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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 穆罕默德·艾利安
（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
隨著新型冠狀病毒席卷一個又一個經濟體，經濟學界——以及健全的政策制定和危機管理的分析基礎——也必須與時俱進，而眼下尤為值得關注的則是關于病毒傳染，恐懼和“斷路器”的經濟學。經濟思想越向前推進以適應不斷變化的現實，為政策應對提供依據的分析工作就越有效。
這種應對既非常新穎，同時又不可避免地代價沉重。各國政府和央行正在采取史無前例的措施來緩解全球經濟下滑，以避免當前已成定局的全球經濟最終衰演變成一場蕭條（在這方面已經出現了令人不安的高風險）。在這類舉措下我們很可能會發現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在主流經濟研究方向之間的區別正進一步消失。
我們迫切需要這樣的變革。鑒于已有壓倒性證據表明各國之間的消費和生產都出現了大幅下滑，發達經濟體的分析師必須首先考慮一種迄今只在那些脆弱/失敗國家和遭受自然災害破壞的社區中比較常見的現象：經濟突然停頓，以及隨后可能發生的一系列破壞性事件。他們即將面臨的是一些發展中國家更為熟悉的其他挑戰。
以疫情經濟的特性為例，無論消費者是否有花錢的意愿，他們都無法去消費，因為被要求或命令留在家中；而無論商店是否有意愿去銷售，它們+都無法觸及其客戶，同時許多店家都與供應商斷了聯系。
當然當務之急是采取公共衛生措施，這就要求采取一些社交隔離，自我隔離以及其他從根本上與現代經濟的聯系方式不一致的措施。而經濟活動也會因此迅速收縮（經濟上的福祉也是如此）。
而眼下這場衰退的嚴重程度和持續時間則取決于衛生政策應對措施能否成功，尤其是那些識別/遏制病毒傳播，治療疾病和增強免疫力的努力。在等待在這三個方面有所進展的過程中恐懼和不確定性將不斷加深，并會對金融穩定和經濟復蘇前景產生不利影響。
當被以如此突然且粗暴的方式被拋出自己的舒適區時，我們大多數人都會受制于某種程度的癱瘓，反應過激又或兩者兼而有之，而這種恐慌傾向又會產生更深層次的經濟動蕩。隨著流動性趨緊，市場參與者必然爭相套現，不僅是想賣什么賣什么，更是能賣什么就賣什么。
在這種情況下的可預見后果就是極高的大規模金融清算風險，如果對此缺乏明智的緊急政策干預，市場的運作就將遭受威脅。在當前危機中金融體系反向影響實體經濟并造成經濟蕭條的風險極大，根本無法忽略。
而這就將我們帶到了第三個優先分析點：斷路器的經濟學。在這方面的問題不僅在于緊急政策干預措施可以實現什么，還在于這些措施無法覆蓋的事件，以及這些事件將何時來臨。
可以肯定的是，鑒于同時進行經濟和金融去杠桿化將對社會福祉造成災難性影響，當前顯然需要采取“不惜一切代價”，“拿出全副家當”和“整體型政府”的政策方針。當務之急是建立斷路器以限制那些危險經濟和金融反饋回路的影響范圍。這項工作將由央行牽頭，但也會涉及財政當局和其他機構。
但其中會存在一些棘手的權衡。比如有很大的呼聲提議實施現金轉移支付和無息貸款以保護弱勢群體，維持企業償債能力并保護戰略經濟部門。這個提議有其道理，因為其理念是要將流動性問題轉化成償付能力問題的風險降至最低。然而現金和貸款注入計劃將當即面臨具體實施方面的挑戰。除了所有全方位措施所帶來的意外后果和附帶損害外，還需要建立新的分發渠道去在當前危機中將貨幣大批注入整個系統。而如何才能準確無誤地向計劃中的受援者發放現金的問題也不像聽上去那么簡單。
在實施直接救助計劃方面則存在更大的困難，而且出現困難的可能性也日益凸顯。航空公司，郵輪公司和其他嚴重受影響的行業絕非異類，而是預測未來狀況的主要指標。從跨國工業公司到家庭餐館和其他小型企業，政府紓困的戰線將拉得很長。
如果缺乏關于為何、如何，何時以及以何種條件提供政府援助的明確原則，那么救助方案就極有可能被政治化，設計不當并被特殊利益集團所把持。這將破壞等企業重新站穩腳跟后就收手的退出策略，并有可能重蹈2008年危機后的覆轍——當時危機已經受到壓制，但卻未能為其后的強勁、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奠定基礎。
鑒于這次可能會進行的廣泛政府干預，決策者也必須意識到自身干預措施的局限性。如果人們仍然憂慮自己的健康，那么退稅，低息貸款或廉價抵押貸款再融資也無法讓他們恢復正常的經濟活動。此外只要公共衛生的重點是社交隔離以消除社區傳播，政府就不會希望人們四處游走。
以上提出的所有問題都亟待更多的經濟研究。在探究這些問題的過程中，許多發達經濟體研究人員將不可避免地觸及到發展經濟學的內容——從危機管理和市場失靈到克服調整疲勞，再到為結構合理、可持續和包容性增長奠定更好的基礎。只有當他們從兩個領域都獲得洞察力，經濟學才能在此發揮更好的效用。但直到近期該行業還依然在極力抵制人為學科劃分的取消，更別提采用更為跨學科的方法了。
盡管有大量證據表明——特別是自2000年代初以來——發達經濟體飽受結構性和制度性障礙的困擾，而且這些障礙都以發展中經濟體十分熟悉的方式抑制了增長，但這些自我施加的限制仍然存在。這些問題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的這些年間加深了政治和社會分裂，破壞了金融穩定，也令我們更加難以應對這場已呈摧枯拉朽之勢的空前危機。
(本文作者介紹：安聯集團首席經濟顧問，曾任美國總統奧巴馬全球發展委員會主席)
責任編輯：張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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