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上中學在北京比較好的學校，四中。我是準備學化學的，因為看化學老師上課的時候做實驗，各種不同的水倒在一起就變了顏色了，還能冒火花，覺得化學是非常奇妙的，準備報考北京大學化學系。結果上到高二開學不久就碰到文化革命了，文化革命一開始，還能夠跟著大家一塊兒去活動活動，后來就變成狗仔子了，就不行了。

　　我的父親也在社會科學院工作，也在經濟所工作，他就被打成反動學術權威，然后我就成為狗仔子。

　　后來呢，學校的軍宣隊、工宣隊說可以到內蒙古牧區去插隊，我就報名，報名了跟我說你不能去，為什么？因為那地方離邊境太近，怕你跑了。后來過了兩天，又主動來找我，說這會兒你可以去了，這會兒是去農區，在大青山的南邊，攔著你跑不掉。我就去插隊了。 

　　【去插隊之前，汪同三曾經度過了一段無事可做的日子，當時已經被打倒的父親做了個很英明的決定，他說：你在家里學點英語吧，以后肯定有用。汪同三找到了一本北京外語學院編的英語第一冊開始學。可惜學了沒多久就接到了去內蒙插隊的通知。插隊的日子，他一直沒有放棄努力，尋找一切機會偷偷學習，直到恢復高考。幾經周折，汪同三考取了北京師范大學數學系，加上曾經被推薦參加經濟學培訓班打下的基礎，畢業后他考取了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的研究生，開始了和數量經濟學的不解之緣。】

　　中國經濟模型有兩個主要的用途，一個是進行預測，一個是對經濟問題進行模擬分析。以前中國沒有經濟模型，對經濟計量學也不懂。在建國之初，我們有很多像錢學森這樣的科學家，他們在國外學習，受過訓練，然后為了新中國，舍棄了外面那些優越的工作條件和生活條件，克服困難回到祖國，報效新中國。在經濟方面也有這樣的人，我知道至少有兩個，一個叫做浦山，他在美國學的經濟計量學，也是解放之初回到國內，他和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克萊因是同班同學，克萊因是1980年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他得諾貝爾經濟學獎主要是因為在經濟計量學、經濟模型和經濟模型預測方面做出的突出貢獻。

　　浦山是克萊因的好朋友，而且克萊因非常尊重浦山，后來克萊因每次到中國來，我們問他你想見誰，他第一個就是說浦山，他要見浦山。但是50年代、60年代國內的政治氣氛是不容許經濟計量學的存在的，認為這些東西都只能為資產階級服務，為修正主義服務的，也是因為我們搞計劃經濟，計劃經濟就根本不需要預測嘛，計劃經濟要做的事情就是制定計劃，然后執行計劃，出現問題修改計劃，再執行計劃。

　　在中國第一個倡導要把數學引入經濟學的是孫冶方。其實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不僅在經濟理論方面是最先進的、最科學的、最革命的，因為《資本論》就論證了為什么公有制最后要代替私有制，社會主義要取代資本主義。同時，馬克思研究經濟問題的方法也是最科學、最先進的。馬克思在分析兩大部類關系的時候，用的是數學公式。就是用數學來表示什么是擴大再生產，什么是簡單再生產。

　　雖然馬克思在《資本論》里用到的數學現在看起來比較簡單，但是在馬克思那個時代，這已經算是很領先的研究方法了。所以，馬克思講過一句話，叫做“任何一門科學，只有能夠用數學表達才能成為真正的科學。”這是馬克思的女婿寫的回憶錄里提到的。

　　我們這些馬克思的徒子徒孫們，經常不僅把馬克思的革命理論念歪了，而且把馬克思先進的研究方法也給拋棄了。

　　在文化革命之前，我們的經濟學基本就是方塊字，那時候學經濟的都是文科的考生，現在我們學經濟的是文理兼收，但是理科考生的優勢是非常明顯的。

　　中國當時做的還不如蘇聯，蘇聯還允許經濟數學的存在，我們現在叫數量經濟學。數量經濟學歸根結底是經濟學，數量是修飾經濟學的。在斯大林時代，前蘇聯有經濟數學，經濟數學歸根結底應該說是數學，用于解決經濟問題的數學，這比中國領先，中國在50年代、60年底的時候都沒有。最早在中國提倡要用數學等自然科學方法來推動經濟學研究的是孫冶方，孫冶方在50年代中后期，被貶到經濟研究所做所長的時候，就把蘇聯的經濟數學帶來了，他主張要在中國推廣這些東西。

