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學校更名的背后，是民辦教育從“野蠻生長”到規范發展的轉變

2018年9月1日，北京市朝陽區芳草地國際學校舉行開學典禮，小學生們陸續走進校園。圖/視覺中國

　　文 |《財經》記者 金貽龍 周縵卿

　　在北京市教育委員會（下稱“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資格的普通高中學校名單》中，北京世青學校校長助理李猛注意到，自己學校的名稱已經沒有了“國際”二字。“現在學校名稱不能再和‘國際’沾邊了。”他說。

　　李猛所在的學校從2001年建校至今，逐漸發展成十二年一貫制學校，招收中外籍學生，生源穩定。

　　這種變化并不出人意料。一年前的2021年5月，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下稱“兩辦”）就已印發《關于規范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意見》（下稱《意見》）要求：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名稱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全國”“世界”“國際”“全球”等字樣；不得包含公辦學校名稱及簡稱；嚴禁引進境外課程及教材開展教學。

　　這意味著，面向中國籍學生的民辦“國際學校”被納入義務教育體系，并面臨著一系列合規調整。2022年3月29日，北京市朝陽區清華附中國際學校宣布，正式更名為北京市朝陽區清森學校。這是《意見》出臺以來，北京市第一所宣布更名的“公參民”學校。

　　當日，該校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消息稱，清森學校是清華附屬實驗學校管理的清華附中一體化合作學校之一，本次更名是為了響應教育部及北京教委的號召。除了校名變更，學校延續原有的辦學管理及內核，包括辦學管理主體、教育教學管理團隊、辦學理念。

　　《財經》記者梳理公開信息發現，近一年來，在上海、廣州、深圳等十余座城市，有超過100所民辦學校更名，其中，近半數學校的原名稱涉及“國際”“雙語”“中英文”等字眼。

　　此外，《意見》還要求，原則上不得審批設立新的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受新政策影響，此前未獲得辦學許可的國際化學校只能宣布停招、停辦或分流學生。

　　過去幾十年，無論是逐步放寬的政策環境、中國家庭日漸寬裕的經濟實力，還是人們對教育多樣化的追求，都為各類國際化學校的出現提供了土壤。根據教育行業服務平臺 “新學說”的研究，中國的國際學校數量從1999年的86所增加到2019年的861所。

　　在民辦教育制度改革的背景下，褪去“國際”標簽，眾多國際化學校又該如何續寫新故事？

　　討論聲中，有人認為，新的改革有利于規范辦學，促進民辦義務教育事業發展；也有人擔憂，隨著政策趨嚴，國際化學校的辦學自主權乃至行業生存空間都將受限。

　　李猛看來，“這個市場還是夠大的，你想繼續生存下去，必須得按規定辦學”。相比過去追求規模效應，他認為，一些辦學者未來可能會減緩開分校的計劃，“小而精”“本土化”或許是國際化學校轉型的方向。

　　國際學校更名的背后，是民辦教育從“野蠻生長”到規范發展的轉變。

　　褪去“國際”標簽

　　“各地都在積極行動，力度和范圍空前。” 談及這一輪學校更名，北京民辦教育協會副會長馬學雷表示。

　　北京教委公示的《2022年具有招生資格的普通高中學校名單》顯示，北京市朝陽區青苗國際雙語學校更名為北京市朝陽區青苗學校。另據北京市海淀區民政局4月12日做出的行政許可，北京市海淀國際學校更名為北京市海淀外國語騰飛學校。

　　從更名方式來看，以上兩校均褪去了“國際”標簽，區域特征則繼續保留。

　　上述名單中，共有八所學校已更名，這當中，除了更名后的北京一零一中大興分校（原北京市大興區榆垡中學），其余七所均原為國際學校。

　　“這些學校應該都是最近一年內更的名，我們的更名還沒有徹底完成，還在走程序中，很多學校也都是這種狀態。”5月18日，李猛對《財經》記者表示，除了向教委提出申請，還要經過民政部門的審批。

　　中國對民辦學校名稱此前已有要求。2017年，原國家工商總局和教育部發布的《關于營利性民辦學校名稱登記管理有關工作的通知》明確規定：“民辦學校名稱不得冠以‘中國’‘中華’‘全國’‘國際’‘世界’‘全球’等字樣”——從名稱規范上來說，該通知與兩辦2021年5月印發的《意見》類似，只不過，前者針對的是營利性民辦學校，后者則指向民辦義務教育學校。

