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一鳴：比出臺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我從6歲就隨父母到了四川，在四川山區廠里的子弟校完成了高中學業。我1977年畢業時，上山下鄉的政策已經開始有所松動，當時有個政策是三線企業的職工子女可以解決在企業就業。我1977年7月份畢業，首先就到了企業去當工人，在這個過程中傳出了要推進高考的制度改革，我們開始著手去準備。
那個年代的高中沒有正規的教育，大量的時間在學工、學農、學軍，有一半時間都在工廠勞動，或者是到農村去，沒有很正規的系統的學習基礎知識。一旦要復習，就發現自己的基礎知識很差。也沒有很好的教材，那時候在文革前出的教材都很搶手，數量又很有限，社會上流傳了一些手抄本，我們當時就用那些手抄本里面選些題目來復習。后來就正式宣布要高考了。
那時候可以填報六個志愿，因為我在四川，第一個就填了重慶大學，我是在工廠里面，就想學工，以后當工程師。后來保險起見，最后一個就填了西南師范學院數學系，就去參加高考，高考達到了它的分數線，也達到了重點線，就被師范先把檔案調去了。
我們那時候覺得“高考”對人生是一次轉軌。進到學校以后，那時候的學習熱情積壓了很多很多年，學習的熱情爆發出來，大學里晚上晚自習都要搶位置，買書都要排很長的隊，這種場景現在很難再見到了。
我在國家發改委26年，那是我人生當中最寶貴的一段時期。發改委是國民經濟的綜合管理部門，它涉及各個領域，我經歷了這個時期很多重要的事件。我是1989年進的發改委，那個時候中國經濟相對低迷，1992年小平南巡講話，中國經濟開始有了新的起飛，從那以后，中國經濟經歷了一個不斷成長的過程，奠定了現在的大國基礎，經濟基礎是在那20多年的歷程當中逐步架構起來的。
我剛進入發改委工作就遇到了“制定三線企業調整的五年計劃”，我就跟發改委的一些領導，國防科委的領導到三線企業去做調研，制定調整方案，當時還有國務院三線辦。我跑遍了大部分的三線企業，我也對三線企業有了一個非常整體的了解。回來以后我就寫調研報告，報告也得到了領導的認可和批示，從那以后，我就陸陸續續去參與發改委很多重大決策的研究工作，那時候我是在宏觀院工作。
還有幾個重要的事兒給我印象比較深的，2001年，我們入世前一段時間，當時因為要入世，要符合世貿的一些規則，我們就推進壟斷行業的改革，因為要公平競爭，當時就讓我牽頭做一個電信改革的方案前期的研究工作。當時就兩家，中國電信和聯通，怎么樣能夠形成一個有效競爭的市場？我們就做調研和方案，提出要把中國電信南北分離，我們要把它一切為二，要增加競爭主體，打破壟斷。
【電信行業是典型的高固定成本、低邊際成本產業，具有自然壟斷屬性。新中國成立后很長一個時期，郵政電信都是一體化經營，政企不分。1994年，為效仿英國雙寡頭競爭局面，當時的電子部聯合鐵道部、電力部以及廣電部成立了中國聯通。1998年3月信息產業部成立，隨后電信業實現政企分開，改革步伐加快。1999年2月，國務院批準中國電信改革方案，組建中國移動通信集團公司。2001年10月，中國電信南北拆分的方案出臺。拆分重組后形成新的5+1格局，包括了中國電信、中國網通、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中國鐵通以及中國衛星通信集團公司，奠定了電信市場分層競爭的基礎。】
我記得當時摩根士丹利正在跟中國電信做上市前的包裝，他們也來游說說不要去分，這個不是一個小方案，但我們還是堅定地去推進改革，最后按照切分，大致以長江為界，南北切分，增加移動電話服務的主體，怎么加強監管設計了一個方案。這個對壟斷行業改革，特別是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是一個早期的開篇之作，非常有意義。直到今天我們還面臨這樣的任務。
2005年的匯率體制改革，因為匯率是很敏感的，早期工作是保密的，我們有個七人的小組來做相關的研究，后來形成了研究方案，這個匯率改革奠定了我們現在匯率制度基礎性的架構，后續還得有很多改革，這次給我的印象很深。
后來我到了發改委當副秘書長，也參與了國企的改革，我自己參與比較多，再起點牽頭作用，推進混合所有制。混合所有制在二級公司、三級公司層面過去這些年已經在展開了，包括上市來推進混合所有制，這次改革我們又在一些新的領域，包括進一步加大鼓勵民營資本與國有資本的混合，制定起相關的政策措施，科技類企業員工的持股制度，一級公司、公司總部層面要不要推進混合所有制改革？這中間也有很多討論和爭論，給我的印象非常深。
到了今天的集團公司層面，也已經在推進，中國聯通、百度、阿里、騰訊等等，我看到這些報道的時候往往就回想起過去參與的工作，這都是在中國的改革發展進程中非常有意義的事件。這些都是里面的一些具體的事項，我們也參加了更宏觀層面的，比如“五年規劃制定”的前期工作和重要文件的起草。
