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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冠狀病毒疫情之下的全球經濟正遭遇著自大蕭條以來的最大幅下跌。而雖然各國在疫情中無一幸免，但如果無法給予更多幫助的話，那么付出最高昂代價的將是世界上那些最為貧窮的國家。

　　生活在低收入發展中國家的近15億民眾正在當地薄弱的公共衛生體系，有限的機構能力以及（在許多案例中的）高債務水平下掙扎求存。所有這些國家在陷入危機時都能力有限，而它們在疫情導致旅游，僑匯和大宗商品出口收入下降之際卻同時面臨著支出需求急劇增加的窘境。當發達國家拿出相當于GDP20%的款項去保護本國企業和工人之時，低收入國家的這類支出只有2%左右。

　　鑒于今年有多達1.15億人面臨落入極端貧困的風險，當前的嚴重經濟衰退可能會逆轉過去20年的生活水平提升軌跡。由于兒童（尤其是女孩）輟學，醫療服務質量下降和就業水平持續低迷，當前的破壞效應很可能會延續多年。

　　這一點對我們所有人都很重要，因為貧窮國家的不安全狀況會轉化為世界其他地區的不穩定態勢，而更重要的一點是只有在全球所有國家都戰勝了新冠病毒之后這場危機才算真正結束。

　　為此國際機構和雙邊捐助者必須在為本國創造適當經濟復蘇條件的同時向各貧困國家提供幫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也繼續在手把手地向其成員國提供技術援助和培訓，幫助各國政府處理債務，增加收入和管理公共財政以確保它們能有效提供包括醫療衛生在內的重要服務。而荷蘭對這方面的支持則體現在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各類專用主題基金注資以及出資構建基金組織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中東和加勒比地區的能力建設中心網絡。

　　眼下的關鍵任務是幫助低收入發展中國家克服當前危機并增強其未來沖擊抵御能力。像荷蘭這類雙邊捐助者會把錢用在基金組織關于衛生、教育和創造就業機會的針對性干預貸款項目以及那些圍繞氣候變化和綠色經濟的計劃上。

　　我們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去幫助那些背負不可持續債務的國家。其實在疫情爆發前就已經有大約一半的低收入國家處于（或很可能陷入）債務困境。眼下許多國家只能獲得極為有限（如果還能有的話）的新市場融資，這令它們必須在疫情期間救助本國人民與償還債務之間做出極為艱難的權衡。

　　國際社會已經采取了一些重要步驟來解決這一問題。在包括荷蘭在內的13個雙邊捐助者的支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向29個最貧困成員國提供了約5億美元的一年期債務償還減免，并在尋求更多資源以求將這一減免延長至2022年4月以后。我們也對G20集團發布的“暫緩最貧困國家債務償付倡議”表示歡迎——該倡議已經為那些最貧窮國家提供了約50億美元的臨時債務減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還支持G20集團和巴黎俱樂部去建立一套構思宏大的新債務解決通用框架，將債權人群體內決策的標準性手段與針對每一個個案的訂制性債務減免手段結合起來。

　　除了解決債務問題之外，低收入發展中國家還需要得到強有力的國際金融支持。自疫情爆發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已將獲取應急融資設施的渠道拓寬了一倍，并向指定類別中的47個國家提供了110億美元應急資金，同時也將繼續致力于確保各國能在今后幾年中擁有足夠渠道去申請此類信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必須依靠其最富有的成員國拿出新貸款資源來資助優惠貸款計劃。自疫情爆發以來基金組織已經額外爭取了220億美元資金，目前也正努力籌集贈款以確保在這些層面上的零利率貸款，而荷蘭也將為此捐款。許多雙邊捐助國還強化了自身方案以支持低收入國家。比如荷蘭最近就籌集了5億歐元（折合5.95億美元）去維護現有開發工作強度以及資助新援助項目來幫助貧困國家抗擊新冠疫情。

　　最后，低收入國家在當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需要貿易。全球貧困水平也是因為這些國家在過去二十年間國際市場參與度的不斷提升才實現了大幅下降。但是疫情和持續的貿易緊張局勢已經危及了這一進展。一個基于規則的開放、穩定和透明貿易體系對于確保全球經濟穩定、包容和可持續增長以及長期繁榮是必不可少的。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會通過維持開放市場并倡導進一步政策改革來持續推動全球貿易的復蘇，而在歐盟內部荷蘭和法國也都推行了旨在更加強調可持續性和負責任商業行為的貿易政策。

　　包括各國公共開發銀行和多邊機構在內的雙邊捐助者需要進一步共同努力去滿足低收入國家的許多未竟需求。只要我們攜手共進，就可以幫助那些最脆弱國家和社區從疫情中實現復蘇，并以此為所有人構建一個更能抵御沖擊的包容性世界。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如今許多人都宣稱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提供了證據，證明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是政府向前發展的唯一路徑。對于初次接觸這一理論的人來說，現代貨幣理論或許聽起來極端復雜——甚至如科學般細致嚴謹。它的倡導者們仿佛已經開發出了一種可與天文學上的哥白尼革命相媲美的新經濟范式。然而在光鮮的名號和自信的政策聲明背后隱藏著一條簡單而危險的信息——尤其是當世界各國政府都在肆意花錢以維持疫情期間的經濟運行之時。

　　現代貨幣理論認為，政府可以將任意數額的金錢花在任何想達成的目標上，直到實現充分就業為止，而且還不必擔憂融資問題，因為中央銀行將通過直接印鈔來提供資金，無需政府支付成本。鑒于這一經濟思維核心概念的非原創性（和平庸性），這種對經濟思想的貢獻是否值得被稱之為一項新“理論”是值得商榷的。實際上，有關政府支出的想法可以追溯到1940年代經濟學家阿巴·P·勒納（Abba P． Lerner）的“功能性融資”概念，現代貨幣理論只是增添了聯邦就業保障而已。

　　于幾年前出版的第一批現代貨幣理論出版物——例如經濟學家L·蘭德爾·雷（L． Randall Wray）的《現代貨幣理論：主權貨幣體系的宏觀經濟學》——遭到了各政治流派經濟學家的近乎一致批評。盡管如此，有關現代貨幣理論的辯論仍在繼續，主要是因為它已被英國工黨前領導人杰里米·科賓（Jeremy Corbyn）和美國參議員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等政治人物所選中。

　　在2015~2016和2019~2020的民主黨初選期間，桑德斯請到了現代貨幣理論其中一位最知名擁護者斯蒂芬妮·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做顧問，她也是新書《赤字的神話：現代貨幣理論和人民經濟的誕生》的作者。桑德斯在最近那段時期的競選活動中將現代貨幣理論置于其經濟政策方略的核心以確保它能在民主黨左派中獲得更廣泛的支持，而拜登會否在贏得總統職位后采納該理論的核心思想還有待觀察。

　　無論如何，全世界的左派人士將繼續著迷于現代貨幣理論，因為他們堅信該理論才是實現一長串公共項目以促進就業、保護環境，推動社會正義等事務的關鍵。聯邦就業保障計劃的提案就承諾會提供充分就業以及服務于有用公共目的且支付充足工資的“好”工作。

　　但是有人懷疑，倘若美國總統特朗普也以類似的熱情采納了現代貨幣理論（也許是為了支付他承諾在美墨邊界上修建的隔離墻），那么該理論的擁護者是否仍會喜歡它？如果可以無限且無成本地為政府開支籌集資金，那么不管誰當權都儼然住在流著奶和蜜的應許之地。但這只會是一個暫時的天堂，因為政府的大舉消費將不可避免地推高通脹，這時機會之窗將被關閉，民眾則因失業率上升和實際工資增長疲軟而不得不為此埋單。

　　有鑒于此，現代貨幣理論建議政府在必要時增加稅收，以此吸收掉足量流通資金以避免通貨膨脹。試想一下：以往對政府支出沒有任何財務限制，但如今突然出現了這么一個的限制——必須提高稅收以收回流通在外的多余資金！很難想象有什么民主政治理念要比現代貨幣理論所暗示的更為幼稚了。

　　即使能在政治上奏效，各類嚴重問題卻依然存在。比如究竟應該在通脹率到達哪個點位時開始加稅回收資金？那些已獲批但仍在籌備中的公共項目該怎么辦？政策制定者應該如何考慮可能已被計入工資，利率和眾多協議中的通脹預期？經驗表明一旦通脹進程啟動，只有付出相當大的宏觀經濟代價——尤其是在失業率上升方面——才有可能讓它停止下來。而西方恰好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經受了這一磨難。

　　當然，現代貨幣理論的擁護者指出任何能夠以本國貨幣償還債務的國家都不會破產，因為它可以無限制地創造貨幣，這在技術上講是正確的。但在這種情況下外國投資者仍然愿意以這種貨幣進行投資的想法是站不住腳的。到某個時候外國資本將實際上被拒之門外，并因此對私人企業融資產生嚴重影響。但現代貨幣理論再次聲稱解決了這個問題：在美國，他們假裝認定政府不會失去對利率的控制權。

　　但正如許多研究表明的那樣，中央銀行的獨立程度越高，一個國家的通脹率就越低。這就是為何所有主要經濟體都將中央銀行獨立制度化置于首位的原因（主要是在1990年代）。然而現代貨幣理論卻會撤銷中央銀行對印鈔機的控制權，并將這種權力移交給政府。歷史表明那些正常規則會在緊急情況下被叫停，而現代貨幣理論則是一種可能催生這種混亂的手段。

　　在當今近零（甚至負）利率以及央行大量采購政府證券的大環境中，我們見證了朝著現代貨幣理論方向邁進的步伐。如果政府可以依賴央行采購無限量政府證券來遏制利率上升，那么它們實際上已經從央行手中奪回了印鈔權。

　　原則上，一家獨立的央行有權通過減少甚至停止購買政府證券來隨時終止這一過程。但此舉會面臨巨大的政治壓力。一旦央行最終在事實上被置于現代貨幣理論倡導者所渴求的位置，它能否重奪控制權也就不得而知了。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實體經濟如此脆弱，為何美國股票市場估值仍然一路飆升？在此有一個因素正在日益凸顯：這場危機對小型企業和低收入服務業者的影響尤為嚴重，而這兩者雖然對實體經濟至關重要，但在股票市場上卻并不那么要緊。與此同時，雖然對當前的高估值還存在其他解釋，但每種解釋都有其局限性。

　　比方說，鑒于股票市場具有前瞻性，因此當前股價可能反映了對有效新冠病毒疫苗即將問世以及檢測和治療選項將得到極大改善的樂觀態度，這意味著封鎖措施會變得更為有限和細致。這種預測或許是有道理的，但或許市場也低估了今冬爆發第二波嚴重感染潮的可能性，同時又高估了第一代疫苗的功效和影響范圍。

　　對于當前股市表現的第二個（或許也更有說服力的）解釋是美聯儲已將利率降至近零區間，令到市場相信利率在可預見的將來幾乎不可能上漲，而房屋、藝術品，黃金甚至比特幣等長期資產的價格都已上漲。同時由于高科技企業的收入流基本都會在過一段時間后才兌現，因此它們將從低利率中獲取不成比例的收益。

　　但我們同樣不清楚市場對遠期持續低利率的預期是否正確。畢竟長期的負面供給效應，尤其是去全球化所引發的那些，可能會在全球需求復蘇后依然長期存在。

　　第三種解釋是美聯儲除了提供超低利率外還直接支持了私人債券市場，這對美聯儲而言是史無前例的干預行動。但我們不應將這些私人債券采購視為常規意義上的貨幣政策，相反它們類似于一種在緊急情況下由央行充當財政部代理人的準財政政策。

　　因此這種特殊的干預措施可能是暫時性的，只是美聯儲尚未成功將這一事實傳達給市場而已。盡管宏觀經濟動蕩嚴重加劇且企業債務供應增加，但在許多市場中政府債務的利差實際上縮小了，且迄今為止大型企業破產的數量相對經濟衰退的程度來說依然相當低。

　　到了某個時點市場就會摒棄那種納稅人將無限期兜底的錯誤想法，美聯儲最終也在允許其承擔的風險程度上受到限制。一旦今冬第二波感染潮來襲，人們認為央行仍然會承擔更多風險的信念可能會受到沖擊。

　　而盡管這三種解釋為實體經濟下行時的股價上漲提供了一些見解，但它們往往會產生一塊很大的遺漏：新型冠狀病毒所引發的經濟慘狀并非由（更集中于制造業的）上市公司承擔，而是落在了股市以外的小型企業和個人服務業者（從干洗店到餐館再到娛樂場所）身上。這些較小型經濟參與者根本沒有足夠資金來承受這如此漫長和強烈的沖擊，同時協助它們度過難關的政府項目已經陸續失效，一旦出現第二波感染潮就會增加發生雪球效應的風險。

　　雖然一些小企業的破產可被視為疫情引發的更廣泛經濟結構調整的一部分，但其他許多原本經營正常的企業也將破產，導致大型上市企業占據了比原來更大的市場地位。事實上這也是令市場感到樂觀的另一個原因，雖然確實有一些大企業申請了破產保護，但大多數這類企業（尤其是實體零售商）在疫情之前就已經陷入了困境。

　　而進一步加劇疫情不平等影響的，則是在如此嚴重的經濟衰退和創紀錄戰后失業率水平（或者歐洲支付給那些暫時離崗工人的大筆開支）之下，政府稅收收入的下降幅度卻并未如人們預期中那樣大。原因當然是失業主要集中在納稅較少的低收入人群中。

　　但是當前股市的上漲不僅蘊含經濟風險，還包括且不僅限于在11月美國總統大選后發生史無前例政治危機的巨大可能性。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人們普遍反對那些似乎偏袒華爾街而普通民眾的政策。而這次不但華爾街將再次受到斥責，民粹主義的怒火還會直接指向硅谷。

　　因此產生的一個可能結果就是企業減稅趨勢的逆轉，特別是在去全球化進程使得企業更加難以向低稅率國家轉移業務的情況下。這對股價不利，我們也不應該認為民粹主義的反噬就將止步于此。

　　在健康和經濟表現的全面復蘇能支撐高昂的股票市場估值之前，投資者不應對手中大筆的疫情盈利感到理所當然。要知道市場就是這樣，有漲必有跌。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現代國際金融體系誕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廢墟之中。自此以來，它一直受到歷史波動的影響，最近一次便是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

　　如今，COVID-19正在讓全球金融體系面臨另一場嚴峻考驗。東盟與中日韓地區由東盟十國（文萊、柬埔寨、印度尼西亞、老撾、馬來西亞、緬甸、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加中國、日本、韓國組成，其所面臨的前所未有的挑戰進一步體現出區域金融合作的重要性。

　　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后，東盟與中日韓經濟體一直在竭力加強區域金融安全措施。東盟與中日韓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年會便是區域合作的焦點，其旨在加強經濟和金融韌性。

　　在這方面，東盟與中日韓國家在2000年決定簽署清邁協議（CMI），建立區域金融安全網。

　　CMI是一個東盟與中日韓國家之間雙邊互換協議網絡，其目的是在必要時向成員國提供美元流動性以及作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金融援助的補充。

　　國際金融危機爆發后，2010年3月，CMI進一步演化為清邁多邊協定（CMIM），根據該協定，參與方之間的互換安排將由一個協定和一個中心化的決策機構統一管理。CMIM便利的規模定在1200億美元。

　　CMIM協定升級過兩次。第一次修訂是在2014年，資金規模擴大一倍至2400億美元，并增加了“IMF脫鉤”比例，將成員國在沒有IMF共同融資的情況下可獲得的最大資金比例從20%提高到了30%。

　　第二次修訂在今年6月生效，提高了與IMF金融援助的共同融資的靈活性，并強化了與IMF的協作。

　　在9月18日舉行的最近一次會議上，東盟與中日韓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們就全球和區域經濟前景，以及COVID-19疫情帶來的風險與挑戰的政策應對交換了意見。在過去幾個月中，區域決策者采取了大規模大量疫情相關措施，包括定向家庭和企業財政、貨幣和信用支持，并向金融體系提供監管便利和流動性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東盟與中日韓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們宣布了一項及時的歷史性協議強化CMIM，這必然有助于成員國更好地處理疫情帶來的重大風險和不確定性。最新的強化允許成員國在沒有IMF合作融資的情況下獲得CMIM便利的40%。此外，成員國同意除了美元之外，還可以在自愿和有要求的情況下，選擇用本國貨幣進行CMIM危機融資。

