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遠征：中國銀行業的“破產”自救之路
現在反思，當年農村確實有很大的爭論，比如說小崗村的經驗，當時在安徽省三級干部會也是吵得一塌糊涂。
我曾經問過當時安徽省委的領導同志，當年你們是怎么做的？怎么變成小崗村的經驗，然后在安徽推廣的？想一想這個回答也是出乎意料，他們說“睜一只眼閉一只眼”。最重要是不爭論，先做一年看看到底結果怎么樣。一年以后，糧食出來了，爭論自然就平息了，這種經驗當然就不脛而走。
【曹遠征說自己趕上了三個第一屆，第一屆工農兵大學生、改革開放后第一屆碩士和第一屆博士。作為中國經濟學家中承前啟后的一代人，他親身經歷了改革前后的巨大變化，回顧歷史，他說這四十年超出當事人的所有預料。】
我們這一代人，實際上很有意思。生在紅旗下，從小接受的都是革命傳統的教育，后來又去插隊。插隊的經歷、農村工廠基層當兵的經驗，對人生是非常重要的。但你突然發現，怎么這個現實跟你原先所說的東西差距如此之大呢？換言之，我們的經濟學在很大一個程度上不是讀書讀出來的，是肚子餓的，是餓出來的。
發現這個不對呀，一定有什么問題，怎么吃不上飯啊，一個個地想辦法去搞飯吃，才突然發現，這是最現實的。我們說中國改革是這么出來的，它并不是說是有一個理論先導，說是有什么什么東西，而是大家發現這個體制走到這個地兒，經過十年浩劫，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崩潰的邊緣還不是經濟崩潰，是肚子都要崩潰了。
那么才是說傳統體制我們不能走了，但是新體制是什么，沒人知道，所以小平同志很偉大，說再不改革就死路一條。真正大膽的是中國的改革經驗不是哪個人設計出來的，是老百姓創造出來的。
你看小崗村農民，他餓肚子沒有辦法了，才有冒著生命危險的那么一個手印，說是我們準備把地分了，如果說出現什么問題，砍頭坐牢，那么請你把我孩子撫養到18歲，然后冒天下之大不韙，把地分了。其實這樣一種案例是比比皆是，我想當時無論在高層還是無論在基層，大家都意識到這個體制是沒法再維持，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我們必須得改革，盡管我們不知道改革目標在什么地方，但是我們說過去的那個窮至少不是社會主義，這是中國改革的全部動力，它不是有一個什么設計目標規劃出來，是在這個過程中間逐漸獲得的目標。
當農民聯產承包了，糧食打出來了，然后糧食賣了就有了貨幣收入，有了貨幣收入，受工業化的規律，一定要去投資工業，就有了鄉鎮企業。有了鄉鎮企業，一定跟城里的國營工業還得競爭，鄉鎮企業就進城了，那么企業就得改，否則它就搞不下去了，這就要求松綁，國有企業的改革改制，國有企業根據鄉鎮企業的農村經驗承包制，后來用承包制，只負盈不負虧，沒有長期行為，這才走上了股份制。走上了股份制，還是說國有資產不能流失，咱們只能在增量部分然后來股份一下，存量部分還是應該留在那兒，這就成了同股不同權，后來就變成這個世紀的股權分置改革的問題，就是流通股和非流通股之間的差異。那么也就是這么一步一步地走過來的，它是問題導向的，它是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樣一個來檢驗的，而不是靠什么。
你說我們這些人，實際上說是如果在國有企業工作，實際上事實就是在總結這些經驗，然后是在推廣。體改委最重要的有一個部門叫試點司，試點司就在全國選出各種各樣的試點，然后去看看它的經驗，然后如果它成功了，那么這個經驗能不能總結出向其它地方去推廣。如果失敗了，那就失敗了吧，那么我們再試試別的吧。
于是你像是我們的溫州經驗，蘇南的經驗，這都是試驗出來的。說中國改革在一開始它是一個試錯的過程，在這個試驗的過程中間總結經驗，然后推廣發揚光大。那么這個經驗現在流傳下來了，這就是我們經常看到什么自貿區，或者是什么可復制可推廣的經驗，就是這個，這是我們當年在80年代體改委做出來的事，就是廣泛地提供試點，提供樣板，然后來看看試驗的結果怎么樣，試驗中間能不能總結出經驗，向其它地方復制推廣。