中國的改革開放特區是個先行的起步區，我們原來從戰略上來看，先沿海，后內陸，先是由沿海開放戰略，再到內陸的沿江、沿邊、沿中心城市，再到全范圍開放，它的歷史過程是這樣。沿海主要是從特區、開放城市、經濟開放區開始起步，它是一個窗口，我們在引進國外的技術、資金、管理，它在特區和開放城市，經濟技術開放區來推進的，它在一個小范圍來進行試驗，改革的成本就會比較低。
當時有很多不同的爭論，包括特區，小平說我先試驗，我是殺出一條血路來，行或不行，這樣就不會帶來顛覆性的問題，我先試驗，在這個窗口試驗，試驗好了就有強大的示范效應。你引入外資企業在小范圍區域相對的封閉式管理，它對于外部的效益也會比較小，成功了以后我們再推廣。
第二，它也是個試驗田。早年所有的改革，我們特區從小政府開始，它不像內地的政府機構非常龐大，它是個小政府，在經濟管理、社會管理上都有很多新的模式。他就可以在那試，可以直接引進一些先進的管理模式和管理制度，這樣就免得從頭試錯，從頭做起，總成本也是低的。它形成的不光是產品的技術的供給，也形成了有效的制度的供給，這個是試驗田的作用，特區、開放區都是起到這個作用。
第三，它是經濟發展的新型區，特區都是引進了先進的技術，國際先進的管理經驗，形成了先進的產業，到今天來看，很多標志性的企業，比如華為、騰訊、中信都是在他那個土壤里面長出來的企業，現在都成了國際的標志性企業。在這個區域范圍內產業集中配置，能夠最有效地形成規模，形成先進的生產力，它也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先進區。我們歸納起來說，它是窗口，是試驗田，是先行區。
【深圳特區，曾經是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是中國最具活力的城市，創造了諸多奇跡。90年代以前，這里是各路人才爭相涌入的熱土，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越來越多人把目光投向北京、上海、廣州等地，沒有了政策優勢，特區不再“特”，又受制于經濟地理條件，深圳的未來該向何處去？特區再次走到了歷史的十字路口。
2002年，一位深圳居民在網上發出題為《深圳，你被誰拋棄？》的長文，恰如一枚深水炸彈，引爆了一座城市的集體情緒，官員們開會時都在談論它，更引起了深圳市市長的關注。文章從多家大企業“遷都”傳聞說起，談到深圳的人才引進、投資環境、行政效率、國有企業改革及文化氛圍等諸多方面問題，深感深圳優勢正在漸漸失去。這篇文章背后隱藏的其實是對特區在未來改革開放中地位和作用的困惑和擔憂。】
深圳經歷過一個陣痛期，它也是從過去的這種產業結構逐步的轉出來，因為它早期也是加工貿易企業，現在甚至已經形成了高技術企業匯聚的這么一個城市，而且具有很強的創新能力，是中國一個創新的重心。實際上它這個也是風雨如磐的過程，脫胎換骨的過程，它經歷過一個陣痛期，走過了以后，我覺得真正又進入了第二次的輝煌時期，這些年我覺得在全國經濟增速換檔的背景下，深圳顯示出一個非常強勁的經濟活力，也引起了國際社會的廣泛關注。我覺得深圳是一個成功的范例。
當然特區差異性很大，比如珠海、廈門、汕頭、深圳，我們可以看到這四個特區，其實它還是有差異的，有些特區的示范效應沒有得到發揮，我想這里面最關鍵的就是制度創新和制度改革，你能不能走在最前面。深圳有個特別的優勢就是毗鄰香港，所以它跟香港在經濟中的相互聯系中，可能把香港的特有的機制最有效的吸納過來了，所以它的顯示出活力出來。其他的特區，可能在制度改革上沒有像深圳那么有深度，所以在活力上表現的不是那么強勁。
特區的一些政策，當時為了搞加工貿易，有效地引進外資制定了很多特殊政策，到了今天，我們要營造一個公平的競爭環境，特區的使命是什么？你還是依靠這種特殊的政策還是去進行一些特有的制度創新？應該是后者，包括我們現在正在推進的自由貿易區的試驗，下一步還要推進自由貿易港，它更重要的使命就是自主創新。
它不光像以前一樣，要成為技術創新的發源地、優質產品的生產地，提供技術和產品的供給，更重要的是它要提供制度的供給，在這個特殊的區域里進行制度的適應，然后來給其他地區提供參照和示范，進而來進一步推進我們改革的歷史進程。
改革開放如果歸納起來說，我個人體會就是兩句話，一個就是偉大的覺醒，就是我們經歷了建國后30年那種比較傳統的計劃經濟體制的模式，后來又文革，就是走了一段彎路，改革開放是我們經歷過這個曲折以后一次偉大的覺醒，這個覺醒給中華民族帶來了深刻的變化，我覺得很難想象如果沒有改革開放，中國今天發展的局面，或者在全球的位置。
我們身處其中可能自己不感覺，其實40年的歷史長河中彈指一揮間，但是對中國這種發展帶來的變化真是難以想象的，任何人都很難設想會帶來這種變化。