　　這些修訂將在所有東盟與中日韓成員國簽署同意后生效，生效后將進一步強化作為穩定可靠的區域自助機制的CMIM，并提高其在全球金融安全網的重要性和地位。

　　在這方面，東盟與中日韓宏觀研究辦公室（AMRO，成立于2011年，目標是進行區域宏觀經濟監控并協助CMIM的實施），起到了“受信任的家庭醫生”的重要作用，支持了集團成員。AMRO的使命是促進區域經濟和金融穩定，這在當今環境中更加至關重要。在土井俊范的領導下，AMRO對疫情的區域影響進行了及時的分析和更新，對成員國決策起到了支持作用。

　　COVID-19疫情爆發后，造成了人身和國家經濟的巨大損失。在東盟與中日韓區域內部，決策者實施了必要的抗疫措施限制病毒傳播，這不可避免地影響了經濟活動。在全球經濟日益聯動的今天，國際供應鏈的破壞和諸多產業所面臨的挑戰證明，降低區域面對經濟和金融沖擊的脆弱性十分重要。我們為CMIM和AMRO在作為強化經濟韌性的重要工具方面所取得的進步感到歡欣鼓舞。

　　今年，許多國家的增長預計將大幅下滑，而我們預計東盟與中日韓經濟將及時反彈——現在已經有了早期復蘇信號。但是，由于疫情軌跡仍不確定，東盟與中日韓將繼續保持警惕，我們也將謹慎制定退出疫情相關措施的計劃，捍衛區域增長和金融穩定。

　　最后，東盟與中日韓財政部長和央行行長們承諾堅持開放和基于規則的多邊貿易和投資體系的決心，加強區域合作和融合。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在世界許多地方，弱勢群體以及種族和性別歧視的許多受害者工資低得離譜。盡管稅收抵免為單身低收入母親提供了支持，同時也為其子女發展提供支持和幫助，但營養不良、健康狀況不佳以及藥物濫用等跡象依然存在。

　　許多低收入勞動者往往必須放棄有意義的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薪水太低。如果沒有一份“好工作”，這些工人就無法擁有“美好的生活”。 這種結果，尤其是在發達經濟體，是一個可怕的跡象：問題不是“不平等”，而是高度不公。

　　勞動和企業報酬的下降趨勢令社會各界深感沮喪。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 工作滿意度也普遍下降，后來在英國、法國、德國部分地區以及其他某些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此外，實際利率幾乎下降到零點。這背后的原因是創新能力的下降。顯而易見，人類滿意度機制中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并未被完全消除掉。

　　在西方社會努力確保經濟公正的同時，他們必須恢復和維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廣泛體驗。這意味著提供有意義的工作，例如在企業資本主義中，參與者將其積累的財富和發展的能力分配給建立各種產業和投資于各種項目。為了做到這一點，各國培養和教育了那些能夠通過構思新的商業方法和產品來發揮其創造力的人，以及那些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去冒險支持創新的人。

　　與此同時，一場關于經濟公正的辯論正在興起。民主黨的聲音，包括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biden），已經提高了人們的期望，即如果當選，他們將解決在最近的大會上受到譴責的不公正現象。相比之下，共和黨人——早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認為，旨在減少不平等的措施是以經濟增長為代價的。

　　他們想到了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為提高貧困勞動者的收入而實施的大規模計劃，首先是林登·約翰遜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發起的“大社會”計劃，以及在70年代推出的所得稅抵免政策。另外，就像最近所指出的那樣，民主黨人立法制定了聯邦醫療保險、食品券、啟蒙計劃以及同時為白人和少數族裔提供幫助的一系列其他計劃。難道這一切都拖慢了經濟增速？

　　的確，看似恰恰在上述法案頒布后，生產率增長出現了下降，而且除去互聯網革命的高潮期外，生產率從未恢復原來的快速增長。然而，正如老話所說，“相關性不是因果關系。”

　　我相反的論點經過了長時間的爭論，而且現在已經經過了廣泛的驗證。我認為導致了生產率的大幅下降不是大社會政策，而是因為熱衷于設計新商業產品和方法的人員大量流失。當然，怪罪那些幫助了偉大社會的人是沒有道理的。無論如何，似乎沒有任何計量經濟學研究表明，援助弱勢群體較多的國家增長較少。

　　另外還有一個擔憂—— “財政費用”。某些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擔心，因為籌集大規模減貧所需資金而提升本已高企的稅率，導致收入減少。由于納稅人減少了勞動力供應，企業對提高效率失去了興趣，稅收甚至可能流失。然而，沒有一點學術證據表明，西方經濟體——當然不是低稅收的美國經濟體——已經達到了財政能力的極限。

　　美國（以及不同程度上其他西方政府）有足夠的空間來抨擊經濟不公。為使低收入勞動者薪酬達到可接受水平，政府將希望制定一項補貼計劃，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底層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該計劃將針對逐步遞增的工資等級設定逐步降低的補貼水平。

　　現在人們對經濟不公的關注大多來自正義理論，這是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近50年前的劃時代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羅爾斯提出，正義需要最大限度的提升最低薪酬者的薪酬——而這將引發滿負荷征稅。（其后不久，我就在1974年的一篇論文中建立了羅爾斯的稅收模型。）當然，理論是從諸多因素中抽象出來的，而羅爾斯則從各個方面著眼于貧困。我今天的希望是，能為一個既包容又公正的經濟而努力。

　　雖然知道脫貧之路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知道不該走的路。我們必須反對全民基本收入，這是一種對公共收入的可悲利用。它利用公共收入來增加低薪勞動者的收入，從而讓他們能夠養活自己，這對于培養自尊至關重要。但全民基本收入也會導致民眾及其子女脫離勞動，對許多人而言，這是實現個人成就和滿足外部世界參與的唯一途徑。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隨著2019冠狀病毒病危機加速了人們遠離現金的長期轉變，有關數字貨幣的官方討論正在升溫。如今，中國正在推進央行數字貨幣，臉書（Facebook）即將推出的Libra加密數字貨幣，這些可能正在重塑這一代的全球金融。G30最近的一份報告認為，如果美聯儲想要影響結果，他們需要開始迅速行動。

　　很多事情都危在旦夕，包括全球金融穩定和信息控制。金融創新如果管理不當，往往是危機的根源，而美元賦予了美國重要的監督和制裁能力。美元的主導地位不僅與使用何種貨幣有關，還與結算交易的體系有關，而從中國到歐洲，人們越來越渴望挑戰這一點。這是很多創新發生的地方。

　　美聯儲可以采取三種不同的方式。一是對現有系統進行重大改進：降低信用卡和借記卡費用，確保金融普及，升級系統，讓數字支付能夠瞬間清算，而不是需要一天的時間。

　　美國在所有這些領域都嚴重落后，主要原因是銀行業和金融游說勢力過于強大。公平地說，政策制定者還需要考慮如何保證支付系統的安全：下一個打擊全球經濟的病毒很可能是數字病毒?？焖俚母母锟赡軙硪庀氩坏降娘L險。

　　同時，任何維持現狀的努力都應該為新進入者提供空間，無論是像臉書（Facebook）的Libra一樣與主要貨幣掛鉤的“穩定金幣”，還是諸如亞馬遜和阿里巴巴這樣的大型零售科技公司發行可贖回平臺代幣，這些代幣都應具備購買平臺銷售商品的能力。

　　最激進的做法將是使用一種占主導地位的零售央行貨幣，這樣消費者就可以直接在央行開立賬戶。這可能會帶來一些巨大的優勢，比如保證金融包容性和消除銀行擠兌。

　　但徹底的變革也會帶來許多風險。一是央行在為小額零售賬戶提供優質服務方面處于劣勢。也許隨著時間的推移，通過使用人工智能或通過擴大郵局分支機構提供的金融服務，這個問題可以得到解決。

　　事實上，當談到零售央行數字貨幣時，經濟學家擔心的是一個更大的問題：如果銀行失去了大部分零售儲戶，誰來給消費者和小企業貸款？這些儲戶是銀行最好、最廉價的貸款來源。

　　原則上，央行可以將從數字貨幣存款中獲得的資金再放貸給銀行業。然而，這將給政府過多的權力來控制信貸的流動，并最終控制經濟的發展。一些人可能認為這是一種好處，但大多數央行行長可能對央行承擔這一角色持有深深的保留意見。

　　安全是另一個問題。在目前的體系中，私人銀行在支付和貸款中發揮核心作用，這一體系在世界各地已經實施了一個多世紀。當然，肯定也存在一些問題，但是，盡管銀行業危機帶來了種種挑戰，安全體系的崩潰卻并不是主要問題。

　　技術專家警告說，盡管新密碼系統的前景很好（許多新想法都是建立在它的基礎上的），但一個新系統可能需要5-10年的時間來“完善”?！澳膫€國家會想成為金融實驗品？”

　　中國新的數字貨幣提供了第三種中間視角。G30的報告比以前更詳細地描述了中國的做法，包括最終取代大多數紙幣，但不取代銀行。換句話說，消費者仍會持有銀行賬戶，而銀行又會持有央行的賬戶。

　　然而，當消費者想要現金時，他們會在央行收到電子錢包里的代幣，而不是紙幣（無論如何，紙幣在中國的城市里正迅速變得過時）。和現金一樣，央行的數字貨幣將支付零利息，這使計息銀行賬戶具有了競爭優勢。

　　當然，政府以后可以改變主意，開始提供利息；如果整體利率水平大幅下降，銀行也可能失去優勢。這一框架確實取消了紙幣的匿名性，但包括歐洲央行（ECB）在內的許多貨幣當局，已經討論了引入匿名低價值支付的想法。

　　最后，向數字貨幣的轉變將讓實施深度負利率變得更容易，正如我多年來一直主張的那樣，這將大大有助于恢復貨幣政策在危機中的效力。無論如何，大流行后的世界將在支付技術方面迅速發展。美聯儲承擔不起追趕的代價。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經濟基本面和市場結果的差異越大，謎團就越難以解答，除非嘗試從大眾心理、思想傳播和大流行的動態方面來解釋。畢竟，股市走勢受影響最大的，是投資者評估其他投資者對消息不斷變化的反應，而不是消息本身。

　　這是因為大多數人無法評估經濟或科學新聞的重要性。特別是當人們對新聞媒體高度不信任時，他們更傾向于依賴他們認識的人對新聞的反應。這個評估過程需要時間，這就是為什么股票市場不會像傳統理論所認為的那樣，對消息做出突然和完全的反應。消息開啟了市場的一個新趨勢，但它模棱兩可，讓大多數精明的投資者難以從中獲利。

　　當然，我們很難知道是什么推動了股票市場，但我們至少可以根據現有的信息事后做出推測。

　　美國的經濟困境分為三個獨立的階段：從1月30日冠狀病毒危機開始到2月19日，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了3%；從那一天到3月23日，下跌了34%；從3月23日到現在，這一數字上升了42%。上述每個階段都和消息有一種令人困惑的關聯。而市場反應之所以滯后，是因為投資者要消化消息、并且浸淫在坊間故事里一段時間后，才做出反應。

　　第一階段始于世界衛生組織1月30日宣布新冠病毒為“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在接下來的20天里，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了3%，在2月19日創下歷史新高。為什么在一場可能的全球悲劇宣布之后，投資者會給予股票有史以來最高的估值？在此期間，利率沒有下降。為什么股市沒有在衰退開始之前通過下跌來“預測”即將到來的衰退呢？

　　有一種推測是，大流行并不常見，大多數投資者在2月初都不相信其他投資者和消費者會關注這類事情，直到他們看到對該消息和市場價格出現了更大反應。1918-1920年流感大流行以后，大多數投資者沒有經歷過類似流行疾病，這意味著沒有對此類事件的市場影響進行統計分析。1月下旬中國開始實行封鎖，沒有引起世界媒體的注意。這種由新型冠狀病毒引起的疾病直到2月11日才有了名字，世界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為2019冠狀病毒病。

　　在2月19日之前的幾周里，公眾對全球變暖、長期經濟停滯或債務危機等長期問題的關注正在減弱。2月5日結束的特朗普彈劾審判仍是美國的主要話題，許多政客顯然認為，警告一場假想的新的巨大悲劇即將來臨，可能不利于自己。

　　第二階段始于2月19日至3月23日，標準普爾500指數暴跌34%，與1929年股市崩盤類似。然而，截至2月19日，在中國以外，只有少數報告的2019冠狀病毒病死亡病例。在這段時間里，改變投資者想法的不只是一種說法，而是一系列相關的說法。

　　有些新聞純屬無稽之談。2月17日，香港搶購廁紙事件首次被提及，并成為一個極具感染力的笑話。當然，關于這種疾病傳播的消息變得越來越國際化。世界衛生組織在3月11日稱其為大流行?！按罅餍小钡木W絡搜索量在3月8日至14日這一周達到峰值，“冠狀病毒”的搜索量在3月15日至21日這一周達到峰值。

　　在第二階段，人們試圖了解這個奇怪事件的基本情況。大多數人都無法立即掌握它，更別提認為那些可能影響市場價格的人也在這樣做了。

　　隨著股市繼續下滑，有關封鎖造成的困難和業務中斷的生動故事出現了。例如，據報道，在實行封鎖政策的中國，一些人不得不尋找鰷魚和沙蠶來吃。在意大利，有報道說，在人滿為患的醫院里，醫務人員被迫選擇讓哪些病人接受治療。關于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的敘事盛行。

　　第三階段開始時，標準普爾500指數開始了40%的上漲，標志著一些關于財政和貨幣政策的真實消息。3月23日，在利率已經降至幾乎為零之后，美聯儲宣布了一項積極的計劃，以建立創新的信貸工具。四天后，川普簽署了2萬億美元的《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承諾將進行積極的財政刺激。

　　這兩項措施，以及其他國家采取的類似行動，被描述為類似于應對2008-09年大衰退時所采取的行動。大衰退之后，股市出現了逐步但最終大幅上漲。從2009年3月9日到2020年2月19日，標準普爾500指數最低值上漲了5倍。大多數人都不知道美聯儲的計劃或《冠狀病毒援助、救濟和經濟安全法案》中有什么內容，但投資者確實知道這些措施曾經起過作用。

　　人們都想起了規模雖小但仍具有重大意義的股市崩盤和強勁復蘇的故事，其中有幾次發生在2018年。沒有在當時或2009年觸底時買進的遺憾，可能會給人留下這樣的印象：市場在2020年已經跌得夠慘了。于是，“害怕錯過”（FOMO）占據了主導地位，投資者更加相信重返股市是安全的。

　　在2019冠狀病毒病期間，股市經歷的所有三個階段里，真實消息的影響是明顯的。但價格波動并不一定是一種及時的、合乎邏輯的反應。事實上，他們很少如此。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世界各國政府正在對新型冠狀病毒危機做出有力應對，相應出臺的財政和貨幣政策總金額已經相當于全球GDP的10%。然而根據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最新發表的全球評估報告，這些刺激措施或許未能像政策制定者所期望的那樣刺激消費和投資。

　　問題在于很大一部分資金都被直接導入到了銀行的資本緩沖之中，導致預防性儲備增加。整個情況與令約翰·梅納德·凱恩斯在大蕭條時期憂心忡忡的“流動性陷阱”極為類似。

　　當前的刺激措施都是匆忙，而且幾乎是恐慌，這是可以理解的。而盡管這種灑水槍式的方法既沒有針對性也稱不上精確，卻被許多評論家視為當時的唯一選擇，他們認定如果沒有海量的緊急流動性注入就可能造成大面積破產，企業組織資本的流失以及更為艱難的復蘇之路。

　　但如今各方已經明確意識到疫情將延續更長時間，而非最初出臺這些緊急措施時假定的幾周，這也意味著所有方案都需要從長期角度進行更仔細評估。在那些充滿不確定性的時期，由于家庭和企業都會擔憂未來走向，因此預防性儲蓄通常會有所增加。

