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丨全球經濟領袖并肩遠望、篤定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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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見領袖丨威廉·布伊特（花旗集團前首席經濟學家，哥倫比亞大學客座教授）

　　對于那些急于尋找工具以維持自身經濟正常運作的政府來說，現代貨幣理論（Modern Monetary Theory）非常誘人但又危險。該理論的鼓吹者斯蒂芬妮·凱爾頓（Stephanie Kelton）最近在英國《金融時報》上發表的聲明就是一個絕佳例子。在談到英國目前執政的保守黨政府時，她指出：“他們將出現巨額赤字，這沒什么問題。

　　但問題在于盡管這一判斷當前沒什么毛病，將來卻未必如是。事實上，我們大概預計新型冠狀病毒疫情封鎖結束后的第二年，可能就是現代貨幣理論徹底破產之時。而英國將面臨的是通脹的爆發。

　　就算排除這一特定結果，那些采納現代貨幣理論的政策制定者們依然猶如在懸崖邊跳舞：   “制造赤字，無視赤字。只管增加公共支出或削減稅收，然后將由此產生的失衡貨幣化即可”。

　　無可否認，現代貨幣理論的某些部分是有道理的。該理論將財政部和中央銀行視為國家的單一單元的組成部分。財政部是央行的受益擁有人（或者換句話說，央行是財政部的流動性窗口），這意味著央行獨立性只是一種幻想，尤其是在涉及到財政和準財政操作方面。

　　現代貨幣理論正確地指出，由于國家可以印制貨幣或利用央行創設商業銀行存款，因此它可以隨意發行基礎貨幣。同時由于這一貨幣基礎是不可贖回的，因此在任何意義上都不屬于負債（即使其肯定會被持有者視為一項資產）。只要國家發行的非貨幣債務是以本幣計價，主權債務違約便是一個選項而非一種必然操作，因為債務總是可以被償還的。

　　但如果主權債務違約是一個選項，那么在某些情況下可能會選擇主權違約。如果需要貨幣化的赤字足夠龐大，或是公共債務的利息占據了該赤字的很大一部分，那么維持主權債務償付能力所需的貨幣融資可能會導致政治上無法接受的通脹。在那種情況下，主權國家可能會選擇一個“不那么罪惡”的做法：對以本幣發行的債務實施違約。

　　要想直抵問題的核心，那么請不要考慮債券融資這類事務，而是直接著眼于國家將如何通過創造貨幣來為赤字融資。假定公共支出和稅收都是按實際（排除通脹后）價值計算的，那么由此產生的實際赤字將等同于私人部門在每個時期必定愿意吸收的基礎貨幣實際存量的增加量。

　　基礎貨幣需求存在兩種“體制”。首先是許多發達經濟體當前的處境：身陷一個名義政策利率有效下限（effective lower bound）的流動性陷阱中。在當前接近零的無風險短期名義利率下，對真實貨幣余額的有效需求是擁有無限彈性的。在這種情況下，財政當局應該遵循一個簡單的信條：如有疑問，必消滅之。在這種特殊條件下，“直升機撒錢”（將公共支出或減稅所產生的增量貨幣化）的做法就是一項適當的政策應對措施。只要利率停留在有效下限水平，派發現金就不會引發通脹。

　　但是我們必須記住影響金融市場或實體經濟的國內外發展狀況可以使一個國家迅速脫離其有效下限的高位，繼而下降到政策經濟學家所謂的常態貨幣體制，即政策利率高于有效下限。隨著日本在過去20年間一直停留在有效下限或附近水平，“正常”的概念可能需要重新定義。盡管如此，如果假設在可預見的未來期間中性利率（在充分就業且通脹達標時經濟中普遍通行的利率）將徘徊在零附近并以此設計政策，那就有點不顧后果了。

　　在第二種常態情境下，只要經濟擁有過剩產能（閑置資源）就不會存在通脹威脅。但如果對貨幣基礎的需求受到利率和經濟活動水平（可以通過收入或消費來衡量）的限制，那么國家赤字的無限制貨幣化最終將耗盡那些回旋空間，進而為通脹帶來上行壓力。

　　在這一點上，沒有人知道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是否會對相對于需求的供應產生持久影響。盡管在疫情持續情況下的投資疲軟和預防性儲蓄增強可能會壓低中性利率和市場利率，但我們也應該為社會隔離措施的松綁以及供應鏈的至少部分恢復做好準備。為此各國政府將不得不相應調整自身財政狀況及融資手段。

　　而現代貨幣理論則忽略了對基礎貨幣的需求水平，從而為自身的破產埋下了伏筆。

　　(本文作者介紹：報業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被稱為“世界上最具智慧的專欄”，作者來自全球頂級經濟學者、諾獎得主、政界領袖，主題包括全球政治、經濟、科學與文化塑造者的觀點，為全球讀者提供來自全球最高端的原創文章、最具深度的評論，為解讀“變動中的世界”提供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