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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會對左右經濟社會運行的心理產生哪些影響？資產管理公司Magellan金融集團（Magellan Financial Group）的投資專家Michael Collins對此做了分析。
以下為《線索Clues》對原文的中譯版（摘錄）：
疫情的心理影響看似已經很大（The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the pandemic are likely already huge）
來源：Magellan Financial Group
作者：投資專家 Michael Collins
這些社會、政治和經濟變化可以分為四類：新的、加速的、衰退的和可能的趨勢。
在1930年，1028個經濟學家致函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敦促他否決一項一旦成為法律就會提高關稅的法案。胡佛拒絕了他們的提議，美國因此提高了大約2萬種進口商品的稅收，加劇了一場貿易戰，導致世界貿易從1929年到1934年暴跌了近70%。
經濟學家們一致抱怨，高關稅違背了古典經濟學的一個關鍵原則，即比較優勢法則。源自19世紀的理論認為，當人們和每個國家都清楚知道他們哪里的效率最高并從貿易中獲得其它部分的時候，大家都會更好。
實際上，1930年代的貿易戰再次肯定了該法則的有效性。二戰后的全球秩序就是這樣制定的，使其不受阻礙地實現。可以毫不夸張地說，過去四十年的全球化所帶來的繁榮受益于該法則，在實踐中效率高于一切。
當情緒的變化導致人類行為發生變化時，政府和企業反對全球化的舉措只是冠狀病毒心理效應所預示的一些改變。如果說病毒有什么作用的話，那就是它制造了大眾的焦慮，顛覆了那種認為進步是社會默認的自滿情緒甚至是傲慢狀態。這種非歷史的觀點形成了一種過度自信的局面，認為戰爭、瘟疫和經濟崩潰等帶來的創傷已經過去。因為人類的聰明才智掩蓋了異常的威脅，即便是大自然能夠設計出來的威脅。而現在，人們愁悶、受傷、謹慎，為失去的東西感到悲痛，展望一個更貧窮、更不安全、可能更嚴酷的未來。
這種突然失去安全保障的情緒正在惡化，它帶來的變化可分為四類。首先是新趨勢。包括全球化的部分倒退或其另一面，民族國家（nation state）的重申。它涵蓋了更高的個人衛生標準、遠程醫療的興起、健康設施的改善和更寬泛的健康覆蓋。由于對病毒的恐懼會使人們陷入“自愿封鎖”的心態，因此社交距離將繼續存在。定義已擴大到服務勞動的“基本工人”（ essential workers）贏得了新的尊重。遠程工作將更受歡迎，但從大多數報告來看，在線教育（online schooling）卻與之相反，不那么受歡迎。
人們進行了優先級的反思后，可能會從（縮水的）收入中節省出更高的比例。那些發現了新風險的企業可能對投資信心不足。投資者可能更擔心的是如何保存資本。各國政府將重新審視生物安全、網絡安全和公共設施的安全保障措施。
第二類是加速的趨勢。這類致力于向更安全的網絡世界的轉變，尤其是向虛擬通信、無現金支付、在線送餐、購物、娛樂和博彩的發展。
下一類討論的是舊方式的衰退。“美國例外主義”似乎已經崩潰（美國自認為是世界真正的霸主）。順利的國際旅行、廉價航班、普及的郵輪以及依賴于自發的、密切的人際接觸的商業模式（如酒吧，電影院，音樂廳，餐廳，體育館和專業運動）也都是如此。
第四類聚焦于可能的變化，包括政府在社會中的角色越來越重要、開始對疫情進行狀態監測和專家重新取得了較高的地位。其他可能的結果要解決引發政治不平等的問題、減少合法移民以及降低氣候變化的優先級。由于年輕人將承擔與新冠肺炎戰斗的大部分費用，因此兩代人之間的怨恨情緒可能會上升。對全球機構的尊重正在受到質疑。更多不為人知的結果可能是由于城市生活變得更加不密集和私家車越來越多所來帶的。即使這些變化中只有一些能夠持續，新冠肺炎帶來的心理問題也可能推動深刻和持久的變化，尤其是當病毒還繼續存在的時候。
請注意，許多事情是不會改變的。與歷史上最嚴重的流行病相比，冠狀病毒可能產生的影響看起來顯得溫和了許多。很難將事情恰好分為四類。無論如何，全球化正在退潮，那么為什么這是一個新趨勢呢？答案是因為它的核心原則被打破了，所以它正在以一種全新的、根本性的方式衰退。現在已經很難去區分人們的擔憂是關于疫情還是因為經濟效益，因為它們相互交織在一起。傳統媒體的衰落表明，廣告減少對經濟造成的損害可能超過有益的情緒波動，在疫情期間，充滿擔憂的人們尋找可靠的新聞。由新冠肺炎引起的許多變化都會遇到阻力。例如，科技業的新飛躍可能會加速反壟斷的反彈。新冠肺炎為人們提供了反應的時間。這可能會引發心理影響，這種影響實在是太無形了，無法在此處討論，包括了對忙碌、社區團結、吸毒、家庭生活、身份政治、個人主義、物質主義、精神健康和宗教信仰的影響。
