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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前我的命運是當農民

　　當年我們上學，其實不太講究成績好不好，因為對成績從來沒有要求，也它不考試。我父親經常跟我說身體要保持好，成績中不溜秋就可以了。

　　要說改變，一方面是1978年的改革開放，另一方面是1977年開始恢復高考。我們是第一屆要通過考試進重點中學，對我來說，最大的轉折就是學習變得很重要了。通過學習，可以改變你的命運。

　　我們家里是城鎮戶口，我父母都是老師，我是在農村長大的，我小的時候有一個根深蒂固的觀念，就是我們家兄弟倆，我哥哥會去城里就業，我的命運就是在農村當農民。

　　我們家這么決策，可能是感覺我身體比較好。

　　我很小就知道了，我未來是要做農民，我也沒有太多其它的偉大理想。

　　但是1978年改變了我。

糧食購銷體制從暗補變明補

　　【中國的改革始于農村，農村改革的一個重要智囊機構是1989年撤銷的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這個中心云集了一批當時的改革先鋒人物，王岐山、陳錫文、杜鷹都曾在此工作。而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對農村改革試驗區的腳踏實地的探索，是改革史上值得回顧的一筆?！?/span>

　　我剛參加工作時，就是在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發展所工作。最初是來自于80年代初期北大、人大的一些在校生，他們組織的一個叫中國農村發展問題研究組。這個組后來分成了兩個單位，一個就去了體改委，成立了體改所。剩下一波人就到了國務院農村發展研究中心，到成立發展所。

　　雖然我是在農村長大，但實際對社會實踐經驗很缺乏。在發展所的短短的時間，讓我很快就了解政策制定研討的過程，了解社會、了解經濟，是非常有收獲的。

　　當時我們做的最重要的一項工作，其實是在河南新鄉搞了一個糧食購銷體制改革試驗區，這是一個中央的試驗區，我1986年下半年跟著所里的兩位主任，我們三個人一起在那里調研了兩三天，在回來的火車上，他們兩個人就給我各種指示，說回去你寫這個報告，應該怎么怎么寫。還說讓我回去找一下一位叫宋國青的年輕經濟學家，他寫的關于統購統銷的文章。

　　后來知道宋老師也是我們國發院的一位老師，不過那個時候我還不認識他。只覺得他寫的文章特別有意思，我就根據他們的這些指示和宋老師的文章的精神寫了一個報告，報上去之后，最后中央決定就在河南新鄉搞一個全國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試驗區，成立了“中央三人指導小組”，我那時剛剛畢業，就成了這個組長小組的成員，做這個工作對我來說收獲非常大的。

　　一年有很多時間都是在河南新鄉，包括在各個地方、各個部門調研，因為我們第一個工作就是要做一個方案。為什么要做出糧食購銷體制改革呢？因為我們早年政府統購統銷，政府在農村買糧食，在城里頭賣糧食，城市和農村的買賣的價格是由國家定的，叫國家價格。但是在改革開放剛剛開始的時候，一個很重要的工作就是支持農業生產的增產，所以農村大包干。而支持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還有一個很重要的政策，就是提高農產品的收購價格。一方面是大包干，讓農民有積極性。另一方面，價格提高，大家更樂于生產。所以，在1982年到1984年期間，糧食產量增長了50%。

　　但是收購價格提高，它碰到的一個問題是什么呢？城市里頭的銷售價格提不起來，因為城市改革還沒有開始，城市居民的收入還沒增長，你不可能給提糧價，因為提糧價這是要出大事情的，所以城市的銷售價格沒變，但是農村的收購價格不停地往上走，最后就變成了一個購銷價倒掛，收購價比銷售價格還高，變成了一個重大的地方政府的財政負擔。

　　我們要解決的就是這個問題，看看能不能有辦法它引入市場機制，以后糧食的價格最好是由市場來決定。但是要引進這樣的改革，有一個前提，你不能打破現行的這種利益格局。就比如說城市居民，對吧，你本來是一毛錢買的這個糧食變成兩毛錢了，那不等于相對來說城市居民就受到損失了嘛。政府應該怎么辦呢？

