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1976年初高中畢業后到俸伯公社插隊，這個和大部分插隊的人比還算幸運的，離家也近，也不算太窮，而且時間也不太長。

　　我小學二年級時開始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說完全沒有讀書，但是沒有讀好書。因此，平白無故地去高考，還是需要復習的。又沒有復習的經驗，不知道要去讀什么，看什么課本，怎么去記這些東西，它會出什么題，以前從來不知道高考，“文革”中我們很多年高等教育就不辦了，后來恢復以后也是工農兵學員，也不要什么考試，因此就需要時間，而需要時間呢，你就不能出工，是吧？因此就誤工比較多。

　　然后到了最后我們報考的時候，也差一點就沒允許。因為他說你一年出工的天數不夠多少多少天，說明你在農村表現得不好，因此我們不批準你報考大學。但是后來也是通過溝通，還開了一些病假條，然后就算報上了，還是有一些波折的。

　　當時我有一個老師，他也是社科院的，他現在退休了。當時我去請教這個老師，我說報什么好，反正我的底子也不好，只能報文科。后來這個老師就說，說未來中國主要一個是法治建設，一個是經濟建設。他在那個時候，70年代后期他就這么講，他說你文科不要報什么文史哲什么的，說你要報，要么報法律，要么報經濟。所以按照當時我報考人民大學第一志愿，第一次的招生工作甚至都沒有法律，我就報了農業經濟。

　　到1978年下半年，我就到人民大學讀書。但是這里也有一個特別的機緣，后來我選擇的是學習農業經濟，雖然上了大學以后，學的主要的課程還是人民公社管理和國營農場管理，這還是主要的專業課。

　　但是事實上當時農村改革已經開始了，后來我們在自己的學習和研究中學到的那些東西，和我們在農村插隊切身體驗的東西有很多契合的地方。比如說在生產隊干活，有些老的社員就會教你怎么又省力量，又看不出你偷懶這樣的做法。

　　比較典型的就是說你要翻地，用鐵鍬翻地。你如果（挖）足夠深，然后每一點都不落的話，那么你的頻率，你的間隔就比較小，而且用的力就比較大。這個勞動強度還是相當大的，整個半天你一直就要這么干。有人就會教你說，我告訴你，你把你下邊的這塊新鮮的地翻出來，往前一撩，它就用新鮮的土蓋上了前頭還沒翻過的，然后你就可以間隔大一點去下第二鏟子，這樣呢看上去而且非常新鮮的土被翻成，而且看著很漂亮。

　　我覺得它并不是一個普遍的現象，但是會是經常有的。因為這個北京郊區不算太貧困，因此大家還是覺得我干多干少、干好干壞都是記同樣的工分，因為工分值是時間決定的，因此呢有人會產生這種機會主義的做法，也是很自然的。

　　但是事實上，后來我們的研究也發現，在一些貧困的地區，其實人們并不是天生要偷懶，也不是因為你難以監督他就必然偷懶。但是因為它的分配體制的不合理，以及效率太低了，產量也太低了，因此在有些相當貧困的地區人們干活付出的、支出的熱量，是不能從他掙的那個工分轉化成口糧，那個口糧里頭的熱量其實抵償不了他支出的熱量。因此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他實際上他活是干不動的，所以他不想出一些保存自己體力的做法，其實他難以進行勞動力的再生產。

　　其實后來我們在研究中也發現，人民公社這種體制，它本身就是在激勵機制上是有天生的缺陷。因此，很自然有一部分人采取偷懶的辦法，那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也是導致了效率低下的一個重要的原因，這也就是為什么說中國的改革，第一是從農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制開始的。那么其次也是說從改善激勵機制，調動人們的勞動積極性開始的。所以，農村插隊雖然時間不長，但是對于我后來理解“三農”問題還是有很大的收獲。

　　接近三年的農村插隊經歷，接下來四年的大學本科，學的專業就是農業經濟，接下來三年的研究生還是農業經濟，那么后來在職讀博士，當然也還是農業經濟。那么在職期間，研究生畢業以后的八年時間，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工作，因此就是全職從事“三農”問題研究。

　　但是并沒有到此為止，其實后來的研究一直和“三農”問題也是密切相關的。一個是直接會做農業經濟、農民、農民工以及農村發展的研究課題，發表文章、寫書，也一直有。另一方面，在過去的十幾年的時間里，我擔任全國人大農委委員，實際上也繼續關注農村政策、“三農”政策的研究和農村相關法律的制定。所以，應該說迄今為止一直都是進行著“三農”問題的研究和關注“三農”的發展。

