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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領袖丨克里斯托弗·皮薩里德斯，2010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經濟學教授；彼得·加里波第，都靈大學經濟學教授；埃斯彭·R·摩恩，挪威商學院研究教授
新型冠狀病毒已經促使經濟學家將目光轉向流行病學家所使用的模型，因為前者難以理解疫情的動態及其可能產生的成本。最早的傳染病模型（通常稱為SIR模型）由威廉·奧格維·克爾馬克（William Ogilvy Kermack）和安德森·格雷·麥肯德里克（Anderson Gray McKendrick）于近一個世紀前提出，將人群分為易感者（S），感染者（I）和已康復或死亡者（R）。
在這一標準模型中，在易感者數量持續減少的情況下，當從感染者（I）隊列退出的人數超過進入該隊列的人數時，傳染病就會消失。該學說的一個主要特征是“群體免疫”，也就是感染者和易感者的數量同步下降，但前者比后者更快降至零（意味著有些人可以完全避免感染）。
而經濟學家也使用了從一種狀態到另一種狀態的類似轉變去研究失業動態，只不過這項工作開展得更晚，并且是在流行病學家的模型之外獨立發展出來的。其中一個典型成果是戴蒙德-莫騰森-皮薩里德斯匹配模型（Diamond-Mortensen-Pissarides matching model），闡述了失業勞動者與企業之間的接觸所引發的有效就業匹配，從而實現從失業到就業的轉變。
但是在傳播疾病和有效就業這兩種接觸之間存在著非常重大的區別。傳染病中的一個感染者可以傳染更多人，而擁有一個空缺職位的雇主只能將其給到一個勞動者。從經濟角度來講，職位空缺是“可窮盡的”，而傳染病是“不可窮盡的”。
這種窮盡性引入了一種流行病學文獻中尚未研究過的動態。如果有消息說公共場目前有傳染病患者在活動，那么其他人將避免產生人際交往，從而導致經濟下滑以及感染率降低。反過來，在SIR模型各項參數保持不變情況下，更低的感染率將使感染者數量減少到低于原本應有的水平。
而較少的感染意味著實現群體免疫的進程會減慢。但通過將勞動經濟學的技術運用于流行病學文獻中，我們可以推測出因人們避免彼此接觸所達到的最終群體免疫狀態將使免遭感染的人數最大化。
即便如此，人們還是會質疑政府是否有理由去要求某種程度的社交隔離，而不是允許公眾自愿改變其行為。而我們則認為隔離是有理由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兩點：
首先，盡管一個人可能選擇限制自身社交互動，但是當他/她進入公共場所（例如雜貨店）時，其接觸程度將取決于其他所有人同時選擇限制自身社交互動的程度。因此接觸的程度——以及遭到傳染的風險——可能會比個人實際選擇的要高得多。在勞動經濟學中，這種動態類似于從就業匹配技術中獲取的“增加回報”可能性——雖然該結果尚未在勞動力市場上得到證實，但卻似乎很容易在疫情上得到印證。
其次，在疫情期間，政府可能需要出手干預以減少醫療服務不堪重負的風險。“壓平治療曲線”將取決于國家的作為，因為個人通常會忽略自身求醫問藥的行為可能對他人造成的影響。
而將經濟和流行病學兩方面的見解相結合所得出的一條主要信息是，即使人們對傳染病的自然反應也可能會降低感染率，但在群體免疫因強制性社交隔離而得以推遲的時候人們的境況會更好。盡管政府下達的限制措施可能導致經濟衰退時間延長并需要動用更多的執法力量，但最終實現的群體免疫將呈現出一種感染，住院或喪生者數量都更少的狀態。
當然，在嚴格社交隔離措施下實現全面群體免疫可能需要數年時間。在此過程的后期，政府可能會決定人口免疫狀況已經足夠接近終點線，因此可以開始放寬限制，例如重新開放學校或某些行業。但如果人們意識到自己依然可能受到感染，他/她們或許仍會選擇與他人保持距離，例如在家工作，不讓子女上學等等。
那么屆時政府又是否應將其社交隔離政策扭轉過來，強制個人實施比其本身意愿更多活動，例如強制上學？這確實是一個難題；不幸的是，距離政策制定者需要做出回應的時候還有很長一段時間。
(本文作者介紹：201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羅漢堂學術委員，倫敦經濟學院經濟系 Reguis 講席教授，勞動及宏觀經濟學領域領軍人物)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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