原先都不是有先入為主的框框的，他是活生生在經驗中間提煉上升出來的。
所以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的經驗是從實際出發，然后上升成理論，上升成經驗，然后再復制到，回到實踐中間去，這個過程現在還在進行，這個過程的經驗在某種意義上，現在還沒有徹底升成理論，還沒有變成教科書上的，所以中國改革依然還是一個鮮活的事實，需要經濟學家去總結、去上升它。
所以有人經常說它，誰能把中國經驗總結成理論，誰就能拿到諾貝爾獎了。13億人口的偉大變革中間，沒有發生過大的動蕩，沒有發生過經濟的大幅下落，沒有發生人們群眾生活的急劇惡化，這個是在全世界非常罕見的，而且它更重要的是一茬接著一茬，改革在持續推進，天天都在談改革，天天都說要改革。那么這個也是全球是絕無僅有的。
【社會主義國家的改革并非自中國開始，但為何只有中國改革走得最遠成果最豐碩？找到這個問題的答案，是這一代經濟學家面對的歷史課題。改革需要理想，但改革絕對不能只靠理想主義。曹遠征認為，曾被詬病的雙軌制，對很多領域的改革起到了積極作用。】
社會主義國家計劃經濟體制改革如果追溯歷史，在蘇聯的二三十年代就有討論，在中國五十年代就有討論，毛主席的時候《論十大關系》就是一個改革文件。
當年赫魯曉夫也進行過改革，他的改革是什么改革呢？他認為計劃體制是好的，計劃方法不周到，說資源配置老配置不好，所以要完善計劃方法。當年蘇聯的工業部有100多個，計劃得非常細，非常嚴密，投入產出表、計量經濟學，都是蘇聯人發明的。但是我們知道經濟是活的，計劃是死的，事前的計劃規定事后的行為，這一定把經濟給搞僵了，這也是蘇聯的問題。
那么中國的改革為什么變成一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標志，在全球有意義呢？因為中國最早打破這個框架，覺得計劃體制必須改革，二是改革的方向只有市場，是市場導向性的改革，而不是在原有體制中間的修修補補的那種改革，這是1978年中國開啟的方向。
這是中國發生的改革最值得高度肯定的。
其中有一個中國特色的經驗，就是雙軌制。在計劃軌的旁邊有一個市場的軌，然后一軌變成兩軌，然后市場軌起著邊界的引導作用，市場軌逐漸壯大，逐漸消化計劃軌，然后兩軌變一軌。
中國改革開放的過程經驗，四十年來看就是這么個經驗，就是一軌變兩軌，兩軌變一軌的過程。
雙軌制當然有它很大的問題，因為雙軌在并立的情況下，那么它一定是兩軌之間有一個價差，這個價差就是權力的價格。有能力把這個東西倒到那個軌道上，那你就獲得很大的價差，所以我們說雙軌它不是穩定體制，它可能構成腐敗，但是雙軌最重要的一個特點，如果你能控制這個過程，叫它逐漸向一軌方向并軌過渡的話，它是最平穩的，它不會出現經濟大起大落。
像俄羅斯，東歐的這些國家，都是休克療法，結果GDP大幅下落，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惡化，而中國始終在持續增長。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雙軌制是一個比較平穩的改革形式。正因為有雙軌存在，它一定要求政府要發揮政府的作用，政府要做這兩軌之間然后來把握這個進程，當然也恰恰這是它的弊端，如果政府不是一個有偉大目標的政府，有改革意愿的政府，那么這一定會，腐敗馬上就從這里邊產生，因為你在操縱這個過程，對吧？
現在人們更討論的雙軌，是雙軌中的價差問題，雙軌怎么過渡安排，這是一個中國改革的基本經驗，我想在80年代中國的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最重要的是創造了這么一個經驗，使它開始平穩向另一個方向過渡。
到了1992年，中國的票證全部取消，短缺問題消除了，那時產品市場雙軌已經不存在，雙軌開始到要素市場上，比如說利率的雙軌，匯率的雙軌，勞動力的雙軌，那么這時候開始在更高層次要并軌了，比如說1994年的改革，就是匯率的并軌，就是利率的并軌。
