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周天勇

　　專欄按語：2021年底，筆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體制與經濟增長和穩定關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寫了四篇論文。今天摘編第一篇《從轉軌到并軌：超大規模二元體制經濟學的內在體系》第二節的第一部分，作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二。

　　20世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一大批亞非拉國家要走工業化道路，其目標是從經濟社會落后的狀態向發達的現代國家邁進，這是一個國家從農業農村經濟社會向工業城市經濟社會結構轉型的過程。因發展中國家結構動態看不是既定的，而是一個變動的過程。因此，形成了兩部門分析經濟發展的結構主義方法。

　　那么，如何數理方面分析中國1978年以來經濟發展的奇跡？就現代經濟學的各學派看，有凱恩斯主義的哈羅德-多馬、新古典主義的索洛和結構主義的劉易斯和喬根森等二元轉型等三大經濟增長模型核算和預測。而對中國的實踐，有學者提出了新結構主義要素稟賦結構變動的增長理論，都或多或少地解釋了中國建國以來GDP高速增長的來源。

　　然而，凱恩斯主義的增長理論，雖然強調國家的作用，但其運作的對象是微觀一元的市場經濟，當然他們相信政府用宏觀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投資需求可以抹平蕭條而促進一國的經濟增長。后面的分析中會提到，新古典主義經濟增長理論，其分析對象是既定一元市場體制的國民經濟，側重點在要素價格機制調節各種要素最優配置，以及廣義技術進步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等方面。而結構主義的增長理論，其場景是傳統部門與現代部門二元結構的發展中國家，從自然經濟向市場經濟演進的過程中，重點分析勞動力要素從農村農業低生產率領域向城市工業高生產率領域轉移推動的經濟增長過程，結構性城鄉就業供求及勞動力價格調節是人口遷移和勞動力流動配置的動力機制。不論其之間有著對國家和市場二者的作用或對發達經濟與發展中經濟不同的看法，但其微觀經濟基礎都是一元的市場經濟體制。

　　新結構主義經濟學，與上述其他理論相比，較為貼合中國發展歷程地分析了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從1978年以來源于要素稟賦結構后發優勢的增長。其以一個經濟體在每一個時點給定、隨著時間可變的要素稟賦及其結構為切入點，來研究決定此經濟體生產力水平的產業和技術以及交易費用的基礎設施和制度安排等經濟結構及其變遷的決定因素和影響，進而主張發展中國家或地區應從其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出發，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在“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共同作用下，推動經濟結構的轉型升級和經濟社會的發展（林毅夫，2011）。

　　我們1978年開始了其現代化意義上的二元結構轉型過程。就目前看，中國也還是一個發展進入工業化進程中后期的大國。因而，筆者并不否認新結構主義經濟分析方法解釋中國過去和仿真中國未來的適用性。改革開放以來，黨的正確改革方向、地方政府經濟競賽、基礎設施資本快速積累等等方面的有為，極大地促進了經濟的高速增長。未來中國經濟的進一步轉型，既需要邊界清晰而不越位的有為政府，也需要從其自身要素稟賦結構出發，由政府提倡而市場主導選擇和發展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因而，新結構主義是系統解讀中國經濟奇跡和判斷中國未來經濟在分析體系方面的重要創新。

　　然而，中國除了結構轉型之外，還是一個從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體制轉型的國家。中國的特殊性在于其體制并不如同東歐諸國和俄羅斯一樣用兩到三年時間完成了瞬時轉軌，而是一個漸進了45年，二元體制還沒有完成并軌的國家。因此，筆者認為，新結構主義經濟理論可能并不能全面和準確地解釋過去中國經濟增長的源泉，其不足很可能在于這樣幾個方面。

