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恢復高考，我難得有這個機會，能夠參加高考。我考試成績還很好，報的清華大學，比平均分還高20分。結果呢，因為年齡大，被分配到師范學院分院。1978年那一年，別人上了學都很高興，我（卻）非常糾結。

　　但是總體來說，跟過去根本沒有希望上學比，那就不一樣了。后來我得知，允許1977年的大學生（提前參加研究生考試），因為我被錄取了，我是1977年的大學生。我在1979年做了一年準備，1980年我考研究生了。

　　因為我在工廠當了將近十年工人，我準備的是工業經濟、企業管理。結果，社科院的工經系、人大的工經系80年都不招生了，哎呀把我急得不行，我準備了一年多準備考工經系，臨時選了一個跟這個比較相近的，勞動經濟，就這樣我就走上了勞動經濟研究和這個領域的行政工作這條道路。

　　當年全國只招三個人，我以第二名的成績考進了當時的北京經濟學院勞動經濟系。

　　就直接圓了研究生夢了。

　　可能有兩件事我覺得自己出了力，發揮了一些作用。一個就是新農合，新型農村合作醫療，這個時候我在國務院體改辦黨組成員當秘書長，在這方面具體做了一些工作。當時爭論很大的，就是農村要不要搞社會保險，當時有些人，包括領導，還有一些學者們都認為中國城市里的社保你現在還搞不清楚呢，不要搞農村。

　　有的不同意在農村搞醫療保險，有的是認為農村不要提醫療保障，可以搞新農合，但是不要提醫療保障等等。

　　【中國的農村合作醫療曾經走在世界前列。聯合國婦女兒童基金會曾指出，中國的“赤腳醫生”制度在農村地區提供了初級護理，世界銀行和世界衛生組織把中國農村合作醫療稱為“發展中國家解決衛生經費的唯一典范”。但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農村合作社體制逐步解體，“工分制”瓦解，村衛生所失去資金來源，赤腳醫生無法通過從事醫療活動換取工分獲得糧食等生活資料，失去了行醫動力，農村公共醫療機制基本上呈現真空狀態。】

　　那時候由國務院體改辦牽頭，八個部委共同對農村的醫療問題進行調研。我們跑了八個省市，看到當時農村合作醫療，就是當時的赤腳醫生完全解體了，農民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問題非常嚴重，當時給中央寫了報告，后來終于下了決心搞這個新農合。這個文件搞了兩年多，大概2002年出臺的，我們是2000年著手準備的。這件事現在回想起來，對解決廣大農村的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問題是發揮了作用的。我認為這是做了一項比較雪中送炭的事。

　　當時新農合這個問題不是說我們說服了領導，這件事情是中央領導交辦的，應該說是各地反映的情況。中央領導了解農村因病返貧、因病致貧的嚴重情況，城鄉差距本來就很大，農村再沒有這樣一個基本的醫療保障，過去的三級醫療保險網基本上用當時的話說，保底，底破了，農村基本處在沒人管的狀態，你得了病就聽天由命。當時我們調查了很多鄉鎮衛生院，非常破，破冰箱里邊打疫苗，冰箱那個腿都爛掉了，拿磚頭支的，那個產房看起來簡直是跟城里邊沒法比。哎呀，就這種情況我們寫了一個報告，有很多數據，因病返貧多少，情況怎么樣。

　　【新型農村合作醫療，簡稱“新農合”，是由政府組織、引導、支持，農民自愿參加，個人、集體和政府多方籌資，以大病統籌為主的農民醫療互助共濟制度。2002年10月，中國明確提出各級政府要積極引導農民建立以大病統籌為主的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

　　當時存在的爭論也是比較大的，就是國家政府要不要出錢支持、引導農村的新型醫療保險制度。當時也有人說，你這個合作醫療是誰跟誰合作？不是農民跟農民合作嗎？怎么政府出錢呢？這不成了政府跟農民合作了嗎？但是我們認為，作為基本的公共服務、基本的醫療保險，政府出錢引導支持，這完全是符合國際慣例的，所以最后爭論來爭論去，當時確定每個農民起步只給10塊錢。

　　一年一個農民給十塊錢。衛生部當時提出來，一個農民爭取給一塊錢甚至于五毛錢先啟動，我們說那不行，要十塊錢。這件事情終于還是啟動了。現在可以說我們已經建立了一個全世界覆蓋面最廣的基本醫療體系，不是說沒問題，而是任何事情在發展過程都會遇到新的問題，不斷發展。但是要和當年依附集體經濟的赤腳醫生解體了之后，農民看病處在那么一種比較，用什么詞來形容？非常差的那么一個境地，到現在我覺得有很大的進步了。

