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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約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哥倫比亞大學教授）、阿瓊·賈亞杰夫（Arjun Jayadev 阿奇姆大學經濟學教授）、阿查爾·普拉巴拉（Achal Prabhala 沙特爾沃思基金會研究員）
想象一下如果世界是這樣：一個由醫療專業人士組成的全球網絡，監測一種新出現的傳染性病毒變種，定期更新疫苗接種方案，然后將這些信息分享給世界各地的公司和國家。此外，想象一下，如果這項工作是在沒有任何知識產權（IP）考慮的情況下完成的，也沒有進行藥物壟斷，也不會利用公眾的絕望將利潤最大化。
這聽起來像是一個烏托邦式的幻想，但它實際上是對過去50年流感疫苗生產過程的描述。通過世界衛生組織的全球流感監測和反應系統（Global Influenza Surveillance and Response System），來自世界各地的專家每年召開兩次會議，分析和討論新出現的流感毒株的最新數據，并決定每年的疫苗中應包括哪些菌株。作為一個跨越110個國家的實驗室網絡，GISRS幾乎全部由政府資助（部分由基金會資助），它是耶魯法學院（Yale Law School）的艾米?卡普欽斯基（Amy Kapczynski）所說的“開放科學”的縮影。
由于GISRS只專注于保護人類生命，而不是盈利，因此它具有獨特的能力，能夠收集、解釋和傳播可用于疫苗開發的知識。這種方法在過去可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而它的優勢正在迅速變得明顯。
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全球科學界非常愿意分享潛在治療方法的知識、協調臨床試驗、透明地開發新模型，并立即發表研究結果。在這種新的合作氛圍中，人們很容易忘記，幾十年來，商業制藥公司一直在私有化和鎖定知識共享，它們通過無根據、不重要或次要的專利擴大對救命藥物的控制，并游說反對批準和生產仿制藥的行為。
隨著新冠疫情的到來，現在人們痛苦地認識到，這種壟斷是以犧牲人的生命為代價的。對用于病毒檢測技術的壟斷阻礙了更多檢測工具的快速推出。正如3M的441項專利中提到的“呼吸器”或“N95”，已經讓新生產商更難大規模生產醫用級口罩。更糟糕的是，COVID-19 - 瑞德西韋（remdesivir）、法匹拉韋（favipiravir）和洛匹那韋（lopinavir）/利托那韋（ritonavir）這三種最有可能有效的藥物在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擁有多項專利。這些專利已經阻礙了競爭，并威脅到新藥的價格和供應。
我們現在有兩個選擇。在第一種情況下，我們繼續照常依靠大型制藥公司，希望COVID-19的一些潛在治療方法能夠通過臨床試驗，并希望其他檢測、測試和保護技術能夠出現。在這種選擇下的未來，專利將賦予壟斷供應商對這些創新的控制權。供應商將把價格定得很高，迫使下游的醫療服務定量配給。如果沒有強有力的公共干預，就會有很多人因此失去生命，特別是在發展中國家。
同樣的問題也適用于任何可能的新冠病毒疫苗。與喬納斯·索爾克（Jonas Salk）的立即免費提供的小兒麻痹癥疫苗不同，如今，上市的大多數疫苗都有專利。例如，目前用于嬰兒的多毒株肺炎疫苗PCV13的價格高達數百美元，因為它是輝瑞制藥（Pfrizer）的壟斷資產。盡管全球疫苗免費聯盟（Gavi， the Vaccine Alliance）為發展中國家的一些疫苗費用提供補貼，但許多人仍然負擔不起。在印度，每年有超過10萬名嬰兒死于可預防的肺炎，而這種疫苗每年為輝瑞帶來大約50億美元的收入。
在第二種可選的未來中，我們將承認，現有的體制（即私人壟斷企業從主要由公共機構提供的知識中獲利）不能達成我們的目的。正如公共衛生倡導者和學者長期以來所主張的那樣，壟斷企業通過拒絕提供救命藥物來扼殺生命，而這些藥物本可以在另一種制度下獲得，比如用以促進每年生產流感疫苗的制度。
現在，一些支持替代方法的運動已經存在。例如，哥斯達黎加政府最近呼吁世界衛生組織建立一個自愿加入的治療COVID-19的知識產權庫，這將允許更多制造商以能更便宜的價格提供新藥和診斷。
專利庫并不是一個新概念。聯合國和世衛組織通過藥品專利庫，多年來一直尋求增加對艾滋病、丙型肝炎和結核病的治療方式，現在已將該項目擴大到包括新冠病毒。專利庫、獎勵基金和其他類似的想法是改革如何開發和提供救命藥物的更廣泛議程的一部分，其目標是用基于合作和共享知識的系統取代壟斷驅動的系統。
可以肯定的是，一些人會辯稱，新冠病毒危機是獨一無二的，或者，藥品專利強制許可的威脅會迫使制藥企業表現良好。但是，除了一線研究人員，他們的動機不僅僅是短期利潤，還不清楚大型制藥公司是否理解他們的責任。畢竟，雷姆德西韋的生產商吉利德最初對當前危機的反應是申請“孤兒藥”身份，這將使其獲得更強大的壟斷地位和數百萬美元的稅收減免。（在公眾的強烈抗議下，該公司撤回了申請。）
長久以來，我們一直相信如今的知識產權制度是必要的，然而GISRS和其他“開放科學”應用的成功證明并不是這樣。隨著COVID-19死亡人數的上升，我們應該質疑一個每年默默譴責數百萬人遭受痛苦和死亡的系統的智慧和道德。
現在是采取新方法的時候了。學術界和政策制定者已經提出了許多有希望的建議，以產生對社會有用的，而不僅僅是有利可圖的藥物創新。從來沒有比現在更好的時間開始把這些想法付諸實踐。
(本文作者介紹：哥倫比亞大學教授，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聯合得主之一，總統經濟顧問委員會前主席，世界銀行前首席經濟學家。)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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