　　首先，1978年以來，中國不僅發生了結構轉型升級，還經歷了從計劃向市場的轉軌，同時又是一個二元體制的國家，對這種雙二元轉型經濟體經濟高速增長的解釋，只分析結構而不論及體制，針對性不強。中國作為一個經濟體，最明顯的特殊性就是特長周期的二元經濟體制，同時又是一個從農業農村向工業城市二元結構轉型和產業結構不斷升級的國家。二元結構的要素剩余，主要是指農業中自然存在的結構性剩余勞動力；而體制性剩余要素則是指由于體制扭曲，在城鄉和國有企業中閑置和低利用的勞動力、資本和土地。中國的經濟高速增長，源于1978年以后，農村土地承包、城鎮計件工資、企業放權讓利、價格和市場雙軌制、產品市場銷售、要素市場化配置和土地房屋資產化等改革，釋放了禁錮在計劃體制中的生產力潛能和財富價值。如果人民公社不解體、集體勞動不廢止且農民外出要請假，就不可能有農村結構性剩余勞動力向城市和工業源源不斷的轉移，也不可能出現要素稟賦后發優勢的經濟奇跡。因此，對體制扭曲性剩余釋放經濟奇跡的解釋，最需要的思路和方法還是二元體制的學理邏輯和框架。

　　其次，新結構主義經濟學認為中國有效市場是過去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二元體制經濟中，中國總體上不可能存在一個完善而有效的市場，二元體制場景中市場扭曲是一個常態。那么，1978年以來的經濟增長奇跡到底來自于哪里？二元體制經濟分析認為，不斷推進的改革，在不斷地糾正市場的扭曲，釋放了增長的潛能，提高了要素的生產力水平。目前，勞動力要素配置被戶籍管制、子女教育歧視、居住成本高昂、醫養社保分割和土地退出粘性等體制所扭曲；資本要素配置被銀行歧視和國有企業低效率所扭曲；土地要素配置被建設用地指標和禁止二級交易所扭曲；資產市場則更是被禁止農村土地和房屋使用財產權交易所嚴重扭曲。迄今為止，存在和起作用的仍然是一個被扭曲的市場。

　　再次，新結構主義認為，可以通過宏觀調控政策刺激流動性獲得經濟增長潛能。但是二元體制經濟分析證明：之所以改革開放以來中國獲得了發展奇跡，最重要的是通過體制改革釋放了要素的生產力和財富的市場價值。像一元市場經濟體制變動的發展中國家，增長潛能在結構性的剩余要素之中。當經濟趨于蕭條時，實行擴張性財政和貨幣政策，注入流動性，通過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擴張等方式轉移利用勞動力和土地等要素，可以支撐一定目標的增長速度。但是，在二元體制經濟體中，經濟增長的潛能，是扭曲禁錮的體制性剩余生產要素和資產價值。財政和貨幣總量性政策刺激無法糾正體制性的扭曲，只有體制改革才能釋放被禁錮要素的生產力和資產的市場價值。

　　第四，新結構經濟學強調資源豐富國家公共租金管理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促進作用，但實踐中如果過度化會產生相反的負作用。其認為從資源商品收入中拿出合理的一部分用于人力資本、基礎設施和社會資本的投資，對產業多樣化和產業升級提供了因勢利導的支持。從中國經濟的實踐看，全口徑的政府宏觀稅費收入占GDP比例一度曾達到38%，高于發展中國家和轉軌國家的平均宏觀稅負水平。特別是地方政府將農村城郊集體土地低補償征用后，將其當作公共資源在行政壟斷性的競價平臺出讓，形成收入絕大部分歸于地方政府的土地財政，資金和債務源源不斷地投入交通水利基礎設施和樓堂館場等設施。但是，與之相比，教育、醫療、養老和居住方面政府的公共服務投資嚴重不足。用公共資源去支持誘導產業發展，每一項重要的產業支持都由部門和地方政府來集中投入辦大事，于是芯片、電動車、風能、太陽能、合作社和鄉村振興等諸事的政府補貼泛濫，騙補套現之風四起。后期的結果是：國內居民收入水平偏低，消費需求不足，產業資源配置信號和競爭機制受到扭曲，資源配置浪費嚴重，經濟增長缺乏良性循環的動力。