　　所以在中國文科院校里最早引入數學內容的是人民大學，就是孫冶方提倡的。孫冶方當時看到經濟研究所的研究人員都沒有數學基礎，當時的那些研究員的數學就是高中數學水平，所以孫冶方和中國科技大學達成了一個協議，中國科技大學專門辦一個數學培訓班，把經濟研究所的年輕科研人員送去學數學、補數學，這是最早開頭。這幫學生就成為后來中國改革開放以后中國數量經濟的創始人，像我的導師張守一，都是在這個班里學的數學。他們到60年代初學成畢業，孫冶方給他們的第一個任務就是到山西去做調研，看在中國有沒有使用投入產出方法的可能。投入產出是一種數學方法，列昂惕夫（注：全名是華西里·列昂惕夫）因為投入產出的貢獻得的諾貝爾經濟學獎，列昂惕夫是一個前蘇聯人，他是在前蘇聯打下的底子，當然前蘇聯的那個氣氛也不允許他進一步發展，結果他到美國去，拿了諾貝爾獎。

　　所以，孫冶方是讓這些學完數學以后的經濟所的年輕科研人員到山西去做調研，有沒有可能中國來用這個投入產出法。他們調研的結果說，在中國完全有必要用投入產出方法來研究經濟問題，而且也有可能建立中國的投入產出表。

　　這個時候就遇到“四清”，接下來就是文化革命，所以這些事就不了了之了，連孫冶方本人也被關起來了。孫冶方對于中國的貢獻非常大，他當時提得很簡單，就叫利潤掛帥啊。現在我們看利潤掛帥，這是幼兒園的水平，對不對？我們搞現代化生產、現代化的企業管理，那不是利潤掛帥還是什么呢？但在當時能提出這種觀點，都是很不容易的。

　　所謂利潤掛帥就是要算，利潤本身就是算出來的。掛帥，利潤為優先，這也得算。所以，我從事數量經濟的研究，覺得還挺驕傲，就開始做模型了。

　　回到數量經濟所了，（我們）就做這個模型，但中國沒知識，也沒有經驗。最早在中國搞起來的經濟學，也要向西方學習，特別是在當時，我們又沒錢，怎么辦呢？兩條路。一條路是送我們的學生出去，送我們的研究人員出去。

　　【很多老一輩的中國經濟學家，青年時期接受過西式教育，新中國成立后，又受到前蘇聯計劃經濟思想的深刻影響，文革十年，對“資產階級”、“資本主義”談之色變，正常國際學術交流幾乎完全中斷，國內學術界對現代經濟學的發展所知甚少。所以，改革開放初期，了解和學習現代西方經濟學，成為中國經濟學界的當務之急。

　　1980年，受美國福特基金會的資助，中國社會科學院選派5位學者赴美進修。他們是經濟所的烏家培、黃范章，工經所的張磐、劉景彤、周天豹。這是改革開放后中國經濟學界首批赴美研修的訪問學者。張磐去麻省理工學院，劉景彤去匹茲堡大學，周天豹去斯坦福大學，黃范章去哈佛大學，烏家培則去了賓夕法尼亞大學。】

　　吳敬璉和黃范章去學的比較經濟學，烏家培學的是經濟計量學、數量經濟學。比較經濟學更側重于理論方面，計量經濟學更側重于技術方面。

　　因為中國那時候沒錢啊，那怎么辦呢？還有一條路就是請進來，把老師請來。當初1978年中國和美國建交，1979年美國科學院派了一個代表團到中國來訪問，這個代表團是由美國各方面的科學家組成的，他們的任務是要看一看，在哪些方面美國科學界能夠給中國一些幫助。這個代表團成員之一就是我剛才說的那個克萊因，他因為經濟計量學得了諾貝爾獎。他1979年在中國調查了一圈，回來他向我們的領導人提出來的建議就是中國要搞市場經濟，要改革的話，必須得學經濟計量學。那時候我們的領導人就問他怎么辦呢？怎么學啊？后來，由克萊因教授聘請了六個其他的美國教授，到中國來舉辦經濟計量學講習班。

