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就自己2019到2021三年二元體制與經濟增長和穩定關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寫了數篇論文。今天摘編《二元體制轉軌數理邏輯與未來經濟增長仿真展望》的有關內容，并增補一些文字，作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八。

　　2035前的15年中，從人口和勞動力老齡化和增長放緩，以及相關消費需求收縮的趨勢看，加之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多變，中國很可能進入低速度增長區間。但從1978年以來三次改革開放促進經濟增長速度的經驗看，我們完全有可能穩定住增長速度，關鍵是安排和切實推進大力度的經濟體制改革。

　　1．二元體制自然經濟低速增長

　　  計劃體制和二元體制不可由競爭主體糾正部分，往往是高消耗、低效率和中低速度增長的根源。1957年到1977年期間，中國資源配置是計劃經濟體制。前面已述，期間中國1957—1977年和改革開放1978—2020年，投資（也可以用資本存量變化）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41%（去掉前增幅過大的前兩年）和16.46%，就業勞動力年平均增長率分別為2.62%和1.18%， GDP年平均增長率卻分別為4.98%和9.26%。1978年以前與改革開放后相比，在資本和勞動力投入年均增長幅度分別是改革開放后249%和222%的情況下，GDP年平均增長速度卻低了4.28個百分點。

　　我們現在還處于二元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軌的階段。前面筆者也分析到，體制扭曲和體制性剩余常態化存在于二元體制經濟之中。因20年前人口增長決定20年后就業增長，2035年前估算的就業勞動力年均增長為-1.11%，如果沒有重大改革和發展戰略措施，按高中低三種速度估計，年均投資增長速度可能在1.5%、2.5%5和3.5%。在這樣低水平的要素投資走勢下，2035年前平均2%到3%的經濟低速度增長可能是一個大概率事件。從1978年以來經濟周期的增長變動看，1978—2020的年均高增長速度很明顯來自于1978、1992和2001年三次大力度的改革開放。如果要避開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低速度陷阱，最為關鍵的是部署第四次大力度的經濟體制改革，并輔之于重大發展戰略性舉措與之配合。

　　為了說明上述推演，在學理方面要搞清楚二元體制中自然經濟增長低速度這一范疇。一般來說，自然經濟增長率指的是一個國家或地區的經濟所生產產品和勞務總量的最大增長率，或者說一個國家或地區在各種資源得到最優和充分配置情況下，所能達到的最大經濟增長率。

　　潛在經濟增長率有兩種含義：一種是指正常的潛在經濟增長率，即在各種資源正常充分利用情況下所能實現的經濟增長率；另一種是指最大潛在經濟增長率，即在各種資源最大限度地充分利用時所能實現的增長率。而經濟增長潛能，則是實際經濟增長速度沒有達到最大可能經濟增長速度水平，通過一定的措施將其推動到最大可能水平上的動能。在現代經濟學中，自然經濟增長率和經濟增長潛能表述的是一元市場經濟場景的數量關系和現象。然而，這兩個概念在一元市場經濟體制與二元計劃與市場并存體制不同的場景中，其內涵和外延有很大的區別。

　　在一元市場經濟體制下，自然經濟增長率，是指假定經濟不發生緊縮和通脹，國家不予以財政和貨幣政策調控來抹平蕭條和泡沫的狀態中，投入資源和市場需求能夠保障的經濟最大可能的增長速度。而二元體制并存國家，其自然經濟增長率，是指經濟體制轉軌放慢，糾正體制扭曲滯緩或糾正不到位，體制改革沒有被落實場景中，低效率資源投入和市場需求不足所能夠推動的經濟增長最大可能的速度。

　　而就經濟增長潛能看，一元市場體制經濟中，如果處在蕭條周期，國民經濟流動性不足，通貨收縮和失業率升高，會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和降低。其經濟增長潛能，實際是最大自然經濟增長率與蕭條經濟增長率之間的差值。獲得經濟增長潛能的方式，是實施寬松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給國民經濟運行注入貨幣消除流動性不足。擴張性經濟政策刺激潛能釋放，使國民經濟步入繁榮，加快國民經濟增長達到自然經濟增長速度。