　　地方的要求更加細化。2020年，成都市教育局印發的《成都市特色化校名命名導則（2020年版）》提出，學校（含普通中小學、幼兒園和非學歷高等教育機構）名稱不得冠以外國國家名稱、國際組織名稱字樣；不得冠以“雙語”“英美”等與實際不符或容易產生誤導作用字樣。登記使用的外文名稱應當與中文名稱含義一致。

　　除了民辦義務教育學校，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也受到約束。

　　2022年1月9日，廣州市教育局網站也發布通知，同意批復八所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變更辦學名稱。

　　2021年9月，業內就曾傳出消息，蛇口國際學校（Shekou International School，簡稱SIS）更換了校名和Logo（徽標）。目前，該校中文校名為深圳市蛇口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新徽標不再體現中文“國際”字樣，但英文校名仍與原名保持一致。

　　公開資料顯示，SIS是珠三角地區最早、最大的國際學校，于1997年獲得教育部頒發的外籍人員子女學校辦學許可，也是第一批獲得國家認證的國際學校。

　　根據教育部定義，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是中國政府特許設立、為在中國境內合法居留外籍人員的適齡子女提供教育服務的專門學校。對于這一類學校的名稱，教育部2014年底已出臺《關于做好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有關工作的意見》予以規范。

　　具體來說，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只能使用一個名稱，其外文譯名應當與中文名稱相符；應當反映不同國別普通教育的性質、層次和類別；名稱前應加上所在省份或城市的名稱；“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必須作為學校名稱后綴使用。

　　但在過去多年里，一些外籍人員子女學校往往將品牌名和“國際學校”四字綁在一起，比如廣州譽德萊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更名前為廣州譽德萊國際學校。容易與之混淆的還有另兩類常見的“國際學校”：一類是僅招收外國學生的公立中學國際部，在北京，大眾熟知的人大附中國際部就屬于這類；另一類則是同時招收中外籍學生的民辦學校。

　　馬學雷指出：“民辦國際學校不是一個嚴謹的概念，如果是按辦學性質劃分，國內只有公辦和民辦兩種學校，且二者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無論是教育法、義務教育法，還是民辦教育促進法（下稱“民促法”），都沒有賦予“國際學校”法律地位。

　　外籍人員子女學校雖然通常被視為“國際學校”——學校官網也多如此宣傳，但是按照規定，這一類學校不在中國學制系統內，其實施的教育活動也不屬于中國國民教育序列的學歷教育。

　　2022年3月28日，教育部在《關于進一步做好普通中小學招生入學工作的通知》中再次強調“公民同招”，并要求加強外籍人員子女學校招生管理，不得假借民辦學校等名義招收中國籍學生。

　　“種種政策釋放的信號非常明顯——在義務教育階段，中國學生必須接受國內教育且參加中考，市場上有一些機構打著‘國際學校’旗號，吸引那些打算留學的孩子上國外課程，這并不符合規定，也不屬于正規的義務教育。” 21世紀教育研究院院長熊丙奇指出。

　　北京的國際教育咨詢機構“愛選未來”負責人張海向《財經》記者分析，在北京地區，現在名稱前帶有“國際”“雙語”等字眼，且有一定體量的民辦學校，基本上都有20年以上歷史了。經過這些年的發展，無論是生源還是師資都已穩定，本次改名對它們的影響并不大，而對一些創立時間不久的學校品牌而言影響較大。

　　隨著“國際”標簽的逐漸褪去，一個值得注意的細節是，多所學校開始突出“多元高中”“國際化學校”“以漢語為中心”等宣傳用語，這也體現出政策及相關法律法規對這一行業領域的管理趨于嚴格化、規范化。

　　“國際學校”往事

　　李猛在國際化教育行業從業多年，本能地關注政策，當得知民辦義務教育學校不能再叫“國際學校”時，其第一反應是，“以后要越來越規范化了”。但畢竟是用了多年的校名，一些辦學者內心多少也夾雜著一絲復雜的情感，這既隱含著對早期民辦教育政策紅利的感激，也對未來發展方向有一些不確定。