　　當前這場危機也不例外，由于對未來的憂慮和廣泛減少的消費機會，刺激政策派發的大部分資金可能會閑置在家庭和企業的銀行帳戶中。同時由于信譽良好的貸款者屈指可數，銀行可能被迫持有過多的流動性。

　　不出所料，在2月至4月期間美國存款機構持有的超額準備金幾乎翻了一番，從1.5萬億美元上升至2.9萬億美元。相比之下大衰退期間各銀行所持有的超額準備金僅為1萬億美元。銀行儲備的大量增加表明迄今為止業已實施的刺激政策并未產生多大的乘數效應，僅憑銀行信貸顯然并不能使我們擺脫當前的經濟僵局。

　　更糟糕的是，當前過多的流動性可能伴隨著很高的社會成本。除了對債務和通脹的常規擔憂之外，還有充分的理由擔心銀行手中多余的現金會被投入金融投機活動。股市每天都在劇烈反轉，而這種波動反過來又可能令不確定性增加的氛圍常態化，進而導致更多的預防性行為并遏制推動復蘇所需的消費和投資。

　　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將面臨流動性陷阱和流動性迷局：貨幣供應大量增加但只有有限數量被家庭和企業所使用。精心設計的刺激措施可能會在新型冠狀病毒受控后發揮作用。但只要疫情仍在肆虐，情況就不可能恢復正常。

　　因此目前的關鍵就是降低風險并增加消費動機。只要企業依然憂慮從現在起六個月或一年內經濟仍會疲軟，它們就會推遲投資進而拖延復蘇。而這種惡性循環只有國家才能打破：各國政府必須挺身而出，以如果經濟無法在某個特定時點復蘇就會向企業提供補償的方式來為當前的各項風險擔保。

　　針對這方面的舉措已經存在一個模型，也就是以諾貝爾獎獲得者肯尼斯·艾羅（Kenneth Arrow）和杰拉德·德布魯（Gérard Debreu）名字命名的，可以在某些預定條件下兌現的“Arrow-Debreu證券”。比如政府可以保證，如果一個家庭今天能購買一輛汽車，而病毒流行曲線在距現在六個月后的某個時點仍處于某個點位，則其每月的車貸可以暫停支付。同樣可以用按收入比例償還的貸款和抵押來鼓勵購買住房等各種耐用消費品。類似的規定還可以適用于企業的實際投資。

　　政府還應考慮發行消費券以刺激家庭消費。這點已經在中國實現了，該國有50個城市的地方政府都在發行可以在一定時間內購買各種商品和服務的數字優惠券。優惠券標示的有效期使之成為了短期內，也是最急需時期的消費和總需求強力刺激手段。

　　由于疫情的持續時間可能比原先設想的長出許多，因此有必要出臺更多刺激措施。比如盡管美國已經在各種形式的援助上花費了3萬億美元，但如果沒有采取更多措施，這些錢只會使許多企業再茍延殘喘幾個月，而不是真正挽救它們。

　　有種在幾個國家中一直行之有效的手段就是在企業保留其雇員的條件下向它們提供幫助，并按照企業收入的減少比例來相應補助員工工資和其他費用。在美國，華盛頓州女眾議員普拉米拉·賈亞帕爾（Pramila Jayapal）以及其他幾位參議員都提出了類似的立法建議。

　　設計不當的刺激計劃不僅毫無效果，而且還蘊含著危機。糟糕的政策會導致不平等，埋下不穩定的種子，并在恰恰需要防止經濟陷入長期衰退時削弱民眾對政府的政治支持。幸運的是我們還有其他選項，只是不知道政府會否采納而已。

　　本文觀點與聯合國或其會員國無關。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面對疫情，發達國家為了支持其國內經濟和金融體系，在短短三個月內啟動了很多規模無法想象力度前所未有的政策。

　　查爾斯·金德伯格等歷史學家曾指出，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應歸咎于當時失敗的國際合作。而且，即使自那以后人類為應對危機采取了協調行動，但這樣的行動往往卻在付出了巨大的人員傷亡成本之后才開始采取。

　　關于重建國際金融體系的布雷頓森林會議是在世界大戰帶來巨大破壞后才召開。解決拉美債務危機的布雷迪計劃則在失落的十年后才得到同意。

　　但2009年召開的倫敦20國集團全球金融危機峰會則證明了盡早采取統一行動，限制對全球經濟所造成破壞、維系貿易和支持脆弱新興市場所帶來的價值。

　　部分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將爆發下一輪疫情危機。據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的嚴峻估計顯示，亞洲很可能有900000人在此次疫情中喪生，非洲則還要有300000人左右。

　　盡管社交隔離是壓制病毒的方式，但部分發展中國家擁擠的城市和常常過度擁擠的貧民窟將加大了隔離的難度。在沒有自來水的地方，洗手的建議幾乎沒有任何用處。沒有基本的社會保障網絡，人們所面對的選擇狹窄而又嚴酷：冒著患病的危險去上班，或者待在家里和家人一起挨餓。

　　但如果疾病在這些地方得不到遏制，最終將會卷土重來——形成第二、第三和第四波——困擾著世界每一個角落。

　　新興市場普遍存在的經濟和金融困境同樣威脅著所有國家賴以生存的供應鏈。鑒于規模龐大，新興市場債務對全球金融系統穩定性構成威脅，而全球金融系統已經在嚴重依賴央行的強勢援助。新興市場占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的一半以上，因此，新興市場債務也威脅到全球經濟的增長勢頭。

　　就像美聯儲和其他主要央行以此前無法想象的方式擴大資產負債表一樣，國際社會需要 “竭盡全力”維持正常運轉的全球金融系統。美國額外借入2萬億美元滿足自身需求之際，強行對本以嚴重承壓的發展中國家實行大規模緊縮政策將會帶來悲劇性后果。

　　首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區域發展銀行需要像各國央行一樣積極拓展其借貸業務。這意味著既要承認當前接近零的利率環境導致可能比此前更多地使用杠桿，而且如果現在不能動用儲備，那么儲備幾乎就失去意義了。

　　2009年，世界銀行近三倍拓展其借貸規?！，F在，或許適合設定更宏偉的目標，同時大規模增加補貼貸款，因為富裕國家實行低利率導致借貸成本降低了許多。除減輕債務利息支出外，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憑借其1500億美元的黃金儲備和與各國央行之間的信貸額度網，應當準備發放高達1萬億美元的借款額度。

　　其次，如果要抓住時機擴大使用被稱之為特別提款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全球儲備資產）的國際貨幣，那么這個時機就在眼前了。如果要使全球貨幣與富裕國家的國內貨幣擴張保持平衡，那么就迫切需要增加遠超1萬億美元的特別提款權額度。

　　第三，如果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全球金融支持最終幫助了這些國家的債主而非民眾，那么這樣的結果既可笑也是悲劇性的。危機爆發之前的國家債務必須在國際金融議程上首當其沖。我們應當立即達成一致，一旦我們搞清楚這場危機的經濟影響，我們將會在捍衛眾多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吸引新增投資前景的同時，在其國內推行那種恢復債務可持續性的系統性對策。

　　但是最直接、同時規模最大的短期支持可以來自免除由國際發展協會支持的76個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國家即將支付的債務。

　　現有建議是由債權國提供雙邊債務償付6~9個月的停頓，總成本為90~130億美元。但上述提議的時間跨度和涉及債權人范圍都是有限的。

　　我們建議，免除今明兩年內超過350億美元的官方雙邊債權國債務，因為這場危機顯然無法在6個月內解決，而各國政府需要制定有一定確定性的支出計劃。

　　近20年前，當我們列舉理由要為近40個負債累累的窮國減免債務時，幾乎所有債務均來自官方雙邊或多邊債主，而很少見到私營部門債務?，F在，200億美元——通常以高利率借入——需要在2021年底前歸還給私營部門債主。

　　就像代表新興市場私營部門債主的國際金融研究所所承認的那樣，私營部門也必須分擔痛苦。如果源自我們多邊機構幫助最貧困國家的全部資金不是用于醫療保健或消除貧困，而僅僅用來償還給私人債主，尤其是那些在危機時刻還在繼續發放紅利的大型美國銀行是不公平的。本周召開的部長和行長會議應當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一道，動員私營部門拿出一份解決上述債務問題的自愿計劃。

　　就像盡早采取大膽舉措可以最有效、最經濟地控制疫情一樣，過去給我們的教訓是，迅速、大膽地采取措施可以最好地避免國際經濟衰退以及隨之而來的人員傷亡。我們必須立即共同采取行動。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隨著時間一天天過去，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漸漸看似只不過是當前經濟大災難的一場預演而已。而眼下正在爆發的短期全球產出崩潰似乎完全可以比肩甚至超過以往150年間發生的任何一場衰退。

　　即使中央銀行和財政當局竭盡全力緩解沖擊，發達經濟體的資產市場依然陷入了癱瘓，資本則以驚人的速度逃離新興市場。嚴重的經濟衰退和金融危機已經無可避免，剩下的關鍵問題則是衰退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

　　在我們能夠快速徹底地應對這場公共衛生挑戰之前，經濟學家幾乎不可能去預測這場危機將如何收尾。而民眾和政策制定者們在未來幾周/幾月內的行為方式所涉及的社會經濟不確定性至少會跟新型冠狀病毒在科學上的不確定性一樣大。

　　畢竟世界正在經歷的是一場類似于外星人入侵的事件。我們知道人類終將憑借決心和創造力取勝。但在這個過程要花費多少成本？在我撰寫本文時市場似乎謹慎地希望復蘇能很快到來，或許從今年第四季度開始。許多評論員都指出中國的經歷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好兆頭，預示著世界其他國家的未來。

　　但是這種預期真的合理嗎？中國的就業有所反彈，但尚不清楚何時能恢復到接近疫情之前的水平。就算中國制造業徹底復原，在全球其他經濟體陷入衰退之時又有誰來購買這些商品呢？而在美國方面恢復產出的70%或80%似乎都有點遙不可及。

　　盡管擁有全世界最先進的醫療衛生系統，但美國仍未能成功控制疫情，因此美國人會發現要讓經濟恢復常態將非常困難，因為這得等到廣泛配備疫苗之后，而整個過程可能需要耗費一年甚至更長的時間。就連美國將如何完成2020年11月總統大選都還是未知之數。

　　就目前而言，市場似乎在美國大規模的刺激計劃上找到了慰籍。該計劃對于保護普通勞動者和防止市場崩潰是絕對必要的，但顯然還有更多的工作需要做。

　　如果這僅僅是一場司空見慣的金融恐慌，大量注入政府需求型刺激將解決很多問題。但是世界正經歷著自1918~1920年大流感爆發以來最嚴重的流行疫情。如果這次全世界還會有2%的人口死亡，那么死亡人數將達到1.5億。

　　幸運的是，在全球范圍的激進封鎖和社會隔離措施下或許不致產生如此極端的結果。但在健康危機得以解決之前經濟形勢將表現得極為嚴峻。即便經濟得以重啟，對企業和債務市場的破壞性影響也將持續一段時間，特別是考慮到全球債務在危機爆發之前已經處于創紀錄水平。

　　當然，各國政府和央行已經動手采取了一種似乎完全照搬中國的方式去大面積支持金融業；而且它們也有足夠火力去在必要時實施更多舉措。但問題在于我們遭遇的不僅是需求沖擊，還有大規模的供應沖擊。支撐需求可能有助于令傳染曲線趨向平坦，因為它能讓人們留在家中，但如果有20%~30%的勞動力在未來兩年內的大部分時間都處于自我隔離狀態，那么對經濟的幫助將是有限的。

　　我甚至都不想提及全球蕭條可能引發的深刻政治不確定性。鑒于2008年的金融危機引發了深刻的政治癱瘓并催生了一批反技術官僚的民粹主義領導人，因此我們可以預見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會導致一些更加極端的破壞作用。在多個治理層面（包括最高級別）的無能和疏忽相結合下美國的公共衛生反應堪稱一場災難，如果任由情況繼續這樣發展下去，光一個紐約市的死亡人數就可能超過意大利。

　　當然人們也可以想象一副更為樂觀的圖景。借助大范圍的檢測，我們可以確定誰生病，誰健康，誰已經產生免疫力并可以重返工作崗位——這類認知有著無可估量的價值。但同樣由于多個層級的管理不善以及多年前的優先事項錯誤排序，美國如今正可悲地缺乏足夠的檢測能力。

　　即便沒有疫苗，如果能快速部署有效的治療方案，經濟也可以相對迅速地恢復正常。但由于缺乏廣泛的檢測以及對未來幾年“常態”狀況的清晰認知，因此很難去說服企業投資和招人，尤其是當它們預計在危機過后要支付更高的稅款時。雖然迄今為止股票市場遭受的損失或許比2008年時少，但這只是因為大家都對價值如何在上次復蘇過程中迅速回升記憶猶新。但如果事實證明2008年確實只是這場危機的預演，那么投資者也別再指望什么高速反彈了。

　　科學家將在幾個月內對我們這位微小入侵者實現更深了解，而隨著病毒目前在全美各地蔓延，美國的研究人員也可以拿到第一手數據和病例資料。也只有在這場入侵被擊退之后，我們才有可能為其隨后留下的經濟災難估算一個成本。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促使經濟學家將目光轉向流行病學家所使用的模型，因為前者難以理解疫情的動態及其可能產生的成本。最早的傳染病模型（通常稱為SIR模型）由威廉·奧格維·克爾馬克（William Ogilvy Kermack）和安德森·格雷·麥肯德里克（Anderson Gray McKendrick）于近一個世紀前提出，將人群分為易感者（S），感染者（I）和已康復或死亡者（R）。

　　在這一標準模型中，在易感者數量持續減少的情況下，當從感染者（I）隊列退出的人數超過進入該隊列的人數時，傳染病就會消失。該學說的一個主要特征是“群體免疫”，也就是感染者和易感者的數量同步下降，但前者比后者更快降至零（意味著有些人可以完全避免感染）。

　　而經濟學家也使用了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類似轉變去研究失業動態，只不過這項工作開展得更晚，并且是在流行病學家的模型之外獨立發展出來的。其中一個典型成果是戴蒙德-莫騰森-皮薩里德斯匹配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atching model），闡述了失業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接觸所引發的有效就業匹配，從而實現從失業到就業的轉變。

　　但是在傳播疾病和有效就業這兩種接觸之間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區別。傳染病中的一個感染者可以傳染更多人，而擁有一個空缺職位的雇主只能將其給到一個勞動者。從經濟角度來講，職位空缺是“可窮盡的”，而傳染病是“不可窮盡的”。

　　這種窮盡性引入了一種流行病學文獻中尚未研究過的動態。如果有消息說公共場目前有傳染病患者在活動，那么其他人將避免產生人際交往，從而導致經濟下滑以及感染率降低。反過來，在SIR模型各項參數保持不變情況下，更低的感染率將使感染者數量減少到低于原本應有的水平。

　　而較少的感染意味著實現群體免疫的進程會減慢。但通過將勞動經濟學的技術運用于流行病學文獻中，我們可以推測出因人們避免彼此接觸所達到的最終群體免疫狀態將使免遭感染的人數最大化。

　　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會質疑政府是否有理由去要求某種程度的社交隔離，而不是允許公眾自愿改變其行為。而我們則認為隔離是有理由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

　　首先，盡管一個人可能選擇限制自身社交互動，但是當他/她進入公共場所（例如雜貨店）時，其接觸程度將取決于其他所有人同時選擇限制自身社交互動的程度。因此接觸的程度——以及遭到傳染的風險——可能會比個人實際選擇的要高得多。在勞動經濟學中，這種動態類似于從就業匹配技術中獲取的“增加回報”可能性——雖然該結果尚未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證實，但卻似乎很容易在疫情上得到印證。

　　其次，在疫情期間，政府可能需要出手干預以減少醫療服務不堪重負的風險。“壓平治療曲線”將取決于國家的作為，因為個人通常會忽略自身求醫問藥的行為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影響。