我舉個例子，90年代時期，我們編過一套至今來說也是最大的一套叢書，叫《2000年的中國》，當時各個領域都有，比如現在到圖書館去查，都有，各個行業，各個領域都有，當時動用了所有社會資源來設想我們到2000年會是什么樣的情景，那是90年代的時候。結果這套叢書完成以后，后人就把這套叢書拿出來跟2000年實際發生的，因為2000年以后了嘛，把這套書拿出來，當時對2000年的一些展望，設定一些預測的指標，跟實際發生做對比，發現幾乎沒有對的，差不多都是滯后于實際發生的情況。
90年代初期做2000年的時候，你的預測都測不準，改革開放40年，你要想象40年以后的事，我想在改革開放初期沒有人想象出來這樣的變化，所以西方很多學者到了中國以后，他們覺得是一種魔術，他覺得不可思議，我覺得改革開放是一種魔力，給中國帶來這種深刻的變化真是難以想象。
第二句話是什么呢？改革開放也是一場偉大的革命，一次深刻的革命，它從經濟領域起步，重塑了我們的經濟體制，就是我們過去沉淀的很多要素、資源重新被喚醒，激發起來，可以按照市場經濟的原則進行優化配置，極大的解放了我們的生產力，在生產迅猛發展的基礎上來推進生產關系的調整和變革。
所以這兩件事，是互為表現的，相輔相成的，就是偉大的覺醒，深刻的革命，這就是我對改革開放的一個基本認識。
未來呢，我們高速增長期已經結束了，我們已經開始換檔了，我們要去追求質量的平衡，要建設高質量的經濟。它對制度的要求跟以前肯定不一樣，所以未來必須要推進一場更加偉大的、深刻的改革。
現在你要轉向高質量，其實還是有很多制度層面的問題，比如我們要建立一個國民經濟質量管理的體系，我們以前有過很多很完善的數量管理的體系，包括考核、績效評價、指標、標準，現在要重新架構新的體系，這里就涉及到非常多的改革。
另外我們過去商品和服務的市場化，97%、98%商品都是市場化，政府定價的很少，包括服務領域。但是我們的生產要素還沒有完全市場化，比如說勞動力、資金、土地、技術，就可能優化配置，所以要素的市場化改革，特別是土地你怎么市場化配置，這個對提高我們質量至關重要。
那么你要追求質量，就要市場有效的充分競爭，所以我們怎么樣從過去對特定產業，比如特定支持的這種產業政策為主導的政策體系轉向一個以競爭為基礎的政策體系，這個也需要改革。
另外，市場因素最核心的就是產權的清晰和你的界定，特別是你要轉成高質量，知識產權就顯得尤為重要，你怎么推進產權制度和知識產權制度的改革，這些我覺得都是我們近期面臨的瓶頸或者改革難點。
所以我們經常說，比認識更重要的事情是決心。現在很多盡管也有爭論，但是大的方向應該說還是可以形成共識的，怎么推進呢？比文件更重要的是落地，現在我們改革出了很多問題，但是怎么讓一些改革能夠真正落地，我覺得這是我最期待的。
我們過去是因為物質的短缺，所以是以物質為中心的發展，我們要填補缺口，現在物質已經極大豐富了，人的重要性越來越體現出來，所以我們現在叫以人為中心的發展，經濟發展核心就是要以人為中心。而且從現實來看，我們勞動力供需也已經發生變化了，勞動力數量在逐漸減少，所以市場也會逼著你去提高勞動力的價值。
無論是理念上，還是在現實來看，人的位置會逐步的上升，但是這需要一個過程，也不能急于求成。但是人會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在生產要素當中他的重要性也會進一步凸顯，現在各個地方的人才大戰就是一個最好的例證，人作為最稀缺的東西，這樣人的優勢自然就會上升，這個市場力量已經往這方面推了，再加上我們在發展理念上，政策上，都往這個方向走。所以這兩種力量的結合，我相信中國也會走到這一步的，就是人是第一位的，人是發展的中心，我們所有的發展都是為了人，為了人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要。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欄目介紹
“親歷改革——中國經濟50人論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新浪財經的合作項目，旨在記錄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采訪對象包括吳敬璉、楊偉民、樊綱、吳曉靈等著名經濟學家與企業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由劉鶴、吳敬璉、楊偉民、周小川、易綱、樓繼偉等50位財經界官員、著名經濟學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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