　　要理解這種復雜的情感，不得不提到一個事實：國際學校已經在中國存在了40多年。1980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等五國大使館共同建立北京順義國際學校，在“新學說”的研究中，這是改革開放后第一所完全采用國外教學和管理體系的學校，代表官方認可的、正式的國際學校開始出現。

　　此后20年間，越來越多的國際學校在各地舉辦，比如北京京西學校、上海耀中國際學校、廣州碧桂園學校，還有前文提及的SIS，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這期間，一個重要背景是，1997年10月1日，《社會力量辦學條例》施行，允許企業進入教育領域，政府包辦的辦學體制被突破。

　　雖然政策開了口子，但據“新學說”的統計，截至1999年，全國86所國際學校中，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仍然占了38所。

　　改變是一點點發生的。在北京市新英才學校（下稱“北京新英才”）執行校長劉煒的口中，上世紀90年代末與本世紀初之交，北京以順義區的溫榆河為中心，逐漸形成了一片別墅區，外資企業紛紛入駐，宜居的環境、便利的交通，吸引了很多使館工作人員和外企員工到附近工作或居住。這一群體本身就接受過良好的教育，自然對子女教育有更多個性化需求。在這種情況下，一批民辦國際學校應運而生，并與外籍人員子女學校二分天下。

　　“順義區是北京最早一批民辦國際學校聚集的地方，也是目前北京民辦國際學校辦學水平最高、規模最大的區域，現在光是我們學校附近就有八九所成規模的學校，這當中，很多都是十二年一貫制的，在校生數量基本都在500人-1000人，要是算上幾家雙語幼兒園，那就更多了。”劉煒告訴《財經》記者。

　　劉煒所在的北京新英才創辦于2008年，靠近順義區潮白河，前身是北京市力邁學校（下稱“力邁”）。按照辦學性質來區分，力邁算是一所民辦高中，建校于1995年，但后來辦學遇到困難，就在這個時候，以教育起家的新英才控股集團將業務拓展到北京，就接手了力邁。重組后的15年間，北京新英才逐漸發展成一所十五年一貫制的國際化學校，囊括了基礎教育各個階段。

　　“我們趕上了民辦國際學校蓬勃發展的時期，如果用一句話來總結背后的原因，那就是中外交流更加頻繁，全球經濟的一體化進程深刻改變了中國。”劉煒感慨，隨著中國富裕家庭不斷增多，出國留學的需求激增。

　　數據支撐了劉煒的觀點。新東方發布的《2019中國留學白皮書》援引教育部數據顯示，2018年中國出國留學人數達到66.21萬人。該報告還稱，對比2015年-2019年數據，低齡留學浪潮漸興，就讀于私立學校國際班、國際學校的群體持續上升。此外，2019年來自普通家庭的孩子占比達到43%，成為留學群體的主力。

　　北京市順義區諾德安達學校校長辛國嵐提供了更為細微的觀察。

　　辛國嵐在國際化教育領域耕耘20年，歷經變遷，感觸頗深。她說：“以前的家長覺得，國際教育就是學外語，上國際學校是為了逃避應試教育。現在不一樣了，家長們更關注對于孩子軟性技能的培養，關注個性化需求。其實國際化教育的本質是讓孩子擁有選擇的權利與能力，按照每個孩子不同的特點幫助他們全面發展，這和中國兩千年的教育傳統并無不同，國際化學校在人均資源和師資配備上的優勢，可以讓有教無類的想法真正得以實施。”

　　2003年，《社會力量辦學條例》被廢止，取而代之的是民促法，同年，《中外合作辦學條例》出臺。該條例明確：中外合作辦學屬于公益性事業，是中國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在這之后，辛國嵐曾以北京市骨干教師的身份，參與了高中教材的編寫，她的感覺是，“公立教育也在尋求改變”。

　　接下來的故事，人們都再熟悉不過了——公辦中學國際班遍地開花，儼然成為攪動教育領域的“鯰魚”。《法制晚報》曾經記錄過這樣一個場景：2015年5月，在北京國際高中大型公益說明會上，本來預計在中午12點半結束的活動，又延長了一個半小時，僅上午四小時內，就有超過4000名家長前來咨詢，由于現場人流較大，每隔十分鐘才能“放行”十人。這一年，北京公辦學校國際班計劃招生1430人，招收比例在1：10左右。

