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李揚，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理事長，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研究員、博導）
那時我在建筑公司下工地，我們高考時，是從工地上下來后，把手上的水泥統統洗干凈去考場，和現在的高考基本不可同日而語。（我們）的那顆心可能比現在要單純一些，而且充滿了希望，希望一下子能夠改變自己的命運。
（學習時）大家都不敢請假，因為那個時候工作不好找，你老請假，大家怎么想？如果考上了就走了，大家就原諒你。考不上，那話就多了。所以基本上都是靠下班之后，自己再熬夜唄。那個時候的考生差不多都有這樣的經歷。
我在農村就讀過《資本論》，《資本論》第一卷我在農村通讀過一遍。當時也很偶然，我們院子里有一個學政治的大學生，我有時候就跟他聊天。他說你沒事干，其實可以看一點這種書，很有意思，肯定開卷有益。結果我就看了，看了之后就看進去了。
所以從此就和經濟學結上不解之緣。
【插隊做了2年農民，回城做了7年多建筑工人，李揚年輕時代的經歷和當時大多數同齡人差不多。不一樣在于，他通過不懈的努力，沒有錯過時代賦予的機會。更為幸運的是，他在求知欲最旺盛最年富力強的時候，趕上了改革開放初期百廢待興的大時代。】
我本科學的是政治經濟學，現在像我這個年齡上下的人，學經濟學的第一階段絕大多數都是政治經濟學。那時候中國沒有別的學，只有政治經濟學，而且課程是上午學《資本論》，下午學《學術史》，基本上都是馬克思的東西。有時候還可以參考一些前蘇聯的東西，非常簡單。因為中國過去一直不是經濟建設為中心，政治、哲學那些東西搞得多。所以，我們那時候沒有教科書，也沒什么特別多的課程。
但是后來開始要搞市場經濟了，我們77、78、79年當時叫做商品經濟，91到92年的時候是市場經濟。我們那個時候搞商品經濟，課程突然一下子就多了起來，什么管理，什么市場營銷，能搞到什么就學什么。
我快畢業的時候，要考研究生，按照當時老師的說法，說你身上是有一點學術造詣的，做學術可能以后會有些成就，于是他們都說你還繼續學政經學，那個時候政經學和現在的政經學還不是一樣，但是我有一個老師，這個老師應當說是第一個對我產生重大影響的。這個老師，其實他是全國乃至世界很知名的一個金融專家，滕茂桐教授，現在很多人不太知道他。他解放前是燕京大學的，然后在劍橋大學讀的碩士，然后回國在南開，解放前任南開經濟學院院長，后來還在中央銀行任過職。
我問他選專業，他說當然學貨幣銀行學了，當時叫貨幣銀行學，還不叫金融學。以后要搞市場經濟，市場經濟的核心是貨幣銀行，你說你該不該學貨幣銀行學？聽他這樣說，我就去學貨幣銀行學了。當時全國的大學里面有貨幣銀行學專業的很少，后來他推薦我到復旦大學去，當時復旦大學那個專業很叫資本主義國家貨幣與銀行，很有那個時候的特色，那個時候全國碩士學這個專業的就三個人，不像現在多得不得了，我就學金融了，從那個時候開始做金融。
我覺得自己應該，也可以更加深入地思考。我們那個時候，從全國來看，貨幣銀行學有兩條體系，一條是資本主義的貨幣銀行，還有一條叫社會主義貨幣銀行。現在我這個年齡上下的很多搞金融的人，一開始學的是社會主義貨幣銀行，我一開始就沒學國社會主義貨幣銀行，直接就資本主義國家貨幣銀行。
長期看下來，我占了很大很大的便宜。
我們老師是復旦大學的陳觀烈，他那個年代的人，真正學金融的就他一個。他是哈佛的，他用原版教材教我們，到后來那個教材翻譯成中文了，我現在都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們那時候研究生待遇很高的，是可以和教師一樣用教師食堂、教師閱覽室的。
我記得很清楚，復旦那片草皮對面的一個三層小紅樓，那是教師閱覽室，我們可以在教師閱覽室看書。當時只有一套翻譯本，我們三個學生，大家都要去看，后來大家就心照不宣，誰早點去，誰就去霸一天。后來就把整個那一本書，大概那么厚，上下本全抄下來了。現在我能找到我的筆記，三本筆記。所以我就體會到叫“買書不如借書，借書不如抄書”，一定要是好的書，原理的書，好的原理，你把它好好地琢磨下，受益一輩子，不要看那些亂七八糟的書。