　　1993年中國社會科學院讓我到人口所擔任副所長，當時的領導跟我談，說你的博士論文不就是寫農村勞動力轉移的嗎？因為勞動力轉移，轉移出去就變成了人口流動，所以在專業術語里頭叫做“遷移”，遷移現象就是人口學的一個重要的研究領域。所以我后來的研究，在某種程度上也可以說是經歷一個叫農村包圍城市。

　　因為我研究“三農”的時候，研究家庭聯產承包制以后調動了積極性，產量增加了，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勞動力的剩余就顯現出來了。顯現出來了，按照邏輯他就應該轉向其它的領域去就業，那么就形成了勞動力轉移這件事。勞動力一經轉移，就變成了遷移現象，遷移現象就成了人口現象，他就要進城。進到城里以后，他就會和城市的勞動力之間發生一定的關系。在當時也有人會認為說農村勞動力是盲目流動的，所以那時候我們把他叫做“盲流”，不叫農民工，叫盲流人口。

　　他們還會認為說他們進城會不會和城市居民、城市就業者產生勞動力市場上的競爭，會不會搶了我們的飯碗？因此我就很自然既要研究農民工的就業，也要研究城市勞動者的就業，也要看城市的就業、失業、勞動參與等等一系列的勞動力市場現象。因此在這個過程中，就自然地從農民“三農”問題研究轉向了人口問題研究，又轉向了勞動問題的研究。

　　人口發生一個特定的變化趨勢是有自身邏輯的。也就是說人口通常會經過一個高出生、高死亡、低增長的階段，隨后又進入到一個高出生、低死亡和高增長的階段。然后最后在比較高的形態上進入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長。任何國家它有沒有人口政策，都會經過這樣的一個過程。

　　但是我們是在第二個階段，就是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長的時候，我們比較擔心過快的人口增長會影響就業，影響社會保障，影響資源環境和其它的生產要素的匹配，因此我們出臺了人口的生育政策，特別最嚴格的時候是獨生子女政策。那么有了這個政策，在某種程度上，使我們的轉變變得快了一些，從第二階段進到第三階段的時間來得更早了一些，但是它還是符合大方向，即使沒有這個政策，我們也會發生這樣的轉變，但是有了這個政策我們轉變來的快一些，而恰好在這個時期正趕上我們改革開放，因此兩者一結合就使我們的經濟獲得了人口紅利。

　　所以說生育政策它有它的歷史原因，它有充足的理由，而且事實上也幫助我們較早地獲得了人口紅利。 那么當然了，按照相同的邏輯，我們到一定的新的發展階段上，新的人口轉變階段上也要對這個政策進行調整，是相同的邏輯，也是自然而然的。

　　【按照發展規律，一旦勞動力無限供給特征消失，就意味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對于處在二元結構和經濟體制雙重轉換中的中國經濟來說，這是一個極其重要的轉折點。蔡昉對這一問題的研究成果《劉易斯轉折點——中國經濟發展新階段》于2008年出版。吳敬璉先生對此項研究有極高的評價，他說：“有一個蔡昉教授，他關于劉易斯拐點和中國增長模式問題的分析，在我看來絕對是具有國際水平的”。】

　　其實就是我們講劉易斯，首先講這個人，這個人是一個發展經濟學家，他（在）1979年的時候得了諾貝爾經濟學獎。為什么我們對他關注比較多？因為它概括一個典型的發展中國家通常是具有一個二元經濟，就是你有一個經濟是傳統的農業，那么還有一塊是現代的工業和其它非農產業，那么在傳統的農業的部門里頭具有一個最大特征，就是勞動力是過剩的。

　　因此，如果你的經濟發展開始了以后，就意味著說第二個部門工業部門會比較快地擴張，而這個擴張中，它就會需要勞動力的供給，而因為農業中是有大量剩余勞動力的。就是有一項可以考慮，因為一部分勞動力是不生產什么新產品的，因此你把這些勞動力吸納到工業化過程中來，不用漲工資，而且不會遇到瓶頸，它會源源不斷地供給。

　　那么這個過程就使得你整個工業化的工程比較廉價，比較容易。那么直到有一天，終究會有一天你把勞動力吸收的，在某種程度上剩余勞動力吸收殆盡了，那么這時候工資就會上漲，你還可以吸引他來，但是你不漲工資他就不來了。因此說劉易斯轉折點就是指剩余勞動力被吸收殆盡，因此必須提高工資才會繼續保持工業化的勞動力需求。

　　我只是做了這樣一個判斷。因為最早我們是在2004年的時候，就開始看到沿海地區，特別是珠三角地區出現了民工荒的說法，那么工資也上漲，勞動力短缺，那個時候大家都覺得這是不可能的現象，中國人在那個時候從來沒聽說過什么叫勞動力短缺？我們只知道勞動力過剩。