對新冠肺炎心理影響相關分析的最大的免責聲明就是認為最初的反應會持續很久這個思維陷阱。許多人可能不會。但有一部分人肯定會的。人們可能有相當一部分時間會想起，冠狀病毒使他們在情感，智力，經濟，財務和政治上感到脆弱的震驚。考慮到我們已經進入了一個可以交流的時代。
新趨勢
美國的Zipnosis提供了可自動進行分診的“白標簽”遠程醫療軟件。在今年3月份，該公司的平臺記錄了412,553次訪問，而前一個月僅為37,170次。遠程醫療（通過電話進行）在全球范圍內迅速發展的原因很明顯。遠程醫療為患者提供了便利，而醫生也可以快速響應預約，這使其成為一種持續發展的新趨勢。當銷售產品的公司在售賣已經接受過測試的產品的時候，同時需要持續不斷的洗手、更高的個人護理標準以及在公共場所的反復清潔。“社交距離”將持續存在，并會催生出遠距離互動的新方式。
醫務人員可能會享有更好的設施，因為人們會要求更好的設施和全面的醫療保健系統。由于在危機期間的努力，超市員工、清潔工、卡車和公共汽車司機可能會受到更高的尊重。這能夠提高他們的議價能力。舊金山聯邦儲備銀行的一項研究發現了從黑死病開始的歷史流行病的規律，即疫情后人們的實際工資有所增加（延伸閱讀：新冠肺炎可能影響此后數十年的經濟）。雖然疫情的影響力還未達到改變整個勞動力市場的供需動態狀態，但值得注意的是，法國倉庫工人在疫情期間為了安全問題與雇主亞馬遜（Amazon）展開了較量，并贏得了勝利。還值得注意的是，在疫情期間，許多提供基本商品和服務的公司（從金寶湯（Campbells Soup）到沃爾瑪（Walmart））都自發臨時提高了小時工資，向藍領員工發放獎金。與較高的基本工資相對應的是1930年代的失業水平，不過服務業人員不會面臨失業。
失業之外的不安全感可能會促使人們攢錢。這只會讓有風險意識的公司在投資時更加謹慎，讓銀行更加謹慎放貸，讓投資者對資本損失更加警惕，尤其是在金融損失加劇的情況下。這種謹慎是具有持續性的。據說由于在一戰前投資于俄羅斯帝國（Imperial Russia）而蒙受損失的法國人仍對股票持謹慎態度。
在突發的衛生事件期間一種失敗的新趨勢是遠程學習。據多數報道，西方國家大多數被迫在家上學的學齡兒童在教室里的學習狀態更好。成人評論顯示，遠程教育雖然顯然更安全，但它一方面會使家長們很難保持工作，一方面也不利于兒童的學習，是因為這種方式造就了一種不平等，因為在家沒有設備的學生可能會學的沒有那么好。
遠程工作發展得更成功。不過公司可能希望員工盡快回到辦公室辦公，但在家工作的普及和安全可能會導致更多的“靈活的工作場所”。
加速的趨勢
奧地利政治經濟學家約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1883-1950）與“創造性破壞”的概念有關，“創造性破壞”是資本主義使社會不斷恢復活力的力量。如今，大型科技公司的興起以及傳統媒體和零售的減少，最能代表新財富吞噬舊財富的現象。新冠肺炎推動給了這一趨勢。
亞馬遜表示，該公司需要再雇傭10萬名員工，才能為陷入困境的家庭提供物資，而阿里巴巴則為中國境外人士提供個人防護設備。Facebook讓性格孤立的人和外界保持聯系。谷歌（Google）和蘋果公司（Apple）創建了追蹤應用程序。受困在家的員工召開虛擬會議，這讓微軟（Microsoft）和Zoom受益匪淺。即使奈飛（Netflix）在第3季度的生產受到了干擾，它還是讓1580多萬用戶在家中享安全地受到了娛樂。由于賣家和買家都更喜歡無菌、非接觸式支付，萬事達（Mastercard）和Visa的信用卡使用量大增，外賣應用使用量有所增加，在線游戲網站上的訪問量也有所增加。
然而，并非一切都朝著技術方向發展。對危機蔓延的恐懼以及一些限制，打擊了共享科技公司，如愛彼迎（Airbnb）5月份裁員25%、Lyft裁員17%、優步（Uber）裁員14%。亞馬遜表示，需要在第二季度多支出40億美元，以確保工人安全。
但盡管科技行業遭遇了一些沖擊，但其崛起的受害者遭受的打擊更大。傳統零售業受到了強制和義務封鎖的沖擊。今年5月，“學院風”品牌J Crew成為美國第一家申請破產的全國性零售商，如果病毒沒有引起更多的公司申請破產，幾乎沒有人會驚訝并重視這件事。傳統媒體正面臨著生存威脅：在疫情期間，盡管讀者和觀眾人數激增，但廣告卻暴跌。媒體危言聳聽的傾向，會不會給主流媒體的商業模式上帶來一些負面效應呢？