　　【那是1980年的夏天，是個酷暑，頤和園的蓬萊島也不清涼。100號人在這里參加為期7周的計量經濟學講習班。講課的是7位美國經濟學教授：克萊因、鄒至莊、劉遵義、蕭政、粟慶雄、安德森、安藤。鄒至莊、劉遵義、蕭政、粟慶雄四位是華裔，會說漢語。安德森是來自斯坦福大學的統計學家，也是美國科學院院士。安藤是日裔美國人。這個培訓班的師資力量堪稱世界頂尖，除了諾貝爾獎獲得者克萊因之外，鄒至莊、劉遵義也是世界級的計量經濟學大師。早在1966年，劉遵義已建立第一個中國計量經濟模型。

　　學員中資格最老的是北大的胡代光、杜度，華中工學院的林少宮等。對于絕大多數學員，這是一個掃盲班、速成班。后來，中國數量經濟學會多次為“頤和園講習班”舉行周年紀念活動。因為這個有“黃埔一期”稱號的講習班事實上已經成為中國數量經濟學發展的奠基石。】

　　所以這個講習班有一個很好聽的名字，叫Summer Palace economic workshop，叫頤和園講習班。當時姚依林同志接見這些老師，還有王光美（也接見了這些老師），王光美那個時候也恢復工作，做社科院的外事局局長。

　　這是中國數量經濟學的一個重要的歷史記錄，這個講習班培育了我們第一批100多個人來學經濟計量學，要說這100多個人里最有影響的就是王春正同志，后來他不是做了中財辦的主任嘛。他當初就在這個班里學的經濟計量學。

　　在這之后，我們的研究所成立了，就開始建立中國的經濟模型。為什么要建立中國經濟模型呢？克萊因教授他得諾貝爾獎的一個重要的貢獻，是他搞了一個項目，叫做LINK PROJECT，把世界各個國家的模型連接到一起，（所謂的LINK，就是連接到一起。）然后組成一個世界模型體系，這個世界模型體系可以來研究一個國家出現的經濟問題會對世界經濟產生什么樣的影響，以及世界經濟環境會對每一個國家的經濟會造成什么樣的影響。

　　克萊因的原則是，每一個國家的模型應該由這個國家自己的經濟學家來建立。當時克萊因在70年代開始建立這個LINK system的時候，中國模型是外國人做的，克萊因就不大滿意，他希望能夠落實他的原則，由中國經濟學家自己來做這個模型。（能做這個模型的）當時就是三家，一個是社科院，一個是國家計委，還有一個是復旦大學。這三家共同組成一個工作組，來建立中國模型，當時我是作為社科院的人參加的這個工作。建立中國模型是我博士論文的一個重要的部分。

　　我們這個模型到1986年加入到了克萊因的那個模型連接系統，1987年、1988年，我們用這個模型開始對中國經濟做一些預測，做一些分析。這個東西也沒有對外講，是我們自己內部在練手，來積累。

　　我們1988年、1989年通貨膨脹率高達14%、15%，中國老百姓沒有對付通貨膨脹的經驗，有的人也知道，應該存點什么東西，那個時候外匯是控制的，黃金是控制的，房子還是公家分，汽車也沒有進入住戶，所以買點什么東西呢？有的人只能買醬油，買手紙，存一屋子手紙也值不了幾個錢，買一缸醬油最后長毛了。

　　那時候中央和國務院的兩個主要領導是江澤民和李鵬嘛，他們也認識到這個問題，于是在中南海邀請社科院的領導和一些專家座談，內容是社會科學如何為中國的經濟穩定和社會穩定服務。李鵬總理就問社科院，你們能不能做預測？因為以前沒有預測，我們是計劃經濟啊，根本不要預測的。當時出現高通貨膨脹，如果我們能夠預測到出現高通貨膨脹的話，及時地采取措施，即使不能完全消滅通貨膨脹，至少可以減弱通貨膨脹的影響。

