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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肯尼斯·羅格夫（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原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
由于政府借債利率正處于數十年來的低點，以至于許多知名經濟學家都認為幾乎所有發達經濟體都可以向日本的負債水平（即便按最保守標準衡量也超過GDP的150%）靠攏而不致產生任何長期后果。那些主張更高債務者或許是對的，但他們往往會略過或無視所有那些可能出錯的地方。
首先，這種新債務觀低估了其他公共稅收收入申領者——比如養老金領取者這類二十一世紀福利國家中的非優先債權持有者——所承擔的風險。其實大多數社會保障體系都相當于某種債務，政府從人們手中征收錢款，并承諾在他/她們年老時連本帶息償還。對政府而言，這種“非優先”債務規模相對于構建于其上的“優先”市場債務來說要大得多。
確實，經合組織國家的政府當前支付的養老金總額平均相當于GDP的8%，而意大利和希臘則高達16%。如果精細算下來，盡管許多政府一直在嘗試逐步下調養老金（正如歐洲在金融危機期間以及墨西哥和巴西近期在形勢逼迫下所做的那樣），但計劃撥付去支付養老金的未來稅收規模早已數倍于用于支付債務的未來稅收。不幸的是，緩慢的增長以及人口老齡化意味著還有更多的爛攤子要收拾。
因此即便政府看似可以承擔更多債務而無須支付更高的市場利息，但實際風險和成本或許只是尚未顯現而已。經濟學家艾倫·奧爾巴赫（Alan Auerbach）和勞倫斯·科特利科夫（Laurence Kotlikoff）在1990年代發表的一系列重要論文中早就提出了類似觀點。
其二，甚至更為關鍵的一點，是當前關于更高負債的自滿情緒似乎已經提前認定下一次危機會跟2008年的上一次危機一樣導致政府債務利率崩潰。但歷史證明這個假設是相當危險的。說不定下一波危機可能會發端于各界突然意識到氣候變化速度比預想快得多，要求政府在拖慢資本主義發展引擎的同時將大量資金投入預防措施和補救措施，甚至應對大批氣候變化難民，又或是爆發了一場對增長和利率帶來未知影響的網絡戰爭。
此外，更高額債務的激進試驗可能會導致市場情緒發生相應變化——正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經濟學家羅伯特·盧卡斯（Robert Lucas）批評說政策的大轉變會因其引發的預期大轉變而導致適得其反的效果。在此當前全球經濟風險的任何現實評估都必須坦率地承認世界上最重要的經濟體正處于政治癱瘓狀態，而任何沖動性決策都將使其缺乏足夠能力去應對一場可能爆發的超常規危機 。
說到底，沒人能保證利率必定會在下一次全球危機中下降。
然而上述論點都不會削弱當前投資于一些高回報基礎項目（包括教育）的合理性，而且從長遠來看這些項目都會產生超越其本身的回報。只要政府堅持合理的債務管理標準，在選擇償還期限時注意平衡風險和成本，那么當前的超低利率就將意味著巨大的機遇。
但是那種將發行政府債券視為名副其實的免費午餐（類似于政府從貨幣發行中獲利）的更廣泛說法已經被危險地夸大了。如果政府的政策目標是減少不平等，唯一可持續的長期解決方案就是提升高收入者的稅收。須知借債可不是一個既可以向窮人付錢又無需追索富人的神奇捷徑。
無可否認，在許多發達經濟體中當前政府債務的實際（排除通脹因素后）利率都低于實際經濟增長率。也可以據此推測政府其實無需加稅就可以承擔更多的債務。畢竟只要收入的增長高于公共債務的增量，簡單的算術運算就能得出債務與GDP（收入）的比值將隨著時間的推移而下降。
然而情況并沒有那么簡單。利率之所以極低，部分原因在于全球投資者都對那些在經濟出現急劇下滑或災難時仍能保值的“安全”資產趨之若鶩。但倘若存在下一次重大系統性危機中利率上升的風險，政府事實上還可以免費提供這種保障嗎？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最近對55個國家/地區時間跨度長達200年的研究表明，盡管在幾乎一半時間內經濟增長率都能超過政府債務利率，但卻無法很好地預測被調查國家/地區是否可以在危機導致利率飆升時全身而退。
最后，也是相當重要的一點，是投資者如何能確定自己在下一次危機中會像2008年那樣首先得到償付？美國政府是否會再次讓華爾街的利益凌駕于中產階級之上，或是在承擔對養老金領取者的義務之前先償還對中國的債務？
債務對于現代經濟體來說有著許多重要用途。但是對政府而言可絕不是一個無風險選項，這也是為何即使在借款成本近乎觸底的情況下也應該明智地借債并進行管理。
(本文作者介紹：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前首席經濟學家，哈佛大學經濟及公共政策學教授)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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