些超前的麻煩，但自己感覺還是將經濟增長下行的原因講清楚了。

　　2018年筆者開始觀察和研究的問題是：中國經濟未來還有沒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從城鄉差距和收入水平分層以及相關數據看，較大規模人口在耐用消費品、家具、住房、居住條件、汽車等方面還沒有充分享受工業化發展應有的內容，在這些方面的消費水平并不高，收入需求彈性較大。以此為據，中國城市化和工業化還有15年左右的時間?？紤]到城市化和工業化過程是大規模物質財富生產的時代，勞動生產率和增長速度將處于高和中高水平。也就是說，在未來15年中，國民經濟還將處在工業化發展階段，有中高速增長的可能。

　　這就到了下一個問題，如何將增長支撐并穩定在中高速水平？原來沒有打算做二元體制經濟分析方法和框架，本想將國內外各經濟學大家們分析中國未來增長的論文綜述，再加以自己的想法，綜合整理寫一本書就可完成此項研究。但是，閱讀一些文獻后發現，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簡單。

　　首先需要知道的是，中國1978年以來的高經濟增長究竟來自于哪里？清楚此項，可以溫故而知新，給未來的改革和增長提供啟示和借鑒。在專欄中已經論及，1957—1977年，投資和就業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42.15%和2.64%，GDP年均增長速度為4.97%；1978—2010年，投資和就業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9.15%和2.05%，GDP年均增長速度卻高達10.01%。也許是閱讀不夠，但在我所讀到的文獻中，結論要么比較定性和模糊，要么明明是改革推動了增長，但研究計算的增長結果與改革學理上無關。

　　1970—2018年，歐美日韓TFP（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在0.80%—1.10%之間，而中國TFP則為3.49%。國內外學界習以經濟學教科書解釋為常，大多都以為由廣義技術進步貢獻。其實從瓊斯TFP質疑和菲斯佩奇觀察TFP增長曲線所持觀點分析，中國額外的TFP應當來自于體制改革和對外開放。筆者本想在現代經濟學庫中找到一個普遍適用的經濟數理模型核算并解釋中國過去的經濟增長來源，但發現很難找到合適的模型。于是筆者用笨辦法，即按照中國實際，去尋找中國中高速經濟增長的來源。在分解中國比其他新興工業化國家和發達國家額外多出的TFP結構后，發現一部分由產品市場化交易和勞動及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提高效率貢獻，另一部分由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使資產交易零到市場價溢值形成；還有一部分增長潛能：是土地作為無價值的資源，在出讓市場發生零到市場價的溢值，通過購地者支出、出讓金收入和生產法方面攤入，實際以房地產業和金融業的一部分增加值計入了GDP。最后從學理上看，計算工具其實是一個講中國故事的歸納性核算模型。

　　在謀劃中國未來經濟中高速增長時，發現不可能在現代經濟學庫中找到適用于中國的經濟增長預測模型。比如在索洛增長模型中，就沒有何種改革可以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的變量和因果互動關系設置。有的文獻強調，若要加快增長速度，需要在人力資本貢獻方面做努力。其實，在市場競爭的體制場景中，人力資本要素由供需和價格機制調節配置，同樣無法說明需要人為安排一次改革才能積累和發揮人力資本增長潛能的學理關系，并且也無法得出與模型分析對應的需要進行人力資本體制改革的政策含義。筆者發現由于農村戶籍管制而淤積的剩余勞動生產力規模很大、城鄉閑置浪費的土地要素不少、國有企業中低效率利用的資本也數量不小，如果對這些進行改革，肯定會推動經濟增長速度的加快。但是，現有的經濟增長仿真模型中無法加入這些因果變量。在2020年下半年，筆者才想明白，用普遍性現代經濟學增長模型分析如何通過改革使中國獲得新的增長潛能，在邏輯上無法實現計算。

　　經濟學是人們認識經濟事物的方法。就像人們用體溫計可以觀察自己的體溫但不能測量牛的體溫一樣，索洛增長模型可以仿真市場經濟體未來的經濟增長，但不能仿真中國這個還不完全是市場經濟體國家的經濟增長。筆者原本的想法就如前面所說，就此寫一兩篇論文，出一本書了卻研究，根本沒有構建新分析方法、制定新研究框架的想法。實在是找不到分析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現成的分析范疇、方法和邏輯框架，才去胡思亂想。

　　中國、歐美市場經濟、經濟發展中、瞬時轉軌等國家也不一樣，解釋和仿真其各自經濟增長的模型自然也會不一樣。站在此山，回首細看此山，中國實際是一個特長周期的二元體制轉軌國家，其增長的動力來自于不斷的體制改革。于是展開、借鑒、組合和形成了二元體制國家、北京共識、華盛頓共識、轉軌階段、改革內容先后、漸近改革、二元體制扭曲、扭曲可糾正、扭曲不可糾正、體制標準值、體制扭曲值、體制扭曲差值、體制性剩余、改革TFP、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率、解釋型增長核算模型、仿真型增長預測模型、資產債務貨幣聯立模型等系列性的分析范疇、方法和邏輯框架體系。也就是說，試圖為中國二元體制經濟分析，提供一個適用于觀察這個特殊客體的體溫計。

　　從二元體制生產側的仿真增長模型看，一是計算二元體制經濟自然低增長速度；二是推進要素市場化改革推演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貼入獲得的增長潛能，仿真推進農村住宅資產化改革獲得零到市場價溢值潛能，預測城鄉土地資產化改革獲得的零到市場價溢值潛能；三是計算如果調水增地增加土地要素數量能夠得到的增長潛能。筆者的意圖是，建立推動重大體制改革和采取重大發展舉措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因果變量和互動關系的特殊的增長模型。

