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那個時候我畢業時還很年輕，進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當時財政部長張勁夫是黨組書記，副書記是中國人民銀行總行的行長陳希愈。副部長吳波在機關大會上講過，我們政府機關定政策一定要講究聯系實際可操作，講嚴謹。他說中央機關的政策如果差之毫厘，落實到基層，這個尾巴就不知道甩幾里地去了。這句話讓我印象很深，說明中央政府、中央部委機關政策的重要性，要求的嚴格性。

　　【從小學到大學，夏斌是一路優秀過來的。離開學校，走進財政部的大門，他開始真正面臨人生的抉擇，財政部和人民銀行分家后，他選擇了人民銀行，后來中國人民銀行研究生部開始招生，1981年他考上了央行第一屆研究生。他說自己“當時志向很大，就想在中國人民銀行、中央銀行好好布局研究中國的金融改革”。

　　進了金融黃埔五道口，夏斌又萌生去國外看一看的愿望，他爭取到公派日本留學的機會，去了當時世界最大的投行野村證券，直面國際金融市場風云變幻。

　　當時正值中國金融改革序幕徐徐拉開，他畢業后就投身其中。從進入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到1993年調入中國證監會，擔任交易部主任兼信息部主任，再到1993年7月，受命南下，出任深圳證券交易所總經理，他親身經歷了這序幕中最激蕩的部分篇章。】

　　實際上我是深交所第三任總經理，但真正被組織任命總經理，我是第一任。

　　當時叫我去當然很高興了，我基于日本基于國內的學習，我跟吳曉靈兩個人在金融研究所，她當處長，我當副處長。我們兩個人分工，她一直搞貨幣政策研究，我一直搞金融市場研究。憋了那么長時間，一直搞金融市場研究。

　　搞金融市場研究，好不容易叫我到第一線干，當然很興奮、很理想，帶有抱負，帶有理想主義。所以，我在上任第一天的交易所全體員工大會上，我有一個（講話），講了好幾個意思，其中有一句話我印象非常深刻，我說大家應該認識到我包括大家在內，我們都在從事一個偉大的事業，在中國證券市場史上我們在從事一個偉大的事業，哪怕在中國證券史上我們寫不下一句話、一對詞，就畫上個標點符號，我們也已經一生聊以自慰，一生得到安慰了。自己感覺很興奮、很高興，自己知道在做一個崇高的事業，中國的市場經濟，叫我用今天的語言講，對外開放的金融市場，意味著資本項下開放，這是中國整個經濟改革最后的成功標志，向全球開放。這是最危險的，最容易產生風險的。

　　當時懷著滿腔熱情去投入，我在國家機關待過，參與各種金融政策的制定，我知道沒有大、沒有小的，是看本事。上海不是剛剛開放嗎？深圳開放得比你早，看誰有本事把交易所做大，所以我一心的目標就是要超過上交所，做中國最大的交易所。

　　我那時重點、重心就是業務，打第一個交易所。深圳是像美國西部開發一樣的，多少博士生、碩士生、機關干部、大學教授紛紛下海到深圳，充滿活力的地方，平均年齡26歲，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版圖上，我沒說錯的話應該是1978年，七幾年前沒有深圳市三個字的，對嗎？兩萬人的漁村，那是后來才建立的深圳市，一個小漁村，今天看到的是這樣。這樣跟老外宣講深圳的股市，我說你們所知道的就是上海外灘那批和英國、歐式差不多的建筑。我說我是I am from Shanghai，我說我知道，但是在金融市場中國的改革開放中間，咱們的政策都是一樣的，有些方面深圳遠遠比上海做得好。我當時講，我現在還背得出來。深圳1978年-1993年期間GDP增長，外貿增長，進出口增長，財政收入增長，遠遠把上海市、北京市甩在后面，我說這就是深圳。當時經濟學博士三分之一畢業生全在深圳，我很興奮。

　　一幫老外他們要進中國股市，來參觀、來考察，我就給他們宣講，費口舌讓他們進來，那時候B股已經可以進來了，他說我們再回去研究研究，我說你研究研究機會就錯過了，時間就是金錢，研究研究機會就錯過了。他說你們的法制不健全，我說是不健全，我們在健全，等完全健全了你還能賺大錢？這樣忽悠人家老外。從宏觀到微觀，從宏觀到技術，方方面面跟人家談。

　　全國各地拉上市資源，就像現在的世界各國交易所老在中國論壇露面，干嘛？我一看就知道，拉上市資源，拉到那兒去上市嘛。我們也一樣的，我要跟上海競爭，我到西北設點，現在的做法就是我當時建的，我們在其它地方設點，我在上海交易所眼皮底下設工作站，派人。