今天還有沒有并軌的？就是勞動力市場還沒有完全并軌，就是存在農民工和城里人戶口的差異，這也是一個并軌的問題呀。盡管現在農民可以自由流動了，可以進城了，但是你發現他的社會保障，他的其它東西還沒有并入這個軌，這也構成我們新時代的改革任務。所謂人們對美好生活向往這樣一個需求，那么改革一定不僅是經濟的、政治的、文化的、社會的、生態的，其中這樣一個教育的平等、醫療的平等、社會保障體制的平等，惠及到每個國民的這樣一種平等，那么是雙軌的并軌。
【作為市場開放的風向標，中國金融市場的開放一直舉世矚目。從最開始的擔憂，到后來的逐步建立自信，現在中國金融市場正在大幅度放寬市場準入。中國的金融業通過在國際市場上和巨頭們同臺競技，提升了自己的競爭力。】
其實中國金融很年輕，現在已經很國際化了，所謂年輕是指的四十年前的中國沒有金融，因為在計劃經濟體制條件下，所有的都是財政問題，因為所有的企業都是國有的，所有企業的利潤都是國家的財政收入，所有的開支都是財政開支。
當時有中國人民銀行，但中國人民銀行是料理國庫的，所以中國人民銀行最早的行址就是在財政部里。中國銀行是中國最早的銀行，一百多年前就開始有了，新中國建立以后它在海外還持續經營，還叫中國銀行，但是在國內沒有這個機構，國內叫中國人民銀行國外業務局。所以中國銀行盡管是百年老店，但是百年老店在國內是沒有的。然后你看看中國最早的銀行工商銀行，是1984年成立的。那么中國是隨著1978年改革，中國金融體制才開始形成，換言之，它一定要從財政剝離出來，成為一個市場行為的一個財務安排，這就是金融機構，而不再是個財政主導下的計劃經濟。
所以，金融改革一定有兩件事，第一個是從財政中獨立出來，成為獨立財政金融體系。第二個，這個金融體系應該是以市場為導向，應該是自負盈虧、自我發展、自我約束、自擔風險的金融體系。中國改革是這兩個目標是在交替推進。
1984年工商銀行從人民銀行脫離出來以后，中國才形成比較典型的雙層銀行制度，就是中央銀行和專業銀行，那時候才有了四大專業銀行：中國銀行、農業銀行、建設銀行和工商銀行。但是你知道當時的銀行，盡管不是人民銀行了，但它不是商業銀行，它叫專業銀行，是按專業分工區別的銀行。比如說中國銀行專門從事外匯外貿業務，農業銀行當然顧名思義，是為農民服務的銀行。工商銀行是一般性的。建設銀行專門是基建，而且是非商業化的。這種銀行在某種程度上，還是承擔政府財政的責任。而且在隨后的發展中間，這個責任是變得壓力越來越大，因為我們知道1984年以后，隨著國有企業的改革，企業的利潤不再作為一個財政收入主要來源了，然后就利改稅了，企業的稅收變成財政收入，這時財政收入在急劇下滑，與此同時，政府也沒有錢再去維持國有企業了，于是國有企業的投資就撥改貸，撥款改貸款了，這時候它的金融活動在加大。但是你說撥款改貸款，它實際上是金融在起到財政的一種作用。
1993年關于金融體制改革，國務院關于金融體制改革的決定，其中就有一句話，要把專業銀行辦成真正的商業銀行，然后與此同時就把政策性業務從商業銀行分離出去，這（時候）你們看見了國家開放銀行、農業發展銀行和進出口銀行的分離，這時候才叫金融機構真正開始走向市場化，自負盈虧，而這個改造是2004年開始的。
然后所有的商業銀行進行股份化改造，然后股份化改造不僅僅說是改成它的治理結構，而是說這一次政府的注資，政府用匯金注資，匯金變成跟政府的關系，就是說銀行，工、農、中、建這些大銀行的政治關系變成有限責任關系，政府以出資額為限，然后承擔有限責任，政府不再承擔無限責任。第二，通過股份制改造以后，是教你建立一個新的好的一個商業性的法人治理結構，然后用這個法人治理結構，然后是政府的注資不要變成一個免費的午餐，而變成最后的午餐，然后在商業渠道持續運行。
那么為了保持這個市場約束機制更加有效，你應該上市，而且國際上的紀律約束比你國內市場的約束更加嚴格，所以應該海外上市，所有的銀行全部都選擇海外上市，所以叫國際市場紀律的約束。所以你現在評價說銀行開始賺錢了，這也是說改革目標達到了，就是銀行開始商業化了，在商言商，談錢的問題。可是你要知道在十幾年前，銀行是不談錢的，那是個提款機啊。那因為這樣一個改革，所以政府也不能干預銀行的行為了，當然銀行也是要被監管的，于是就有第三方監管，這就是銀監會的成立，它是用專業性地來監管，而不是用行政手段來監管。