【被耽誤了黃金時代的很多人，心里憋著一股勁，要把浪費的時間追回來。曾經中斷的中國經濟學研究，在老先生們煥發的第二春里，接力棒被交到了年輕一代的手中。李揚認為，建國前中國的經濟學家隊伍曾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他念念不忘求學時期的老師和學術領路人，為自己指引了正確的方向，打下了受益終生的基礎。雖有千回百轉，所幸終究弦歌不輟，薪火相傳。】
你要把金融搞好，還必須懂財政，還不是一般的知道，而是要懂財政。金融、財政、宏觀經濟學，三門課放到一起，你才能懂。當時復旦的財政學不行，我們緊鄰的上海財經大學當時財政學非常好，他那里有幾個教授，我都系統地上他們的課。有一個曹立瀛教授，當時我們上課的時候，他已經80多歲了，他在民國時期是才子，后來解放后，監獄里面呆了二十多年，他是三幾年美國的雙博士，非常好。他后來放出來之后，粉碎“四人幫”之后，就有一種老樹新花的感覺，覺得時間很有限，拼命地上課，他后來就上財政學，他也是財政學上得非常扎實。我們直接就學公共選擇，后來學術界都知道什么公共選擇，什么科斯定律，都答那個新東西，他們那些人，那時候就從這個為起點，開始在教財政學，那也受益匪淺。
還有一個叫王傳曾，是劍橋大學的博士，他那個時候也是歷史反革命，也是才解放。所謂歷史反革命，就是在抗戰時期，他做過四川省財政廳廳長。他教的學術史，財政金融學術史，我有兩本筆記，我想什么時候把它整理出來，現在回頭看還是非常的權威。
我們這代人，剛好趕上這個尾巴，趕上這批人解放出來了，他們又想干點事，所以很希望把自己平生所學教給學生，剛好我們又想學，就跟他們其實一方面學知識，一方面就結成了忘年交。
我要講我自己的成長，這一段我是必須要說的，我非常的有幸受到了國內這一批老先生的教育，親自聽他們的課。那時候都是忘年交，老師有時候下課了，請我坐一坐，不是喝酒，喝咖啡，還是那種作派，特別在上海的時候，復旦教授說請你來家里坐一坐，好，我說可以，到那兒去，旁邊一個咖啡店在那兒，完全是那種作派，那個對我有非常大的沖擊，學到了很多。
【多年來，中國金融業開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在金融機構與金融市場開放、完善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人民幣國際化等方面獲得了空前發展。現在中國政府已經釋放了新的積極信號，將大幅放寬包括銀行業在內的市場準入，央行和各監管部門明確了下一步開放的時間表。實際上，雖然一直以來中國的資本項目自由化和金融服務業開放是以發達國家為目標模式的，但路線圖卻并未亦步亦趨國際慣例。】
國際上關于所謂路線圖、時間表，路線圖其實是有理論論證的，就比如說先開什么，再開什么。比如說我們對外開放，資本管制、匯率、本幣的國際化，它有順序。一般來說（國際上）順序是先開放匯率，先讓匯率波動，但是注意資本管制沒有放開，本幣可兌換也沒放開。就是說匯率波動了之后，確實匯率是一個價格，它反映國內外貨幣的幣值，進一步更深入地反映兩國之間經濟的關系、類比等等。但是這個時候，由于資本還在管制，就沒有引起資本大規模的流動，這樣的話對國內經濟的沖擊比較小，適應一段時候，等到匯率的波動相對平穩了，然后放開資本管制，這樣慢慢地比較平滑，邏輯上也應當是對的。
中國不是這個路子，中國其實先放的是資本管制。說準確點，應當是平行的。所以中國的實踐是挑戰傳統理論的，就是我們不管怎么說，經濟、金融它是一個很實踐性的事情，是要兌現的，是有東西要去評判你的，也就是你搞好了它就對了。
我們現在遇到好多事情用那些理論解釋不了，你相信，你對實踐、對實際的結果要有足夠的敬畏之心，它肯定是對的，中國成功了，中國的這套事情就是對的，你不要說不符合這個理論，不符合那個理論，我們的任務是從中找到使它對的那些理論，然后把它總結出來，形成人類的知識財富，延續給別人、別的國家，現在后發國家還很多，供他們參考。
所以，我倒是覺得順序上也許還可以再考慮，但是現在的情況應當說還可以，但是有一些后遺癥，比如說像人民幣的國際化，我們可能稍微著急了一點。當我們經濟實力上來之后，我們比較簡單地認為馬上金融實力就會上來，其實經濟的實力到形成金融的實力，強大的經濟到強大的金融和強大的貨幣，中間有大跨度的滯后。這是一個大尺度的事情，所謂大尺度，是用十年、五十年來計的。
比如像美國超過英國成為第一，是上上個世紀末的事情，然后它真正成為世界領袖的時候，是上個世紀50年代。中間差了有50年的時間，美元才成為一個大家都愿意接受的貨幣。所以，這個就急不得。
但中國的事情就有種很趕的心態，“多少事，從來急”，“一萬年太久，只爭朝夕”，所以比較著急，希望把所有的東西，能搞的事情趕快都把它推出來搞。現在看起來已經到了可以（搞得時候了），我們稍微步調放緩一點，然后更注意一下先后的順序，左鄰右舍的關系，協調推進。
