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璉回憶按勞分配之爭：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
吳敬璉：“我們籌劃的時候，是在一個小房間里。我還記得很清楚，正在討論怎么弄的時候，胡喬木進來。光遠就跟他說，“喬木同志，我們正在想開個按勞分配討論會”，你是不是也參加，我們來研究研究怎么開。喬木當時就拒絕了。說一講到按勞分配，就引起我的非常難受的回憶，我不參加。
我就很奇怪，我們最大的秀才，怎么按勞分配，社會主義基本的要求，他不參加呢？他為什么難受呢？我后來問光遠，光遠告訴我，你不知道，1958年的時候，他在管《人民日報》，收到了張春橋的《破除資產階級法權思想》的文章，他覺得荒謬絕倫，就組織文章批判。剛發了沒幾天，他就因此檢討，檢討也寫不出來，所以就留下了一個非常痛苦的回憶，就是那么一種狀態之下，開了這個討論會。”
【1976年接近尾聲，北京乍暖還寒。雖然“四人幫”已經被打倒，但文革遺留下來的極左思潮仍然遠未肅清，國民經濟在低谷徘徊，工廠中絕對平均主義盛行，當時的中央領導人還在堅持“兩個凡是”方針，鄧小平的復出仍然困難重重。如何打破人們思想中的堅冰，在全社會形成實事求是的理論氛圍成為當時一項歷史性的任務。
時任國家計劃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于光遠，找來馮蘭瑞、吳敬璉、周叔蓮等4人，日夜在辦公室秘密籌劃研討一件大事。他們要在經濟理論界發起一場“突擊戰”——召開關于按勞分配的討論會。】
吳敬璉：“那是1977到1978，實際上是開了六次。有四次是在1977年。你要說按勞分配這件事情，從今天看起來似乎不是一個很大的事兒，是吧？多勞多得嘛，它在當時可真是一件驚天動地的事情。
為什么呢？就是因為當時的環境。1977年是粉碎四人幫的第一年，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雖然這幾個壞人被拿掉了，但是他們所弄的體制，那一套政策，都還繼續地發生作用。特別是1977年的2月，人民日報社論提出兩個凡是，就是凡是過去毛主席提出的政策，都必須堅持。凡是他反對的東西，要堅決反對。那么就是說文化大革命那一套東西都不能反對，都還要繼續。所以就出現了一種奇怪的現象，本來四人幫粉碎以后應該做出大的改變，中國的面貌才能夠改變。可是又有兩個凡是。
在這種情況之下，有些有志之士在按勞分配討論會的問題上，主要是于光遠同志和他的一些戰友，像馮蘭瑞啊等等，就尋找一個什么樣的突破口，能夠打破這種萬馬齊喑的狀態。能夠從思想上有了突破，那么改革才有可能。
那么當時特別對于普通的勞動者來說，最切身的，也是一個最重大的問題，就是勞動報酬。干好干壞一個樣，干的人還不如不干的人，不干的人還不如搗蛋的人。這個種情況，經濟怎么能夠恢復？更不要說發展。”
【現在看來，于光遠等人選擇按勞分配而不是價值規律，作為突破口，是十分精妙的。按勞分配是經濟學常識，很容易論證明白，獲得共識和共鳴。當時排斥任何考核制度、以平均主義為準則的經濟路線極為不得人心，無論是普通工人或者農民，都對“干好干壞一個樣，干與不干一個樣”的現象深惡痛絕。而且，按勞分配與價值規律有極強的關聯性，一旦突破，再往前推進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
吳敬璉：“1977年的2月開的第一次小會，接著4月、6月，會越來越大，越來越大，因為不但是北京的經濟學家，全國的經濟學家聞風而動，都要求參加。雖然這個時候我們還是個民間的，而且什么都沒有，印材料都是找人，吃的百家飯，這個幫幫忙，那個幫幫忙，但是震動非常的大。因為人同此心吶，于是從這里面就開始突破了“兩個凡是”。當然完全突破那是到了1978年，1978年的真理標準討論，才完全突破了。
所以這件事情就本身來說現在看起來是個小事，但是這是突破四人幫極左那一套的第一個號角，所以意義是非常重大的。從這里看起來，這一套東西不得人心，雖然被壓抑住了，但是是人同此心。
到了1978年，到真理（標準）問題討論以后，這個問題就更加明顯了，形成了一個非常強大的潮流。要求突破左的那一套。”
