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前一專欄文章中，除了生產方面改革推進經濟中高速增長的可能性外，討論了生產增長的需求可能性邊界。從今天起分析改革與經濟體系穩定的關系。筆者想論述的是，如果土地房屋為二元的非資產和資產分兩部分維持現狀不變，未來高負債老齡化經濟發展模式中，金融體系崩盤會是一個大概率事件，而及時推進農村住宅和城鄉土地資產化并軌改革，則可以避免風險的爆發。今天的部分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十四。

　　筆者對二元體制的階段、內容和任務進行了劃分：一是從階段方面看，1978年到1999年是計劃向市場發育生長的生產力釋放階段；2000年到2021年重點是城鎮住宅全部和城鄉土地大規模市場化和資產化的階段。二是從內容方面看，市場化改革的開端是產品到商品的轉變；其次是要素從過去的計劃定價和分配，轉變為由市場交易進行配置。三是從市場化改革的內容和任務看，改革到了全部生產要素和土地房屋最終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并軌和完善的階段；土地要素市場化配置改革還在中途，未完成；農村住宅和城鄉相當多的土地從資源、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向市場化資產改革，正處于預熱和啟動階段（周天勇，2022）。

　　不同階段、內容和任務的市場化改革，必然形成影響貨幣供應及其周轉速度的重要經濟體制基礎，本文分別從1978—1996年和1997—2021年兩個階段進行貨幣分析。1978—1996年，體制轉軌不同程度地完成了產品市場化銷售及資本和勞動力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改革，國民經濟進入了商品化、市場化和貨幣深化的階段。首先，城鄉二元結構轉型和經濟二元體制轉軌伴隨著國民經濟的市場化和貨幣化。農村從集體生產、計劃種植、低價征購轉變為農戶承包和生產多樣化，一部分產品由農戶到農貿市場上自由交易，這實際是勞動產品的商品化和市場化；而20世紀80年后期農村剩余勞動力從農村向城鎮和工業流動，使過去集體生產掙工分年終實物分配或家庭承包經營后少量勞動產品市場化出售的勞動力，徹底和大規模地轉變為工資性分配，勞動力被要素化和貨幣化（易綱，2004）。1978—1996年，農村總就業勞動力中非農就業比例從7.57%提高到28.98%，在鄉鎮企業中工作領取貨幣工資的勞動力數量占農村總就業比例從6.00%上升到12.14%，鄉鎮企業增加值規模從208.32億元增至17659億元；而城鎮取得貨幣收入就業勞動力占城鄉總就業的比例從23.69%上升到28.89%。

　　其次，城鎮所有制結構調整和國有企業體制改革使產品和要素商品化、市場化和貨幣化。具體表現為：一是過去的資源和產品的計劃生產、統購統銷、定量分配和行政定價，逐步改革為以需定產、橫向交易、市場分配和供求定價，交易離不開貨幣的價格、中介、結算、儲備等功能，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型，國民經濟市場化，這實際就是貨幣更加深化的過程。二是除農村勞動力轉到城市的工資分配外，改革開放后城鎮企業先是實行計件等業績制工資獎金分配改革，并不斷提高過去多年未動的職工工資，后來勞動力計劃招工被逐步廢除，企業與勞動者之間雙向選擇，勞動力要素配置逐步市場化，其分配則更加貨幣化。三是20世紀80年代初，城鎮和工業中資金無償劃撥轉變為資本有償使用，借貸性銀行得到恢復；從90年代初開始，上海、深圳和其他城市的資本和期貨等市場相繼建立，可進行外匯、股票、期貨、債券的結算、儲備、發行和交易。從1980年到90年代前中期，勞動力資源和資金逐步被要素化、資本化、貨幣化和市場化。

　　當然，20世紀的后20年中，除GDP增長和其他原因使貨幣供應增加及其周轉速度下降外，通貨膨脹也是貨幣供應增加的重要原因。1980年、1985—1989年、1992—1996年發生了波幅分別為7.50%、6.50%—18.80%、6.40%—24.10%的嚴重和奔騰的通貨膨脹，1980—1996年，由于消費品及其連帶的生產資料價格上漲，按照各年GDP的周轉速度，M2多供應了36431億元。