　　然而，隨著國際學校越來越多，在滿足留學需求、推動基礎教育課程改革的同時，也出現了高收費、掐尖招生、課程設置混亂等問題。多年前，就有教育專家和政協委員質疑，公立高中國際班擠占了公共資源，加劇了教育不公平。

　　2013年9月5日，教育部相關負責人也曾在一次會議上指出，中學目前開設的“國際部”“課程改革實驗班”等，是在打“擦邊球”，收費缺乏法律依據。這也被解讀為對公立高中國際班發出“禁令”。

　　根據國金證券的一份研報，2013年教育部出臺《高中階段國際項目暫行管理辦法》草案，對公立學校國際班進行規范，多個城市也明確，在未來不再審批新的公立學校國際班，同時不再擴大招生規模。公立學校國際班的數量此后開始減少。

　　“我們可以看到，這20多年來，總是有一些突破政策的亂象出來，其間也出現過政策起伏。現在確實該好好進行疏理和總結了，不能再讓這些亂象擾亂教育秩序了。”教育學者、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程方平對《財經》記者說。

　　“非營利”之后

　　規范辦學名稱之外，2021年9月1日起開始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實施條例》（下稱《民促法實施條例》）要求，不允許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一直以來，在教育“不得以營利為目的”的法律環境中，有部分民辦學校卻以“非營利”之名行“營利”之實，對于“民辦學校是否可以營利”，立法界也經歷過多輪討論。

　　2002年出臺的民促法允許民辦學校可以取得“合理回報”。2016年11月7日，民促法修訂完成，提出“營利性、非營利性”分類改革于2017年9月1日實行。修訂后的法律刪除了“合理回報”說法，同時規定“不得設立實施義務教育的營利性民辦學校”。

　　這意味著，小學和初中只能登記為非營利性機構，同時投資人不能再取得分紅，否則屬于違法。業內普遍認為，該規定是對民辦國際學校影響最大的條款。

　　在民辦國際學校的舉辦者中，既有德威、赫德這類外國私立學校品牌，也有成長于中國本土，再謀求全球布局的教育類上市公司，比如楓葉教育等；還有一類則是通過原民辦義務教育學校轉制而來。

　　無論哪種類型，辦學的前提都是先拿到牌照，一種常見做法是使用國外教育機構名稱，業內俗稱“貼牌”。張海解釋：“運營方先拿到使用品牌的授權，然后再與地產商談合作。比如說，你（地產商）給我出場地建學校，我（運營方）給你推薦地產項目。一般情況下，都是運營方和品牌方打包一個價格，品牌使用費和利潤分成具體是多少，就要看合作的深淺了。在沿海發達城市，這已經是很成熟的商業運作模式了。”

　　張海還表示：“國際學校每年的學費基本都在20萬元以上，遠遠超過公立學校的收費標準，上得起的都是富裕家庭，家長可能成為地產商的客戶。”

　　與地產商互為捆綁辦學的“公參民”學校類似，一些民辦國際學校與公立中學、高校的合作也多為名義上的。“辦學初期，主要是借用公立學校的牌子把體系建起來，等成熟之后，雙方的合作就取消了，再獨立出去。”張海透露，改名只是第一步，也是最容易實現的，后面可能還牽涉到股權調整、工商變更、利益分配方式及教學體系的變化——這也就不難解釋，在本次“更名潮”中，也有部分民辦學校兼具國際（雙語）學校和“公參民”學校的雙重特征。

　　“在義務教育階段，各國都是以公辦教育為主。但是20年前，我們的公辦教育發展還不完善，放在當時的背景來看，鼓勵‘公參民’學校和社會力量辦學，允許‘合理回報’也是可行的。但辦學校的初衷應該是辦教育，而不是辦公司，這一點當時好像并沒有想透。”程方平表示。

　　不過，程方平也強調，外界不能因為看到民辦學校掙了錢，就完全否定其存在的價值。他說：“民辦教育的優勢是擁有更大的自由度，很多改革也是從民辦學校先開始的，以前很多殘疾人進不了普通公辦學校，主要是一些民辦性質的專門學校在接收他們，這些學校可以幫政府和有實際困難的人做些事，如果有好的制度保障，有條件辦得更好。”