所以在這個意義上說，現在習近平新時代的指導理論，特別是從經濟學上說就是新常態，經濟從高速增長到高質量發展轉換，花幾年的時間，打三年攻堅戰，把金融的風險，把扶貧的問題，把環境污染問題集中解決是對的。過去這些事情顧不得，現在發現如果不顧它的話，它返回頭來已經開始阻礙經濟發展了。
很多人評價說這樣是不是跟過去四十年不太一樣，是不太一樣，這是新時代，這個新時代其實就體現出我們已經到了這樣一個時候了，步調緩一點，左顧右盼一下，注意一下左鄰右舍，注意一下前后，做當前的事，考慮考慮今后二十年、三十年甚至是整個世代的交替。
科技現在全面進入到金融和經濟生活中，很深刻地改變著整個運行的基礎、運行的工具、運行的環境和運行的理念。國際上危機的重現已經十年了，危機老是過不去，我們天天說差不多了，我們現在又在說所有主要國家同時正增長，但是一會兒又出來一個事，大家又覺得可能還沒到說過去的時候。實踐老在沖擊，特別是像我們這樣一些學科，實踐是第一位的，你對實踐要有足夠足夠的敬畏，它沒有什么對不對，它就是這樣，你必須跟上它，你要解釋它，如果你有點能力的話你引導它，這是實踐。
還有比方我剛才說的科技，科技因素太強了。互聯網是不是改變了中國？今天你要想象，我們的眼睛看不到，你一下想象不出來，這個叫大象無形，現在沒有互聯網，沒有手機，你寸步難行，它已經很深刻地改變了我們的生活。這樣一種改變，其實在金融領域，在經濟領域，總是深刻地發生著。有一些算是比較前衛的現在的金融領袖，都在說過五年我們現有的金融就不存在了，你現在能看到在這樣調整。
所以就是說，我們的當局表達了一個要加強改革、協調、開放的意思，它到最后怎么實施，其實也不能預先完全設計得很周全。但是這個決心肯定是要下的，我們認識到沒有開放就沒有中國的現在，這個看得很清楚，無論是習主席還是我們現在金融的主管劉鶴副總理說得很清楚，我們是在改革中，在開放中受益的，我們當然不會把這個門關上，我們只會越開越大。
所以，我覺得你要觀察這樣一個過程，最好不要去斤斤計較地說哪個怎么了，哪個你說了要干沒干，但肯定有我沒說的你干了的，就是從這個邏輯上來認識中國的對外開放。
其實現在我們有很多的步伐是很快的。已經開放的領域，開放程度其實都是相當高的。
其實你做個國際比較（就明白了），當美國人責難我們說“你回頭看美國人做得怎么樣，（中國）有些地方其實做得不如我們”。我說重要的不在這里，重要的是，真讓你們進來你們在中國這個環境中不一定能夠生存，后來他們好多人說“你說得是對的。”
其實二十年前中國的外資占比已經有一個比例，現在是在下降，所以這個事，它不是簡單地說我們就是放（外資進來）等等，它是一個內外環境互相協調的問題。既然涉及到企業全球布局的問題，當然在相當程度上，我們開放的步調取決于我們改革的步調。在金融里邊，要有足夠的人民幣定值資產供外國投資者投資，要不然，我進來啥東西都不讓我投，或者說我也投不了，我不知道你這背后是什么樣的規矩，這都不行。
（我）想說的就是天翻地覆，說實話我們經歷過很困難、吃不飽的時候，到今天吃飽了，這就已經很好了，所以我們的人生應當說很精彩。我在下農村的七個月，每天就是八兩高粱米，八兩，現在都不知道當時是怎么過來的。因為我們那個地方受災了，在農村，受災了只吃救濟糧，到我們手里面霉得（都不像樣子）。
再往前追溯，我小時候在60年代，吃不飽，我母親就說你現在長的個子不高就是那時候餓的。經歷過這個階段，那現在呢？不管怎么說我覺得我們已經很好了，中國取得的成績天翻地覆。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欄目介紹
“親歷改革——中國經濟50人論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新浪財經的合作項目，旨在記錄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采訪對象包括吳敬璉、楊偉民、樊綱、吳曉靈等著名經濟學家與企業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由劉鶴、吳敬璉、楊偉民、周小川、易綱、樓繼偉等50位財經界官員、著名經濟學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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