　　80年代中期的時候，通貨膨脹率已經很高了，要價格闖關。當時我們是雙軌制嘛，價格闖關給老百姓的信號是什么呢？兩種價格，一種是低的計劃價格，一種是高的市場價格，絕不可能是把高的市場價格壓下來，能做的事情只是把低的計劃價格提上去，所以當時說價格闖關。對于出現通貨膨脹原因的分析是對的，是價格雙軌制造成的，提出的解決思路也是對的，就是要盡快地消滅價格雙軌制。但是時機不合適，已經出現了比較高的通貨膨脹了，這個時候應該先穩一下，但是當時提出來價格闖關，造成通貨膨脹日益嚴重。

　　中南海這個座談會，就問能不能夠做預測，當時是我的前任所長參加的這個座談會，他說可以。為什么可以呢？因為我們已經和諾貝爾獎，和克萊因合作，已經有了兩年左右的積累了，模型有了，但是需要經費支持，做模型是要花錢的，特別是對模型的維護和修正，都是要花錢的。

　　李鵬總理就說，你們回去寫報告吧，我來批。我們所長回來就跟我們討論這個報告怎么寫，其實就是說要多少錢。那個時候，80年代，那個時候國家重點社會科學研究項目有個三萬塊錢、兩萬塊錢就是一個非常棒的項目了，我們一想，大膽要了六十萬，因為這得五年，一年十二萬，對吧，得連續地做，一年十二萬。結果這個報告報到李鵬總理那里，李鵬一個圈一批，指示財政部從總理基金中支出，總理基金項目就是這么來的。

　　五年結束以后，是朱镕基做總理了，我們又打了一個報告，就是因為這五年的錢花完了，下一個五年了。朱镕基還知道價格漲了，批成75萬，一年15萬了。再后來第二個五年執行完了以后，就把這個預測項目納入財政部給社科院撥款的大筐子里了，每年給社科院的撥款都有這一項，就不用再每五年專門地打報告了。

　　我們承擔了李鵬總理這個項目以后，就要給中央寫報告，一年兩次，克萊因的LINK也是一年做兩次報告，春天一次，秋天一次。春天這一次主要對當年做預測，秋天這一次要對當年預測，特別是還要對下一年做預測。

　　我們除了給國務院、中央交報告之外，還想讓自己的預測結果能夠為學術界和社會各方面提供一點有益的信息，怎么把這個信息發出去呢？那個時候全靠自己想辦法。我們就自己印吧，印完了得找個皮啊，得像一本書的樣子，找了找所里只有藍色的皮，于是就拿藍色的給我們內部發行了報告，弄了一個皮，這就是藍皮書的起源。

　　這也弄對了，因為國際上的慣例就是學術機構的這類報告都是拿藍皮，政府的這類報告是白皮。所以我們瞎貓碰上死耗子，真蒙對了，這就是以后的藍皮書。

　　有的事情不好說，當時是沒法說的，比如說那個4萬億計劃，當時我們預測的結果就是要出現通貨膨脹的，但是在那個情況下，你也不能去強調這個通貨膨脹，因為眼前的怎么抵御金融危機的沖擊是主要任務，但是我們已經拿模型分析出來，這樣一種政策的結果是肯定會出現通貨膨脹，最后還是出現了。因為它還是有它的科學性。（汪同三）

　　【第一集】吳敬璉回憶按勞分配之爭：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

　　【第二集】楊偉民直面改革難題：為何難推進難落實？

　　【第三集】白重恩憶94年稅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遠征：中國銀行業的“破產”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六集】陳東升：“92派”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

　　【第七集】黃益平：要穩匯率還是人民幣國際化？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集】宋曉梧解密新農合出臺幕后：衛生部與財政部激烈爭論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二集】吳曉靈回憶金融業改革：央行主動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對張文中案的重新審理 是保護產權的信號

　　【第十四集】王一鳴：比出臺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六集】許善達：實踐證明當年的財稅包干不是個好辦法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第十九集】隆國強：中國靠什么解決了出口創匯問題？

　　【第二十集】東昌集團丁建勇談營商環境：變化翻天覆地

　　【第二十一集】劉世錦：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不斷試錯試出來的

　　【第二十二集】段永基被逼上四通：遇到很多第一個吃螃蟹的事

　　【第二十三集】張志洲：看空中國的大空頭敗在哪里？

　　【第二十四集】蔡昉：人口紅利還有 但必須通過改革才能挖掘

　　【第二十五集】樊綱：中國的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轉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