　　我最初也是跟大家想法也一樣，但是因為我還是有一個優勢，我是在人口所工作，所以我們習慣要去看人口結構，要看人口數據，那么結果就發現說確實處在勞動年齡的這一段的人口，它的增長已經大大放慢了，以前是一直地迅速增長的，然后到了這個階段已經開始放慢了，而且可以預期到一定時期就會零增長。因此很自然就是說勞動力的供給已經明顯減少了，而需求還繼續在，因為我們經濟發展很快，所以供給需求會產生一個矛盾。

　　因此農民工短缺、工資上漲現象就必然會發生，因此我把它叫做劉易斯轉折點，而這個轉折點不僅僅是學術的，就意味著說過去工資從來不需要漲，我們有廉價勞動力，有無限供給的勞動，現在工資要不斷地上漲了，對你經濟會不會有影響？是吧？你勞動力開始一定程度上短缺了，那么資本投入的回報率也會下降，對你經濟會不會有影響？

　　那么勞動力轉移的速度慢了以后，你從資源重新配置中獲得的效率也會減少，那么對經濟也是會有影響。那么新成長勞動力越來越少，而我們也知道在中國這樣的條件下，新成長的勞動力，就是新人，永遠比已經工作的人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人力資本就會改善，如果這部分新人越來越少的話，人力資本的改善是不是慢了，它也會影響經濟，所有這些因素都和劉易斯轉折點有關，而它都會影響到你的經濟增長速度。

　　所以我們當時就判斷說，中國經濟增長的減速是必然發生，而且是供給側的，而且是發展階段上決定的。那么后來也證明了2012年之后，我們經濟增長速度就降下來了，然后黨中央把它判斷為叫做經濟發展的新常態。

　　因為有我們前期做的這個判斷和研究的過程，我們就比較容易理解這個新常態它是怎么回事，也容易理解應該用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辦法來應對、引領、適應這個新常態。

　　我們過去都認為，過去至少在改革開放前30年的時間內，我們是依靠了人口紅利，就是說把我們人口結構中擁有的優勢，轉化成了經濟增長動能。隨著人口轉變的發生，我們從2010年之后，勞動年齡人口就是負增長，人口撫養比也迅速地提高，這些都會在勞動力成本、人力資本的改善、生產率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等等方面產生不利的影響。

　　但是第一，這個人口紅利中還有沒有潛力？其實還是有的，我們還保持著大規模的勞動年齡人口，農村還有比較高的勞動力比重，我們還完全可以轉出來，我們的城市化率和發達國家也有很大的差距，也可以繼續提高。那么這些現在的障礙其實都是體制障礙。所以對這些體制障礙進行改革，就可以直接改善經濟增長條件，提高增長速度，因此我把它叫做“真金白銀的改革紅利”。

　　所以有人說人口紅利還有。其實這句話是對的，但是我現在不這么說，為什么？因為有是有，但是必須通過改革才能把潛力挖掘出來，所以首先我們不用這個“人口紅利”，我們為了把今天和過去30年區分開，我們說過去依靠的是人口紅利，現在要轉向改革紅利。這是一個，就是把過去尚有的潛力，通過體制的改革把它挖掘出來。

　　那么還有一個歸根結底，有些過去的經濟增長源泉是會消失的。因為你去看全世界來看，并不是每個國家都有人口紅利，很多技術創新走在前沿，經濟增長表現還不錯的國家，其實沒有什么人口紅利，那么它靠的是什么呢？靠的是創新，靠的是生產率的提高，特別是經濟學家講的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也得靠改革。因為過去我們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是靠資源重新配置，勞動力從農業轉移出來，就意味著說從生產率低的部門轉移出來，他進到了工業企業就業，就意味著進入到生產率更高的部門來就業，因此這一轉，生產率也就提高了，我們把它叫做資源的配置效率。

　　未來這個源泉還會有，近幾年農民工進城的速度是在放慢，也就意味著說未來這種資源配置的源泉會減弱。還有什么源泉？還有一個源泉，就是說在城市里，甚至在同一個行業內企業之間，如果還存在生產率的差距的話，就意味著說是不合理的，為什么呢？因為如果說我的生產率高，跟我生產同樣產品的企業生產率低，而且低很多，它的存在就是不合理的。按照優優勝劣汰的做法，它的資源應該給我來用，才能使社會的總產出最大。因此說我們消除這種差距，就意味著說要允許企業進入，也允許企業退出，允許企業成長、發育，也允許企業死亡。