正因為這樣一個改革，從2004年1月1號開始，一直到2012年以光大銀行上市為標志，八年，然后中國銀行的體制徹底發生了重大變化。而且又是這個重大變化，中國銀行業曾經是在2004年技術上全破產，因為當時中國的銀行資本金只有4%左右，但是銀行壞賬高達20%，換言之倒五遍了，技術上全破產了。但是經過這么一改以后，不僅僅說它的資產負債健康了，最重要的它可以持續發展了，這是構成了中國頂住2008年金融危機的全部原因，否則的話中國的銀行業早就垮了。
【對于未來的改革，曹遠征認為，未來三年必須要把現代化的道路鋪平，并且制度化。他說，按照之前他在國家體改委的經驗，這叫改革進入不可逆轉階段。】
第一，我們說這個是中國經濟進入新階段，這個新階段就是告別了高速增長，向高質量發展。這個告別高速增長實際上是意味著說是多么寬松的貨幣政策都不可能把經濟拉回到兩位數的增長。在這樣一個情景下，如果你要想去拉升增長，去擴大投資的話，一定是向未來借錢，那么就是杠桿加長。而杠桿加長是一定會有很大的風險，因為金融危機就是杠桿加長后的快速去杠桿。那么要防范這種風險出現，那你就得人為地去杠桿。但是你人為地降杠桿、去杠桿的過程中間，那么這時候你會發現杠桿最長的是什么呢？最大的是什么呢？金融部門本身就是做杠桿的，因此降杠桿的問題不在金融部門中，是在金融部門以外，最重要是國有企業的負債率。所以去年金融工作會議講得很明確，就說是去杠桿重中之重是國有企業去杠桿。
第二，去杠桿怎么去呢？是去僵尸企業。因為你產能過剩，產能過剩，你又是高杠桿部門，東西賣不掉，當然債就還不了。那么這種是僵尸企業，你就必須得把這個僵尸企業去掉，去僵尸企業無外乎是，第一，在物理產能上要把它消滅掉。第二，資產負債表再把它消滅掉。這兩個方向都構成國有企業的改革方向。只有國有企業改了以后，才能降杠桿，也就只有它降杠桿，才能降剛健？，這是其一。
其二，中國的國有企業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是有特殊地位，它應該從某種意義上說是全體老百姓的企業，那么它應該為全體老百姓服務。那我們說中國現在進入什么階段呢？中國人口正在老齡化，社會保障的壓力就非常之大，那么要填補社會保障壓力的缺口就是國有企業，國有企業必須得分紅，國有企業的資產必須得變現去填補這個缺口。看看前兩天李克強總理簽署的，就是國有企業的股份不斷地轉入到社保基金去，因為中國有很多省份社保已經出現缺口，已經需要中央調劑，而調劑的一個很重要的方向，一個很重要的安排就是國有股份進社保。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也要國有企業的改革。
但是這一點同時它是一個財政問題，我們注意到財政是三件事，一個就是它的收入制度，一個是它的預算制度，再一個就是跟收入和預算相關的一個彌補制度。所以預算制度是一個支出責任的問題，中國過去的預算是四個預算，那四個預算是不通的，就是一般的政府的一般性預算，這就是稅收支持的預算。第二個是政府的基金預算。第三個是國有資本預算。第四個是社會保障預算。這四個預算是相互割離的，它不能調劑的。
十八大以后，財政體制改的第一件事就是《預算法》，《預算法》把這四個預算成為統籌的了，可以調劑的，而調劑的主體就是國有資本預算。所以，十八屆三中全會要求國有資本必須得分紅30%，然后無償計入這個預算，這就是大家看到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其中的數字是30%。那么將來進入的方向就是社保。這是財政體制應該改的。