　　而將經濟和流行病學兩方面的見解相結合所得出的一條主要信息是，即使人們對傳染病的自然反應也可能會降低感染率，但在群體免疫因強制性社交隔離而得以推遲的時候人們的境況會更好。盡管政府下達的限制措施可能導致經濟衰退時間延長并需要動用更多的執法力量，但最終實現的群體免疫將呈現出一種感染，住院或喪生者數量都更少的狀態。

　　當然，在嚴格社交隔離措施下實現全面群體免疫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在此過程的后期，政府可能會決定人口免疫狀況已經足夠接近終點線，因此可以開始放寬限制，例如重新開放學?；蚰承┬袠I。但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依然可能受到感染，他/她們或許仍會選擇與他人保持距離，例如在家工作，不讓子女上學等等。

　　那么屆時政府又是否應將其社交隔離政策扭轉過來，強制個人實施比其本身意愿更多活動，例如強制上學？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不幸的是，距離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回應的時候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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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于那些急于尋找工具以維持自身經濟正常運作的政府來說，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非常誘人但又危險。該理論的鼓吹者斯蒂芬妮·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聲明就是一個絕佳例子。在談到英國目前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時，她指出：“他們將出現巨額赤字，這沒什么問題。

　　但問題在于盡管這一判斷當前沒什么毛病，將來卻未必如是。事實上，我們大概預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封鎖結束后的第二年，可能就是現代貨幣理論徹底破產之時。而英國將面臨的是通脹的爆發。

　　就算排除這一特定結果，那些采納現代貨幣理論的政策制定者們依然猶如在懸崖邊跳舞：   “制造赤字，無視赤字。只管增加公共支出或削減稅收，然后將由此產生的失衡貨幣化即可”。

　　無可否認，現代貨幣理論的某些部分是有道理的。該理論將財政部和中央銀行視為國家的單一單元的組成部分。財政部是央行的受益擁有人（或者換句話說，央行是財政部的流動性窗口），這意味著央行獨立性只是一種幻想，尤其是在涉及到財政和準財政操作方面。

　　現代貨幣理論正確地指出，由于國家可以印制貨幣或利用央行創設商業銀行存款，因此它可以隨意發行基礎貨幣。同時由于這一貨幣基礎是不可贖回的，因此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屬于負債（即使其肯定會被持有者視為一項資產）。只要國家發行的非貨幣債務是以本幣計價，主權債務違約便是一個選項而非一種必然操作，因為債務總是可以被償還的。

　　但如果主權債務違約是一個選項，那么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選擇主權違約。如果需要貨幣化的赤字足夠龐大，或是公共債務的利息占據了該赤字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維持主權債務償付能力所需的貨幣融資可能會導致政治上無法接受的通脹。在那種情況下，主權國家可能會選擇一個“不那么罪惡”的做法：對以本幣發行的債務實施違約。

　　要想直抵問題的核心，那么請不要考慮債券融資這類事務，而是直接著眼于國家將如何通過創造貨幣來為赤字融資。假定公共支出和稅收都是按實際（排除通脹后）價值計算的，那么由此產生的實際赤字將等同于私人部門在每個時期必定愿意吸收的基礎貨幣實際存量的增加量。

　　基礎貨幣需求存在兩種“體制”。首先是許多發達經濟體當前的處境：身陷一個名義政策利率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的流動性陷阱中。在當前接近零的無風險短期名義利率下，對真實貨幣余額的有效需求是擁有無限彈性的。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當局應該遵循一個簡單的信條：如有疑問，必消滅之。在這種特殊條件下，“直升機撒錢”（將公共支出或減稅所產生的增量貨幣化）的做法就是一項適當的政策應對措施。只要利率停留在有效下限水平，派發現金就不會引發通脹。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影響金融市場或實體經濟的國內外發展狀況可以使一個國家迅速脫離其有效下限的高位，繼而下降到政策經濟學家所謂的常態貨幣體制，即政策利率高于有效下限。隨著日本在過去20年間一直停留在有效下限或附近水平，“正?！钡母拍羁赡苄枰匦露x。盡管如此，如果假設在可預見的未來期間中性利率（在充分就業且通脹達標時經濟中普遍通行的利率）將徘徊在零附近并以此設計政策，那就有點不顧后果了。

　　在第二種常態情境下，只要經濟擁有過剩產能（閑置資源）就不會存在通脹威脅。但如果對貨幣基礎的需求受到利率和經濟活動水平（可以通過收入或消費來衡量）的限制，那么國家赤字的無限制貨幣化最終將耗盡那些回旋空間，進而為通脹帶來上行壓力。

　　在這一點上，沒有人知道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會對相對于需求的供應產生持久影響。盡管在疫情持續情況下的投資疲軟和預防性儲蓄增強可能會壓低中性利率和市場利率，但我們也應該為社會隔離措施的松綁以及供應鏈的至少部分恢復做好準備。為此各國政府將不得不相應調整自身財政狀況及融資手段。

　　而現代貨幣理論則忽略了對基礎貨幣的需求水平，從而為自身的破產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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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認為負利率對于央行來說遙不可及，但現在或許是時候重新思考這一看法了。目前在美國，得到財政部支持的美聯儲很可能要為經濟中幾乎所有私人、州和城市的信貸托底。而許多其他國家的政府感到有必要采取類似的措施。這場百年一遇的危機要求政府大規模出手干預，但這是否意味著必須放棄市場化的分配機制？

　　如果人們認定近期的市場壓力僅僅是短期流動性短缺，而且很快就能被疫情后的強勁持續復蘇所緩解，那么全面債務擔保就是一個極好的工具。但如果快速復蘇無法實現呢？倘若美國和全球經濟正如某些人所懷疑的那樣，必須花費數年才能恢復到2019年水平，我們又該怎么辦？如果情況果真如此，則各行各業都不一定能全盤堅持下去，各州和地方政府也難以繼續維持其償付能力。

　　而對此有一個更好的選項，則是采取一條完全不同的路徑。財富將以災難性的規模被摧毀，政策制定者需要找到一種方法來確保債權人也需承擔一部分沖擊，而這一過程必將引發持續數年的談判和訴訟。對于那些破產律師和政治游說者來說這將是一場大餐，其中一部分將來自向納稅人施壓，要求他們履行救助擔保。這樣的場景將及其混亂。

　　現在讓我們試想一下，美聯儲可能會將整個經濟體的大部分短期利率推至接近或低于零的水平，而不是僅僅通過擔保來支撐市場。歐洲和日本都已低調邁入了負利率區域。假設各國央行采取進一步措施，將短期政策利率下調至-3%或更低的水平，以抵制當前政府債務進一步膨脹的狀況。

　　首先，就像過去正利率的好日子一樣，負利率將使許多公司、州和城市免于違約。如果操作得當，負利率將起到與正常貨幣政策類似的作用，刺激總需求并增加就業。那么在對所有一切實施債務重組手術之前，嘗試一定程度的正常貨幣刺激難道不好嗎？

　　為了使深度負利率變得切實可行，我們需要采取多項重要步驟。而其中一項尚未有任何央行（包括歐洲央行）采取的最重要措施就是防止金融企業、養老基金和保險公司大規模囤積現金。各種監管措施的結合，對央行大規模重新存現費用，以及逐步淘汰大面額鈔票，都應該起到作用。

　　這種操作可算不上什么高精尖科技。隨著大規模的現金囤積行為被取締，將負利率傳導給銀行儲戶的問題也會被消除。即便不去阻止高風險高費率的批發式囤積，歐洲銀行也越來越有能力將負利率轉嫁給大型儲戶。而且政府在完全保護小儲戶免受負利率影響方面也不會花費太多。同理，只要給足時間和做足規劃，實現這一點就很簡單。

　　雖然負利率激起了鋪天蓋地的反對之聲。但正如我在2016年出版的《貨幣的過去、現在和未來》一書中所討論的，大多數反對聲音要么不得要領，要么易于解決。我還解釋了為何不應將量化寬松和直升機撒錢之類的“替代性貨幣工具”視為財政政策的形式。雖然財政應對是必要的，但貨幣政策也是非常必要的。因為只有后者才能解決貫穿整個經濟的信貸問題。在通脹和實際利率擺脫一蹶不振狀況之前，只有有效的深度負利率政策才能發揮作用。

　　而先進經濟體的負利率政策也將給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帶來巨大福音，它們因大宗商品價格下跌、資本外逃，高負債和弱勢匯率而遭受重擊。雖然在利率為負的情況下許多國家也依然需要延期償付債務，但是美元匯率走弱，全球增長走強以及資本外逃減少將對其有所幫助，尤其是在規模更大的新興市場。

　　但不幸的是，當美聯儲執行其2019年政策工具審查時，關于如何實施深度負利率的討論實際上被擱置一旁，其全部精力都被放在了抗擊疫情上。那些有影響力的銀行業游說者也憎恨負利率，即使只要執行得當就不會損害銀行利潤。經濟學界也許承擔部分責任，因為他們都被那些確實存在一個零利率限制的經濟體所產生的有趣反直覺結果所迷惑了。

　　深度負利率的緊急實施并無法解決當前的所有問題，但是采取這么一項政策將成為一個起點。正如日漸揭示的那樣，均衡實際利率可能在未來幾年內被設定在一個低于以往的水平，那么各大央行和政府就該對這個想法進行長期、細致且緊急的思考了。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是這樣：一個由醫療專業人士組成的全球網絡，監測一種新出現的傳染性病毒變種，定期更新疫苗接種方案，然后將這些信息分享給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國家。此外，想象一下，如果這項工作是在沒有任何知識產權（IP）考慮的情況下完成的，也沒有進行藥物壟斷，也不會利用公眾的絕望將利潤最大化。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但它實際上是對過去50年流感疫苗生產過程的描述。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流感監測和反應系統（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每年召開兩次會議，分析和討論新出現的流感毒株的最新數據，并決定每年的疫苗中應包括哪些菌株。作為一個跨越110個國家的實驗室網絡，GISRS幾乎全部由政府資助（部分由基金會資助），它是耶魯法學院（Yale Law School）的艾米?卡普欽斯基（Amy Kapczynski）所說的“開放科學”的縮影。

　　由于GISRS只專注于保護人類生命，而不是盈利，因此它具有獨特的能力，能夠收集、解釋和傳播可用于疫苗開發的知識。這種方法在過去可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它的優勢正在迅速變得明顯。

　　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全球科學界非常愿意分享潛在治療方法的知識、協調臨床試驗、透明地開發新模型，并立即發表研究結果。在這種新的合作氛圍中，人們很容易忘記，幾十年來，商業制藥公司一直在私有化和鎖定知識共享，它們通過無根據、不重要或次要的專利擴大對救命藥物的控制，并游說反對批準和生產仿制藥的行為。

　　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現在人們痛苦地認識到，這種壟斷是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對用于病毒檢測技術的壟斷阻礙了更多檢測工具的快速推出。正如3M的441項專利中提到的“呼吸器”或“N95”，已經讓新生產商更難大規模生產醫用級口罩。更糟糕的是，COVID-19 - 瑞德西韋（remdesivir）、法匹拉韋（favipiravir）和洛匹那韋（lopinavir）/利托那韋（ritonavir）這三種最有可能有效的藥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擁有多項專利。這些專利已經阻礙了競爭，并威脅到新藥的價格和供應。

　　我們現在有兩個選擇。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繼續照常依靠大型制藥公司，希望COVID-19的一些潛在治療方法能夠通過臨床試驗，并希望其他檢測、測試和保護技術能夠出現。在這種選擇下的未來，專利將賦予壟斷供應商對這些創新的控制權。供應商將把價格定得很高，迫使下游的醫療服務定量配給。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公共干預，就會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同樣的問題也適用于任何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與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的立即免費提供的小兒麻痹癥疫苗不同，如今，上市的大多數疫苗都有專利。例如，目前用于嬰兒的多毒株肺炎疫苗PCV13的價格高達數百美元，因為它是輝瑞制藥（Pfrizer）的壟斷資產。盡管全球疫苗免費聯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為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疫苗費用提供補貼，但許多人仍然負擔不起。在印度，每年有超過10萬名嬰兒死于可預防的肺炎，而這種疫苗每年為輝瑞帶來大約50億美元的收入。

　　在第二種可選的未來中，我們將承認，現有的體制（即私人壟斷企業從主要由公共機構提供的知識中獲利）不能達成我們的目的。正如公共衛生倡導者和學者長期以來所主張的那樣，壟斷企業通過拒絕提供救命藥物來扼殺生命，而這些藥物本可以在另一種制度下獲得，比如用以促進每年生產流感疫苗的制度。

　　現在，一些支持替代方法的運動已經存在。例如，哥斯達黎加政府最近呼吁世界衛生組織建立一個自愿加入的治療COVID-19的知識產權庫，這將允許更多制造商以能更便宜的價格提供新藥和診斷。

　　專利庫并不是一個新概念。聯合國和世衛組織通過藥品專利庫，多年來一直尋求增加對艾滋病、丙型肝炎和結核病的治療方式，現在已將該項目擴大到包括新冠病毒。專利庫、獎勵基金和其他類似的想法是改革如何開發和提供救命藥物的更廣泛議程的一部分，其目標是用基于合作和共享知識的系統取代壟斷驅動的系統。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會辯稱，新冠病毒危機是獨一無二的，或者，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威脅會迫使制藥企業表現良好。但是，除了一線研究人員，他們的動機不僅僅是短期利潤，還不清楚大型制藥公司是否理解他們的責任。畢竟，雷姆德西韋的生產商吉利德最初對當前危機的反應是申請“孤兒藥”身份，這將使其獲得更強大的壟斷地位和數百萬美元的稅收減免。（在公眾的強烈抗議下，該公司撤回了申請。）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相信如今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必要的，然而GISRS和其他“開放科學”應用的成功證明并不是這樣。隨著COVID-19死亡人數的上升，我們應該質疑一個每年默默譴責數百萬人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系統的智慧和道德。

　　現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時候了。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經提出了許多有希望的建議，以產生對社會有用的，而不僅僅是有利可圖的藥物創新。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間開始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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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理事會4月23日舉行虛擬會議討論歐盟應如何應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所造成的經濟沖擊。而目前看來西班牙提交的提案是眾多提案中考慮最為周全也最具創新性的。

　　西班牙拋出的主要創新內容是要求歐盟發行永久債券。這個想法其實并不新鮮，英國早在1752年就首次發行了統一公債（Consols），并先后利用其來資助拿破侖戰爭、克里米亞戰爭、《廢奴法案》，愛爾蘭救災貸款和第一次世界大戰。美國國會也曾于1870年授權發行統一公債以合并南北戰爭積累下來的債務。

　　雖然歐盟從未考慮過發行永久債券，但如今西班牙提議將其作為應對特殊情況的非常規措施，而這些債券將是非常有效的。

　　我們眼下正遭到一種鮮為人知的新型冠狀病毒侵襲，而永久債券將為我們提供贏得這場斗爭所需的資金。同時我們還卷入了另一場威脅人類文明的戰斗——氣候變化。我認為永久債券也可以在這場戰斗中派上用場。

　　顧名思義，永久債券無需償還本金，但可以在各類合適情況下被贖回。例如英國就在2015年全額贖回了所有統一公債和戰爭債券。每年只需要支付50億歐元利息就可以發行1萬億歐元（折合1.1萬億美元）票面利率為0.5%的債券，這意味著給50億歐元加了200倍杠桿。甚至可能連西班牙所提交的“非正式文件”的作者們都未能意識到這些含義。因為他們把提案的絕大部分篇幅都用來討論如何為永久債券付息。

　　但這不會成為一個問題。歐盟各國政府可以通過一致同意或自愿聯盟來輕松撥款50億歐元以發行1萬億歐元面值的永久債券，根本無需為此尋找新的收入來源。

　　同時以0.5%的收益率出售價值1萬億歐元的永久債券也不成問題，因為目前在售的最長期債券（奧地利100年期債券）的收益率還稍低于0.5%。市場固然需要一些時間來搞清楚永久債券所承載的理念，但這種債券在發行后并不需要一次出清，而是可以分批出售——它會成為人壽保險公司等長期投資者的寵兒。一旦發行完畢，它們就將以高于奧地利債券的溢價出售。