　　上世紀90年代初，還在教育部一家直屬單位任職的程方平和一些教育界人士，在北京辦過一所十二年一貫制民辦學校。建校伊始，《社會力量辦學條例》尚未出臺，當年的相關部門對民辦學校的態度是，“辦得再好，也不給你支持”。即便如此，他們還是做出了一些探索，比如英語學科，除了使用官方推薦用書，學校還自編教材，增加口語交際環節；美術課教學生編織手工藝品；體育課要求每個學生都有強項，辦學第二年，學校參加全區運動會就摘得團體三等獎。

　　“民辦教師往往更有危機意識和探索精神，我們當時還給老師在職學習、出書、做研究的機會。當你認可他們的工作能力和創造力，給他們的成長提供幫助，他們會記你一輩子。”程方平認為，即使放在今天，當年所做的探索也是超前的，不過因為體制原因，那所學校辦到第七年，他選擇了退出。

　　這些年，隨著民辦教育力量的壯大，也滋生了一些權力尋租、黑箱操作現象，加劇了社會焦慮。多位受訪專家表示，“這種現象是時候該得到矯正了。”這也正是《民促法實施條例》所肩負的使命。

　　在《民促法實施條例》中，除了通過“設禁區”等方式，對當前民辦教育某些領域中出現的過度資本化、商業化“亮紅燈”，還進一步明確了非營利性民辦學校在稅收、用地、補助等方面享有與公辦學校同等的權利。

　　程方平也關注到了這些政策，但他表示，民促法及其實施條例更大的意義是起導向作用。“它傳遞了一種希望，即我們要把民辦教育越辦越好，國家會支持你，和公辦學校一視同仁，但真要碰到具體的事，能否真正落實到位，還依賴地方出臺細則，以及相關部門的執行力度。”

　　另一個問題是，一些國際學校屬于十五年一貫制，如果打算將非義務教育階段登記為營利性民辦學校，那就意味著，學前（比如幼兒園）和高中要與義務教育階段（一年級至九年級）進行拆分，這將不可避免地帶來資產、土地等方面的切割。

　　“哪一塊是成本，哪一塊用于學校發展，哪些又是收入，在現實運作中很難捋清楚。”程方平指出，現階段，尤其是面向高中階段的民辦學校是一個特殊類別，相關法律法規制度雖有提及，但還不夠充分。這可能會出現一些探索，而有些探索是積極的，有些則是消極的，甚至純屬鉆空子。

　　對此，程方平呼吁，對于包括國際化、雙語類在內的民辦學校，如何監管、權益的保障、責任與義務的邊界等，應該在學前教育法、義務教育法等“實法”中體現出來。

　　“未來的整體思路是促進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質量，符合這一方向才能留下來。”馬學雷認為，賺快錢、野蠻生長的時代已經結束。如果一些民辦學校還是像過去一樣，簡單地貼標簽，吃人口紅利、政策紅利和城市紅利，今后的生存空間將越來越小。

　　中國教育科學研究院國際與比較教育研究所副研究員秦琳撰文指出，新修訂的《民促法實施條例》頒布后，民辦國際化學校面臨更多合規要求，特別是在分類管理政策下，義務教育階段國際化學校必須回歸非營利屬性，這對于國際教育行業，很可能帶來一定降溫效應。

　　“雙軌制”趨勢

　　2019年，兩辦發布的《關于深化教育教學改革全面提高義務教育質量的意見》要求，義務教育學校不得引進境外課程、使用境外教材。

　　如何不踩政策紅線，同時又辦出特色，這是每一所國際化學校都在思考的問題。

　　“以前在名稱上添上‘國際’‘雙語’幾個字，大家一看就知道你是干什么的，有什么特點，現在去掉標簽后，所有學校都是一樣的，這個時候，‘內秀’更加重要。”馬學雷告訴《財經》記者。

　　馬學雷建議，在規范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背景下，國際化學校應該順勢而為，把國際課程和本土課程進行對標，以本土課程和教材為基礎，查缺補漏，將本土課程國際化，而不是國際課程本土化。

　　之所以提出這條建議，與馬學雷的現實觀察有關。在2019年前后，他注意到一個現象，在很多國際化學校論壇上，很多校長都熱衷于談論國際課程融合的話題，一些教育中介機構也把是否獲得國際課程認證或國際考試授權作為評判學校是否夠“國際化”的標準。