【這幾次按勞分配討論會，無疑是1977年中國經濟理論界最重要的事件，它打破了自1964年之后萬馬齊喑的黯淡局面，為日后的思想大解放吹響了號角。在經濟理論界，沒有什么命題比“按勞分配”更直觀地體現“實踐檢驗”的道理了。】
吳敬璉：“它是首先解決一個問題，就是平均主義這一套，它守不住了，所以工資制度恢復了，而且有一些方面可以搞計件工資。同時就討論了農村的分配問題。第四次是一次小會，這是1978年初。這個小會是討論農村的問題，農村問題當然沒有那么明確地提出來它的方向是承包，但是要解決農村人民公社的分配的絕對平均主義，這個是一定要改變，這個信念是大家一致公認的，至于說用什么方法改變，提出了好多不同的辦法，小段包工、承包制，都提出來，所以問題就提出來，這個對于后來安徽，還有四川一些地方，貴州一些地方搞承包，這個還是有一定的意義，因為這幾種方式能夠多少地體現多勞多得，但是各有自己的局限性。到了后來，大家公認的還是一個承包制，是一個比較好的，而且是農民比較喜歡的一種分配形式，也是一種理論上的先聲。”
吳敬璉：“我是1953年應該畢業，因為我有病，所以在校留了一年。那么54年分配，分配到中國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我記得在火車，我們復旦大學的畢業生，坐到北京來了，有半節車廂，一路高歌猛進，認為很快中國就要像當年的蘇聯了。所以，我曾經在八幾年寫過一個文章，叫《我的經濟觀》，我就講到當時的思想，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但是我到了經濟研究所以后，做的是一個企業財務研究，這到了企業一看，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完全不是那么回事了，有很大的問題。
特別是我1954年開始工作，1956年在蘇聯二十次代表大會以后，我們也有一次“解凍”，這時候正好是三大改造完成了，要準備開第八次代表大會，于是從下到上的總結經驗，國家經委也組織了一次體制調查，國家經委是管國企的，我們主要在東北，另外在濟南機床廠，在上海機床廠也做過調研，發現企業里面的狀態相當得不好。而且那個時候是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后，我們就不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國際？管理體制了，就用蘇聯管理體制，這個企業的經理人員對這套體制是非常有意見。
接著來的就是百家爭鳴、百花齊放。那么有很多經濟領導干部，就講蘇聯體制的問題，我記得有一個中央商業部的研究所的副所長，在討論會上就說，要把我們國有商業企業搞好，那是與虎謀皮。這位同志后來打成右派了，很多，講了好多意見，我參加了國家經委的體制調查，聽到的都是對這一套體制管得過死，完全無法發揮他們的積極性，不管是工人還是廠長、經理的積極性，提了很多意見。”
【1955年，吳敬璉和另一位研究實習員烏家培被派去給蘇聯經濟學家阿·畢爾曼做助手，學習國家財政和企業財務問題，這是他第一次和世界級的學者近距離接觸。畢爾曼當時在中國人民大學任教，是蘇聯顧問團中主要的財政專家。等領域的財務運作體制，仍然是畢爾曼當年設計的。】
吳敬璉：“后來我在蘇聯考察的時候才知道，這個人是蘇聯改革的一個先鋒式的人物，他是搞財政的，也包括企業財務的，他就是強調什么呢？盧布監督、經濟核算，所以這樣就形成一套觀念。在中國期間，他幫助建立了蘇式財務管理模式，直到2000年前后，中國的交通、物資流通
所以那個時候心想我們可能也要設計這么一套，能夠比較有嚴格的經濟核算，比如這一套利潤制度、稅收制度。
合理定價，然后征收一個稅收，把這個計劃利潤定到一個合理的標準，然后通過他的經營，用計劃利潤超計劃還是沒完成計劃來考核他，這是經濟核算，用我們導師的話叫用盧布監督、貨幣監督的辦法來保證具有某種自主權的企業，能夠提高效率，通過利潤指標來提高效率。 ”
【加強盧布監督，正是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蘇聯經濟改革發出的第一個信號。但現實經濟運行與蘇聯教科書上的圖畫相比，有不小的差距。甚至畢爾曼本人也對蘇式管理有自己的反省，告誡中國同志“不要盲目重走蘇聯走過的路。”】