　　最后，政府有為既有正向作用，有時也會因政府過度作為和亂作為出現負作用。市場有其失靈的方面，如信息不對稱、生態破壞、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和貧富差距等等，需要由政府對其進行有為地調節和彌補。然而，一些地方政府的過度作為和亂作為，也帶來了一系列的負面作用，如在治理污染、控制碳排放、拆除違建、防控疫情等諸方面，缺乏因事、因企和因地精準治理，管控上往往出現諸如“拉閘限電”等這樣“一刀切”的行動，成為經濟增長下行的壓力來源；一些地區形成各環節預算軟約束下的地方政府上大項目、平臺企業大幅舉債、國有企業熱衷墊資建設和國有銀行敞口給地方投資平臺和國企發放貸款的“追求新政績—不還舊債務—越積債越多”的惡性循環；本來由市場調節和法律規范的經濟運行，政府和各行政部門限制性規定越來越多和越來越細，就業、投資、建設、銷售等前置的證書、資質和評價，過程中的驗收、調研、評比、檢查、整治和罰款等等，也多如牛毛。如此種種，影響了經濟主體的營商環境，干預了市場經濟的正常運行，加大了企業應對體制扭曲的成本，成為多年來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重要原因之一。

　　早期主流結構主義的發展經濟學，其在政府與市場的關系上，認為對于經濟不發達的國家，政府集中和分配資源的作用十分重要。因此，他們強調國民經濟資本積累、工業化過程和計劃調節，甚至人口控制的作用。特別在對外經濟戰略和政策上，采取了進口替代的工業化戰略，給出的策略建議是不引進國外投資，應當多借外債自己投資辦企業。而提出的體制和政策安排是計劃經濟的進出口配額管理、匯率官定和高額關稅。拉丁美洲許多國家是實施早期結構主義經濟發展偏重政府主導理念的典范，與偏重市場調節主導理念和實施出口導向工業化戰略的日本、韓國、中國臺港和新加坡等東亞地區相比，經濟發展方面前者在二次世界大戰后的早期似乎有一定成長，20世紀70年代開始乏力，后期則因經濟負和低增長而進入了稱之為“拉美失去的20年”；而東亞上述地區二戰后卻經濟持續高速增長，創造了世界經濟史上發展的奇跡。因而，后來的發展經濟學理論及其實踐進行了這樣一些調整：從過去強調政府對經濟發展的推動，轉變為強調市場機制對資源的優化配置；從重視經濟發展中物質投資，轉變為重視教育發展和人力資本對經濟增長的促進作用；從計劃管理、進口替代和借債投資國有工業，到取消配額、匯率放開、降低關稅、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發展國內工業（周天勇，2020）。中國已到工業化的后期，資本的邊際收益逐步下降，市場化配置的人力資本作用越來越大，還有二元體制國家土地要素及房屋資產市場化改革的潛能也很大，經濟增長的來源越來越倚重于改革解鎖體制禁錮形成有為和有效市場，并且邊界清晰并不越位的有為政府。因此，目前實踐上需要的是避免對新結構主義發展經濟學形成曲解，防止一些部門和地方出現二元體制的并存膠著，甚至一些方面計劃體制的復歸。理論上看，二元體制視角和思路，可能是解釋中國經濟奇跡、仿真未來發展和制定發展戰略及政策等方面，可能符合中國實際的不可或缺的分析思路和方法。

　　參考文獻及名詞解釋：

　　1．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框架．經濟學（季刊）．2011，10（01）．1-32．

　　2．這里的樓堂館場：指過度豪華的教育、醫療、文化等事業單位設施，政府、人大、政協和各局委辦辦公樓宇，各類會堂、供過于求和豪華的圖書館、博物館、成就展覽館、體育館、科技館及其各類面積很大的廣場等。

　　3．周天勇．發展經濟學理論的演變．發展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20年8月．

　　刊載于《探索與爭鳴》2022年第5期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