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作家 周天勇

　　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抑制了新生人口增長，導致了消費的收縮。對于人口下行造成的經濟下行而言，需要出臺的供給側的財政政策，就是立即停止和廢除社會撫養費的征收。

　　一般性財政和貨幣政策對人口相對萎縮引起的經濟下行是否有用？需要用什么樣與人口問題有關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包括由非人口因素引起的經濟下行，使用什么樣的財政和貨幣政策？需要細致地進行探討。

　　一、人口變動與經濟波動的關系

　　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1970到1978年是一個較大幅度下降的區間，人口自然增長率從26.2‰急劇下降到了12.0‰；隨后，1979年到1987年，人口自然增長率是一個上行期，從11.61‰上升了1987年的最高點16.61‰，從1988年開始下降，1998年降低到10‰以下的9.14‰，2008年降低到5‰左右，隨后一直徘徊在5‰上下水平到現在。而人口總和生育率則從1970年的5.81下降到1978年的2.72；1979年到1987年，人口總和生育率則從2.75略微下降到2.59；自此，從1988年開始下降，1991年是一個轉折點，總和生育率降低到了替代水平的2.075，到了1998年降低到1.55；2011年的最低點降到了1.04，2015年也僅恢復到1.3左右。從20年前的人口增長率決定20年后的經濟增長率來看，1979到1987年人口增長的上行，解釋了國民經濟從1999年開始到2007年的上行增長過程；但是，從2008年開始，雖然有2009年強刺激后經濟增長率的回彈，但是總體上經濟增長速度長期趨于下行，一直降低到2016年預計的6.5%左右。

　　在人口生育率穩定，人口增長率平穩變動情況下，經濟增長周期性的波動，可能是由固定資產更新等因素引起的；還有一些波動，也可能是開放經濟環境中，由經濟體外部需求變動所致；或者國內實施較強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刺激時引起波動；或者長周期的波動，可以是由創新，特別是顛覆性技術的突破和產業化引致的。  

　　而在人口增長波動長期較為劇烈情況下，經濟增長的波動受人口增長波動的影響較為深遠和強烈。如果我們擬合中國1974到2015年人口自然增長率與20年后1994年到2015年的GDP增長率，二者是高度相關的。一個人口與經濟關系的定律是：在人口增長變動較為強烈時， 20年前人口增長率影響甚至決定20年后經濟增長率。這說明什么呢？在人口增長率大幅度振蕩大勢下，各個短期的經濟增長率也許會隨著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實施，對經濟增長振蕩的幅度可以抹平一些，甚至小小的向下或者向上調整，但是大的格局上看，短期再強的財政貨幣經濟政策扭不過人口增長變動這個影響經濟增長的基礎性因素變動大勢。

　　現在關鍵的是，未來中國經濟增長的趨勢如何，時間多長？在這樣一種走勢下，采取什么樣的經濟政策及改革的組合和配套。從人口自然增長率長期變動看，從1995到2015年21年人口變動的周期看，1995到2000年是一個人口增長率總和生育率從1.77降低到1.22，人口自然增長率從10.55‰下降到7.58‰的大拐彎處；2001到2005年間，人口總和生育率在1.4左右的水平上，但是，人口自然增長率卻從6.95‰，繼續滑向5.98‰；而在2006到2015的10年中，人口總和生育率平均為1.3，人口自然增長率只有5‰左右。

　　另從人口結構變化看，人口快速呈現少子化，經濟主力人口收縮，并且老年人口快速增長。人口的這樣一種下行和低迷走勢，加上這樣一種結構的變化。其帶來的經濟變動是，需求方面，由于經濟主力人口，包括非經濟青少兒部分，他們的消費總需求收縮；供給方面看，勞動力減少導致生產和服務的成本上升，老年化的福利費用上升也要加入生產和服務的成本之中，出口失去成本優勢，總需求持續萎縮導致產業開始過剩。這樣，國民經濟增長的需求和供給兩個方面的動力均突然放緩。      

