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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 穆罕默德·艾利安
（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
每到年初，我一般都會回顧過去一年的經濟和金融發展情況以幫助政策制定者和投資者預測2020年可能會發生什么。2019年的收尾相對樂觀：全球增長有望實現，貿易緊張局勢有所緩解，各國央行都重申將維持超低利率并繼續提供充足流動性。金融動蕩得到抑制，許多資產類別的投資者都有合理的預期獲得穩定的回報。
盡管沉湎于當前的金融和宏觀經濟狀況是很誘人的，但這樣做有可能混淆未來前景中的一個關鍵因素。近期預期的相對清晰與未來五年前景的模糊和不確定性之間存在著奇怪的對比。
許多國家正面臨結構性不確定性，這可能對市場和全球經濟產生深遠的系統性影響。例如，在今后五年中，歐洲聯盟將尋求與聯合王國建立新的工作關系，同時也處理緩慢、包容性不足的增長所產生的有害社會和政治影響。歐盟將不得不在長期負利率的危險中渡過難關，同時也將支撐其經濟和金融核心。只要歐元區的架構不完整，持續的不穩定風險仍將存在。
此外，在未來幾年里，美國將決定是否繼續脫離世界其他經濟體，這一進程與美國在全球經濟中心的歷史地位背道而馳，美國的表現明顯優于許多其他經濟體。
還要考慮中國的發展進程。隨著全球經濟越來越變得像是對增長的拖累而非福音，中國可能面臨風險。最重要的是，在未來五年內，中國和美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國家經濟體，將不得不在一條越來越窄的道路上前行，因為它們試圖在確保自身利益的同時避免一場徹底的對抗。
這種不穩定性讓其他國家的經濟，金融，體制，政治和/或社會前景蒙上了陰影。今天的宏觀經濟和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將放大技術中斷、氣候變化和人口統計帶來的不確定性。它們還將對全球經濟和市場的運行和恢復能力提出質疑。
在數十年的全球化背景下，這種不確定性程度尤其顯著。近年來，廣泛遵守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所帶來的穩定已經大大削弱，各國央行抑制金融波動和為實體經濟爭取時間的能力也大大削弱。
如果不加以管理，這些中期結構趨勢將為更大程度的政治和社會分裂奠定基礎，并引發世俗去全球化的幽靈。如果說有一件事全球經濟和市場都沒有關聯，那就是跨境經濟和金融關系的長期和不斷加深的破裂。如果這樣一種新的模式得以實現，今天的貿易、投資和貨幣緊張局勢將會加劇，并蔓延到國家安全和地緣政治領域。
不良后果并非不可避免（至少還沒有）。通過持續執行促進更強勁、更具包容性的增長的政策，恢復真正的金融穩定，以及建立一個更公平、更可信（同時仍然是自由的）的國際貿易、投資和政策協調制度，仍然可以避免這些問題。
但這在很大程度上要取決于近期的政治運作。進入2020年政治家們將獲得一條有利路徑使其可以啟動一些可以將短期積極前景延伸到中長期的政策。對全球經濟衰退的擔憂已經消退，金融狀況極為寬松，中美貿易緊張局勢也有所放松。
不幸的是，一個能夠改善和澄清中期前景的政策推動是不太可能的。美國正進入一個緊張和分裂的選舉年。德國、意大利和西班牙正處于艱難的政治轉型期。歐盟正在處理英國脫歐和其他地區分歧。主要的擔憂是，在未來五年內，全球經濟和市場狀況可能需要惡化到接近危機水平，然后國家、區域和多邊政治體系才能作出適當反應。市場參與者很少看到這種擔憂。
而幸運之處在于，我們還有時間可以采取行動以防止最壞設想狀況成為無法擺脫的現實。讓我們祈禱我對當前政治癱瘓狀況的憂慮是錯誤的。只要還有時間，政策制定者就有機會遵循時任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在2017年10月所提出的建議——“未雨綢繆”。
(本文作者介紹：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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