　　我們的方案就是把原來的暗補變成明補。暗補變成明補的意思就是，政府在農村兩毛錢買一斤糧食，在城里頭賣一毛錢一斤糧食，實際上政府每斤糧食補了一毛錢。我們改革的做法就是把政府補的這一毛錢，原來是暗補，相當于就是補貼在糧價里頭，現在直接把這一毛錢給你，變成明補。因為每個人有定量，例如30斤糧食，現在給你每一斤1毛錢的補貼，直接把錢發到你手里，你拿著這個錢再去市場上買兩毛錢一斤的糧食，相當于你沒有受到損失，因為錢已經拿到了，所以暗補改明補。隨后我們希望，市場價格就隨行就市了，這個時候糧價如果高一點，居民就多支出一點。如果糧價低一點，農民就少收入一點。

　　總而言之，通過這樣的一個改革，把這個機制從原來的計劃做法變成一個市場的做法。

　　我們從1987年開始進駐新鄉，開始設定方案，1988年5月份開始試點。運行了一兩年，總體來說是很平穩的，效果不錯，為后來全國取消糧食統購統銷發揮了重要作用，從各個方面積累了改革統購統銷政策的一些經驗，最后使得1992年取消了全國糧票。

要穩匯率還是人民幣國際化？

　　【2011年，各項金融改革推進工作還停留在理論階段，關于利率、匯率、資本項目開放與人民幣國際化究竟是“協調推進”還是“先內后外”還存在爭議，在這個背景下，經濟學界爆發了一次開放和改革先后之爭。經濟學家余永定表示：不應盲目提倡“以開放促改革”，否則有可能損害中國的社會福利與金融穩定。黃益平則認為，當時地方政府融資平臺和銀行無度發放貸款等問題，已釀成巨大的財政、金融風險。而一個封閉的市場恰恰為此類行為提供了溫床。他撰文提出：“推動人民幣國際化有必要‘以開放促改革’?！薄?/span>

　　我覺得還是要從兩個方面平衡來看，以開放促改革，是我們加入WTO以后獲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政策經驗。有時候國內改革難度比較大，如果是通過開放來促使國內改革的進一步推進，應該說是很有幫助的，我們過去比如說我們汽車行業的開放，我們國內其它一些制造業的開放，包括我們農業的開放，如果沒有加入世貿組織這一件事情，可能是很難推進的。

　　在金融改革里，以開放促改革，我覺得仍然是一個非常好的理念。但是金融改革和制造業的改革可能不太一樣，它的差異就在于，金融開放可以促使你國內改革，但是如果是開放這個秩序搞錯了，它也可能會反過來造成國內經濟的各種風險。

　　比如說前幾年我們國內一直推人民幣國際化，建了很多離岸市場，支持跨境貿易和投資的人民幣結算等等，但后來我們發現人民幣匯率的靈活性不夠，一個直接結果就是匯率一旦波動起來，我們就緊張，因為我們要穩匯率。為此我們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可能就把過去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那些政策給抵消掉了。實際上，以開放促改革很重要，但是反過來，也要以改革來推開放，這兩個之間應該是同步推進的，完全強調一邊，可能不是特別強的。

　　有階段性的重點，但是在任何階段都要強調改革和開放是要相互協調的，就完全一頭單兵突進，可能是有風險的，或者是會影響你的效果。

要素市場要進一步市場化

　　看40年做得好不好，最核心的就是市場化的過程。我們過去從計劃體制走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核心就是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當中發揮決定性的作用，我覺得這是我們的大局，這是我們的主旋律，是我們40年一直在堅持走的。

　　但是如果是要更進一步來看我們過去市場化改革的策略，我個人覺得它確實是有一些特點的，我自己總結了一個特點，叫“不對稱的市場化”。經過30、40年的改革，產品市場基本上都放開了，但是我們的要素市場，我們想一想勞動力市場、資金市場、能源市場、水市場、土地市場，基本上都還是受到很多的政策干預和很多管制的。那么這樣的管制和干預，可能有它特定的原因。

　　集中體現在兩個方面：一個方面是在很多時候我們是把要素成本是給壓低的。第二個方面就是在配置的時候，比較偏好大企業、偏好國有企業。所以這樣的一個要素市場扭曲，從本質上來說相當于是一種收入再分配，這和我前面提到的糧食統購統銷體制，是一脈相承的。統購統銷是什么？就是在農村低價買糧食，在城市低價賣糧食，這個里頭的核心是什么？核心他認為就是一種變相的農業稅，相當于讓農民貢獻低價的農產品，供應給城市，壓低老百姓消費的開支，作為城市工業的投入品，降低投入品的成本。它最終的目的就是降低了城市工業化的成本，城市的工資就會比較低。

