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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埃德蒙德·菲爾普斯（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
在世界許多地方，弱勢群體以及種族和性別歧視的許多受害者工資低得離譜。盡管稅收抵免為單身低收入母親提供了支持，同時也為其子女發展提供支持和幫助，但營養不良、健康狀況不佳以及藥物濫用等跡象依然存在。
許多低收入勞動者往往必須放棄有意義的工作，因為這樣的工作薪水太低。如果沒有一份“好工作”，這些工人就無法擁有“美好的生活”。 這種結果，尤其是在發達經濟體，是一個可怕的跡象：問題不是“不平等”，而是高度不公。
勞動和企業報酬的下降趨勢令社會各界深感沮喪。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美國的實際工資增長幾乎停滯， 工作滿意度也普遍下降，后來在英國、法國、德國部分地區以及其他某些國家也出現了同樣的現象。此外，實際利率幾乎下降到零點。這背后的原因是創新能力的下降。顯而易見，人類滿意度機制中所存在的某些缺陷并未被完全消除掉。
在西方社會努力確保經濟公正的同時，他們必須恢復和維護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廣泛體驗。這意味著提供有意義的工作，例如在企業資本主義中，參與者將其積累的財富和發展的能力分配給建立各種產業和投資于各種項目。為了做到這一點，各國培養和教育了那些能夠通過構思新的商業方法和產品來發揮其創造力的人，以及那些有足夠的智慧和勇氣去冒險支持創新的人。
與此同時，一場關于經濟公正的辯論正在興起。民主黨的聲音，包括總統候選人喬·拜登（joebiden），已經提高了人們的期望，即如果當選，他們將解決在最近的大會上受到譴責的不公正現象。相比之下，共和黨人——早在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和唐納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就認為，旨在減少不平等的措施是以經濟增長為代價的。
他們想到了過去幾十年來美國為提高貧困勞動者的收入而實施的大規模計劃，首先是林登·約翰遜政府在20世紀60年代發起的“大社會”計劃，以及在70年代推出的所得稅抵免政策。另外，就像最近所指出的那樣，民主黨人立法制定了聯邦醫療保險、食品券、啟蒙計劃以及同時為白人和少數族裔提供幫助的一系列其他計劃。難道這一切都拖慢了經濟增速？
的確，看似恰恰在上述法案頒布后，生產率增長出現了下降，而且除去互聯網革命的高潮期外，生產率從未恢復原來的快速增長。然而，正如老話所說，“相關性不是因果關系。”
我相反的論點經過了長時間的爭論，而且現在已經經過了廣泛的驗證。我認為導致了生產率的大幅下降不是大社會政策，而是因為熱衷于設計新商業產品和方法的人員大量流失。當然，怪罪那些幫助了偉大社會的人是沒有道理的。無論如何，似乎沒有任何計量經濟學研究表明，援助弱勢群體較多的國家增長較少。
另外還有一個擔憂—— “財政費用”。某些經濟學家和商界人士擔心，因為籌集大規模減貧所需資金而提升本已高企的稅率，導致收入減少。由于納稅人減少了勞動力供應，企業對提高效率失去了興趣，稅收甚至可能流失。然而，沒有一點學術證據表明，西方經濟體——當然不是低稅收的美國經濟體——已經達到了財政能力的極限。
美國（以及不同程度上其他西方政府）有足夠的空間來抨擊經濟不公。為使低收入勞動者薪酬達到可接受水平，政府將希望制定一項補貼計劃，以最大限度地提高底層勞動者的工資水平。該計劃將針對逐步遞增的工資等級設定逐步降低的補貼水平。
現在人們對經濟不公的關注大多來自正義理論，這是哲學家約翰·羅爾斯近50年前的劃時代著作。值得注意的是，羅爾斯提出，正義需要最大限度的提升最低薪酬者的薪酬——而這將引發滿負荷征稅。（其后不久，我就在1974年的一篇論文中建立了羅爾斯的稅收模型。）當然，理論是從諸多因素中抽象出來的，而羅爾斯則從各個方面著眼于貧困。我今天的希望是，能為一個既包容又公正的經濟而努力。
雖然知道脫貧之路很重要，但同樣重要的是知道不該走的路。我們必須反對全民基本收入，這是一種對公共收入的可悲利用。它利用公共收入來增加低薪勞動者的收入，從而讓他們能夠養活自己，這對于培養自尊至關重要。但全民基本收入也會導致民眾及其子女脫離勞動，對許多人而言，這是實現個人成就和滿足外部世界參與的唯一途徑。
(本文作者介紹：Edmund S. Phelps，2006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現為哥倫比亞大學資本主義中心主任，著有《獎勵工作》。)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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