　　我還有一件做了沒做好的事，就是互聯網。我在1994年，交易所就辦了一個互聯網信息公司，交易所信息公司。當時有一個部門經理跟我說我們搞互聯網，我說哪聽得懂什么叫互聯網？他就舉例子，說我們有一個電腦。我說電腦我懂，電視機我也懂。他說我們只要把信息跟那邊搭上，現在知道是連上網絡。他說外國的東西和我們交易所的任何東西以及照片，外國人馬上就能看到。然后就讓我參觀他們開發的東西，中國除了高等院校有關單位之外，一般性的單位沒有搞互聯網站的，我們自己網站已經建立起來了。

　　“嘀嗒嘀嗒兩秒鐘成交”，一方面通訊通過衛星，北京沙河的衛星，有一次這個衛星出故障了，零部件是以色列的，上海也在交易，我們交易中斷了，這不丟臉了？市場完全完蛋了。急得要命，也是夏天我記得，趕緊叫以色列專家過來。北京雨季，飛機下不來，急得我要命，通過光纜X.25。整個中國郵政通訊事業的設計有三大中心，北面是北京，中部是上海，然后出海光纜、海底光纜，南面是廣州。沒想到金融改革在深圳搞交易所，我們的交易網絡一天都是高峰，行情一好大家都買，全國老百姓有多少股民？一下子就堵了，堵了就癱了。所以，地下的、天上的衛星同時用，現在當然更發達了。

　　我參加過西班牙首都的一個交易所，我問他，你們一天交易量多少萬，他說7萬筆，我說什么？我以為我聽錯了，以為沒翻譯好，只有7萬筆，哎呀，我們70萬筆都已經落后了。因為我們中國股民太多，散戶太多，現在可能開發到幾百萬筆，“嘀嗒”，一秒鐘之內要穿過多少交易量、交易次數。

　　交易所的基本建設，包括推廣，會員制的建設，以及上市的各種各樣制度。其中推廣又包括宣傳媒體、對外的營銷，對交易所的營銷。交易所剛成立，很雜、很多、很難，當時在其它部門還是很計劃經濟，還用電話的時候，還要我出面請客吃飯，給有些券商多拉幾根電話線，電話不夠，營業部電話線不夠，都要通過郵政部門，什么都得搞。

　　【從1993年7月深圳赴任，到1995年返京，夏斌在深圳證券交易所任總經理的時間不算很長，但他做了不少別人沒做過的事：股市跌得一塌糊涂時，冒著挨打的風險跟股民開過座談會，為了和上交所競爭，創辦《證券時報》，創辦互聯網信息公司開展網上交易，還編制了成分股指數……】

　　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開放的進程，中國GDP做到了80幾萬億，自然交易所，哪怕是兩家，都做大了，這是第一。

　　第二，規則越來越細。成分股指數編寫，那也是某種意義上說因為股市跌得太可憐了，深圳的綜合指數跌到了97點，我女兒在北京念小學，我猛然回來，她說“爸爸，指數都快跌沒了都”。這句話就受刺激。然后我們就研究，參照國際慣例，選出好的，編成分股指數。編成分股，潛在的我的出發點很清楚，這個指數編出來一定要漲，圍繞著漲我要模擬，為了模擬我要有各種各樣的權數，那是很講究的，選什么股，可流通市值是多少，大股、小股、行業代表，這里面有很多組合的。

　　走了之后，能夠得到安慰的就是這個交易所已經是區域型交易所變成全國的交易所了，就不是光面向廣東地區，好像比上海矮一等，不存在，平起平坐，大家競爭。

　　【從深交所卸任回京后，夏斌擔任中國人民銀行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參與了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第一次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文件起草工作。當時正值小平南巡講話之后，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朱镕基主管金融工作，已經在著手整頓房地產熱、開發區熱、亂集資等問題。中國經濟逐步擺脫過熱陰影，實現軟著陸，但過去積累的一些金融風險亟待解決。在這個大背景下，他于1998年8月開始，任中國人民銀行非銀行金融機構監管司司長。】

　　收拾爛攤子。

　　專門整頓什么呢？今天說來以后又是一個笑話呀，那時股票已經是證監會成立了，保監會成立了。所以非銀行指什么呢？信托公司、集團財務公司、租賃公司，消費信貸資產沒有，典當行、彩票、企業債券，高爾夫球卡當時還管過一陣，很多不是中央銀行業務。還有基金會，一千多家基金會，公益基金會。

　　我就當司長，按照中央銀行有所為有所不為，按照比較理想的狀態，市場經濟模式下中央銀行應該管什么，不應該管什么，都進行了梳理，把債券加給了發改委。彩票剛開始我也不太熟，后來明白了，用通俗的話說，彩票就是微笑地納稅，笑著去買的，然后幫助做福利事業，某種意義上解決財政的壓力。這樣微笑的納稅，本身是稅收行為，那你交給財政部不就完了嘛，沒有哪個國家的中央銀行管這個，那時樓繼偉是副部長，好啊，你不用來了，你把材料交來就行了，就移交了。