　　然而，二元并存體制經濟，要素生產、居民需求和貨幣流動性等各方面的潛能禁錮在體制扭曲之中，表現為體制性剩余。由于體制扭曲造成投入產出的低效率，高投入和消耗及中低速增長，或者其到工業化的中后期時增長乏力。因而，二元體制國民經濟中的自然經濟增長，天然地處于中低速的區間中。如中國從1959—1977年間，雖然投資和勞動力增長比改革開放后要快得多，且投入很大，但前面已述GDP年平均增長速度只有4.98%。而要想使經濟增長速度加快，達到資源和市場能夠保障的最大速度，關鍵是通過體制改革釋放被體制扭曲禁錮的要素生產力和居民的市場需求力潛能。總量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無法解決體制扭曲性的要素低利用率、居民低消費和資產不能交易所致的流動性不暢和不足問題。

　　當然，在二元體制轉軌的中后期階段，較容易實施的改革任務大多已經完成，并軌的改革難度越來越大且越來越復雜；前期的改革大家都能夠獲得利益，中后期的改革可能要觸及一些群體的利益，阻力越來越大；經濟增長潛能在什么部位？到底進行什么樣的改革，才能會釋放增長的潛能，保證經濟還會以中高速度增長？在基礎的經濟學研究方面還沒有討論和刻畫清楚。如此種種，都是經濟體制改革放慢和改革沒有精準到位，致使經濟增長速度放緩的一些影響因素。

　　2．未來自然經濟增長可能陷入低速度的判斷

　　這部分需要先將假設改革不推進情況下（當然，深化改革會堅決推進，這是毫無疑問的。筆者這里只是分析的需要予以假設。）中國未來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速度趨勢分析清楚。那么，用什么樣的方法才能仿真估算未來中國的自然經濟增長速度呢？

　　首先，假設體制改革放緩。本文先假定在2035年前的這一時期，應該到了改革進入二元計劃干預和市場調節體制向一元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并軌的階段。由于前述的改革部位和重點不明確，改革越來越復雜且越來越難，阻力也越來越大，二元體制陷于拉鋸和膠著格局，禁錮在扭曲體制中的潛能得不到釋放，增加投入要素方面的發展戰略也不明確或者實施緩慢。

　　具體來說，一是要素市場化改革的過程和結果：戶籍體制及其連帶的一系列體制性扭曲不能徹底改變，體制性勞動力要素剩余得不到釋放；國有經濟戰略布局得不到調整，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國有企業改革不到位，銀行逆效率歧視性貸款體制得不到改變，國有企業和銀行存在著大規模的體制扭曲性閑置和低利用債務；土地要素配置方面過度的計劃指標、用地規劃和用途管理得不到改革，且與市場化配置土地要素不協調，城鄉大規模的閑置低利用土地問題得不到改變。

　　二是城鄉土地房屋資產化改革過程和結果：只有城鎮居民住宅是資產；只有農村城郊集體向城市居住和工商業用地轉移的土地，在行政壟斷性市場上配置成為一次性的流量資產；大量的城鄉各類土地和農村居民住宅使用財產權，仍然不能市場交易，是資源、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不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

　　三是人口、資源和投入要素戰略安排和實施的過程和結果：由于前20年計劃生育管制的結果，后20年勞動力供給增長將會以年均負增長1.1%的態勢變動；因人口增長率可能轉變為負，并受勞動力負增長的影響，消費規模增長可能放緩和相對收縮，導致投資規模增長放緩和相對收縮，并且資本的邊際收益率會下降；假定城鎮土地和農村住宅由于阻力太大，土地所有制結構與市場經濟運行不能耦合，土地和農村房屋不能夠市場交易和資產化，導致城鄉、區域和行業間投資和貨幣的循環梗阻。

　　其次，用索洛模型計算。假定上述改革因難度和阻力較大而不能被落實，二元體制既定不變。這里本文還是采用勞動與資本投入及其廣義技術進步三結構的產出增長模型——索洛增長函數計算。