　　【新農合2003年起在全國部分縣（市）試點，到2010年逐步實現基本覆蓋全國農村居民，成為農村基本醫療保障制度。新農合的補助標準也在不斷提高，2017年新農合人均補助標準達到了450元。】

　　具體的政策需要我們去提出來，你比如說集體出不出錢，農民出不出錢，國家出多少錢，這項工作誰來負責？哪個部門來牽頭等等。這些具體的協調是我們八個部門，包括農業部、衛生部、社會保障部、經貿委、國家計委等等，組成這么一個班子進行調研。    

　　說一個爭論吧，就是這個文件，它是中央國務院文件，要上政治局會議的。就快要上政治局會議了，財政部和衛生部發生分歧了，協調不下來，文件送不上去。我作為具體的起草文件班子的負責人很著急，如果萬一這次會議過不去，你不知道一排又排到哪一年。

　　什么問題呢？就是對于農村基層衛生站，是補需方、補事不補人，還是先保證一直按定額定編給一支隊伍補充好，這就變成了兩種不同意見。衛生部堅持要保證我一支隊伍，我才能提供服務。財政部的意見是，你提供多少服務，我才給你錢，我的資金不是按照定員定編給你撥人頭。兩家發生分歧意見很大。哎呀，我中間怎么協調也協調不下來，我自己開個車，一會兒進國務院找高強，那時候副秘書長負責這件事。一會兒上衛生部找張文康，當時的衛生部長。當時衛生部有一位負責人，非常嚴肅地跟我說，說“宋曉梧”，本來都很客氣，叫我醫改辦主任也好，秘書長也好，當時叫“宋曉梧，你要是不把這一條改過來，你就是破壞農村衛生工作的罪人。”爭論成這樣。

　　哎呀，我記得是在要上會的前一天還是前幾天，晚上七點多，把這件事協調下來，最后還是衛生部的意見，養一支隊伍是必要的，它也有它的道理，你先給我一個定額定編，按照當地人的情況保證一支衛生隊伍，這個你給我撥錢，然后再說服務。這件事最后達成了協議。我記得到了最后，晚上我連晚飯都沒吃，開車把這個文件送到國務院去了，開了座談會議討論通過了。

　　我們有一次在杏林山莊討論這個文件，討論到晚上兩點，有不同的意見。最后有的部門的司長血壓升高，犯病。當時這些事，是很激烈的。

　　文件2002年就頒布了。后來的新農合，就是在這個文件基礎之上發展起來的，但是根據經濟的發展，根據國家的經濟實力，逐年地提高了政府對于新農合的支持力度。

　　后來發展得這么快，我還真沒想到。

　　對社會體制我們的認識是逐漸加深的，原來從領導到底下的經濟學者們，主要精力集中在經濟發展上，有它當時的歷史條件。后來我們認識到了（這個問題），我覺得2003年左右科學發展觀提出來的時候，就已經對這個問題有所認識了，就是說我們經濟這條腿長，社會這條腿短。

　　短多少？學者的論證就不一樣了。社科院社會學所他們論證，社會發展的程度跟經濟發展程度相差十到十五年，當時他們出的研究成果是這樣一個結論。

　　當然經濟本身也有經濟自身的問題，但就經濟和社會來說，我們這個確實是問題比較大。從那以后就開始重視社會問題，這個社會體制提出來時間并不是很長，到現在也就十多年的時間。

　　那么社會體制包括哪些內容，這本身也是一個值得探討的問題。我寫三十年，寫社會體制改革的時候，我就專門講，按照中央文件，按照當時九五還是十五規劃的精神，比如說把教育、就業、收入分配、社會保障、醫療、住房，還有社會管理（現在叫社會治理），這七到八個方面歸成社會體制。但是你說這個就業、工資、收入分配，它不是經濟的一個很重要的內容嗎？你就業不是宏觀經濟四大考核指標之一嗎？對不對？分配更是，經濟循環生產、交換、分配、消費，這是四大環節之一呀。但是當時這個歷史條件下，或者說我們中國這樣一個情況下，把就業和分配放到社會體制里邊，作為民生重要的一個方面，也是可以的，現在就是這么分的。

　　當然討論經濟問題，絕對離不開就業和收入分配。我們現在社會體制就包括剛才我說的這些內容，這些內容這十多年來，我覺得有很大進步，特別是共享發展理念提出來。十八大以后，共享發展理念提出來以后，我覺得對于整個社會體制的建設，特別對社會管理（都起了很大作用），提出了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群眾參與，另外是走法治，法治化的，法治、規范，這么幾個理念。