　　關于永久債券的發行規模也存在爭論。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希望發行1萬億歐元，但西班牙的非正式文件則將發行上限提高到1.5萬億歐元。這讓我們有機會將對人類文明的第二個威脅（也就是氣候變化）囊括在內。這種威脅原本就是公眾關注的焦點，也是歐盟委員會的首要關切，只不過當前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壓倒了一切而已，我們不應將其拋諸腦后。

　　發行1.5萬億歐元永久債券的首要目的必然是對抗疫情，一旦形勢得到控制，或許還能剩下一點錢來應對氣候變化；如果用光了的話則可以考慮單獨發行債券。但必須強調的是疫情和氣候變化都是需要特殊政策應對的特殊事件；在正常情況下不應動用永久債券。

　　同時我還有另外兩項見解。其中一項與西班牙非正式文件中的以下陳述有關：“該基金可以固定在跨年度財政框架（Multiannual Financial Framework）的覆蓋范圍之內，必須低于自有資源上限但可以高于支出上限?！?/p>

　　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意味著跨年度財政框架應該服從于永久債券發行，還是反其道而行之。鑒于各方在跨年度財政框架事務上向來難以達成一致，如果后一種解讀是正確的，那么永久債券的發行可能會錯過最佳時機，甚至永遠無法發行。

　　這份非正式文件指出，“資金的劃撥應提前準備”，從2021年1月1日開始，“并在未來2至3年內執行以迅速啟動受影響國家的經濟。”這似乎又表明前一種解讀才是正確的，因此我們依然需要更清晰的說明。

　　而我的另一項見解則與意大利有關，意大利的輿論正在朝著脫離歐元和歐盟的方向發酵。試問如果丟掉了意大利，歐洲還能剩下些什么？這個問題凸顯了動用永久債券的重要性——并應當促使歐洲理事會放棄當前的遲疑，以更快的速度采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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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宣稱歐洲需要花費大約1萬億歐元（折合1.1萬億美元）來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的沖擊，同時這筆錢可以用來建立一項歐洲復蘇基金。但問題錢要從哪里來呢？

　　我建議歐盟通過出售不必償還本金（但發行人可以酌情回購或贖回）的“永久債券”來為基金籌集資金。

　　雖然歐盟發行永久債券，尤其是數額如此龐大的債券，堪稱有史以來頭一回，但其實這對其他政府來說已經不新鮮了。其中最著名的例子要屬英國，該國曾發行統一公債（Consols）去資助拿破侖戰爭，也曾于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發行戰爭債券。這些債券一直都可以在倫敦交易，直到2015年才雙雙被贖回。在1870年代，美國國會授權美國財政部發行統一公債來合并那些先前發行的債券，并在隨后幾年中繼續發行這一公債。

　　歐盟正遭遇著一場千載難遇的戰爭，而它的對手是一種不僅威脅人們的生命，還威脅著歐盟存續的病毒。如果某些歐盟成員國對其他成員國關上了國門，那么聯盟賴以構建的團結原則就會遭到破壞。

　　因此歐洲需要采取各項特殊措施來應對這種對所有成員國都造成沖擊的特殊狀況，而且在做到這一點的同時也不必擔心會樹立一個恢復常態后將歐盟發行共同債務合理化的先例。發行這些承載著歐盟全部信念和信譽的債券將為歐洲中央銀行業已采取的行動——在實際上取消對其債券購買計劃的所有限制——提供一個政治背書。

　　與此同時，永久債券還擁有另外三個使之適用于當前情況的優點：

　　首先，由于永久債券永遠無需償還，它們可以在動員相當巨量資金的同時給歐盟帶來輕微得不可思議的財政負擔。此外因為不存在到期日的因素，所以歐盟無需通過再融資，分期或甚至專門留出資金（例如償債基金）來最終償還這些債務。

　　歐盟唯一的義務就是定期向債券購買者支付利息。發行1萬億歐元票面利率為0.5%的永久債券每年只需花費50億歐元歐盟預算，還不到其2020年預算總額的3%。

　　第二個優勢更集中于技術層面，但也幾乎同樣重要。市場或許無法一次性吸納全部1萬億歐元的債券。而通過發行永久債券，歐盟可以分期提高發行金額，也不必每次都發行一種新債券。

　　第三個優點是歐盟發行的永久債券對歐洲央行的債券購買計劃來說將是一種非常有吸引力的資產。由于永久債券的到期日總是相同的，因此歐洲央行無須重新平衡其投資組合。

　　同時歐盟也不需要建立任何新機制或架構來發行這一債券，因為它過去已經發行過各類債券。發債所得款項應被用于與抗擊疫情有關的投資和撥款。歐盟委員會可以直接或通過那些直接對抗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成員國和其他機構（例如市政府）來發放資金。

　　由疫情引發的破壞只會是暫時的，但前提是歐洲領導人必須采取特殊措施來防止其對歐盟造成長期性損害。因此歐盟復蘇基金的建立就是當務之急，而用永久債券來為其融資則是最簡便快速也是成本最低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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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于政府借債利率正處于數十年來的低點，以至于許多知名經濟學家都認為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都可以向日本的負債水平（即便按最保守標準衡量也超過GDP的150%）靠攏而不致產生任何長期后果。那些主張更高債務者或許是對的，但他們往往會略過或無視所有那些可能出錯的地方。

　　首先，這種新債務觀低估了其他公共稅收收入申領者——比如養老金領取者這類二十一世紀福利國家中的非優先債權持有者——所承擔的風險。其實大多數社會保障體系都相當于某種債務，政府從人們手中征收錢款，并承諾在他/她們年老時連本帶息償還。對政府而言，這種“非優先”債務規模相對于構建于其上的“優先”市場債務來說要大得多。

　　確實，經合組織國家的政府當前支付的養老金總額平均相當于GDP的8%，而意大利和希臘則高達16%。如果精細算下來，盡管許多政府一直在嘗試逐步下調養老金（正如歐洲在金融危機期間以及墨西哥和巴西近期在形勢逼迫下所做的那樣），但計劃撥付去支付養老金的未來稅收規模早已數倍于用于支付債務的未來稅收。不幸的是，緩慢的增長以及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還有更多的爛攤子要收拾。

　　因此即便政府看似可以承擔更多債務而無須支付更高的市場利息，但實際風險和成本或許只是尚未顯現而已。經濟學家艾倫·奧爾巴赫（Alan Auerbach）和勞倫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在199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文中早就提出了類似觀點。

　　其二，甚至更為關鍵的一點，是當前關于更高負債的自滿情緒似乎已經提前認定下一次危機會跟2008年的上一次危機一樣導致政府債務利率崩潰。但歷史證明這個假設是相當危險的。說不定下一波危機可能會發端于各界突然意識到氣候變化速度比預想快得多，要求政府在拖慢資本主義發展引擎的同時將大量資金投入預防措施和補救措施，甚至應對大批氣候變化難民，又或是爆發了一場對增長和利率帶來未知影響的網絡戰爭。

　　此外，更高額債務的激進試驗可能會導致市場情緒發生相應變化——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批評說政策的大轉變會因其引發的預期大轉變而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在此當前全球經濟風險的任何現實評估都必須坦率地承認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正處于政治癱瘓狀態，而任何沖動性決策都將使其缺乏足夠能力去應對一場可能爆發的超常規危機 。

　　說到底，沒人能保證利率必定會在下一次全球危機中下降。

　　然而上述論點都不會削弱當前投資于一些高回報基礎項目（包括教育）的合理性，而且從長遠來看這些項目都會產生超越其本身的回報。只要政府堅持合理的債務管理標準，在選擇償還期限時注意平衡風險和成本，那么當前的超低利率就將意味著巨大的機遇。

　　但是那種將發行政府債券視為名副其實的免費午餐（類似于政府從貨幣發行中獲利）的更廣泛說法已經被危險地夸大了。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標是減少不平等，唯一可持續的長期解決方案就是提升高收入者的稅收。須知借債可不是一個既可以向窮人付錢又無需追索富人的神奇捷徑。

　　無可否認，在許多發達經濟體中當前政府債務的實際（排除通脹因素后）利率都低于實際經濟增長率。也可以據此推測政府其實無需加稅就可以承擔更多的債務。畢竟只要收入的增長高于公共債務的增量，簡單的算術運算就能得出債務與GDP（收入）的比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

　　然而情況并沒有那么簡單。利率之所以極低，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投資者都對那些在經濟出現急劇下滑或災難時仍能保值的“安全”資產趨之若鶩。但倘若存在下一次重大系統性危機中利率上升的風險，政府事實上還可以免費提供這種保障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對55個國家/地區時間跨度長達200年的研究表明，盡管在幾乎一半時間內經濟增長率都能超過政府債務利率，但卻無法很好地預測被調查國家/地區是否可以在危機導致利率飆升時全身而退。

　　最后，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投資者如何能確定自己在下一次危機中會像2008年那樣首先得到償付？美國政府是否會再次讓華爾街的利益凌駕于中產階級之上，或是在承擔對養老金領取者的義務之前先償還對中國的債務？

　　債務對于現代經濟體來說有著許多重要用途。但是對政府而言可絕不是一個無風險選項，這也是為何即使在借款成本近乎觸底的情況下也應該明智地借債并進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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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數字技術繼續改變著全球經濟的大部分。大數據、計算能力的提高和基于云的系統的結合產生了新的服務，并正在迅速改變現有的行業。連接不同用戶群的平臺為世界各地的消費者帶來了在線搜索、社交媒體和電子商務。

　　由于它們的覆蓋范圍、規模和巨大增長率，其中一些平臺已經成為它們所提供服務的數字看門人，這使它們能夠獨家訪問某些用戶群。這些做法的回報是顯而易見的：按市值計算世界上的五大公司--微軟、亞馬遜、蘋果、Alphabet （谷歌）和Facebook--都是數字公司。

　　競爭法賦予反壟斷部門保持市場開放競爭的任務。它意在限制單個公司的經濟實力，來確保消費者選擇。如果一家占主導地位的公司充當數字守門人，并濫用權力，競爭監管機構應該進行干預以確保可競爭性，保護消費者。

　　但是在數字化快速發展的今天，競爭監管機構該如何發揮其應有的作用？首先，我們需要了解數字世界是如何運作的。大數據，隱私和競爭之間的關聯在當下日益明顯。由于收集，處理以及貨幣化數據是數字經濟的關鍵，因此新的企業模式是數據驅動的。個人數據在數據傳輸服務例如搜索引擎，社交網絡或“智能家居”設備提供的服務中扮演者重要角色。諸如此類，它擁有著重要的經濟和競爭價值。

　　然而即便當下正處在數字時代，天下仍沒有免費的午餐。獲取個人數據的能力對于許多公司來說極具價值，同時這也是有助于數據驅動經濟領域市場力量提升的關鍵因素之一。因此，企業采集與加工個人數據的方式與公司間競爭能力以及市場表現力日益相關。因此，競爭監管機構對這些市場中占主導地位的公司的數據處理活動的評估變得至關重要。在此情況下，考慮與其他政策法律領域的潛在重疊變得極為重要，尤其是消費者保護及隱私法。

　　今年年初，德國競爭監管機構（Bundeskartellamt）對Facebook處理德國用戶數據的方式實施了影響深遠的限制。根據Facebook的條款和條件，即使是在Facebook網站之外，使用社交網絡也需要用戶同意才能允許公司收集用戶的數據。一個人在互聯網或智能手機應用程序上的任何地方的活動數據都可以被調配到他所在公司的內部資料中。Facebook對這些數據源的訪問極大地增強了它的市場影響力。

　　德國競爭監管機構的目標是確保Facebook不再強迫其用戶同意幾乎不受限制地收集和分配非Facebook數據。但是Facebook卻對我們的決定提出了上訴，杜塞爾多夫高等法院在初步評估中暫停了新規定，對關鍵法律問題采取不同的看法。然而，為了確保未來數字經濟競爭的重要性，德國競爭監管機構上訴至德國聯邦法院請求進一步澄清。

　　在近些年來，德國競爭監管機構處理了其他幾起數字案例，從合并到縱向協議，這些案例促使我們在新興的商業模式和其他潛在的合作領域中提高意識。我們關注的一個問題是混合平臺在電子商務中的作用。亞馬遜等平臺使第三方賣家能夠通過他們的產品和服務來接觸到潛在客戶。但是這些平臺本身也提供他們自己的產品和服務，這就意味著他們正在提供他們的基礎設施給第三方，也就是他們的競爭對手?？紤]到其中一些混合平臺的市場力量日益增強，利益沖突和濫用商業慣例的潛在可能性是顯而易見的。

　　幸好，德國競爭監管機構最近對活躍在亞馬遜全球市場上的賣家進行了意義深遠的改進。為了回應我們對競爭擔憂，亞馬遜修訂了它的條款，解決了許多我們從賣家處收到的投訴。其中涉及的問題包括亞馬遜單方面免除責任、終止和封鎖賣家的賬戶、出現糾紛時的管轄權法院以及亞馬遜對產品信息的處理。亞馬遜的修正案足以讓我們終止針對該公司的訴訟。但在另一起類似案件中，歐盟委員會正在調查亞馬遜收集和使用交易數據的行為。

　　如同上述我們所看到的，數字經濟在競爭法以及相關聯政策領域提出了諸多新問題。就我們而言，我們正在以堅實的經濟和法律背景來應對這些挑戰，正如我們與法國競爭局（L’autorite de la Concurrence）合著的《競爭法與數據》（Competition Law and Data）等報告所概述的那樣。根據上述提及的案件中獲得的經驗，我們正在努力讓公司明白，在競爭法律下知道什么是允許的，什么是不允許的。

　　此外，德國聯邦議院在2017年修訂了《德國競爭法》（German Competition Act），澄清了與數字經濟相關的幾個重要問題。今年秋季，德國聯邦經濟事務和能源部（Ministry for Economic Affairs And Energy）提出了進一步的修正案，將使針對占主導地位的數字平臺可能存在的濫用行為采取行動變得更加容易。

　　消費者福利、消費者選擇和競爭自由是交織在一起的。德國競爭監管機構將會繼續緊隨數字經濟的發展，執行競爭法，如此我們得以保持市場的開放和自由，免受新守門人的權力濫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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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美國而言，億萬富翁所帶來的問題愈發嚴重。任何市場經濟都會為產生全新的財富創造機會，包括創新這一過程。更多的創新可能發生在更少的規則阻礙創業創造力的地方。其中一些創意可能會導致對公共福利實際上有害的過程和產品。不幸的是，當立法或監管的必要性變得明顯時，創新者們已經擁有了數十億美元——他們可以用這些錢來保護自己的利益。

　　億萬富翁帶來難題，早已不是新鮮事了。每一個時代，至少從羅馬時代開始，只要市場結構或地緣政治發生變化，便有機會迅速創造財富，締造各個時代的傳奇。19世紀30年代，隨著工業革命的加速，巴爾扎克預見到了更廣泛的社會關注：“無明顯成因的巨大財富，其自身秘密就是一種已經被遺忘的罪行，因為其恰到好處的出現了?！睋Q言之，用更流行的說法：每筆巨大財富的背后，都隱藏著巨大的罪惡。

　　在歷史上，著名的案例便包括英國東印度公司——將黑奴販賣至西印度群島以攫暴利、以及煤礦主。所有參與者都在短期內賺得盆滿缽滿，然后利用其政治影響力得到自身所需之物，包括免因可怕虐行受罰。在19世紀的鼎盛時期，鐵路利益所有者控制著許多英國議會成員，甚至可能是大多數。

　　長期以來，美國一直表現出億萬富翁問題的一個特別突出的特點。部分原因在于：在工業革命之前，美國的締造者們仍然遵循理想主義，他們無法想象金錢會像如今這般（或僅僅幾十年后便完全清楚）操控政治。此外，長期以來，美國的領導人們很愿意讓私人企業承接新的項目，而這些項目在其它地方是由政府控制。

　　例如，德國郵局建造了世界上范圍最廣、效率最高的電報系統之一。塞繆爾?莫爾斯（Samuel Morse）敦促國會采取同樣（或更好）的措施。但美國的電報通信由私人開發——就像后來的電話系統一樣，所有的鋼鐵產業、整個鐵路網絡、以及幾乎所有其他早期工業經濟的組成部分。