　　最為重要的還是改革開放以后，產品商品化通過貨幣交易、勞動力和資本要素配置、市場化配置、勞動與現金互換、勞動所得工資性發放等措施使國民經濟貨幣深化。如圖1所示，1979—1996年，貨幣供應規模從1458億元增至76095億元。改革伴隨著項目投資建設活動的增多，企業和居民儲蓄率的上升，國民經濟的資本積累和滲透也在深化。進而使貨幣周轉速度先是在產品經濟向商品經濟轉變的1979—1989年從2.81次/年降到1.35次/年；后在資本市場建立到匯率市場化改革的1990—1997年從1.24次/年降到0.94次/年，此期間未大規模進行土地有償使用和住宅商品。假如不再有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若僅是GDP生產的國民經濟，貨幣周轉速度最后可能將穩定在常數1上。

　　如下圖2所示，1997—2021年，GDP和M2余額分別從79715億元和90995億元增至1143670億元和2383000億元，GDP年平均增長率為8.59%、居民消費物價年平均上漲率為1.94%、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年平均上漲率為2.35%，但M2余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4.86%。從數據計算可以看出，周轉速度從1997年的1.01次/年降低到了0.48次/年。此外，2021年單位名義GDP需供應的貨幣數量是1997年單位名義GDP的196%。即后期GDP增長下行壓力較大且速度放緩，過多的貨幣投放未引起消費品和生產資料的惡性通貨膨脹，再加上價格低迷，成為了中國宏觀經濟運行的費雪悖論。

　　其實，在二元體制轉軌方面，中國在20世紀的最后10年中有兩項重大改革：（1）工商建設用地供給方式改革。90年代初開始對外資工商用地探索有償使用，90年代中期到2004年進行協議出讓，在這之后工商建設用地進行招標、掛牌和拍賣出讓。（2）城鎮住宅分配體制改革。在1998—2000年的三年間完成了城鎮居民住宅存量的商品化改革，對城鎮居民增量住宅需求從無償分配改為支付貨幣購買。其實，就是針對一部分非市場資源、生活和生產資料性土地，將城鎮住宅作為生活資料的無價格住宅向有償使用、有價格、可交易和可抵押的資產改革。需指出的是，無論是城鎮存量住宅從無價格生活資料性住宅向可交易住宅轉變，還是農村土地向城鎮工商和住宅建設用地市場轉移，只要發生交易，都是一種零到市場價格的溢值。因此，交易對貨幣供應的需求強度很大。

　　1997—2021年，中國政府、企業和家庭等債務余額從88806.53億元增至326萬億元，債務余額/GDP從102.02%上升到285%，債務余額年平均增長率為16.43%。其中，與政府土地出讓及公共工程建設、房地產企業開發和居民購買住宅有關的三大類債務規模分別從16837.98億元（2005商用建設用地全面招拍掛元年）、19032.10億元（2000所有城鎮住宅由房地產開發商建設銷售元年）和1248.36億元（1998城鎮住宅商品化改革元年），增至2021年的507800億元（顯性債務304700億元，隱性債務203100億元）、937043.72億元和383200億元。其中各自占總債務的比例分別從6.26%、13.98%和1.74%上升到15.58%、28.75%和11.76%。

　　總結這一小結并提出問題：（1）1978到1996年，多供應的貨幣主要分布領域在產品市場化、勞動力要素市場化和商品價格的上漲中。然而，發展中國家經濟商品、市場化和貨幣化過程中，商品從較低價格逐步地上漲，是一個自然的過程。重要的是，改革和發展使勞動者可選擇的工作領域多了，城鎮和工業就業的增長及其領域勞動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包括農民外出務工，在人民生活水平提高較快的方面平衡了消費物價的上漲。（2）前面已述，1997到2021年，在貨幣供應增長速度加快的情況下，居民消費物價年平均上漲率僅為1.94%、工業生產者購進價格年平均上漲率也為2.35%。多供應的貨幣是什么原因引起的，為什么沒有引起惡性的消費品物價上漲反而后期持續低迷？后面的專欄文章中將繼續探討。

　　轉摘于周天勇．《貨幣供應：二元體制改革與高負債經濟的金融穩定》．《學習與探索》．2022（6），文字有所增補。

　　參考文獻：

　　周天勇．從轉軌到并軌：超大規模二元體制經濟學的內在體系[J]．探索與爭鳴，2022，（5）：88-101．

　　易綱．中國的貨幣化進程[M]，北京：商務印書館，2003．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