　　我覺得社會管理上，在社會事業的發展上，這些年還是有很大進展的。同時也得看到，我們原來落后十年到十五年，社會這方面遺留的問題也相當多，像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問題至今沒有很好地解決。一次分配應該說本身分配差距過大，在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可以通過二次分配加以調節，他們調節力度是比較大的，我們現在都做了很多的研究。咱們國內自己的研究情況來看，二次分配主要有兩個方面，一個是社會保障，一個是稅收。我們看社會保障起的作用有，但是不是很明顯，有些項目社會保障在一定的時期、一定的程度上，還起了逆向的作用，就是逆向轉移的作用。

　　對于稅收問題一直研究不夠，有的研究稅收的專家說中國的稅收對于一次分配，（對于）縮小一次分配差距起的作用很小。目前我們得出的結論，我們的稅收，由于間接稅占的比例過高，而間接稅對于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作用不大，直接稅占的比例很小，直接稅才對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的作用比較大，這樣我們整體上稅收并沒有縮小一次分配差距，這一點是應該值得下一步在稅制改革這方面，應該加強。比方有些稅我們也沒有，比如說像遺產稅、財產稅這方面，還有房地產稅這方面，這些還存在爭議，但這些稅種真要建立，它對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是起一定作用的。

　　我們還有一些稅制，也在大的方面，對于縮小收入分配差距起了作用，某些方面也起了逆向轉移的作用。稅收地與稅源地分離，資源枯竭性城市，它招商引資，希望人家來這兒辦企業。好，有個央企在這兒辦個企業，它是辦的分公司，這個分公司是合并報表在總公司納稅，稅源是我們的資源枯竭性城市，稅收地跑到北京、上海去了，當然它為當地也會帶來一定地方稅，還有一些分成的稅，再一個解決點就業，起點作用，但是它在收入分配方面應該說對地區差距的縮小起了逆向調節的作用。這方面都有很多問題還需要進一步研究。

　　社會保障本來在計劃經濟下叫勞動保險，從覆蓋面來看，它是所有的城市里邊的人基本全覆蓋的。在改革開放初期，文化大革命中我們就取消了這個，變成企業自保了，但是企業并不是獨立核算的，虧盈都是國家包的，所以還可以。

　　等到把企業推向市場，變成獨立核算的時候，企業自己包這個社會保險就變成企業保險了。改革初期出現很大問題，很多企業養老金發不出去，醫療錢報不了，就引起很多事情。

　　【上世紀90年代初曾經掀起了一場轟轟烈烈的國企改革“砸三鐵”運動。“三鐵”，指的是“鐵飯碗、鐵交椅、鐵工資”。在改革的陣痛中，國企確實卸下了很多負擔，輕裝上陣，向著市場化的方向前進了一大步，但這場改革也隨之產生了新的問題。】

　　那時候對于養老保險、社會保障問題關注得不夠。你現在看80年代經濟體制改革那些論文，那些文章，包括什么我們大家都說的評價很高的，“巴山輪會議”、“莫干山會議”，你看看這倆會議上，就沒有談社會保障的。這么重大的問題它沒有談，但當時有當時的歷史條件。但是作為一個搞勞動經濟研究社會保障的人，我說這是巴山輪和莫干山會議的重大缺陷，這也是造成我們后來經濟這條腿長、社會這條腿短的一個理論上的不足。

　　但是后來實際問題暴露出來了。改革的進一步深入，那不要鬧事嘛？對不對？這樣的事情全國各地都有，不光東北，后來我到西部去調查，那些資源枯竭性城市也有。這樣中央逐步引起高度重視，就開始建立社會保障體系。

　　十四屆三中全會就明確了，社會保障體系建設是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系的五個子體系中的一個重要的體系，從那兒以后我覺得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走到正軌上來吧，被重視了。

　　當時在這方面沒有經驗，我們搞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究竟是又把國外的列寧搞的那一套，叫國家保障的這張保障體系給打碎了。怎么樣建立一個新的這樣一個體系？這還有一個摸索的過程。現在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我們構建了一個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絡，當然我們人口本來就最多，對不對？但是你基本上都覆蓋了，你就是世界上最大的社會保障網絡，養老、醫療、失業這些險種都全了，都聚全了，應該說什么生育和衛生現在合在一塊兒了，總體來說我們這個叫“五險”，社會保險。