　　典當行，翻了幾個國家的中央銀行，沒人管典當行的。后來又給镕基總理打報告，交給誰呢？日本好像是警視廳管的，我們也不能交給公安部啊，就是把金融牌照給摘下來，典當交給商務部，當時是經貿委。

　　還有基金會，基金會是做公益事業的，是做慈善事業的，當時人民銀行批。人民銀行批就有金融牌照，有金融牌照，就招了一批金融碩士生、博士生，就玩金融了，搞投資，搞啥，搞搞搞就搞亂了，堅決把金融牌照給摘下來，交出去，民政部還不要，后來民委副主任還壓我們，后來我們只能給朱镕基總理打報告，最后把這個交出去了。

　　我現在知道商務部批的租賃公司有幾千家，現在叫銀保監會，銀監會批的金融租賃可能十幾家吧，我當時走的時候十幾家。當時不叫商務部，叫外貿部還是叫什么，那時是一千多家，人民銀行十幾家，我當時按照典當行、彩票、企業債券方方面面規范的思路出發，我也很主動地把外貿部相關的一個副司長叫來，我說咱們倆研究一下國家的這個事，先不要往上報，我們底下具體部門研究一下看這個怎么處理，要整頓金融秩序，要整頓金融亂象，總理也都有要求。

　　我說這個事你不好意思，我先說，我說一千多家你不要管了，實際上都差不多，都歸我中國人民銀行管，那時是中國人民銀行，銀監會沒成立。他說不行。不行我說這樣，我不管了，我把十幾家給你管，他說不要。這我就沒招了，他不行，也不要，最后就完了，這件事情就打個句號了。

　　【信托業是中國金融業四大支柱之一，自1979年至今，共歷經六次整頓。其中一次脫胎換骨的變革是1999年3月開始的第五次整頓，目標是令信托業務回歸本源。本著“不讓有問題的公司留下來”的態度，監管層撤消眾多規模小、資不抵債的信托公司。此外，信托公司的存款與結算業務被叫停，證券經紀與承銷業務被剝離，信托經營機構得到進一步清理。】

　　一整頓，最后就全在信托，因為信托當時已經是金融百貨公司，用今天的語言講就是混業經營了，它啥都做。所以風險沒控制好，內部管理沒管好，我很坦率地說，從國家的角度說，我們的監管思路不清晰，監管政策不細，其實也縱容了有些問題的出現。方方面面都有，所以信托就整頓了好幾次。

　　今天的信托公司有60多家，原來是239家信托公司，信托業整個資產6464，我印象非常深刻，6464億。怎么把180多家信托公司關閉的關閉，破產的破產，重組的重組，改制的改制，把信托牌照拿下來變成一般的商業企業、工商企業，改制的改制，通過各種渠道措施把這個問題解決了。老百姓、海外社會上所知道的就是廣信破產，實際上廣東信托公司（注：廣東國際信托投資公司）是我180多家關閉中間的一家而已，大多數安安靜靜關掉了。這里費了大量的工夫，花了很大的心血。

　　講一個小例子就行，公司關閉了，現在叫整頓互聯網金融，整頓小貸一樣。公司關閉了，債務怎么辦？這種公司有機構債務，比如說中央事業單位的債務都有。我印象很深，中國航空航天什么空間研究院，在哪家信托公司存了幾百萬，聽說這個公司關了急得要命，拿著朱總理的批示還是拿什么東西，要求把錢拿走，我說不行，我們按照總理的要求，一律按有關政策辦事。先清產，到底還剩多少錢，剩下來我們看有多少還多少。

　　個人債務怎么辦？我們有政策，關閉海南幾家信托，處理海南幾家信托在外地的分公司的債務。比如說武漢，比如說上海。然后就說按照我們日常的公告，《中國人民銀行公告》，建議該公司某某某公司因什么什么原因，根據什么什么法律決定，從幾月幾號開始關閉，宣布接管。然后中間還有一大段，最后講到“把債務，待公司清算后，”往常我們都寫著“全額償還。”

　　記得有一次開會，在北京在國務院開會，決定最后一段話“該公司欠的個人合法本息，在公司財產清算后，依法償還”。這個報告一傳到武漢，我記得好像是夏天，馬上上解。

　　那一天周末，好像是夏天，周末，馬凱秘書長打電話給我“夏斌，你看怎么辦？”因為他知道我整頓金融秩序，他沒找行長，直接打電話給我“怎么辦？”我說很簡單，最后一段話“依法償還改成全額償還”，兩個字一改，趕緊傳真電報過去，讓老百姓看，中國人民銀行表態了，“該公司欠的個人合法債務，待公司財產清算后，全額償還。”老百姓一看就懂，馬上就散了。