　　這就使得未來的國民經濟增長速度，2016到2020年間，可能從7%左右，下降到3.5%；2021到2025年間，從3.5%再降低到2%左右；而在2026到2035年間，則長期徘徊在1.3%的水平上。這樣的動態場景，中國從2008年開始，GDP增長速度從上年的14.2%一直下降到2015年的6.9%，實際是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一個長達8年的大下坡，下降的幅度竟多達51.4%。而從20年前人口增長決定20年后經濟增長的定律看，如果沒有特別重大組合性的舉措，在10年內仍然可能會從6.9%下滑到2%左右，緊接的10年中，可能長期低迷在1.4%左右。也就是說，是一個長達20年左右的從下滑到長期徘徊低迷的L型國民經濟增長期。

　　在人口與經濟增長關系方面，中國與老牌發達國家及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的區別是，英美德法日韓臺新等，沒有對人口生育進行計劃調控。其特點是：（1）英美德法雖然沒有進行生育的政府干預，但是人口的生育率工業化后，都降低到了替代率以下，甚至有的下降到1左右；而人口自然增長率，也從工業化初30‰多到10‰的高位，降低到了個位數，甚至個別的零增長。日韓臺新等，對人口進行了政府干預，實施了指導性的計劃生育，人口自然增長從高位下降到低位的時間要比老牌發達國家快。（2）它們在經濟增長速度上，是工業化時期先快，到后工業階段放慢；發展水平與人口結構上，工業化過程中都實現富裕，英美德法等到后工業社會后的一個時段內，人口增長速度比日韓臺等高；而日韓臺新等新興發達國家和地區，則進入后工業社會后，人口就開始老化，其中日本撐的時間稍微長一些，而韓臺新則時間離老化的較短一些。

　　而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對人口生育干預的力度要比日韓臺新強得多，使人口變動的幅度也要比日韓臺新等大和深。從2015年反映的情況看，經濟主力人口規模數量絕對收縮，少子化使未來后續注入的經濟主力人口也是繼續萎縮。因此，從長周期看，其總需求、勞動力供給是持續萎縮，老年化成本是持續上升的動態過程。

　　因此，我們在考慮財政和貨幣等經濟政策的運用時，不得不考慮這樣長周期形成的格局。這種宏觀經濟政策周期性的動態環境，與英美德法是不一樣的，與日韓臺新也有所不同。從另一個角度講，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經濟下行的格局，與20世紀30年代末大蕭條時代，流動性不足的情況不一樣；也與20世紀70年代美英等國家遇到的滯脹形勢也不同。簡單地照搬發達國家實施過的一般性的凱恩斯財政貨幣政策，或者是一般性的供給學派財政政策，來治療中國今天遇到的因人口下行而導致的經濟下行癥結，都可能是無效的。

　　二、一般性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失效

　　1936年凱恩斯針對供給自動創造需求學術的局限性，探討了市場自我調節下，貨幣流動性不足引起的生產過剩和通貨緊縮等失靈問題，也以此分析框架建立了宏觀經濟分析理論，提出要用擴張的財政政策，包括貨幣政策，抹平經濟周期性波動的政策建議。這種理論，在二戰時期的美國，包括戰后發達國家普遍采用，支持了其20年左右的繁榮和增長。但是，到了20世紀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中，這些國家的經濟發生了滯脹，即增長放慢、失業率升高、物價上漲。這種國民經濟的運行，使得純粹的凱恩斯方式的調節，已經失去作用。

　　單純的凱恩斯擴張總需求的經濟政策對調節中國目前的經濟運行有用嗎？回答是否定的。中國發生的22到44歲經濟主力人口的收縮，而不是擴張。而且由于少子化趨勢，未來進入22到44歲經濟主力人口的數量也是收縮的。在經濟蕭條時，凱恩斯宏觀擴張性調控暗含的一個假定是，人口結構和增長的動態過程是正常的。如果這一過程向上波動太大，就會強勁地推動國民經濟高速度增長。而如果這一過程向下波動太大，就會形成國民經濟增長下行的拽力。

　　因為，消費需求，首先是人的需求。22到44歲年齡勞動力就業創業，增加收入；這一年齡段人口要結婚成家，形成家庭教育、生活和能行等消費需要和能力；這些人口是耐用消費品、住宅和汽車的主力購買人群，是整個制造業需求市場的形成者。因此，這部分年齡段人口的持續收縮，必定帶來消費總需求的持續下行，而不是上行。其后果是，整個國民經濟制造產業的過剩。這樣的格局下，單純用擴張性的凱恩斯財政政策，包括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均無根本性的效果。