　　當美國政府真正參與經濟活動時，則主要是為了開辟新的領域——為個人和私營企業創造更多機會。二戰結束后，共和黨人、羅斯福總統的高級顧問瓦內瓦爾·布什（Vannevar Bush）狡黠地辯稱：科學代表了下一個前沿，因此為政府充當催化劑構建了一個獲勝的政治論據。

　　正如我和喬納森?格魯伯最近在《啟動美國》一書中所指出的那樣：在戰后，聯邦政府對基礎科學的戰略投資刺激了私營部門的顯著創新——包括生產率的提高與工資狀況的普遍提升。大量新財富由此誕生。

　　僅在一代人的時間內，美國戰后私營部門的繁榮就影響了政界，但這些影響卻并不總是積極的。從上世紀60年代開始，美國的反稅收情緒日益高漲，要求放松監管（包括金融業）的壓力越來越大，更多的企業資金通過各種渠道涌入政界。

　　近幾十年來，這種企業游說產生了兩個主要影響。首先，通過設立現有行業的準入壁壘，并使之保護了現有行業，并降低了自身的實際稅率。事實上，這是一種可有可無的損失——因為對經濟增長的純粹拖累，也限制了每個尚未成為寡頭的人的機會。隨著美國公共財政受到寡頭政治的侵蝕，為基本基礎設施、教育改善以及讓美國發展到今天的那種突破性科學提供資金的能力也受到侵蝕。

　　一些美國的億萬富翁因為其慈善事業而獲得榮譽。與此同時，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在整個經營過程中采取一種“毀人不倦”的態度——為了保護利潤而挖更深的壕溝，或者抓住每一個機會摧毀規模較小的企業。

　　此外，還有第二重影響，這一影響更加微妙。在一些全新的領域，尤其是數字領域，至少在早期階段是可以進入的。創建第一家互聯網公司的企業家們無法設置有效的進入壁壘——因此，Facebook、亞馬遜（Amazon）和優步（Uber）等較新的公司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以及數十億美元）。

　　但現在這些新巨頭的控股股東們的運作方式與卡內基、洛克菲勒和最初的JP摩根差不多。他們用錢來購買影響力，抵制任何對他們反競爭和反工人行為的合理約束——即使這種約束會破壞民主制度。

　　我們總會有億萬富翁。事后監管和提高稅率在今天很有吸引力，但展望未來，在一個允許個人隨心所欲地花錢（并廢除他們討厭的任何東西）的政治體系中，這些措施是否足夠？現在是采取格魯伯和我提議的新方法的時候了。

　　巨大的利潤來自于偉大的新思想。這就是為什么聯邦科學基金應該被設計成包括將創建的企業的積極參與。公眾應該更多地直接參與這些利潤。億萬富翁們應該用更少的錢來湊合。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2019年對拉丁美洲來說可能是值得紀念的一年，巴西、哥倫比亞和墨西哥的新政府承諾實現社會變革和更美好的未來。去年也是委內瑞拉獨裁者尼古拉斯·馬杜羅（Nicolas Maduro）下臺的一年，世界上最嚴重的經濟和人道主義危機也將結束，這可能是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一。同時，2019年也成為了遺憾的一年。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的GDP增長速度不足以減緩貧窮和失業人數的增加，如情況不得到改善，這將導致更大的社會動蕩。去年10月，當厄瓜多爾和智利的民眾涌上街頭要求變革時，動蕩的趨勢愈加顯而易見。

　　但是，拉丁美洲的經濟趨勢與該地區各國政府的意識形態傾向關系不大，而受外部嚴峻的世界形勢影響更大。大宗商品價格低迷、全球經濟增長疲弱正給予雙方經濟造成沉重打擊。對秘魯、智利和一些國家而言，中國經濟放緩是影響其社會內部的主要因素。對墨西哥、哥倫比亞和其它國家而言，則是全球需求疲弱。另外，石油對這些國家的經濟發展至關重要，而美國是它們最大的貿易伙伴。此外，盡管全球流動性有所增加，但外資流入仍在下降。如今，人們對風險的估值有所不同，各地區也不像過去那么有吸引力了。當前的世界局勢可能到2020年都不會改變。

　　在這樣的背景下，新政府執政起來稍微有些棘手。目前政治資本正迅速貶值，難以進行社會改革。自2017年起，列寧·莫雷諾（LenínMoreno）擔任厄瓜多爾的總統，該國今年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達成協議，恢復了進入國際信貸市場的渠道。 但是為了實行財政調整，政府大幅削減了燃油補貼，這令所有人感到驚訝。當地民眾發起了持續十天的抗議活動，這使整個國家陷入了癱瘓，政府不得不撤銷這些措施。 該國與IMF達成一致的一攬子改革方案現在已經無法完全實施。

　　同樣，圣地亞哥的地鐵票價只上漲了不到0.05美元，卻在10月引發了智利民眾的大規?？棺h活動。 地鐵調價的政策被推翻，軍隊不得不到街頭維持秩序。對此，數百萬人游行抗議，要求進行變革。 塞巴斯蒂安·皮涅拉（SebastiánPi?era）總統改組內閣，通過了新議程，并取消了亞太經貿合作組織峰會和2019年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COP25），以集中精力為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好的養老金、醫療保健和更多的經濟支持。

　　不利的外部條件和社會動蕩不是該地區唯一的問題。 委內瑞拉的局勢比一年前想象的還要惡化。 目前，尚無可靠的統計數據反映出動亂的的嚴重性，但IMF估計，2019年委內瑞拉的國內生產總值再下降35%，這意味著自2013年以來收縮了65%。通貨膨脹率目前約為百分之二十萬。

　　隨著國內危機的加深，委內瑞拉民眾大多移居到鄰國。 聯合國曾估計，到2019年底，有450萬委內瑞拉民眾離開本國，其中370萬人定居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其他國家， 哥倫比亞的人數最多，有140萬委內瑞拉移民，其次是秘魯（860900人）、智利（371200人）和厄瓜多爾（330400人）。

　　從短期來看，移民會消耗東道國本已緊張的財政資源。雖然移民可以在人口增長不足的國家（如哥倫比亞）促進中期經濟增長，但政治辯論一如既往地以短期考慮為主。政府將需要更多的財政支出來接納移民，從而推遲其他支出政策。例如，IMF當前的研究假設為，到2023年委內瑞拉移民國外的人數可能達到1000萬。

　　2019年拉丁美洲最大的挫折可能就是委內瑞拉沒有變革。去年1月，美國、歐盟和大多數拉美國家承認當時名不見經傳的委內瑞拉國民大會主席胡安·瓜伊多（Juan Guaido）為委內瑞拉的合法總統。大多數人預期馬杜羅政權最終會終結。世界石油領袖年會（CERAWeek）在休斯頓舉行，該年會其中一個主要話題是石油產量將以多快的速度恢復到每日200萬桶。如今，日產量為70萬至80萬桶，而且還在下降。

　　胡安·瓜伊多從未能夠真正執政，因為當地軍隊繼續為馬杜羅（Maduro）效力。 但是，馬杜羅在委內瑞拉和國外的影響力正逐漸減弱。 在玻利維亞，總統埃沃·莫拉萊斯（Evo Morales）于10月連續第四次獲勝。這反映了一個事實，即他在政府任職14年后，控制了一個許多人認為有偏見的選舉機構。 （在引起廣泛抗議后，莫拉萊斯于11月初辭職，該國進一步陷入政治危機。）馬杜羅并不是厄瓜多爾和智利社會動蕩幕后操縱者，即使 他可以利用當地群眾，但他不是幕后主使。

　　社會動蕩的影響正迅速蔓延，這讓該地區的政府更加謹慎。 減少福利或增加額外財政負擔的改革將被推遲。“溫和”將是新領導人就職時的關鍵詞，盡管他們在上任時曾承諾進行大膽而果斷的變革。

　　每個領導者都有自己的想法，他們知道自己需要改變什么。在哥倫比亞，是與當地革命武裝力量簽訂的和平協議；在墨西哥，則是建立新的自由主義議程，其大致目標包括改變過往的市場友好型改革，也包括在公私伙伴關系下建設的基礎設施；巴西的關注點則是反腐??；阿根廷的是結束經濟危機。

　　但在以上四種情況下，經濟現狀、外部條件和潛在的社會動蕩都限制了當地領導者的選擇。 就在智利轉向更為進步的階段之際，如果墨西哥總統安德烈斯·曼紐爾·洛佩斯·奧夫拉多爾（Andres Manuel Lopez Obrador， AMLO）和阿根廷當選總統阿爾貝托·費爾南德斯（Alberto Fernandez）希望創造他們承諾的就業和社會繁榮，他們就需要吸引商界人士。墨西哥已經處于經濟衰退的邊緣，阿根廷也深陷其中，這兩種結果都是他們自己造成的。唯一的出路是對市場友好的實用主義，而不是民粹主義的花言巧語。

　　在經歷了一系列的立法挫折和10月份的地方選舉失敗后，哥倫比亞總統伊萬·杜克（Iván Duque）將繼續逐步放棄改變和平協議的計劃。盡管他最初批評現有的經濟政策，但他保持了連續性，讓哥倫比亞邁向了穩定的道路。

　　巴西始終是特例。 總統博爾索納羅（Jair Bolsonaro）領導的政府在國會通過了一項養老金改革，而私有化，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氣領域的私有化，正在全速推進。投資者的信心正在恢復，如果宣布的結構性稅收改革得以實施，這種信心可能得到進一步鞏固。這讓巴西成為該地區的一顆耀眼的明星，盡管博爾索納羅犯了錯誤，而且不怎么受群眾歡迎。

　　緩慢的經濟增長，對社會包容的需求，以及新興中產階級更好的生活條件是拉丁美洲目前面臨的主要挑戰。解決這些問題并不容易，但另一種選擇——不斷升級的民粹主義言論——只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意識形態上的極端主義會疏遠許多人，使得治理變得非常困難。正如一些領導人已經認識到的，走向政治中心是政治生存和最終促進增長的經濟改革的唯一明智途徑。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2019年12月11日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18周年紀念日，同時也標志著一個時代的開始，自此以后WTO不再擁有一個正常運轉的上訴機構來裁定成員國之間的貿易爭端。那么世貿組織為何會走向內部崩潰，又還有機會在一切為時已晚之前被復活過來嗎？

　　在2001年中國加入WTO之前，許多人擔心授予中國成員資格會對該組織有負面影響，原因有三：首先，懷疑論者聲稱中國可能大肆違反規則，以至于針對該國的上訴案件激增，最終壓垮由七名法官組成的上訴機構；其次，中國可能會通過對其他國家提起大量潛在無意義上訴案來表達自身不滿，這也超出了該組織的能力范圍；最后，中國可能會無視WTO的任何裁決，從而損害了該體系的信譽和效用。

　　然而上述三點都并未發生。自2001年底起，提請WTO裁決的349宗貿易爭端中以中國作被告的僅有44宗，占總案件數的12.6%，與2018年中國在全球出口中所占的12.8%份額相符。而有趣之處在于該數字要少于同期起訴美國的99宗和起訴歐盟的52宗。對此部分原因在于中國一直在依據——甚至超出——其入世協定條款不斷減少關稅和非關稅貿易壁壘并放寬投資限制。事實上在此期間也很少有國家能拿出中國這樣的力度去減少此類壁壘。

　　同樣，中國也并未化身為一個過于激進的上訴方。自2001年12月以來中國總共向WTO提交了21宗上訴案，占總數的6%，低于其2018年在全球進口中所占的10.8%份額。而令人矚目之處在于這一數字也大大低于美國和歐盟分別提交的55宗和46宗。

　　世界各大國往往都不具備遵守世貿組織裁決的完美記錄。但是自2001年以來起訴中國的44宗案件中，其他國家不得不再次求助WTO以確保中國切實履約的案件僅有2宗，而同期針對美國的99宗案件中卻有15宗要再次上報。

　　世貿組織允許各個成員國利用自身國家體系來執行貿易規則，尤其在補貼和傾銷（以低于成本價出售）的貿易規則方面。這可以廣義地解釋為基于規則的全球貿易框架的一部分。借助2017年的數據，我們發現所有WTO成員國對出口國提出的反傾銷和抵消（反補貼）案件數量（其對數值位于下圖的垂直軸上）會隨著出口方收入水平的提高（由水平軸上的對數值顯示）而趨于下降。

　　圖表上的每個藍點都代表一個WTO成員經濟體，黑色實線代表國際平均值（參照除中國之外的所有成員經濟體繪制）。由此展現的數據模式非常清晰：隨著一個國家變得更加富裕，針對它的反補貼或反傾銷案件也越來越少。這可能是因為較富裕的國家會更加遵守規則，或是隨著勞動力成本上升而不太可能惹來抱怨，又或是這兩項因素的某種結合。

　　在這種國際格局下，我們可以檢驗其他國家是否認為中國是一個特殊問題。為此我們將1995~2017年間所有其他WTO成員對中國出口商提出的反傾銷/反補貼案件總數（相對于中國出口量）疊加在同一張圖表上。自從中國于2001年入世以來此類案件相對于出口量的數量隨著中國收入的增加而下降，也與國際平均經驗所預期的相吻合。換句話說，跨國比較數據表明中國并不會帶來什么特別的問題（當然中國的體量意味著針對中國上述案的絕對數量較大。）

　　直到最近的事件之前，從未有人想過美國這個世貿組織規則的主要制定者會選擇扼殺該組織的上訴機構。但這一切似乎正在發生。自2017年以來，隨著該機構幾位在任法官的四年任期陸續屆滿，美國有計劃地否決了其他國家提名所有繼任者，而這樣做顯然是想讓該體系陷入停擺，直到其他國家同意根據美國的喜好去更改規則。

　　任何WTO爭端解決小組都至少配備三名法官。因此隨著上訴機構余下的三名法官中的兩名于12月10日卸任，該組織的“最高法院”現在已經功能性滅亡。

　　自WTO于1995年成立以來，全球GDP已經累計增長了近250%，而全球貿易額則增長了約270%。而一個專業且客觀公正的國家間貿易爭端裁決程序則是成功的關鍵。因為在雙邊或區域貿易談判中大國總會比小國擁有更大的議價能力，所以該程序有助于營造一個有利于絕大多數世貿組織中小型成員的公平競爭環境。

　　復興世貿組織將需要改變其規則。也許應該以多數或絕對多數投票去任命上訴機構法官，從而任何一個國家都不能阻止被提名人。此外根據貿易量的增長，該機構可以擴展為15名法官并延長其任期，或者可以暫時延長最后三名法官的任期。

　　但是這些措施都是不夠的。美國，中國以及其他國家還必須在國有企業、政府采購，反傾銷案件和數字貿易方面更新WTO規則。而無論這些國家希望進行何種改革，扼殺該組織的爭端解決體系都不會是解決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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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席卷一個又一個經濟體，經濟學界——以及健全的政策制定和危機管理的分析基礎——也必須與時俱進，而眼下尤為值得關注的則是關于病毒傳染，恐懼和“斷路器”的經濟學。經濟思想越向前推進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為政策應對提供依據的分析工作就越有效。

　　這種應對既非常新穎，同時又不可避免地代價沉重。各國政府和央行正在采取史無前例的措施來緩解全球經濟下滑，以避免當前已成定局的全球經濟最終衰演變成一場蕭條（在這方面已經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高風險）。在這類舉措下我們很可能會發現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主流經濟研究方向之間的區別正進一步消失。

　　我們迫切需要這樣的變革。鑒于已有壓倒性證據表明各國之間的消費和生產都出現了大幅下滑，發達經濟體的分析師必須首先考慮一種迄今只在那些脆弱/失敗國家和遭受自然災害破壞的社區中比較常見的現象：經濟突然停頓，以及隨后可能發生的一系列破壞性事件。他們即將面臨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更為熟悉的其他挑戰。