　　這樣其實是相當于用資金來支持城市的工業化，它是一種從農民向城市工業的一種資金的再分配。過去我們工業化走得比較快，但是結構上有問題。

　　要素市場改革，在一定意義上來說跟那個理念是一脈相承的。其實在過去30幾年，我們要素市場扭曲的一個本質其實是我們居民一直在補貼企業，居民在補貼生產者、投資者、出口商。就舉個例子說，你的資金很便宜，那不相當于你沒有完全按照市場價格來支付成本，你其實相當于是獲得了一些變相的補貼嘛，對吧，誰在補貼你？就是我們老百姓在補貼，我們把錢存到銀行獲得的存款是很低的。那實際上我們變相地在補貼了這些生產者、出口商和投資者，所以最后變成30年前的，我們前30年的經濟重要的特征是什么？第一是增長很快。因為我們不但有經濟特定發展水平時期的低成本優勢，我們的政策在一定意義上來說是放大了這種低成本優勢。所以我們的投資越來越強勁，出口越來越強勁，但是消費變得相對的不太強勁。

　　過去這十年，我們的經濟結構開始再平衡，我們的增長速度開始往回走，其中的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一系列的市場化已經開始在慢慢地推進，尤其是勞動力市場，從過去的全面過剩，現在轉向短缺，工資大幅度地上升，第一次成本提高了，所以無論是投資也好，出口也好，它的激勵就不是那么強了，所以開始活動開始慢慢變得緩慢一些，增長速度開始下來了，占比也開始下來了，消費倒是變成了我們現在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最重要的支持力量。

　　所以，2008年前后這種宏觀經濟的大反轉，其實是和我們市場化的一個特定的策略有關系。

　　如果要說我們以后再往前看20年，我覺得我們的一個核心的理念或者策略，還是應該把這個市場化的這樣一個主線、思路不斷地往前推。過去做的是一個不對稱的市場化，你也可以把它稱之為是一個不完全的市場化，就是產品市場全部放開了，但是我們的要素市場沒有放開，現在慢慢地放。我覺得下一輪改革的一個重要任務就是把要素市場進一步地市場化。

　　在金融領域要放開，它就比較復雜。一方面是我認為讓市場來決定金融資源的定價和配置，仍然是必要的，因為它可以幫助我們提高效率，提高我們的經濟發展的速度。但是另外一方面，金融市場放開了，它會帶來一個副作用，可能是不穩定性會提高，風險會提高。

　　所以，我們在開放要素市場，尤其是開放金融市場的時候，一方面是要讓市場機制發揮作用，同時我們很重要的就是要構建一套有效的風險管控的機制，那么尤其是宏觀微觀的審慎監管機制，這個是雙管齊下，都必須要做的。這個應該說比單純的放開農產品的市場或者放開制造業產品的市場要復雜得多。

政府兜底不可持續

　　在2008年以前，我們總體的金融體系是比較穩定的，沒有發生過重大的系統性的危機。

　　為什么？一方面是持續高速增長，在發展中解決問題。另一方面是政府兜底，出了問題政府也給你兜著。97年、98年亞洲金融危機的時候，我們銀行的不良率超過了30%，但沒有人去擠兌銀行，這是很奇怪的，其實就是因為大家對政府有信心，不是對銀行有信心。

　　但現在我們知道，靠政府一直給兜著這個剛性兌付，這是不可持續的，它會導致很多問題，風險積累越來越多，道德風險的問題，就是反正政府也給兜著，誰也不關注這個風險的問題，總有一天兜不住。

　　我經常拿日本做例子，日本可能不是一個特別好的例子，但有很多相象的地方。日本就是在很長時間，沒有違約，沒有破產，沒有失業，但是一旦易出現問題，就是整個系統性的問題。

　　最近我們一直在擔心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問題，有各方面的問題都在出現。

　　所以似乎是08年前和08年以后，確實出現了一個比較大的反轉。我覺得這就是我們現在進入新常態，這里頭有好的，也有一些值得我們關注的事情。（黃益平）

《親歷改革》全集

　　【第一集】吳敬璉回憶按勞分配之爭：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

　　【第二集】楊偉民直面改革難題：為何難推進難落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