收入制度也在改，就是營改增，現在包括稅收體系也在改，就是國稅和地稅合并。下一步就是支出責任的問題，實際上是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支出責任怎么劃分，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在什么地方。我們說中國進入一個新階段，政府已經從建設型政府轉變成一個公共服務政府，建設的責任已經是在減輕了，在公共服務的責任在加大。
這時候政府應該從一個建設型的政府轉成公共服務政府，那么要轉成公共服務政府，你的支出責任就應該發生變化。那么如果支出責任發生變化，變成公共服務政府，那么你的財政體制就要進行改革，其中在今年一號文件鄉村振興，鄉村振興是在基層中間是有了社區組織，有了村民自治，那么它跟這樣一個地方財政是個什么關系？這也都需要改革，于是中央跟地方，地方跟鄉村，這要重新形成一個新的財政體制，支出責任方面，我在什么方面支出，什么方面提供幫助。
那么這樣的話我們說，它將來的支出方向是短板，就是公共服務，不再是個基礎設施和招商引資，這是個重大的轉變，這為下一步的現代化轉型提供了一個基礎。否則的話，你依然政府是一個擴張性的安排的話，那么怎么來環保？怎么來提高公共服務？怎么來改善民生？所以我們說財政體制要改革，在這方面就具有重要的意義。
我想應該用一個詞說出來，“精彩”。
這個過程應該說是前無古人的，一個在13億人口的國度發生這么偉大的一個變革，在短短四十年，從一個貧窮落后的面貌變成（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人民生活水平極大的改善，這是在世界歷史上罕見的。于是我們說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來說，這是精彩。
但是作為一個人來說，你經歷這個過程是更加精彩的人生，這應該說不僅是百年不遇、千年不遇甚至萬年不遇的。中國在短短四十年，在一代人中間改變了一個國家的面貌，甚至改變了人類歷史的一個進程，這是在世界歷史上從來沒有見過的。而我們有幸作為一員參與了這個過程，當然感到自豪，當然感到精彩。
其實說我們這一代人已經開始漸漸地退出歷史舞臺，那么還有新人在開始。但是中國改革是一個過程，是一個接力賽。從這個過程中來看，歷史可以告訴未來的。
中國過去改革四十年的經驗會為未來提供更好的借鑒，但是同時，歷史不是未來，還需要有新的長征去開創。中國最重要的歷史經驗，就是尊重人民的首創精神，它是一個創新的過程，它不是個本本，它不是個教條，它不能唯上，只唯實，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標準，這是我們這一代人的經驗總結，我也想這是對未來中國改革進一步發展，中國經濟進一步向前的一個最重要的啟示。
【第五集】李揚：經濟大國不等于金融大國 人民幣國際化步調應放緩
【第八集】對話汪同三：我國第一個經濟預測模型是如何向總理“要錢”的
【第九集】易方達基金總裁劉曉艷：公募基金行業剛剛迎來發展的起點
【第十一集】周遠志：我國經濟體量已是巨無霸 還能有6%以上的年增長是奇跡了
【第十五集】段國圣：保險資金應在股權和項目投資中發揮更大作用
【第十七集】王志全回憶建中國高鐵：白加黑5+2地干 拼掉了幾層皮
【第十八集】夏斌收拾央行的爛攤子：央行曾管典當、彩票和基金會
欄目介紹
“親歷改革——中國經濟50人論壇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是中國經濟50人論壇與新浪財經的合作項目，旨在記錄改革開放40年的親歷者和見證人，采訪對象包括吳敬璉、楊偉民、樊綱、吳曉靈等著名經濟學家與企業家。中國經濟50人論壇是由中國著名經濟學家于1998年6月在北京共同發起組成的非官方、公益性學術組織，由劉鶴、吳敬璉、楊偉民、周小川、易綱、樓繼偉等50位財經界官員、著名經濟學家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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