　　以疫情經濟的特性為例，無論消費者是否有花錢的意愿，他們都無法去消費，因為被要求或命令留在家中；而無論商店是否有意愿去銷售，它們+都無法觸及其客戶，同時許多店家都與供應商斷了聯系。

　　當然當務之急是采取公共衛生措施，這就要求采取一些社交隔離，自我隔離以及其他從根本上與現代經濟的聯系方式不一致的措施。而經濟活動也會因此迅速收縮（經濟上的福祉也是如此）。

　　而眼下這場衰退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則取決于衛生政策應對措施能否成功，尤其是那些識別/遏制病毒傳播，治療疾病和增強免疫力的努力。在等待在這三個方面有所進展的過程中恐懼和不確定性將不斷加深，并會對金融穩定和經濟復蘇前景產生不利影響。

　　當被以如此突然且粗暴的方式被拋出自己的舒適區時，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受制于某種程度的癱瘓，反應過激又或兩者兼而有之，而這種恐慌傾向又會產生更深層次的經濟動蕩。隨著流動性趨緊，市場參與者必然爭相套現，不僅是想賣什么賣什么，更是能賣什么就賣什么。

　　在這種情況下的可預見后果就是極高的大規模金融清算風險，如果對此缺乏明智的緊急政策干預，市場的運作就將遭受威脅。在當前危機中金融體系反向影響實體經濟并造成經濟蕭條的風險極大，根本無法忽略。

　　而這就將我們帶到了第三個優先分析點：斷路器的經濟學。在這方面的問題不僅在于緊急政策干預措施可以實現什么，還在于這些措施無法覆蓋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將何時來臨。

　　可以肯定的是，鑒于同時進行經濟和金融去杠桿化將對社會福祉造成災難性影響，當前顯然需要采取“不惜一切代價”，“拿出全副家當”和“整體型政府”的政策方針。當務之急是建立斷路器以限制那些危險經濟和金融反饋回路的影響范圍。這項工作將由央行牽頭，但也會涉及財政當局和其他機構。

　　但其中會存在一些棘手的權衡。比如有很大的呼聲提議實施現金轉移支付和無息貸款以保護弱勢群體，維持企業償債能力并保護戰略經濟部門。這個提議有其道理，因為其理念是要將流動性問題轉化成償付能力問題的風險降至最低。然而現金和貸款注入計劃將當即面臨具體實施方面的挑戰。除了所有全方位措施所帶來的意外后果和附帶損害外，還需要建立新的分發渠道去在當前危機中將貨幣大批注入整個系統。而如何才能準確無誤地向計劃中的受援者發放現金的問題也不像聽上去那么簡單。

　　在實施直接救助計劃方面則存在更大的困難，而且出現困難的可能性也日益凸顯。航空公司，郵輪公司和其他嚴重受影響的行業絕非異類，而是預測未來狀況的主要指標。從跨國工業公司到家庭餐館和其他小型企業，政府紓困的戰線將拉得很長。

　　如果缺乏關于為何、如何，何時以及以何種條件提供政府援助的明確原則，那么救助方案就極有可能被政治化，設計不當并被特殊利益集團所把持。這將破壞等企業重新站穩腳跟后就收手的退出策略，并有可能重蹈2008年危機后的覆轍——當時危機已經受到壓制，但卻未能為其后的強勁、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奠定基礎。

　　鑒于這次可能會進行的廣泛政府干預，決策者也必須意識到自身干預措施的局限性。如果人們仍然憂慮自己的健康，那么退稅，低息貸款或廉價抵押貸款再融資也無法讓他們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此外只要公共衛生的重點是社交隔離以消除社區傳播，政府就不會希望人們四處游走。

　　以上提出的所有問題都亟待更多的經濟研究。在探究這些問題的過程中，許多發達經濟體研究人員將不可避免地觸及到發展經濟學的內容——從危機管理和市場失靈到克服調整疲勞，再到為結構合理、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奠定更好的基礎。只有當他們從兩個領域都獲得洞察力，經濟學才能在此發揮更好的效用。但直到近期該行業還依然在極力抵制人為學科劃分的取消，更別提采用更為跨學科的方法了。

　　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特別是自2000年代初以來——發達經濟體飽受結構性和制度性障礙的困擾，而且這些障礙都以發展中經濟體十分熟悉的方式抑制了增長，但這些自我施加的限制仍然存在。這些問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這些年間加深了政治和社會分裂，破壞了金融穩定，也令我們更加難以應對這場已呈摧枯拉朽之勢的空前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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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面封鎖的城市、一片恐慌的金融市場、裸露的貨架，還有缺乏床位的醫院。世界已經進入了一個從未在戰爭以外出現過的現實場景。

　　通過要求人們實施居家隔離，政策制定者希望能減緩并隨后扭轉2019年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傳播速度。但僅靠實施封鎖或印刷一大筆錢是無法阻止這場疫情或是挽救經濟的，我們需要的是政府干預，然而當前許多政策提案似乎都被誤導了，有些甚至令人感到可悲。雖然還有一些人正朝著正確的方向努力，卻其作用卻有點過于零碎了。

　　數百萬人因經濟嚴重受損而喪命的極大可能性為政府行動在深度和廣度上的大幅提升提供了合理依據。而這項行動應被視為專為我們的生命和生計而設的一個史無前例的新形式短期系統性保險。鑒于我們對上述兩者所賦予的絕對價值，民眾和政府應準備好為這種保險支付一份看似過份高昂的保費。

　　而當前所需的系統性保險要求政府牽頭在以下四個主要領域做出努力：

　　·  由于有效應對疫病大流行所需的設備和服務迅速陷入短缺，應將各經濟體的現有產能導向這些方面以克服這一狀況。

　　· 對那些未直接參與應對危機的企業給予支持以使它們可以繼續供應基本商品和服務。

　　·  確保民眾有足夠能力去購買這些商品和服務。

　　·  建立一套金融機制以幫助那些無法償還抵押貸款和履行其他支付義務的人，從而減輕金融部門所面臨的災難性風險。

　　這么一個系統性保險遠遠超越了目前那些花費數萬億美元的提案，因為后者中的絕大部分都是源自于那些將危機誤判為總需求不足或常規供應沖擊的政策動議。同時這些提案雖然計劃投入大量資金實施救助，卻并未將其用途明確限定于企業參與抗擊健康危機及其經濟后果的舉措。

　　因此當世界各地的官員正考慮為應對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投入巨資時，我們所面臨的最緊迫問題其實是當前籌劃中的政策是否能提供足夠保險以應對眼下迅速增長的系統性風險。相關判斷條件很簡單：

　　·   政府支出是否足夠專注于克服這場公共衛生危機？

　　·   經濟救援計劃是否足以維持民眾的福祉？

　　讓我們首先思考第二個條件，政府為幫助維持民眾生活水平而實施的所謂“直升機撒錢”（直接現金派發）手段不應該是當前討論的一次或兩次性支出，而應當是周期性的。同時失業救濟福利的提升再加上食品券和其他此類付款獲取資格的放寬也將有助于提供支付基本商品和服務的能力。

　　而那些旨在刺激就業的政策——比如美國參議院共和黨人提倡的削減企業稅或所得稅等做法——則肯定無助于遏制疫情及其對商品和服務供應的影響。因為我們不能依賴那些已經患病或身體孱弱從而對他人構成危險的員工來維持商品和服務的生產。

　　眼下一個令人痛苦而清晰的事實是醫療設備和設施正陷入空前的供應短缺。而同樣明顯的則是美國正在考慮的各項政策主要依賴于對現有制造能力的自愿轉產，因此也根本不足以彌補日益擴大的供應缺口。

　　重新整備工廠以生產病人輔助呼吸機和醫護人員個人防護設備本來就需要時間，因此必須立即擴大這些措施的規模。此外這種重新整備需要大量的財務支出，但這對一個持續垮塌中的經濟來說并非易事。

　　為了重新利用現有產能，政府應有條件地對任何愿意生產關鍵設備（由醫學專家團體指定）的私人企業提供支持并向其員工支付合理工資。為避免價格欺詐，必須將醫療用品的價格定在危機前水平。

　　而這種條件限制不僅應適用于那些設備生產企業，分配納稅人資金的系統性保險手段還會要求那些大型服務業企業（例如航空公司或連鎖酒店）只有在重新調整自身能力以支援抗疫工作時才能獲得救助。應當為航空公司提供資金來改裝飛機以運送醫療用品和設備，或是將患者轉移到有能力救治的地方，而不是讓客機閑置在那里等待人們恢復出行。同理，只有當連鎖酒店集團同意將旗下酒店改作臨時醫院后才能得到政府的支持。

　　除了重新利用現有產能外，系統性保險還要求被救助企業的員工能繼續獲得足夠工資，不得將救助資金挪用到管理層的加薪，股票回購或分紅上。

　　而使系統性保險如此史無前例的一點在于它不僅需要政府支出（可以被視為保費的現金部分），同時還需要政府主導的干預措施以決定我們的經濟該如何生產及分配商品和服務。這種國家行動所涉及的范圍可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動員——也是人們經常提及的類似事件——要廣泛得多。

　　但對我們的經濟進行這樣的重組不只存在操作上的困難，特別是在歷史以來一直嚴格限制政府直接干預生產活動的美國。盡管政府對現代經濟的干預存在多種形式，但關于國家與市場之間均衡狀態的根深蒂固觀念仍然在阻礙著對當前危機的充分回應。

　　迄今為止，特朗普總統和一眾美國政策制定者一直偏愛那些零敲碎打的措施，尤其是在涉及國家指導——實際上是重組——私營部門的時候?？v使情況已是如此危急，他們對市場和私人行為動機優越性的本能堅信卻使其不愿實施足以挽救我們生命和生計所需的政府干預。

　　而我們絕不能讓那些揮之不去的、對國家適當角色的過時看法成為緩解當前嚴重系統性風險的絆腳石。須知各國政府在應對另一種存續性威脅（即氣候變化）方面的糟糕記錄可沒法激發起人們的樂觀情緒。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隨著2020年的到來，歐洲和美國的就業率都創下了歷史新高且仍在不斷攀升，2008年金融危機以及隨后經濟衰退所造成的就業損失幾乎完全得到了彌補。然而這一點在眾多發達國家的公眾情緒中卻并未體現出來。面對如此大量的正面經濟報道，為何大眾的情緒竟如此黯淡？

　　麥肯錫全球研究院的一項新研究對各發達經濟體進行了更深入的探究，以確定在過去20年間個人作為勞動者，消費者和儲蓄者三個不同角色的體驗是如何變化的。研究成果中有許多令人振奮之處，包括新出現的就業機會以及某些商品/服務價格的下降。但同時至少還有三個關鍵事務正在對22個經合組織國家的億萬民眾造成負面影響，這也可能有助于解釋總體經濟數據與個人體驗之間的不匹配現象。

　　首先是一些好消息：在二十一世紀前20年中工作機會大幅增長，經合組織22個國家的就業率平均都爬升到了70%以上。當前就業人數比2000年增加了4500萬，其中3100萬是婦女。兼職就業——尤其是那些能提供更靈活工作的自愿性兼職就業——同時惠及了男性和女性群體。

　　與此同時消費者則受益于從通訊到服裝家具等可支配商品和服務成本的下降。全球化加劇了競爭，大大拉低了價格，因此在所有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10個采樣國家中的勞動者每年平均可以減少六個周的工作時間就可以享有與2000年相同的消費水平。

　　在經歷了2008年危機之后，個人財富中間值也有所恢復。得益于數字銀行，機器人顧問以及其他金融技術創新，儲蓄者可以接觸到更多投資機會和產品——其中許多以往都是富裕階層的專利。

　　然而整體情況卻并不樂觀。勞動力市場的高低技能工種之間正日益兩極分化，許多勞動者的工資水平長期停滯不前。雖然學術界將大量注意力放在了中等技能/薪酬就業崗位的流失上，但我們的研究表明那些收入最低者才是受打擊最嚴重的，該群體的就業增長雖然也有所加速，但是工資停滯再加上生活成本（尤其是住房）的上漲以及養老金方案的變更使這些家庭更易受到經濟波動的沖擊。

　　除日本和韓國外，我們調查的另外18個國家的住房成本在過去二十年中都出現了飆升。住房是家庭預算中支出最大的項目，平均約占家庭支出的四分之一（是食品支出平均占比的兩倍以上）。此外自2000年以來住房成本上漲也貢獻了總體通脹的37%。

　　再加上高等教育和醫療保健的費用（在美國尤其高昂），這三個類別的家庭支出抹殺了這些國家家庭平均收入增長的很大一部分份額，其中法國為87%，英國則超過100%。在其他條件相同的情況下，10個國家中的消費者必須每年平均多工作四周才能掙到足夠的錢去享受與2000年相同品質的住房，醫療保健和教育服務。

　　而養老金是另一個壓抑人們情緒的因素。隨著壽命的延長，我們必須為更長的退休生活儲蓄更多。然而在我們調查的22個國家中，強制性養老金平均只能維持20年預期退休生活中的10年。在過去二十年中由公共養老金和前雇主所支付的強制性養老金計算得出的養老金凈替代率也出現了急劇下降。

　　同時養老金結構也發生了重要變化：固定收益養老金方案已轉換為固定繳款總額方案，從而將市場風險轉移到了個人儲蓄者身上，并在家庭儲蓄業已下降的時候把負擔轉嫁給了個人儲蓄。截至2017年，15歲以上民眾中有略超一半以上的人沒有養老儲蓄，而有四分之一的人根本連任何儲蓄都沒有。

　　上述事態變化在某種程度上是自動化，全球化和人口構成等更宏觀趨勢的結果。在德國，意大利和日本等發達經濟體，勞動年齡人口正日益減少。但將個人與各類體制捆綁在一起的社會契約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個人和家庭越來越必須對自身經濟狀況承擔更大的責任，因為其他體制——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都已退出了契約。

　　科技的進步將使二十一世紀的未來幾十年更加激動人心，而我們則需要確保頭20年所取得的成就能得以維持和擴大，以便充分兌現獲取更多機遇和經濟繁榮的潛力。但與此同時，我們也必須確保下一代人的境遇能比上一代更好，也更具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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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似乎正對資本主義失去了信心，隨之失去的還有他們對經濟學家的信心，畢竟在他們看來，經濟學家就是資本主義的辯護者。

　　《紐約時報》記者本雅明·阿佩爾鮑姆的新書《經濟學家的重要時刻》（The Economists Hour）提出了許多令人不安的問題：經濟學是不是走錯了方向？我們中那些不贊同芝加哥學派新古典主義（Chicago School neoclassical variant）的人，是否還是受到了這個學派過多的影響？如果劍橋學派經濟學家（Cambridge economists）的影響力更大，芝加哥學派的影響力更小，世界會變得更好嗎？這里的劍橋，我指的當然是英國的劍橋。

　　50年前，當我在劍橋大學學經濟時，經濟學家會和哲學家交談，教授并認真對待福利經濟學。約翰?羅爾斯（John Rawls）在1971年首次出版的里程碑式著作《正義論》（A Theory of Justice）引起了廣泛討論。當時還在劍橋的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安東尼?阿特金森（Anthony Atkinson）和詹姆斯?莫里斯（James Mirrlees）也都思考了正義以及它與收入不平等的關系。

　　在加爾各答大學本科時期，阿馬蒂亞?森讀到肯尼斯·阿羅（Kenneth Arrow）的《社會選擇和個人價值》（Social Choice and Individual Values），并受此啟發，寫作了關于社會選擇理論、相對和絕對貧困以及功利主義等其他理論的文章。莫里斯解答了如何兼顧對平等的追求與尊重市場激勵的需求，而阿特金森則展現了在不平等研究中，理論如何與測量方法結合起來。

　　與此同時，在美國，芝加哥學派走的是一條不同的道路。誰都不會質疑米爾頓?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喬治·斯蒂格勒（George Stigler）、詹姆斯·布坎南（James Buchanan）和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對經濟學和政治經濟學的學術貢獻，以及羅納德·科斯（Ronald Coase）和理查德·波斯納（Richard Posner）對法律和經濟學的貢獻。