　　在需求側方面，筆者認為，生產增長需要消費需求的可能性邊界。將二元體制經濟分析貫徹到需求方面，計劃生育形成的人口迭代收縮、戶籍管制等體制梗阻、土地交易收入分配扭曲、高房價擠出等是二元體制居民消費需求收縮的四大體制性根源，可以與當期的產能過剩比較和平衡。但是，筆者及其團隊還沒有建立起二元體制需求側經濟增長的仿真模型，以及二元體制均衡增長仿真模型，還需要進一步努力。

　　經濟增長還有一個穩定性方面的考量。筆者先分析了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其零到市場價溢值成為經濟增長潛能的重要來源。另外一個方面是進入21世紀后，出讓土地和城鎮房屋資產的可抵押性為債務安全和幣值穩定提供了信用保證。目前看來，城鎮住宅和出讓土地是資產，而大量的農村住宅和城鄉土地不是資產，只是禁止交易和沒有價值的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即二元資料和資產體制并存。未來人口少子化和老齡化加劇，經濟下行壓力較大需要赤字刺激，土地出讓流量資產規模收縮，城鎮住宅存量資產增長回落，高負債發展模式又成為必然。債務規模擴大與資產保證信用之間失衡，難免金融體系崩潰。

　　筆者并不是專門研究貨幣理論的學者，但為了在二元體制中貨幣、債務、資產和價格等關系的分析需要（見專欄之十五《改革開放以來中國貨幣供應簡略的學理解釋》），筆者將影響貨幣供應的力量分為來自供給和需求兩個側面，供給側的因素是GDP加可交易的土地房屋資產及其價格，需求側是債務余額及其利息率，而GDP和土地房屋資產乘以價格等于債務余額乘以利息再乘以債務對GDP和資產的周轉速度。建立三聯立的貨幣模型完全是為了研究方便。當然，模型既沒有設計和加入資產價格變動、債務鏈斷裂等變量的程度和風險預警，也沒有與國際收支、人民幣匯率等變量結合起來，進行幣值大幅度波動的觀察和監測，這需要繼續深入研究。

　　需要提出的是，經常在報刊上看到一些似是而非的觀點，如減少人口會降低失業率并提高人均GDP水平，服務業會成為未來經濟增長新的動能，中國工業化發展階段已經結束，數字經濟和技術進步會強勁推動中國未來的經濟增長，……。其實，一是人為減少人口會改變人口的年齡結構，造成消費需求收縮、產能過剩、增長下行的失業上升。這已經被人口越進入和越多的地方就業越容易，人口越流出和越少的地方就業機會越少所證明。二是從世界各國，如日韓的情況看，服務業比率上升快，并且到一定水平后，增長速度從高速向中速，甚至向低速變動，這有絕大多數國家經驗數據可查，中國不可能例外。并且，增長的鮑莫爾詛咒，講的就是工業化是物質財富大規模、專業化和高生產率的高增長時期，而大部分服務業很難大規模和專業化生產，并且實物勞動生產率較低，生產成本較高，使經濟陷入低速度增長階段。三是工業化是否已經結束，不僅要從生產是不是過剩，還要從消費有沒有需求方面觀察。筆者已經觀察到一些收入階層工業化階段的物質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生產過剩是因為這部分居民收入水平較低，需求支付能力不足。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工業化階段并沒有結束。四是所謂技術進步，包括數字經濟等可以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即實現經濟的J型增長。從全球各國一個長周期看，并沒有數據給以驗證。其理由在于，技術可以替代勞動和資本創造GDP，一些新GDP的產生意味著一些傳統GDP的消失。但是，筆者并不是反對創新和技術進步，并且認為要重視和加大創新的力度。筆者擔心的是，將經濟中高速度增長全押主要甚至僅僅在創新上，愿望落空的概率太大。

　　最后，筆者要說的是，二元體制經濟分析方法只是對中國這樣二元體制的經濟體有用。筆者的想法，一是堅持常識性。因為我們天天遇到國有企業資本利潤率低于民營企業、城鄉有大量閑置土地，如果改革就會提高效率增加產量這樣常識性的現象，但是沒有將這樣一些常識變成算法分析工具。二是堅持簡單性。無論是經濟增長解釋型的核算模型和仿真型的推演模型，還是三聯立的貨幣模型，都是先簡單化，如說明問題、大體框算、用以分析和設計方案，再進行學術方面的深化和復雜化的研究。三是堅持學以致用、能夠計算、指導實踐。一些模型較為復雜，但假定場景不同，與中國二元體制不符；解釋或者仿真不可計算，或者計算結果偏差很大而不可信和不可用；或者從其計算內容中看不到問題，提不出針對性和數量化的改革方案和措施。

　　大有可能的是，中國從二元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軌完成，二元體制經濟分析方法和邏輯體系也就完成了歷史使命。當然，如果突然有一天，一些市場經濟國家也要加強行政管制，在一些方面制定計劃體制，那么這套方法和體系在分析其經濟運行和增長時可能還會用得上。當然，筆者所想的這套分析方法在學術方面只是想盡可能地解釋中國過去45年，未來也可能只用15年左右，在歷史長河中是很不起眼和很渺小的一項工作。特別是會有許多瑕疵和不足需要進一步改進，也需要大家共同討論，加以完善和扶正。

　　筆者這8年的工作，想盡學者的一點責任，目的只有一個：順著盡可能符合中國實際體制的思路，提供分析觀察用的邏輯體系，建立可從數量方面解釋和預測增長及穩定的數理算式，用以推演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的任務安排、力度傳導和各種結果，以此制定方案并予以實施，繼續推動國家的改革開放，使中國在未來保持一個穩定和中高速的經濟增長。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