筆者就自己2018到2022四年半二元體制與經濟增長和穩定關系的研究，集中整理寫了一些學術論文，本著為今年推進市場化改革安排提供一些學理參考的想法，今天專門在公眾號撰文，估算中國經濟閑置浪費生產力數量和被壓抑的財富及消費規模——實際是改革推動增長的巨大潛能。為《二元體制經濟學》專欄之十一。

　　如同二元結構分析中的農村農業剩余勞動力源源不斷地向城市和工業轉移，形成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巨大動能一樣，二元體制扭曲所禁錮的要素、資產和消費——體制性剩余，如果通過體制改革進行釋放，也是一種國民經濟巨大的增長潛能。1978以來三次大力度改革開放推動的經濟高速增長就是最有力的證據。

　　1．    2020年中國市場標準值與體制扭曲值的差值

　　前面筆者已經提到，市場競爭標準值與二元體制扭曲值比較，形成二元體制分析最為核心的一個范疇——體制扭曲差值。以前分析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關系時，較不科學的是主觀和定性的猜測；較為科學一點的是，以專家打分法、改革前后比較法、相關回歸法等不同的方法分析，但仍然沒有擺脫外生推斷黑箱式的判斷。而體制扭曲差值概念最重要的學理意義在于，可以將其作為內生變量，分析體制改革與經濟增長的數理關系。

　　一個二元體制的國家，其內部市場場景和計劃行政場景兩部分之間，并且與國際同發展水平經濟體相比，可以找到國內市場場景或者市場經濟國家中競爭性的標準值。在要素配置方面，比如無戶籍管制自由遷移國家一定人均GDP發展水平時的城市化平均水平、勞動力農業平均就業比例；國內競爭性民營企業的資本平均盈利率、貸款實際利率；他國土地可以交易，各類土地有其市場供求決定的價格水平。在收入和消費方面，同等發展水平國家平均人口生育率和自然增長率，居民收入和消費占GDP的平均比例。在資產體制方面，市場經濟國家的土地和房屋，中國城鎮限于住宅、商業樓和商用辦公樓等，可以交易、定價和抵押，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

　　而在二元經濟體制中，我們也可以找到體制扭曲值。2020年的中國，在要素配置方面，城市化水平為60%、勞動力農業就業率為23%；國有企業權益資本利潤率為1.50%，向國有企業貸款的利率為4.50%；沒有土地要素二級市場，民營企業獲得土地要素較為困難，出讓土地價格較高。在收入和消費方面，生育率低為1.20%，農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和農民種地收入水平過低。在資產方面，農村土地和房屋及城市土地，因禁止交易或不能夠交易，而不能定價和抵押，不是市場經濟意義上的資產。

　　如果我們將市場競爭狀態下的人口流動、要素價格、市場狀況、收入和消費水平、資產是否交易等數值和狀況看成是標準值，而將二元體制經濟體有關的數值和情況看成是扭曲值，則標準值和扭曲值相比較，就是體制扭曲差值。比如2020年的中國，要素配置方面差值，人口城市化差是15%，勞動力農業就業比率差是13%、國企資本利潤率差是3.36%，民企信貸利率差是2.50%，農民獲得建設用地要素為無。在居民收入消費方面，城鄉居民收入水平差可能是1.50%，居民收入占GDP比例差為15%，居民消費占GDP比例差為20%。在資產方面，就農村土地房屋和城市許多土地看，是有和無的差值。

　　2．    2020年扭曲造成的生產、財富和消費損失—即剩余數量

　　體制扭曲性剩余要素、消費和資產。用體制扭曲差值與標的規模的數理關系，可以計算出2020年中國各個方面的閑置和低利用數量。

　　（1） 體制性剩余要素數量

　　閑置和浪費的生產力。要素投入形成生產力，而體制扭曲被禁錮的各種生產要素，其實是體制性剩余要素，如果通過改革得到釋放，就是一種潛在的經濟增長動能。

　　在人口和勞動力要素方面，如2020年勞動力農業就業比率差值乘以全國總就業勞動力75064萬人，農業領域中剩余勞動力為9758萬人；假如我們將外出務工工資水平作為標準值，將在農村從事第二三產業收入作為扭曲值，根據其差值也可以計算出目前在農村第二三產業中體制性的剩余勞動力數量。