　　然而，這些作品與劍橋學派對不平等和正義的廣泛思考完全背道而馳。事實上，在最極端的觀點中，金錢成了衡量幸福的標準，而正義只不過是效率。1983年，我來到美國，因為對不平等的思考而被指責為“不專業”。這讓我想起了多年前讀到的斯蒂格勒1959年的觀點：“經濟學的專業研究使人在政治上變得保守”。那時我還以為是他打錯了；那之前我從未見過保守的經濟學家。

　　芝加哥經濟學派和弗里德曼的觀點仍有著非常廣泛的影響。弗里德曼認為不平等在很大程度上是自然產生的，會反映出品味各異的人們的選擇。他相信機會平等（equality of opportunity），但強烈反對遺產稅，并認為遺產稅是“一種不好的稅”，是“對美德征稅”，“鼓勵了浪費性支出”。700多名經濟學家最近對這些說法表示了支持，如今我們還在用同樣的理由反對征收財富稅。弗里德曼也支持國家之間的稅收競爭。他認為，限制結果不平等不僅會扼殺自由，還會造成更多的不平等。而自由市場將產生自由和平等。

　　可是事實似乎并非如此。

　　相反，在我們所處的世界里，薩克勒家族（Sackler family）用了超過120億美元，惡化阿片類藥物成癮問題，而這已經導致數十萬美國人死亡。創可貼和嬰兒奶粉的制造商強生公司（Johnson and Johnson）在塔斯馬尼亞種植罌粟，加劇了這一問題。諷刺的是，與此同時美軍正在打擊阿富汗赫爾曼德省的塔利班（Taliban）的鴉片供應。1839年，英國派遣炮艦前往中國，為英國（和印度）的鴉片走私者提供安全保障。私人股本公司收購救護車服務，并在醫院急診室配備自己的醫生，這樣他們就可以向病人收取“意外”費用，即使那家醫院在那些病人的保險范圍內。

　　這才是我們期望不受監管的市場真正的運作方式：建立本地壟斷，并在消費者沒有意識到（有時是字面意思上的沒有意識）、無彈性需求的情況下，收取高昂的價格。至少回顧過去，自由市場，或者至少是政府允許富人尋租的自由市場，產生的不是平等，而是四處劫掠的精英。這并不令人奇怪。畢竟，這并不是高唱自由的烏托邦式花言巧語第一次造成這樣不公正的反烏托邦社會。

　　阿佩爾鮑姆最好的例子是弗里德曼最引以為傲的成就：引入了完全志愿者軍隊（all-volunteer military）的理念。我懷疑大多數經濟學家至今仍支持這一做法。但是，從受教育少、機會少的人中招募軍隊真的是個好主意嗎？2014年，只有7%的應征士兵擁有學士學位，相比之下，84%的軍官擁有學士學位。

　　普林斯頓大學的安妮凱斯（Anne Case）和我一直在研究美國教育程度較低和較高的人之間日益擴大的不平等。我們發現，在工資、勞動力參與水平、婚姻、社交孤立、痛苦、酗酒、吸毒死亡和自殺方面的情況，兩者有著越來越大的差距?，F在，我們還要求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冒著生命危險為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服務，而這些精英們決定了他們在何處、何時以及與誰戰斗。

　　我們已經失去了人們在一起服役的過程中所建立起來的社會聯系。比如，聽聽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羅伯特·索洛（Robert Solow）的描述，他將自己在軍隊中的經歷看作是他一生中最美好、最重要的時期之一。如果特朗普拒絕接受2020年的選舉結果，或者在被彈劾和定罪后拒絕離開白宮，那個時候我們可能就會對這樣的社會分裂感到遺憾，正是這種分裂讓我們招募的軍隊成了特朗普最熱誠的支持者。

　　芝加哥經濟學派讓我們所有人得以充分尊重自由市場，但也讓我們幾乎不怎么關心什么是市場做不到的、做得不好的，或者什么是我們根本不應該要求市場去做的。哲學家們從來不認為金錢是衡量好處的唯一標準，而經濟學家們很少認真地去讀他們的作品、聽他們的觀點。

　　但變化可能就在眼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彼得·戴蒙德（Peter Diamond）是莫里斯的長期合作者，并且他與伊曼紐爾·塞茲（Emmanuel Saez）的研究正幫助沃倫制定計劃，以重新對富人征收高邊際稅率。沃倫是2020年挑戰特朗普的主要候選人之一。無論2020年大選的結果如何，更多地關注劍橋經濟學派可能有助于重建信心，不僅是人們對資本主義的，還有對經濟學本身的信心。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

　　當前，歐元區陷入了困境。盡管歐洲央行（ECB）采取了一系列貨幣刺激措施，但通脹率仍滯于目標水平之下。在利率為零或接近零的情況下，傳統的貨幣政策甚至量化寬松政策的效力顯然有限。

　　此外，對貨幣政策持懷疑態度的人士擔心，進一步降低利率將損害歐洲的銀行。他們警告稱，如果購進已獲批的每月200億歐元（220億美元）的額外資產，將損害金融市場的流動性。歐洲央行如果推高資產價格，那么高企資產價格跌落將可能震蕩金融體系。

　　經濟衰退顯然將促成這一跌落。當這種低迷成為現實時，歐洲央行的抵消行動空間將非常有限，這也是因為利率已經很低了。

　　為了解決這一難題，歐洲央行行長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意圖加大財政政策力度。通過購買帶有負利率的政府債券，投資者實際上是在央求歐洲各國政府借款。只要由于私人支出疲軟而導致經濟增長停滯在低水平，那么增加微弱的公共支出正是藥方。如果經濟仍然陷入衰退，可以進一步加大財政刺激力度。

　　問題在于：以德國為首的許多歐元區國家政策制定者堅決反對財政擴張。他們認為，為了提供意大利等國無法提供的刺激，他們就被迫讓自己的孩子背上債務，因此他們樂于援引歐盟（EU）的財政規則，為不運行預算赤字辯護。

　　這種僵局促使人們提出，歐洲央行應秘密推行財政政策。例如，它可以采取雙重利率政策。它可以在吸收商業銀行存款時支付正利率，從而緩沖銀行的盈利能力。然后，它可以以極低的負利率向這些銀行放貸，即以如此優惠的條件向它們提供資金，讓它們覺得無法抵抗向央行借貸的優惠。歐洲央行在其所謂的定向貨款計劃（TLTRO-II）中小規模地試驗了這些政策。

　　但如果擴大一項政策，即歐洲央行對債務的支付高于對資產的收費，歐洲央行將蒙受損失并侵蝕其資本?？梢钥隙ǖ氖?，央行可以在負資本的情況下運作，通過印鈔為自己融資。但是，這樣做的時間越長，就會有越多的觀察者對貨幣政策的可信度產生懷疑。歐洲央行的股東，也就是歐洲各國政府，屆時可能會感到有必要對其進行資本重組——這對其自身而言，無疑是一個慘重的代價。

　　因此，德國和其他國家的批評人士將以歐洲條約中嚴格區分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為例，對此類政策的合法性提出質疑。然而，有一個回應是：誰又真正在乎呢？在緊急情況發生時，可以創造性地重新解釋條約條款。在歐元20年的歷史中，這種情況發生過不止一次。

　　但歐洲央行的合法性不僅取決于法律程序。從根本上說，它源于公眾的支持。在德國等國，公眾對歐洲央行采取準財政措施的意見將是強烈負面的。德國政府可以通過多種方式來表達這種普遍的憤怒，比如拒絕參與歐盟的決策過程，而這需要全體一致的同意。任何熟悉1965年“空椅子危機”的人都會明白，這種抗議可能會造成多么嚴重的破壞。當時，法國因一場有關共同農業政策的爭端，拒絕參與歐洲聯盟理事會。

　　與其試圖規避歐洲央行法規的意圖，不如動用歐洲投資銀行（European Investment Bank）的資源。歐洲投資銀行擁有700億歐元的實收資本和儲備，以及2， 220億歐元的可贖回資本。其董事會成員來自所有28個歐盟成員國，限制了“中槍”的危險。它的職責是為可持續投資項目提供資金，并有權為此目的借款。因為它必須將債券交給私人投資者，所以它必須遵守市場規則，而且它的投資將獲得正回報。此外，增加借貸和支出將完全符合其使命。

　　歐洲投資銀行的貸款上限為其股東認繳資本的250%。現在要想有所作為，尤其是在經濟衰退時期，就必須大幅提高這種能力。可以肯定的是，這樣做的提議將遭遇一些人的政治抵制，因為這些人擔心，規模更大的歐洲投資銀行將是一家虧損的歐洲投資銀行。但在借貸成本僅為股票投資回報率一小部分的環境下，不太可能出現重大虧損。

　　無論如何，這是歐洲應該進行的辯論。正面解決經濟刺激問題比采取托詞更有可能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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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預測冠狀病毒爆發的長期趨勢還為時過早，但意識到下一次全球衰退可能即將降臨就已經不算太早了。而且這次的衰退看似與2001年和2008年開始的那兩次大有不同。

　　與本世紀前兩次全球性經濟衰退不同，2019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同時引發了供給和需求兩端的沖擊。事實上上次出現同等規模的沖擊還得追溯到1970年代中期的石油供應危機。雖然對傳染的憂慮將打擊航空公司和全球旅游業需求，同時預防性儲蓄也會增加。但當數以千萬計的人（出于封鎖或是恐懼）無法上班，全球價值鏈崩潰，邊界被封鎖，世界貿易也因各國不信任彼此的健康統計數據而出現萎縮之時，供給側也會受到同樣巨大的損害。

　　那些受影響國家只能（也應該）背負巨額赤字去花錢鞏固其衛生體系并支撐經濟。它們本應平時就積下些未雨綢繆的財政儲備，也早該意識到在繁榮時期實施無底洞式赤字支出的行為之所以危險，原因就在于總會有瘟疫、戰爭，氣候危機和其他意料之外的事件不期而至。

　　但是政策制定者以及太多的經濟評論家都未能理解供給因素是如何令下一次全球衰退不同于過去兩次的。與主要由需求短缺導致的衰退相反，由供給側驅動的衰退所帶來的挑戰在于它可能導致產量急劇下降和普遍的生產瓶頸。在那種情況下，普遍性的短缺（也是一些國家自1970年代石油危機以來從未遭遇過的狀況）最終可能導致通脹上升而非下降。

　　誠然，當前遏制普遍通貨膨脹的初始條件異常有利。但鑒于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幾乎肯定是造成低通脹的主要因素，因此除了貿易摩擦加劇之外，由于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甚至只是對可能發生疫情的持續恐慌）所導致的持續閉關鎖國將會是物價上漲壓力卷土重來的動因。在這種情況下，通脹率上升可能會推高利率并為貨幣和財政政策制定者帶來挑戰。

　　值得一提的是，新型冠狀病毒危機沖擊世界經濟之時恰逢全球增長顯露疲態且許多國家過度杠桿化的時點。2019年的全球增長僅為2.9%，與歷史上構成全球衰退的2.5%的水平相差不遠。意大利的經濟在病毒侵襲之前才剛剛有點起色，日本在不合時宜的加增值稅后已經瀕臨衰退，而德國則在政治混亂中跌撞前行。美國目前狀態最佳，但是原本在11月的總統選舉和國會選舉之前只有15%的發生衰退可能性如今看來要高得多。

　　而令人驚訝之處在于新型冠狀病毒竟然能對那些看似擁有足量抵抗資源和技術的國家造成如此巨大的經濟損失。在此一個關鍵因素在于前幾代人比今天的窮得多，所以有更多的人不得不冒險上班（從而維持了經濟的運轉）。與現在不同，當年如果為應對疫情而采取極端經濟縮減措施可是要餓死很多人的。

　　當前在中國武漢是具備說明意義的。中國政府基本上封鎖了整個湖北省，與此同時，政府至今似乎已經連續6個星期沒有中斷向湖北民眾供應食物和水，這對于很多國家來說簡直無法想象。

　　在中國的其他地方，上海和北京等主要城市中的許多人大部分時間都留在室內以減少接觸病毒。韓國和意大利等國政府可能并未采取中國這樣的極端措施，但許多人仍待在家中，并因此對經濟活動產生了重大不利影響。

　　全球經濟衰退的可能性已經急劇上升，遠遠超過了投資者和國際機構原本認可的傳統預測范圍。 政策制定者需要認識到，除了降息和財政刺激措施外，還需要解決對全球供應鏈的巨大沖擊。 最直接的緩解措施可能是美國大幅削減貿易戰關稅，從而安撫了市場，并把錢塞回到美國消費者的腰包。一場全球衰退正是開展合作的好機會，而非自我孤立之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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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到年初，我一般都會回顧過去一年的經濟和金融發展情況以幫助政策制定者和投資者預測2020年可能會發生什么。2019年的收尾相對樂觀：全球增長有望實現，貿易緊張局勢有所緩解，各國央行都重申將維持超低利率并繼續提供充足流動性。金融動蕩得到抑制，許多資產類別的投資者都有合理的預期獲得穩定的回報。

　　盡管沉湎于當前的金融和宏觀經濟狀況是很誘人的，但這樣做有可能混淆未來前景中的一個關鍵因素。近期預期的相對清晰與未來五年前景的模糊和不確定性之間存在著奇怪的對比。

　　許多國家正面臨結構性不確定性，這可能對市場和全球經濟產生深遠的系統性影響。例如，在今后五年中，歐洲聯盟將尋求與聯合王國建立新的工作關系，同時也處理緩慢、包容性不足的增長所產生的有害社會和政治影響。歐盟將不得不在長期負利率的危險中渡過難關，同時也將支撐其經濟和金融核心。只要歐元區的架構不完整，持續的不穩定風險仍將存在。

　　此外，在未來幾年里，美國將決定是否繼續脫離世界其他經濟體，這一進程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心的歷史地位背道而馳，美國的表現明顯優于許多其他經濟體。

　　還要考慮中國的發展進程。隨著全球經濟越來越變得像是對增長的拖累而非福音，中國可能面臨風險。最重要的是，在未來五年內，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經濟體，將不得不在一條越來越窄的道路上前行，因為它們試圖在確保自身利益的同時避免一場徹底的對抗。

　　這種不穩定性讓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體制，政治和/或社會前景蒙上了陰影。今天的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將放大技術中斷、氣候變化和人口統計帶來的不確定性。它們還將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的運行和恢復能力提出質疑。

　　在數十年的全球化背景下，這種不確定性程度尤其顯著。近年來，廣泛遵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帶來的穩定已經大大削弱，各國央行抑制金融波動和為實體經濟爭取時間的能力也大大削弱。

　　如果不加以管理，這些中期結構趨勢將為更大程度的政治和社會分裂奠定基礎，并引發世俗去全球化的幽靈。如果說有一件事全球經濟和市場都沒有關聯，那就是跨境經濟和金融關系的長期和不斷加深的破裂。如果這樣一種新的模式得以實現，今天的貿易、投資和貨幣緊張局勢將會加劇，并蔓延到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領域。

　　不良后果并非不可避免（至少還沒有）。通過持續執行促進更強勁、更具包容性的增長的政策，恢復真正的金融穩定，以及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可信（同時仍然是自由的）的國際貿易、投資和政策協調制度，仍然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近期的政治運作。進入2020年政治家們將獲得一條有利路徑使其可以啟動一些可以將短期積極前景延伸到中長期的政策。對全球經濟衰退的擔憂已經消退，金融狀況極為寬松，中美貿易緊張局勢也有所放松。

　　不幸的是，一個能夠改善和澄清中期前景的政策推動是不太可能的。美國正進入一個緊張和分裂的選舉年。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正處于艱難的政治轉型期。歐盟正在處理英國脫歐和其他地區分歧。主要的擔憂是，在未來五年內，全球經濟和市場狀況可能需要惡化到接近危機水平，然后國家、區域和多邊政治體系才能作出適當反應。市場參與者很少看到這種擔憂。

　　而幸運之處在于，我們還有時間可以采取行動以防止最壞設想狀況成為無法擺脫的現實。讓我們祈禱我對當前政治癱瘓狀況的憂慮是錯誤的。只要還有時間，政策制定者就有機會遵循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2017年10月所提出的建議——“未雨綢繆”。

（本文內容不代表新浪財經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