吳敬璉：“這套東西其實后來跟當時，我當時不知道的孫冶方的想法其實也是一樣的。可是這個時間很短，很快，大躍進來了，大躍進完全是另外一套方法，就是精神刺激否定物質刺激，接著更厲害，就是反右派，反右派，自己回憶自己的思想，我這個思想完全是右傾的，要徹底改造。所以這個退，往回退，那就退得厲害了。退得比原來，比蘇聯還左。
后來發生比較大的轉變，比較大的轉變是文革，特別是下了干校。我是一個從城里長大的，而且是個富裕階層家庭。對農村知道的很少，當然四清的時候，我在四清工作隊里面還是比較負責地工作，多少有點知道那個政治，農村經濟怎么回事情，幾乎一無所知。到了干校以后沖擊很大，沖擊很大。從那個地方，我們干校是在大饑荒的時候，死人最多的那個地方，河南信陽專區。十室九空，無人村很多，叫絕戶村，就沒有人了。一部分人餓死了，一波人逃荒逃了。所以中央機關的干校大量的是在這個地方，擁有大片的荒地，你聽到，特別是后來有些人派去搞整黨，聽村民講故事，他們憶苦思甜會，憶苦講的都是1958年的事情，不像人間的事，所以對于實際的經濟有很大的沖擊了。
那么當然這也是一些感性的東西，感性的東西，使得我原來樹立念當然動搖了。它問題在哪里呢？還是應該要有一個理性的認識，正好我又碰到了，在干校交了一個亦師亦友的顧準。顧準說我們應該要放在整個世界的發展歷程中，和中國歷史的發展歷程中來看中國出現的問題，就是說把這個問題提高到一個更高的、更本質的去觀察，又開始讀書、研究、思考、討論。所以，對于過去出現的問題，大體上是有所認識，就是要離開這一條道路。
但是你要往哪里走呢，它顯得很模糊，顯得很模糊，這個又經過了很長的歷程了，簡單地說起來大概是這樣。80年代的時候，我大體上是認為所謂市場社會主義是一個可能的出路，作為市場社會主義，它從世界范圍來說，它是波蘭經濟學家蘭格最先提出來的，就是說在保持國有制、保持計劃經濟的基礎之上，不要用指令性計劃，而是由國家計劃委員會來模擬市場，按照供求來制定一個價格。這樣一個價格就很相當于市場價格。從數量上是一樣的，不過它是用計算的方法記。另外，讓國有企業都有一定的自主權，按照市場的狀況來決定它的，不是決定大的生產方向，而是品種啊，規格啊，能夠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是這個東西。
一方面是因為我們在改革初期，70年代末期，請那些東歐的改革經濟學家來講課，最有名的就是一個叫布魯斯，波蘭的，這是蘭格的大徒弟。另外一個是當過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的副總理，叫希克，到中國來講課，他們那一套是市場社會主義的東西，對我影響很大。
另外，市場社會主義這個東西有本土資源，我們的孫冶方，孫冶方雖然自己并不自稱是市場社會主義，但是他的思想基本是在這個框架下。后來大家發現跟市場社會主義很一致，是81年的時候布魯斯訪華的時候，去看了孫冶方，孫冶方那時候已經病重，住在協和醫院了，他們兩個用俄語交談，一見如故。他們兩個的模型的語言不一樣，布魯斯多少用了一點現代經濟學的語言，孫冶方用的是蘇聯式的語言和中國式的語言，但是他那個基本框架是一樣的。
我自己總體來說，不管是在文革以前或者文革以后，我跟冶方非常親近，雖然中間有曲折，所以我對他的思想還是比較崇敬的。
所以這段時候，80年代基本上是市場社會主義，所謂市場社會主義不是真正的市場，而是運用市場來改善計劃經濟的運作，改善國有企業的運作。
到了80年代初期，有一點我是跟我們經濟學界的主流是一樣的。當時不管是哪一個派別，只要有希望要改革的，大概有一條是一致的，就是市場取向，要擴大市場的作用。”
吳敬璉：“我發生了一個根本的改變，是重新學習現代經濟學。因為我在大學里面只有第一個學期學過現代經濟學，學過經濟學原理。學過會計，學過統計學。后來就搞運動了，搞運動以后，1952年以后全部是蘇聯教材了，所以對現代經濟學幾乎沒什么影響。那么說市場取向，什么是市場呢？那完全是一個中國式的理解。
于光遠同志也倡導辦了叫做西方經濟學學習班，其實西方經濟學這個說法是不對的。經濟學作為一個科學，沒有什么西方經濟學、東方經濟學，沒有這個東西，就是現代經濟學。