　　比如說，說得最極端的允許死亡，就是要消除僵尸企業。因此消除僵尸企業，充分發揮競爭的職能，最終的結果就是全要素生產率的提高。這些也得靠改革，政府要通過改革創造一個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要發育生產要素的市場，要創造更好的社會保障機制，能夠托底，能夠讓那些企業被破壞了、被淘汰了、被死亡了，但是工人得到了社會的保護，然后他們下一步可以進一步轉崗，所有這些都是支撐生產率進一步提高，因此這部分是創造新的經濟增長源泉，也靠改革，所以改革開放是一個永恒的過程，特別是在我們完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這個任務之前，改革開放一點也不能慢下來。

　　【“周雖舊邦，其命維新”，40年改革開放歷史表明，中國人民積累的強大能量已經并且還將繼續爆發出來。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說：“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一場接力跑，我們要一棒接著一棒跑下去，每一代人都要為下一代人跑出一個好成績”。而如何吸取40年歷史經驗教訓，在未來走得更快更好，成為擺在眼前的新的歷史課題。】

　　如果用一個關鍵詞，就是“四十不惑”。四十不惑的含義是什么呢？孔子講的是“四十不惑”，既是指人的年齡，一個人到了40歲應該活得明白了。那么其實對于一個國家來說，或者一種發展經歷來說，40年足夠給你一個機會去回顧你的經驗，成功的部分和走過的曲折的道路，那么使得能夠把你過去可以講的故事、可以看到的奇跡，上升成一種智慧、一種方案。

　　所以我想就是中國過去的40年的改革開放，促進了高速發展。為什么呢？是因為它把你的勞動力豐富的國情，或者說人口紅利轉化成了高速經濟增長的動能。 而沒有改革開放，即使你有潛在的人口紅利，也不可能轉變為經濟增長的動力，那么因此說，你有人口紅利和改革開放轉變這個人口紅利，這就構成了我們過去的成功的故事。

　　同時，因為它是把人口紅利轉換成經濟增長動能，也就帶來了就業的擴大和勞動力的重新配置。因此說我們的改革開放不僅促進了發展，也帶來了分享。因為人們通過就業的擴大，掙工資的人越來越多，那么他們分享了改革開放發展的成果。

　　所以這個過程，就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應該說是和過去有一些國家的經歷是形成鮮明的對照。我們是改革開放發展分享，有的國家雖然技術在創新，全球化也得了不少好處，但是它國內的分享程度不好，因此它帶來國內的政治壓力，它就要把這個政治壓力轉嫁到其它的國家身上，造成了國際上貿易保護主義盛行和國家之間的貿易摩擦。

　　我們過去40年創造了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經濟發展成績，就是靠改革發展開放。我們中國的故事沒有結束，中國的奇跡也沒有結束，兩年之后我們還有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個時間節點，那么再往后還有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這么一個時間節點，那么更遠一點，我們2049年、2050年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一百周年的時候，我們要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這些節點的達到，都需要進一步的改革開放。如果說我們今天改革開放停止了，我們今后這幾個目標也就很難實現。

　　所以，按照過去改革開放的邏輯，我們就必然要繼續往前走；按照我們要達到的目標，我們也只能保持改革開放。所以，我們當前最大的問題，無論我們短期內要應對什么樣的困難，我們有宏觀經濟的周期性，我們可能有和美國的貿易摩擦，甚至貿易戰，它可能會給我們帶來一些短期的沖擊，但是不管這些，這些東西都要去應對，但是首先做好我們自己的事，而我們自己的事就是要通過改革開放，保持經濟的中高速增長，贏得改革紅利，實現我們未來的目標。

　　【第一集】吳敬璉回憶按勞分配之爭：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

　　【第二集】楊偉民直面改革難題：為何難推進難落實？

　　【第三集】白重恩憶94年稅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遠征：中國銀行業的“破產”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六集】陳東升：“92派”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

　　【第七集】黃益平：要穩匯率還是人民幣國際化？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集】宋曉梧解密新農合出臺幕后：衛生部與財政部激烈爭論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二集】吳曉靈回憶金融業改革：央行主動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對張文中案的重新審理 是保護產權的信號

　　【第十四集】王一鳴：比出臺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六集】許善達：實踐證明當年的財稅包干不是個好辦法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第十九集】隆國強：中國靠什么解決了出口創匯問題？

　　【第二十集】東昌集團丁建勇談營商環境：變化翻天覆地

　　【第二十一集】劉世錦：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不斷試錯試出來的

　　【第二十二集】段永基被逼上四通：遇到很多第一個吃螃蟹的事

　　【第二十三集】張志洲：看空中國的大空頭敗在哪里？

　　【第二十四集】蔡昉：人口紅利還有 但必須通過改革才能挖掘

　　【第二十五集】樊綱：中國的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轉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