　　“這在方向和邏輯上犯了根本性錯誤，或許會把辦學引上歧路。”多年前，馬學雷就曾撰文指出，國際課程本土化不是推動中國教育現代化的最好方法，更重要的是不符合中國相關法律制度的規定。

　　按照馬學雷對相關政策的理解，國內高中可以將國際課程本土化，但僅限于經過批準的中外合作辦學或者融合、探索、研究型課程項目。在他看來，國際化學校要想合規發展，使用國家規定課程與教材是必然之舉。

　　但這是否會對中國學生的留學產生影響？

　　胡勝（化名）是上海一所公立中學國際班高二學生，他們在修讀AP（Advanced Placement，美國大學先修課程）課程的同時，也要接受國內課程的學習。“像語文、數學這些，我們都要學，學校還會組織考試，只是節奏比普通班慢一些。”他告訴《財經》記者，相比參加高考，班上同學都想出國留學，這是當初選擇進入國際班就已決定的“大事”。

　　前段時間，因為疫情原因，胡勝所在的城市不能按計劃舉行一年一度的全球年考，AP主辦方美國大學理事會（College Board）還宣布，不提供網考和補考機會。看到這個消息時，他有些慌亂，因為再過幾個月，升入高三的他就要開始申請國外大學，為了提高自己的競爭力，現在他還在準備托福考試。

　　在人們的傳統認知里，讀國際化學校就是為了出國留學，不過最近一兩年，這一觀念似乎有所改變，“雙軌制”辦學模式也被一些學校提上日程。所謂“雙軌制”，即一所學校同時擁有高考和留學兩種升學通道。

　　目前，具備“雙軌制”辦學經驗的學校還不算多。根據“新學說”近期的一項不完全統計，全國有50所民辦學校采用了“雙軌制”，絕大多數學校將分流的時間定為高中階段。北京市新府學外國語學校（下稱“新府學”）高中部校長劉燕海判斷，國際化學校正面臨著轉型，今后，“雙軌制”可能成為趨勢。

　　新府學是一所十二年一貫制雙語學校，招收中外籍學生，采用小班制的教學形式。據該校官網介紹，高中部包括美國國際高中班、加拿大國際高中班、英澳國際高中班等七種項目。不過，隨著《民促法實施條例》的實施，從2021年9月開始，該校開始推出“雙軌”課程，首期招生面向高一新生。

　　“只要學生參加國內的高中會考，就已經具備申請國外大學的水平和資格，如果繼續參加高考，申請國外名校的可能性更大。”劉燕海曾在一所美國大學國際課程項目擔任中國區校長十年。他注意到，申請國外大學的中國學生當中，很多都參加過高考，回國后的這些年，他發現在一些公立中學，尤其是發達地區，申請國外大學的學生中有相當比例參加過高考。

　　早在2008年前后，劉燕海就提出了“讓中國教育國際化”的觀點。在他看來，中國基礎教育的知識體系很豐富，其難度并不亞于國外課程，國外大學也承認中國高中的教學體系，因此不必拘泥于全盤引進國外課程。

　　上海外國語大學西外外國語學校（下稱“西外”）校長林敏覺得，“真正的雙語人，要做到既認同中國文化，同時又要有世界眼光、胸襟和格局。”他是中國1977年恢復高考后的首屆大學生，畢業后又去國外讀碩士、博士，然后留在國外大學工作，一待就是20年。

　　經歷多年摸索，西外對高中課程進行了創新。林敏介紹，考慮到學生在八九年級就要開始規劃將來的發展方向，學校進行了理科大類（數學、物理、化學和生物）的融合，并開設理科大類課程融合班，在這背后，是教師根據國內課程知識點和AP、A-Level（General Certificate of Education Advanced Level，英國高中課程）等國際考試知識點進行的重新編排，如此一來，學生既有底氣參加高考，也不耽誤申請國外大學。

　　對于走“雙軌制”路線的學生，新府學除了在中國高中課程的基礎上進行外語教學，將語言標化及應用課程、雙語學科課程兩部分作為補充，還開設了綜合素質課程。

　　劉燕海對“雙軌制”有信心，不過他也認為，這種模式對于師資的專業度和穩定性有很高的要求，要想普及開來，還有一個過程。“現在家長們還在猶豫期，就看誰有能力去說服家長，一切靠效果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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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彭佳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