衰退的趨勢
全球最大的游輪運營商嘉年華公司（Carnival Corp）在今年3月急需現金，曾與對沖基金進行談判，希望獲得利率極低的貸款。令嘉年華感到高興的是，美聯儲（Fed）針對評級為“垃圾”的公司推出了一項債券購買計劃，以幫助自己用遠低于對沖基金要求的利率出售60億美元債券。但這只是嘉年華和其他游輪運營商在危機期間唯一幸運的事。隨著新冠病毒在乘客中傳播，遠洋游輪公司的聲譽遭受了看似近乎致命的打擊，但業內人士表示，該公司會生存下來。
由于對旅行的恐懼和限制，航空公司以及更普遍的旅游業正面臨著巨大的挑戰。就在危機爆發初期的英國，英國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大幅裁員，Flybe倒閉，維珍航空（Virgin Atlantic）則尋求救助。競爭的失敗只能意味著更高的票價。如果需要進行健康檢查和證明，那么進入這些國家可能會變得更加困難，或者至少會更加緩慢。對于依賴人群的商業模式來說，艱難的時刻正在到來。
另一個病毒受害者似乎是“美國例外主義”（US exceptionalism），這個思想從19世紀就開始盛行。當這個本身就存在兩極分化的國家遭受了史上最嚴重的新冠感染和死亡的時候，這些醫院掙扎的場景、護士不得不穿上垃圾袋做防護、不堪重負的殯殮者、像上世紀30年代那樣的失業率、在食品銀行（food banks）和溫蒂漢堡店（Wendy‘ s） 沒有肉的情況看不到頭，這些畫面削弱了美國人對其社會恢復力的信心，并突顯出其政治功能失調和癱瘓。這些畫面強化了世界不指望美國發揮領導作用的決定，盡管美聯儲提供了金融支持和美元來加強儲蓄貨幣的地位。而相反的，亞洲經濟體有力的回應贏得了西方尊重。
可能的趨勢
1986年，時任美國總統的羅納德?里根（Ronald Reagan）說出了他最著名的話：“英語中最可怕的幾個詞是：我來自政府，我在這里提供幫助”。如果他還活著，在疫情期間他就不會這么說了。由于政府對社會加強了管控以阻止病毒的傳播，領導人也會得到更加有利的選票。左傾的澳大利亞研究所5月份發表的研究表明，在全球范圍內，政府是人們所信任的、能夠帶領世界走出危機的唯一機構。時間將告訴我們這種信心能持續多久，尤其是一個更大的公共部門意味著更高的稅收時。國家干預主義者和自由市場主義者之間的爭論才剛剛開始。獲勝者會因國家而異。
在求助于國家的同時，許多人愿意分享它們的個人數據，以幫助社會抵抗病毒。另一個要解決的問題是，對監控狀態的擔憂是否會削弱這種信任，尤其是在本身就比平常來說要花更多時間才建立起來的信任。關于國家角色的爭論可能會擴大，包括人們似乎不知情的政府擁有的緊急權力。隨著人們就不平等和債務償還展開爭論，要求變革的呼聲越來越高，這可能會使政治變得激進，如果年輕人覺得自己是社會的最大輸家，這種呼聲就會越來越高。
有些人把這場疫情看作濫用環境的證據。盡管對病毒的恐懼促使世界在很大程度上做出一致反應，但只有時間才能證明遭受重創的世界是否可以團結一致的應對氣候變化，即便是以叢林大火的形式出現的威脅，也缺乏具有高度傳染性的致命病毒的心理威脅。
隨著時間的推移，其他需要解決的變化包括私家車是否會慢慢恢復，因為在疫情期間與公共交通相比，私家車是一種更安全的出行方式。同樣地，人們會不會避開病毒更容易傳播的城市內郊的高密度區域呢？
在2016年圍繞英國脫歐公投的辯論中，現任英國內閣辦公室（Cabinet Office）大臣邁克爾·戈夫（Michael Gove）發表了一篇精辟的評論，他駁斥了英國脫歐的天啟警告，說人們“已經受夠了專家”。也許那時他們已經做到了，但是冠狀病毒已經恢復了民眾對權威人士（包括政府官員）的尊重。一個開放的問題是對專家的尊重能否持續。像以往一樣，應該相信哪些專家的問題將再次出現。即使專家們一致行動，如果民粹主義者利用經濟困境，他們也可能會被忽視。在90年前一群試圖阻止大蕭條的經濟學家可以證明這一點。
（線索Clues / 李濤 編譯：高華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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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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