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筆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體制與經濟增長和穩定關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寫了數篇論文。今天摘編《仿真推演：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增長速度》和《經濟增長：要素市場化效率與土地和住宅資產化溢值》的部分內容，并增補一些文字，作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七。

　　筆者曾經試圖用現有的一些經濟增長模型核算中國1978年以來高增長的來源，但發現無法解釋改革前后的要素投入的高產出增長究竟來自于哪里。中國1957—1977年和改革開放1978—2018年，投資（也可以用資本存量變化）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41%（去掉前增幅過大的前兩年）和18.12%，就業勞動力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62%和1.64%， GDP年平均增長率卻分別為5.5%和9.51%。改革開放前后比較，在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增長幅度分別降低66%和56%的情況下，GDP年平均增長速度卻提高了4個百分點。也就是說，現成的幾大模型也說不清楚在要素投入相對減少的情況下，產出為什么會大幅度增加。

　　于是，作者分塊尋找，先看改革開放以來全要素生產率（簡稱TFP）變動情況，再將其與歐美日韓等國家和地區TFP變動進行比較，發現中國改革開放以來TFP的增長幅度比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高得多。那么，中國的這么豐厚的TFP來自于哪里？筆者發現一是由產品和要素市場化改革釋放生產潛力和城鎮住宅資產零到市場價溢值所貢獻，這顛覆了教科書上現代經濟學上TFP因廣義技術進步而形成的定義。另一發現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建設用地出讓零到市場價值的溢值是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最大來源。其通過國民經濟核算的支出、收入和生產三法平衡，計入了GDP。這一增長的來源，由于現有的模型中沒有土地資產溢值變量的設置，現有的各大增長模型均無法對其進行核算。

　　歸納和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經濟高增長奇跡的來源，有這樣幾個重要的方面。

　　1．經驗數據不支持創新會促進經濟J型增長的看法

　　一國產出增長速度決定于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投入數量的增長速度和在要素投入量不變的情況下要素產出水平的提高。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將這種投入量不變，產出量卻因生產率提高而增加的部分，稱之為“額外”所得余值或全要素生產率。一般的經濟學教科書，認為其來源于教育普及深化、知識進展、人力資本積累、技術進步、新技術裝備化和產業化等，因此，也稱之為廣義技術進步TFP。

　　1971到2018四十八年的時間，就許多生產率計算的文獻綜合和歷史數據觀察，發達和后工業化主要國家的TFP增長率平均在0.8到1.1%之間。瓊斯用歐美的歷史數據分析，質疑研發人員指數性投入會使TFP也J型增長的看法，菲斯佩奇更是認為，從各國TFP增長看是一條平緩的曲線。筆者觀察，各國TFP增長上下波動很小，幾乎與橫軸平行。為了與中國同比，1978—2018年間，美英德法四國年平均TFP增長率分別為0.9%、0.93%、0.86和0.94%；亞洲生產率組織計算日本和韓國TFP的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1.04%和0.79%，而其計算中國TFP的增長率年平均高達3.49%。而其計算1971到1977年，中國TFP年平均增長率卻為負的2.04%。

　　中國的經濟學和政策研究界通常也認為，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的廣義技術進步促進了生產率的提高，并且對未來支撐經濟增長速度也期盼于人力資本積累和質量提高，以及技術進步和創新。一些學者還認為，創新會使GDP呈J型增長。這可能是一個希望不大的小概率事件。

　　2.1978年以來全要素生產率的71%來自于大力度的改革開放

　　一個從一元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體制釋放和計劃與市場并存的二元體制國家，其向市場經濟國家的轉軌形成生產力的釋放，即改革會獲得全要素生產率。1978年以來，中國的技術進步和技術產業化的創新能力高于歐美日韓嗎？我覺得可能性不大。二元體制國家存在著體制扭曲，造成體制性的要素剩余和資產剩余，導致產出損失。當進行體制改革時，體制扭曲被糾正，體制性扭曲所禁錮的這些剩余要素和資產其生產力和價值等內在的潛能得到釋放，增加了產出和促進了經濟增長。這就是為什么二元體制存在改革TFP的原因。

　　一方面，沒有改革開放，也就沒有教育、科學和技術的春天；而體制改革使廣義技術進步推動增長的功能正常得到了發揮，筆者這里將中國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平均增長率樂觀地確定為1%。

　　另一方面，沒有體制改革，也就沒有億萬人民和千萬家企業的積極性，如1971到1977年TFP負增長2.01%；而1978年到2018年TFP年平均增長速度為3.49%，其中的改革TFP的增長速度為2.49%。也就是說，改革開放以來的41年中，改革和創新形成的TFP增長占GDP增長的36.70%，其中改革TFP增長占GDP增長的26.18%。

