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沈建光

　　我從三個方面闡述一些觀點。

　　第一，確實是低收入人群的消費情況不如高收入人群，這個很明顯。疫情前的情況是，五線城市消費升級，但一線城市感覺消費增長乏力。但是疫情之后情況相反，一線城市的人均消費還在增長，四五線包括農村居民的消費從個人來看有點下行。但是如果不看大數據，從宏觀數據來看其實是相反的，四五線城市的消費增長，包括客源的增速還是高于一二線城市的。這說明什么？至少在我們平臺上，四五線城市的這些新的客人在增加，并且增速還是比較快的，但是人均的消費下來了。

　　我們也看了消費品類的區別，通過對消費者收入高低、學歷如何等各種各樣的信息判斷，非常明顯看出，一二線城市高收入人群的電子用品支出大幅度增加，但是在四五線城市或者低收入人群電子消費數量是大幅度下降的。很多高收入人群的職業，可以線上開會，也有很多在線上做金融服務，所以他需要買更多的電子產品，可能是工作需要，要買更好的PC。但是一些體力勞動者根本不需要，他沒有辦法進行遠程辦公，他也不需要買更好的電子設備，而且他的收入下行影響了他對這方面消費的需求。剛才劉世錦主任也說了，我們發現用大數據研究可以看到一些用宏觀數據看不到的東西，如果看宏觀數據好像還是四五線城市消費增速比一二線城市快，但是實際上是因為客源增加了，而不是單個群體的收入上升了。

　　第二，從人口遷移角度來研究，為什么四五線城市人群或者農民工收入下行。我們可以從一部分人的收貨地址從一線城市轉到四五線城市看出疫情后一線城市的人口遷出情況，而且也可以判斷出來這些人是農民工還是高技術人才，是回去創業還是農民工回鄉。我們可以看到一線城市移出去的人口當中50%多是低收入農民工。從這里也可以看出，疫情之后對就業的沖擊還是比較大的，在一線城市的商店不開了，一些低收入人群的工作機會減少了。以前在一線城市打工的人群現在沒有在這里工作，或者疫情后根本就沒有出來，就留在農村了。這些人反映在我們這兒就是他的收貨地改變了，如果他沒有回到一線城市工作的話，可想而知他的收入肯定比以前要低，甚至沒有收入。這就是為什么四五線城市或者農村地區單個群體人均的消費下降了，很多數據是可以得到相互印證的。

　　第三，我們也看了信貸情況。低收入人群更需要信貸的支持，但是這個信貸的可得性相對比較難，所以他們的人均消費弱于疫情前。而高收入人群，像金融服務業、高科技行業等這些行業相對是受益的。我們看到很多電商二季度大幅度好于一季度，即使在疫情期間增速都很快，這些行業的收入，包括消費其實都是在往上走。但這可能帶來一點擔心，就是疫情之后貧富差距拉大。現在中國疫情后的政策還是注重在投資上面，我們看到今年新增的地方政府專項債是1.6萬億，包括特別國債，大部分都是有規定的，特別是地方政府的新增國債，都是用在新基建或者投資上面，很少專門劃出一塊來給低收入人群，包括對于農民工的收入保障，基本上沒有專項的比較大筆的計劃。好像劉世錦主任、祝寶良首席以前也提到過，財政要支持這些人群，無論是消費券也好，直接對失業人群的補貼也好，對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增速都會有立竿見影的效果。如果光靠投資這些可能得益的還是大型企業，反而對消費者促進會比較慢。包括汽車方面，比如2008年汽車稅全面的普降這次好像也沒有，對家電下鄉、對特定收入人群類似消費券的發放好像也沒有，我覺得這些接下來應該可以考慮一下。

　　現在來看中低收入人群的消費增速下行，可能短期內很難解決，他們的就業情況，還有餐飲行業等這些復蘇明顯要比高科技行業慢。金融行業的復蘇的確非常快，因為都是搞金融科技線上化了。所以整個中國最新消費的格局比較令人擔心的一點，就是疫情沖擊拉大了貧富差距。

　　(本文作者介紹：經濟學博士，現任京東數科副總裁、首席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