　　醫療保險基本上做到全覆蓋，養老保險也基本上叫全覆蓋，因為我們后來又建立了城市居民的養老保險、農村居民養老保險、城市居民的醫療保險，這個覆蓋面就很大了。

　　但是我們目前面臨的最大的問題是社會保障體系的碎片化或者各個制度之間的不夠銜接，為什么會出現這個問題呢？我們一開始建立社會保障制度的時候，并不是從構筑一個全民的社會保障網絡的角度出發的，而是作為國有企業改革的配套措施提出來的，就是要推進國有企業改革。我們很長時間是以國有企業改革為中心環節嘛，對不對？這個對，因為我們當時面臨的是這個問題。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很多國有企業改革，養老金發不出去，醫療保險報不了，職工不就到政府鬧事嘛，企業影響生產啊。后來發現社會保障這條軌沒有鋪好，國有企業改革你推進不了。

　　比如說企業破產了，職工養老誰負責，醫療誰負責，你總得搭一個社會保障網吧。但是當時我們《人民日報》的文章，90年代都寫著“社會保障制度是國有企業改革的重要配套措施”，這就認為把社會保障地位提得很高了當時。但是這時候你就沒有顧及到非國有企業其他人的社會保障制度，我們分項建立的。比如養老，企業是一套，機關、企業單位是一套。那么現在呢，農村是一套，當然有一個不平衡，社會本來就是不同的群體，但是應該說如果一開始的時候就是從構立一個全社會的保障網絡出發，考慮到之間的銜接就要好得多。

　　但是我們這個改革就是這么一個進程，它的一個歷史過程，就是從國有企業的配套措施改革，一直到2003年科學發展觀提出來，才提出一個全民的社會保障網絡。那么已經形成的利益格局要調整、協調、平衡他們之間的待遇、繳費什么，到目前我認為也沒有完全地協調好，這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當很多群眾沒有社會保險的時候，他會說為什么那些人有保險我沒保險？對不對？當大家都基本有了保險的時候，他的問題就變了，為什么他的保險水平是這樣，我的保險水平是那樣，就是公不公的問題變成主要問題了，不是有沒有的（問題），過去主要是有沒有，現在是公不公，問題轉了。

　　這方面我們也做了很多的工作，比如說像企業職工養老保險和機關事業單位養老保險，搞了多少年雙軌制，我從1996年就提出來雙軌制是不行的，但是并軌以后，群眾仍然還有不滿意的地方，這些問題還需要我們進一步地去解決。像職工養老保險的個人賬戶，還有職工醫療保險的個人賬戶，究竟往下怎么處理，理論界爭論很大，部門之間也不一樣，這些問題還都有待于實踐的探索和進一步的研究。不是說就完美無缺了，不是那樣的，面臨的問題還是很大，有的問題應該說是很緊迫的。

　　社會保障、稅收政策，這都是政府應該做的。一步步做了不少工作了，但是現在面臨的問題還很多，還需要好好做。還有我們剛才沒有談到的，像教育這些問題，政府需要做的還很多。環境保護，對不對？這方面問題還很多呢。所以要更好地發揮政府的作用。

　　政府的作用不是政府直接去配置資源。地方政府的GDP競爭怎么看待？實際上你要理順政府和市場的作用，地方政府是不是政府啊？它也不能直接配置資源，直接組織項目，直接搞經濟生產，對不對？但我認為這個問題至今也沒有很好地解決，所以十九大報告里面，還把這個問題又進一步地又提出來了，還要進一步解決。

　　有些學者，對于地方政府直接參與經濟競爭給予很高的評價，包括外國一些學者。當然我認為這也一個歷史發展階段性，到現階段，應該堅決地制止地方政府的GDP競爭。

　　【第一集】吳敬璉回憶按勞分配之爭：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

　　【第二集】楊偉民直面改革難題：為何難推進難落實？

　　【第三集】白重恩憶94年稅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遠征：中國銀行業的“破產”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六集】陳東升：“92派”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

　　【第七集】黃益平：要穩匯率還是人民幣國際化？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集】宋曉梧解密新農合出臺幕后：衛生部與財政部激烈爭論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二集】吳曉靈回憶金融業改革：央行主動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對張文中案的重新審理 是保護產權的信號

　　【第十四集】王一鳴：比出臺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六集】許善達：實踐證明當年的財稅包干不是個好辦法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第十九集】隆國強：中國靠什么解決了出口創匯問題？

　　【第二十集】東昌集團丁建勇談營商環境：變化翻天覆地

　　【第二十一集】劉世錦：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不斷試錯試出來的

　　【第二十二集】段永基被逼上四通：遇到很多第一個吃螃蟹的事

　　【第二十三集】張志洲：看空中國的大空頭敗在哪里？

　　【第二十四集】蔡昉：人口紅利還有 但必須通過改革才能挖掘

　　【第二十五集】樊綱：中國的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轉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