　　比如，在公共領域的財政政策，如交通等基礎設施投資建設，一是建成后，交通中中間和最終商品運輸的量是收縮的，由于人口的流動一些地區交通設施的客運效率也較低，可能用此方法持續拉動國民經濟短期的增長，使得交通基礎設施的供給越來越處于過剩狀態。

　　比如，由于產業由于現階段和未來經濟主力人口持續收縮，用降低利息、下調銀行準備金率、擴大貨幣供應量，特別是擴大銀行放貸規模，繼續讓制造業領域進行投資，要么企業根據市場需求收縮的趨勢，不再貸款進行投資；要么，一些國企業聽從政府調節，或者一些民營企業投資建設后，或者技術先進和成本優勢，擠掉現有的生產能力，或者建成之時，也就是過剩的倒閉之時。

　　為什么短期刺激的財政和貨幣政策失去作用？最簡單的困境概括就是：在經濟主力人口收縮時，政府可以通過擴張性的財政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加大貨幣的流動性，即印刷和投放貨幣出來，但是，政府無法在短期內印刷出使用貨幣進行消費和支付的人口來。

　　三、針對人口因素經濟下行的經濟政策

　　與凱恩斯調節財政收支和貨幣流動性措施來抹平經濟波動不同的是供給學派的財政政策，他們的主要主張是減稅。供給側的這種財政政策，對理療中國經濟增長下行是否有用，我認為要從兩個方面去分析。

　　首先，供給側的減稅費，以及對多生育的負稅財政政策，包括需求側對生育人口家庭的支出等，對人口增長的恢復，對增加勞動力的供給，穩定二胎及以上生育與勞動力供給及其收入消費的關系，消除目前人口體制上附加的特殊稅負，有著增加人口和擴大消費的積極作用。

　　對過去所謂超生人口征收的社會撫養費，從經濟學角度看，實際是一種對新生人口的一種課稅，也即新生人口未經批準而來到世界的懲罰性稅收。實際上：（1）社會撫養費的征收，抑制了新生人口增長，導致了消費的收縮；也即使用財政政策，干預了生育決策，導致了消費人口減少，引致消費需求增長連續不斷地減弱。

　?。?）年年增長的社會撫養費，特別是2014年到達200多億規模，相當多來自于在城鎮務工農民手中，來自于農村勞作和創業的農民，許多家庭本想用這筆錢建筑和購買房屋，或者創業，但是被政府征收后，不但未能實現買房和創業，甚至負債，日常生活消費都受到嚴重影響。實際上是一種特種稅，嚴重影響著農村的消費、投資和創業。

　?。?）還有1300萬黑戶人口，相當多的是超生人口，雖然中央規定其戶籍登記與征收社會撫養費脫勾。但是，往往這邊到派出所登記，那邊計劃生育部門就得知，到當地法院按照《社會撫養費征收條例》起訴，被判違法，要求補交并重罰，許多家庭上了黑名單，并被強制判決執行。這也成為懸在黑戶人口頭頂隨時將爆炸的炸彈，嚴重抑制著農村農民和城鎮務工家庭的消費、投資和創業。因此，對于人口下行造成的經濟下行而言，需要出臺的供給側的財政政策，就是立即停止和廢除社會撫養費的征收。

　　針對因人口下行而經濟下行的另一供給側的財政政策，是給未來生育二胎和多胎的家庭減少個人所得稅。特別是將目前的按照工資收入線征收個人所得稅的方式，調整為按照家庭收入和人口數量綜合考慮的個人所得稅征收方式。以其提高撫養比較高家庭的生活水平，增加生育意愿，生育人口和擴大消費。

　　其次，治療因人口下行造成的經濟下行的凱恩斯主義財政政策，主要是對人口的撫養進行財政支出。婦女生育二胎的一個憂慮，主要是機會成本。即可能生育二胎后，工作機會喪失，事業受到影響，陷入家務之中，影響工作時間和效率，無收入或者收入減少?？紤]中國嚴峻的人口萎縮和老齡化問題，暫不向高中擴大義務教育，而是將義務教育向下延伸到托兒和幼教階段。財政以擴大支出的辦法，從投資上，多建設托兒所和幼兒園，編制預算，保證幼兒園動轉的各種經費，凡是生育二胎和二胎以上的，由國家看護及實施學前教育。這樣，婦女就多生育人口的后顧之憂，減輕其撫養負擔，增加新生和嬰幼人口，擴大消費需求。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