聽了這個班也有問題，因為他需要有數學的基礎，需要看得懂外文。所以同時我們自己又自學，我請了師大的數學系的老師來教高等數學，自己來學。當然我學得不是很好，我們有的同學學得非常好，像去世的黃范章，高等數學就運用自如了，當然自己學還是不行。所以，我們有些人就要求出國學習。
我們同事趙人偉先走一年，他到牛津，我是1983年1月到的耶魯。我都是教授了，參加博士生的研討。那種課那簡直，還要發言，簡直苦得不得了，沒法弄，然后就去聽研究生的經濟學課，中級微觀、中級宏觀，完全聽不懂，然后就去聽外系的，它什么系的都要學經濟學，學經濟學原理，經濟學原理加上別人幫忙還多少的，重新補了，從大學的經濟學原理補起。”
【遠赴重洋，吳敬璉意在尋找中國經濟改革的發展之道。在耶魯，他用新學到的經濟學理論工具總結梳理了國內改革討論中形成的想法，逐漸形成了自己的改革理論思想。1983年1月到1984年的7月的一年半時間，是他一生中最艱辛的求知生活，對他學術思想的成熟至關重要。他的老朋友周叔蓮說，吳敬璉從耶魯回來，頭發都白了。】
吳敬璉：“掌握了這個東西，才知道市場是怎么回事。因為當時的主流經濟學還是新古典。新古典倒是跟你說了一個事，市場怎么能夠有效配置資源的，競爭形成的價格為什么能夠保證資源的有效配置？這個原理、這個機制是怎么回事？
我覺得這一年半的學習，對我提高了自己的理論水平和運用經濟學手段來分析問題，我覺得有很大的幫助。那么回國以后，就再投入我們改革的實務，就能夠立足于中國。在別人已經開發了的經濟學理論和分析工具的基礎上來分析自己的問題。這樣對于中國的問題就認識得比較真切，而且提出的一些改革措施，我覺得就比較容易有效，當然不是說一下就把所有事情都看得很清楚了，把所有的問題都解決得很好了，但這個路子我覺得就上了，有比較好的路子。
我能夠站在現代經濟學的高度來觀察問題、分析問題，來提出自己的主張。
一代一代的經濟學家，各自發揮了自己的作用。當然我們這一代，有人叫做第二代，是吧？就是說解放以后培養起來的。初始的或者說，這一代經濟學家，在80年代、90年代做出了自己的貢獻，但是都有自己的局限性。
但是就像一個接力賽一樣，應該說比我們更年輕的一代，他們所受的經濟學訓練要比我們要好得多。現在應該是他們發揮主要力量的時候，當然更下一代，有人說叫什么？80后、90后，希望他們，因為你每進一步，當然跟過去比較也取得了很多進步，但是它新出來的矛盾，它更加復雜了，更加深層了。所以它要求你有更好的，我現在自己覺得好多事情好像跟不上趟，看不太清楚。”
吳敬璉：“我覺得最杰出的，我們老一輩經濟學家，我所接觸到，我覺得最杰出的就是薛暮橋。他有非常豐富的實踐的經驗，而且他自己把它提煉出了整套的經濟思想。
很奇怪，我一點沒有弄清楚，他很多經濟思想，雖然他用的語言往往是自己的一套語言，但是跟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是很吻合的，很吻合的。當然還有孫冶方，還有其他一些人。他們應該說在80年代做出了主要的貢獻。于光遠，他們在80年代做出了很大的貢獻。”
【1988年“物價闖關”失敗，是中國經濟改革史上最令人沮喪的事件。它帶來的影響之深遠超出想象。在整個1989年，經濟發展速度降到了1978年以來的最低點。在這種背景下，幾年前就已塵埃落定的“商品經濟”和“計劃經濟”之爭，再次被擺上臺面。發生在1989年底到1991年之間的這場論戰，是改革史上清算計劃經濟思潮的精彩一役。這場論戰的最終結果是，黨的十四大報告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目標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吳敬璉：“到了90年代，比如暮橋仍然還是發揮作用，但是他自己也說他好像太激動，話就說不出來了。我記得90年那次，在中央常委的座談會上，兩派，市場取向還是計劃取向，他是堅決主張要市場取向的，暮橋在這個辯論里面，他就說話說不清了，后來回去以后用了好多時間寫了一篇文章，送給中央常委。那時候他們就經常是用第二代經濟學家來，主要的工作交給他們來做。