　　也許讀者可能要提出的問題是，索洛模型計算的是市場經濟體制下的國民經濟產出和增長，用來核算和預測二元體制經濟的產出和增長，是不是不可適用？本文認為還是可用。理由在于：二元體制如果改革不到位，體制不變，符合索洛模型體制既定和不變的假定條件。中國二元體制經濟中，存在著程度不同的勞動力和資本市場，要素投入方面有利潤率和工資水平的調節，這符合市場機制和要素價格變化情況下，勞動力與資本之間存在相互替代的假定。中國農村房屋及宅地和城鄉其他建設用地，均禁止交易，不是市場化的要素，符合索洛模型中沒有土地要素變量。

　　再次，2035年前發展時期年均自然經濟增長速度仿真。由于是計算二元體制經濟自然增長速度，本文既不考慮和尋找改革對體制扭曲禁錮潛能的利用，也不考慮調節水資源布局和改造未利用土地會增加土地要素的供給。

　　生產函數法計算未來中國二元體制自然經濟增長速度為年均2.41%。本文從生產函數法計算仿真了未來高中低三種二元體制下的自然經濟增長率。限于篇幅，這里只介紹高中低不同水平仿真中的中位計算。

　　增長的要素和TFP貢獻分解為：（1）勞動與資本投入增長與廣義技術進步TFP增長分別為：投入工作的就業勞動力數量將從2021年的74314萬人，下降到2035年的63458萬人，年均負增長1.11%，投入的勞動力累積將比2020年減少11606萬人。也假定未來提高居民收入，邊際資本收益率下降，勞動力的替代系數從0.40上升到0.60，則勞動力投入增長貢獻的年平均增長速度為-0.56%。

　　（2）資本投入規模從2020年的4878443億元增長到2035年的8699728億元，投資增長率從5%下降到3%，資本要素替代率從0.60%下降為0.40%，則資本投入增長部分的GDP增長率為1.97%。

　　（3）假定年均廣義技術進步TFP年均增長為1%。

　　除了生產函數法外，本文也進行了相關分析法。將1973—1996年人口自然增長率作為自變量，1993—2016年的GDP增長速度為因變量，進行回歸，總結出以下相關模型（1）（周天勇，2020）。

　　    Yt=-1.293+0.749×Rt-20

　　    F—0.0000，R—0.6017，Y—GDP增長率，R—人口自然增長率。

　　以此得出20年前人口自然增長速度決定20年后經濟增長速度的定律。（周天勇等，2018）這里以2001—2015年中國人口自然增長率作為自變量，代入上式，回歸2021—2035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則從2021年的3.91%下降到2035年的2.42%，年均增長率為2.76%。這種黑箱式的外推計算，表明中國2035年前的年均自然經濟增長速度處于2.80%以下。

　　3．政策含義：大力度體制改革能夠穩定經濟增長

　　本部分的政策含義是，計劃經濟和二元體制經濟中，高投入、低效率和增長速度相對低，是其自然經濟增長必然趨勢。因未來人口老齡化和就業增長速度放緩，其也會傳導消費需求發生變動而影響投資增長，國民經濟自然低速增長的壓力非常大。而從增長的可能性看，釋放生產側的經濟增長動力，擴張和支撐住增長的需求可能性邊界，必需和精準的體制改革為：

　　（1）大力度推進居民戶籍及附著、國企資本及銀行歧視、城鄉土地等要素配置體制和土地及農村房屋的資產化改革，以釋放大量體制性剩余勞動力、資本和土地要素的生產力和土地，并獲得農村房屋資產化的財富溢值。

　　（2）疏導城鄉間要素和資產的相互流動和互換，理順農村以地宅為本創業和資產化改革獲得收入分配的體制，建立多渠道供給城鄉居民住宅的新體制，降低城市化和人口城鄉間相互遷移的居住成本。

　　（3）擴張性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需要實施，但筆者提醒的是，其只能治表，不能治本。只有體制改革才能釋放生產力和獲得價值溢值。因為二元體制經濟體中，體制性勞動力、資本、土地和房屋等剩余要素和資產，被禁錮在戶籍、國企、銀行歧視、土地計劃、禁止交易等體制中，對此財政和貨幣政策根本就沒有解封和釋放的作用。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