　　這種事很多很多，大量討債要債的事件發生，群體性事件。教訓是花錢買來的，這個錢怎么算？有些最后是人民銀行墊著錢借給中央政府還錢的，是花錢買來的。地方政府后面還了沒有？還多少我也不知道。

　　我們整頓過信托，在我手上是第五次整頓，五次整頓，關了一大堆，輸掉多少錢，輸了多少錢沒人計劃，沒人去算的。現在搞的大資管100萬億的整頓，實際上就是沒有按照信托本質來規范，各個部門鼓勵各個底下的機構闖，闖到現在，要協調監管，要合作監管，那窟窿怎么辦？這都是錢啊，誰補？中央政府拿，堅決不能拿，我認為不能拿，全社會道德風險，絕對不能拿。那不拿，有些情況怎么辦？

　　在宏觀部門就要思考，化解風險，守住系統性風險不爆發，并不意味著一點風險不釋放，該釋放還要釋放一點，但是不能爆大勢，因此釋放意味著要收錢，收誰的錢？收中央政府的還是地方政府的？當然要看具體情況，還是收企業的，還是收銀行的，還是收個人的，你得要有個思考。收當代人的錢，還是收后代人的錢？收中國人的錢，還是收外國人的錢？現代人的錢就是說各個經濟主體拿錢，誰負責，誰拿錢，后代人的就是央行拿錢，拿不好就是通貨膨脹，那是后代來負擔了。

　　今天遇到的問題，其實在朱镕基當總理的時候，關于分業、混業經營討論過，我在2003年也說過，我說今后的中國金融創新無非就是兩條，商業銀行為了利潤，第一要突破政府的利率管制，第二要突破分業的管制，向跨行業經營。

　　今天有些金融亂象，我認為屬于沒有很好地吸取過去的經驗，或者說總結某一階段的教訓。

　　一定要打破剛性兌付，一定要教育市場，教育老百姓，教育機構，教育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絕對不能拿錢墊，拿錢墊這個口一開了，就萬里長城的口就開了，給誰不給誰，都給，要給多少？我始終認為好好總結各方面的教訓很重要，某種意義上比總結經驗還重要。教訓是殘忍的，但教訓對后面是有啟發作用的，有警示的。

　　王石在他的書里也講到，王石前陣子不是跟寶能（打）嗎？萬科、寶能，寶萬事件。其實我在那時，1993年、1994年就有過，那時君安收購，市場收購，后來也發生，王石在回憶錄里寫到，給我打電話，說我官腔。確實我說依法辦事，看看上市部有關規則怎么處理，他的意思是叫我馬上停牌，我說我們得按規矩辦事。我記得有一次“寶延風波”，和寶能、萬科的事是一樣的。

　　正好不在國內，我記得好像是。因為我去的時間不長，因為很多都是有很細的規則，我在外面，當時也不像現在微信傳個文件過來，傳個什么，在賓館里住著都不方便。我記得當時在電話里說，在電話里我更不能表態。

　　就是人家按照資本市場的規律要收購。

　　中國資本市場剛剛開始，都沒遇到過那么多事，好像有規定，比較粗。后來就（發生）這個事以后，又改善細化了。

　　大家都在改革開放歷史中間，心都是好心，都是各自的好心，他要把企業做大，我要把交易所按規矩做好，都是好心。

　　【第一集】吳敬璉回憶按勞分配之爭：在當時是驚天動地的事

　　【第二集】楊偉民直面改革難題：為何難推進難落實？

　　【第三集】白重恩憶94年稅改：一次建章立制的改革

　　【第四集】曹遠征：中國銀行業的“破產”自救之路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六集】陳東升：“92派”與中國改革開放的故事

　　【第七集】黃益平：要穩匯率還是人民幣國際化？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集】宋曉梧解密新農合出臺幕后：衛生部與財政部激烈爭論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二集】吳曉靈回憶金融業改革：央行主動革了自己的命

　　【第十三集】魏杰：對張文中案的重新審理 是保護產權的信號

　　【第十四集】王一鳴：比出臺文件更重要的是政策落地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六集】許善達：實踐證明當年的財稅包干不是個好辦法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第十九集】隆國強：中國靠什么解決了出口創匯問題？

　　【第二十集】東昌集團丁建勇談營商環境：變化翻天覆地

　　【第二十一集】劉世錦：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是不斷試錯試出來的

　　【第二十二集】段永基被逼上四通：遇到很多第一個吃螃蟹的事

　　【第二十三集】張志洲：看空中國的大空頭敗在哪里？

　　【第二十四集】蔡昉：人口紅利還有 但必須通過改革才能挖掘

　　【第二十五集】樊綱：中國的改革是人類歷史上空前轉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