暮橋在新四軍的時候，他在根據地就是管財經，然后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前，他就調到華北來了。 華北這個地區，實際上就是打下了共和國的一個基礎。所以他有很多經濟思想是在當時開始摸索出來的。當時是一種市場經濟條件下，那種斗爭，比如跟日偽的斗爭，還有邊幣和法幣之間的斗爭，還有根據地的財政等等，他們都是主管這個。所以，那種環境下，他是根據市場經濟找到它的運作的原理。當然中間有一個曲折，就是他解放以后當過八年的陳云同志的主要助手，仲裁委秘書長。
在困難時期以后，他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他原來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的秘書長，后來是中央財經領導小組成員。所以他對于計劃經濟的問題，他也掌握得比較好，雖然他自己說，他有過曲折，比如說三大改造，他其實是一個主要的參謀和執行者，但是他后來認為，這三大改造有問題，比如急于求成，后來甚至他認為多種經濟成分共存是長期存在的，但是它形成了很多經濟學的東西，在改革過程中，因為他對計劃經濟那一套，對市場經濟那一套都非常熟悉。所以應該說他的理論水平是很高的，而且他也是不唯上。
比如說有相當長一段時期，我們對于宏觀經濟是兩種觀點，一種觀點認為應該要保持經濟的平衡，但是不要做大的改變太多，還要保持計劃為主。另外一種觀點，認為可以用擴張性的貨幣政策來支持增長，同時要大力地推進改革。
暮橋很特別，他在一個問題上，就是在保持宏觀經濟穩定，不要搞亂發票子上是支持第一個派的。但是在改革的問題上，他是支持第二個派的，他不是完全唯上的。”
吳敬璉：“其實中國的發展，要說一個大國發展得這么好，都承認的。但是好像沒有人承認說是這在理論上有什么貢獻，我覺得這不符合事實，問題是我們沒有能夠很好地去總結。沒有很好地去總結。
現在出現了一些，比如說我們下一代的經濟學家，比如在國際上有一定聲望的，他們提出的一些觀點是得到國際上承認的，比如去年現代經濟學什么，給獎給的那兩位，許成鋼和錢穎一。他們的有一些觀點是國際上承認的，是經濟學的創造。你看那個授獎會上，兩位致辭的，一個是諾貝爾獎金獲得者馬斯金，一個是匈牙利經濟學家科爾奈，他們都對他的經濟學貢獻做出了相當好的評價。像這些東西國內好像不太知道。
蔡昉教授，他關于那個劉易斯拐點和中國增長模式的問題的分析，在我看來絕對是具有國際水平的。但是好像沒有人去總結。
我覺得不要發明什么新的東西了，為什么？因為我們十八屆三中全會那個決議，那個東西是非常好的。現在最重要的就是一條條落實。
但是你要檢查一下336項，每一項到底怎么樣，是不是？至于說后來提的一些口號，那都是那個的延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它最根本的問題就是改革。按什么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
我想最近有些好像是一個意思啊，最近陸家嘴論壇上，不是有同志說，改革的推進，有些人是什么孤軍奮斗，有一些部門是袖手旁觀。那怎么行？如果是這樣的話……”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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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歷改革——中國經濟50人論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新浪財經的合作項目，旨在記錄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采訪對象包括吳敬璉、楊偉民、樊綱、吳曉靈等著名經濟學家與企業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由劉鶴、吳敬璉、楊偉民、周小川、易綱、樓繼偉等50位財經界官員、著名經濟學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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