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底，筆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體制與經濟增長和穩定關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寫了數篇論文。今天摘編《從轉軌到并軌：超大規模二元體制經濟學的內在體系》第四節第三部分、《體制剩余：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二元體制轉軌數理邏輯與未來經濟增長仿真展望》、《仿真推演：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第四部分，并增補一些文字，作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六。

　　1．    數量分析的邏輯前提和二元體制思路

　　前面我們討論了中國長周期二元體制大國、經濟體制改革三大邏輯、扭曲可糾正和不可糾正等經濟學特征和范疇。說明了這樣一些前提：（1）中國是一個特殊的經濟分析客體，不能簡單地套用一般成熟市場經濟體和經濟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分析方法討論中國特殊的經濟運行和增長。（2）中國市場化改革并沒有完成，從過程上看到了二元體制向一元市場經濟體制并軌的階段；從內容上看，產品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但還有許多短板，土地要素市場化改革只是扭曲地進行了一部分，土地和農村房屋資產化改革才剛剛起步。（3）因計劃體制在一些領域還較強勢，并且行政管制紛繁多雜，資源配置與市場調節之間的扭曲是國民經濟宏微觀運行的常態。

　　我們能夠計算體制扭曲造成的產出損失，并仿真未來如果有針對性地進行體制改革所獲得的經濟增長潛能嗎？用學術語言講，能不能揭示中國經濟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之間內在的數理關系，并且可量化解釋過去增長奇跡來源和仿真推演改革推動增長的未來？

　　經濟發展理論，就是用二元結構分析法，定義了農業和非農業兩個部門，前者效率低下而后者有較高的勞動生產率，前者有很多的剩余勞動力和后者擴張需要勞動力就業，前者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向后者流動轉移，促進了經濟的持續增長。

　　二元結構分析給討論二元體制提供了可借鑒的方法。計劃體系低效率而市場體系有著較高的效率，計劃體系中禁錮了大量的資源—實際是體制性剩余，市場化改革解除禁錮就會提高整個資源配置的效率，獲得改革釋放的生產潛能。那么，如何建立起二元體制與生產和增長間內在的數理關系？

　　2．    市場競爭標準值和二元體制扭曲值及體制性剩余

　　衡量繁多的經濟事物，有各種各樣的指標。我們將市場經濟國家、市場化發展中國家、轉軌后市場經濟國家、中國市場競爭領域的有關重要指標，定義為市場競爭標準值；將中國受計劃和行政管制影響的有關重要指標，定義為二元體制扭曲值。

　　接著我們可以通過國際和國內比較找到2021年各類改革與增長關系有關變量的市場競爭標準值：市場經濟國家曾經與我們同樣人均GDP發展水平時的人口城市化水平77%，農業就業勞動力占總就業勞動力比例11%；中國完全市場化競爭的民營企業權益資產利潤率5%左右，中國招拍掛土地價格200萬元/畝左右（工商住宅等用地平均出讓價，然而土地壟斷拍賣），城鎮住宅價格9874元/建筑平方米等。

　　我們也可以觀察到中國二元體制扭曲值：如人口遷移管制等約束下中國的常住和戶籍人口城市化水平分別為64.72%和46%、農業勞動力占總就業勞動力比例22.87%，國有企業權益資本利潤率1.5%，禁止交易的城鄉土地價格為零，農村住宅不能市場化交易價格為零。

　　體制扭曲差值。如果我們將市場競爭狀態下的人口流動、要素價格、市場狀況、收入和消費水平、資產是否交易等數值和狀況看成是標準值，而將二元體制經濟體有關的數值和情況看成是扭曲值，則標準值和扭曲值相比較，就是體制扭曲差值。這是一個在分析二元體制扭曲中最為關鍵和核心的變量，其意義在于，通過它可以內在地度量扭曲的數量程度。長期以來，學界在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數理關系的經濟學分析沒有得到突破，原因在于雖然隨處可見卻忽視了對市場競爭標準值和二元體制扭曲值這兩個數值，這致使體制扭曲差值這一二元體制最為主要的一個內生變量沒有得到學理方面的重視。

　　3．    體制性剩余和產出損失及增長潛能

　　體制扭曲差值是一個在分析二元體制扭曲中最為關鍵和核心的變量，其重要學理和實踐意義在于，通過它可以度量體制扭曲的數量和程度，建立起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內在的數理因果關系，使推進體制改革部位、重點和力度變化與經濟增長速度的方案得以制定，并就不同的方案進行仿真試錯和比較推演。

　　在研究過程中，我們發現了轉軌國家的一個經濟現象：資源和要素存在著體制性剩余。未曾想到的是，體制剩余成了我們二元體制經濟分析的基礎經濟學范疇。這里體制剩余中的剩余，與經濟學中另一概念消費者剩余中的剩余不同。它與發展經濟學中的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中的剩余類似，但二者又有區別。二元經濟體制中的資源和要素剩余，指由于體制扭曲和摩擦——體制因素使得資源和要素的數量、價格不能完全調整（incomplete adjustment），造成了資源和要素的閑置、浪費和低效率利用，是體制性的剩余；而發展經濟學中的勞動力剩余，是結構性的剩余。（周天勇，2021）

　　首先，求出體制性剩余。可以以標準值和扭曲值的差值，估算出二元體制經濟中由于戶籍管制等造成的農村和農業領域中體制性剩余勞動力數量。因此，用體制扭曲差值與標的規模的數理關系，可以計算出各個方面的閑置和低利用，即體制性剩余資本、勞動力和土地要素數量和土地及房屋剩余資產數量（周天勇，2021）。

　　其次，用差值可以計算出體制扭曲造成的產出損失。依照“按照標準值應該有這樣多，但是以扭曲值沒有那么多；或者按照標準條件應當有，但是以扭曲體制沒有”這樣反事實的邏輯，計算國民經濟產出損失。如用2020年國有企業權益資產利潤率扭曲差值，可以計算出體制性剩余資產為63.12萬億元、當年生產總值損失為3.33萬億元。

　　最后，可以將體制性剩余倒貼投入，計算潛在的增長能力。以“體制扭曲場景下沒有那么多，體制改革向標準值變化會達到那么多；或者體制扭曲下沒有，體制改革會有”的市場條件和標準還原邏輯，估算向市場化改革所能夠增加的國民經濟產出。比如深化國有企業體制改革，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如果改革到位，僅體制性剩余權益資本提高效率，就會有年均1%的增長潛能。再比如，目前零價格的土地資產化改革，放開交易，按照其年平衡和波動不大的交易率，從支出、收入和生產方面，計算出資產化改革土地零到市場價溢值的增長潛能。還比如，推進生活資料性質的農村宅地住房資產化改革，按其年平穩和波動不大的交易，其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可以歸到每年的全要素生產率增長潛能中。

　　名詞解釋：消費者剩余（consumer surplus）又稱為消費者的凈收益，是指消費者在購買一定數量的某種商品時愿意支付的最高總價格和實際支付的總價格之間的差額。消費者剩余衡量了買者自己感覺到所獲得的額外利益。

　　摘編于筆者《探索與爭鳴》2022年年第5期《從轉軌到并軌：超大規模二元體制經濟學的內在體系》、《學術月刊》2021第4期《體制剩余：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現代經濟探討》2022年第4期《二元體制轉軌數理邏輯與未來經濟增長仿真展望》和2022年《改革內參》總第1770期（本期不涉密）《仿真推演：經濟體制改革加快經濟增長速度》等論文。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