　　而在資本要素方面，2020年國有企業總資產244萬億元，按照其中權益資產5%的標準利潤率與實際利潤率1.64%的差值，可以計算出體制性剩余資本規模為62.74萬億元；而假如以貸給競爭性民營企業貸款7%利率為標準值，以貸給國有企業貸款4.50%利率為扭曲值，假定貸給國有企業60萬億元貸款，通過其差值可以計算出造成閑置和低利用貸款——體制性剩余貸款21.43萬億元。

　　在土地要素方面，2020年農村有體制性剩余耕地2.6億畝，體制性剩余建設用地1.55億畝；城鎮和工礦體制性剩余建設用地4150萬畝。其中，以墨西哥改革前后增產的經驗和西南財大的抽樣調查參數估算，中國目前農村中體制凈剩余耕地可能達2.6億畝；農村體制性剩余宅基地規模在6000萬到9500萬畝之間；農村體制性其他建設剩余用地7500萬畝；城市（加縣城）建設用地面積在1.1億畝左右，寬占寬用的閑置和低利用率土地最低按照10%計算，為1100萬畝；工礦用地9000萬畝左右，按照20%閑置和低利用率計算，為1800萬畝。

　　（2） 體制性剩余資產規模

　　因禁止交易而不成為市場經濟意義財富的土地和房屋。我們將可交易、可定價和可抵押土地房屋視為標準資產狀況，農村土地房屋和城鎮土地禁止市場交易為無資產狀況。因此，農村體制扭曲性剩余資產為耕地、林地、宅地和其他可交易建設用地與其市場影子價格的乘積。而城鎮體制性剩余土地，則是國有和其他所有者使用的工業、物流、倉儲等建設用地面積與其市場影子價格的乘積。2020年全國體制性剩余農村房屋和各類土地以及城鎮可交易土地資產合計為786萬億元，除去農村住宅資產中宅基地成本的重復計算，約為705萬億元。

　　（3） 被扭曲和壓縮的居民剩余收入和消費

　　被體制扭曲壓縮而沒有實現的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費需求。2020年城市化水平差值乘以標的141178萬人口，則農村中有體制扭曲性剩余人口21177萬人。城鎮居民人均收入水平為43834元，農村人均收入為17131元，如果以城市化體制扭曲差值計算的農村剩余人口21177乘以（43834元-17131元）計算，居民收入損失——體制性居民剩余（被壓縮）收入56549億元，如果收入消費率為70%，則體制性剩余（被壓縮）消費為39584億元。

　　這些體制扭曲性剩余生產要素、消費需求和資產，一方面，造成了要素閑置低利用、消費需求不足和資產財富減少，另一方面，也是體制改革提高要素利用、擴大消費需求和增加資產性財富的潛能。

　　如果對上述各方面的二元體制扭曲進行糾正性改革，則被禁錮的剩余要素、資產和消費等潛能就會被釋放，從而在供給和需求兩個方面形成未來中國經濟增長巨大的推動力。

　　注：以2020年假定的市場影子價格計算，若放開可交易部分土地房屋市場，從無到有，城鄉建設用地資產為254.79萬億元，農業用地資產396.36萬億元，農村住宅資產134.90萬億元。需要說明的是，農村住宅市場影子價格中含有60%左右的宅基地成本，因此如果簡單合計會存在資產值重復計算問題。

　　參考文獻：

　　1． 周天勇：從轉軌到并軌：超大規模二元體制經濟學的內在體系． 探索與爭鳴． 2022．（5）

　　2． 周天勇：體制剩余：轉軌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范疇——體制性剩余要素市場化改革及經濟增長的新潛能． 學術月刊． 2021（4）．

　　(本文作者介紹：東北財經大學國民經濟工程實驗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