　　比如，根據國家統計局有關數據計算，1978—1985年，農業總產出增長124.29%；投入部分中，農業耕地和園地增長-1.44%，有效灌溉總面積增長-1.14%，農業從業勞動力增長5.21%，化肥施用量增長63.47%，農業機械總動力增長56.31%。然而，剔除價格因素，農業從業勞動力人均收入增長高達904.42%。農業凈產出在農村聯產承包責任制改革時期，相當大的比重來自農業TFP的提高。

　　1978—2002年，鄉鎮企業創造的增加值從208.32億元增加到32 385.80億元，占GDP比重從5.66%提高到26.61%。從核算來看，25年間，勞動和資本產出（折舊加利潤）比分別為29.10%和40.08%，影子價格的地租部分估算為21.48%，而廣義技術進步為9.33%。

　　1978年開始，實施了從強調工作無私奉獻向承認個人和企業利益觀念的轉變，從平均分配到績效工資獎金體制的改革，調動了勞動者的工作積極性，在勞動力和資本數量既定甚至減少的情況下，分不同行業，產量增加從15%—40%。

　　3．產品要素市場化和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TFP增長

　　改革TFP，首先是要素從計劃配置向市場化配置改革釋放要素生產力獲得的。1978—1997年，產品和要素市場化改革TFP增長占這一時期總經濟增長的28.67%。承認個人和企業經濟利益、發展市場競爭主體、價格市場雙軌制、要素市場化配置等改革，糾正體制扭曲，釋放經濟活力，解放生產力，GDP年均增長率為10.05%，TFP年均增長率為3.87%，TFP年均增長率占GDP年均增長率的38.51%；而產品市場化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TFP年均增長率為2.87%，占總TFP增長率的74.16%。

　　中國改革TFP的另一重要來源，是城鎮住宅從實物分配和生活資料改革為貨幣分配和資產，從其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理由是，二元體制轉型的特征，是原有土地房屋等從無價格的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向有價格的資產轉變，其深刻影響國內經濟的是其從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這在一般市場經濟國家中不會發生，只是轉軌國家土地房屋價值在市場化轉軌改革中的一種特殊釋放。

　　分析和計算1998到2018年的數據，發現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TFP增長占GDP增長的14.89%，而要素市場化改革降低為8.67%。從經濟市場化、貨幣化和財富化過程看，城鎮住宅從計劃經濟體制不可交易的生活資料，通過市場化改革和貨幣化轉變為可交易的市場經濟中的財富，其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是二元體制經濟體TFP的另一個特殊和重要的來源。這一期間，GDP年均增長9%。全要素生產率年均增長3.13%，其中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均增長為1%，改革TFP年均增長2.13%。改革TFP增長的結構為，城鎮住宅資產化改革使TFP年均增長1.34%，要素市場化TFP年均增長下降為0.79%。

　　4．土地資產化是1998年以來經濟增長潛能的最大來源

　　雖然對土地和房屋的價格上漲太快有很多詬病，但土地從無價值的資源和生產資料，向可交易和有價值的資產化改革，其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是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中國經濟增長潛能的最大來源。從房地產業增加值從無到占GDP比例越來越大，其通過購買土地方的支出、地方政府的收入和資本利潤、物業租金和居民自己房屋給自己虛擬交納房租核算方式計入了GDP。并且，房地產行業和居民按揭貸款向銀行等機構所交的利息，也成為金融行業增加值的一部分。

　　1998—2018年間，土地由無償劃撥改革為有償出讓，從無價格的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轉變為資產，其源源不斷從零到市場價溢值占GDP的比例從1998年的1.17%上升到2018年的7.75%，累積形成的增加值占這一時期GDP累積額的5.38%。同時，房地產、金融和建筑業增加值占GDP和比例從1997年的1.7%、5.2%和5.8%分別上升到2018年的7.1%、7.7%和7.0%，使這三大與土地和建房有關行業的增加值從占GDP的12.7%上升到21.8%。

　　20世紀90年代后期，土地從沒有價格的資源和生產資料劃撥向有價有償出讓改革，土地先是協議出讓轉變到21世紀初的土地掛牌、招標和競價拍賣，伴隨出讓土地和城鎮住宅的貨幣化、資產化和財富化，催生和擴張了房地產為主，包括金融和建筑業的快速和繁榮發展。在國民經濟核算中，建設用地投入和出讓土地零到市場價溢值，分配方面進入了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項下；支出方面企業向地方政府交納了購賣土地款；生產方面可以以銀行收取有關貸款利息、企業土地與建筑物不分的折舊和利潤、住宅廠房商業樓租金、按國際核算規則居民自有住宅給自己虛交房租等計算其產出。

　　分析至此，最后作者發現，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奇跡，到底來自于哪里，方法先是用歸納法一部分一部分去找和整理起來，再從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數理邏輯關系加以綜合和總結，建立二元體制轉軌經濟奇跡增長的核算模型：

　　一句話小結：如果沒有產品和要素市場化和城鎮住宅及出讓土地資產化改革，就不可能有1978年以來中國經濟的高增長奇跡。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