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意見領袖專欄作家 賈康

　　在我們看到的經濟數據里，一季度形勢很嚴峻，經濟增長率為-6.8%。這在幾十年改革開放的過程中還沒有出現過。這個前所未有的嚴峻局面是短期和階段性的。具體分析，1月、2月、3月合在一起的經濟增長率-6.8%，主要是因為2月份形成的經濟大滑坡。但是3月份的情況已經在好轉，往回找了一些，所以合成的比率是-6.8%，是明顯的經濟負增長。這里面看到的數據，和GDP相比，一季度貨物進出口增長率是-6.4%，沒有像有些人預計的那樣斷崖式的大滑坡，比GDP下滑的幅度稍微小一點。這里面3月份經濟出現明顯好轉，3月份經濟同比增長僅為-0.8%，意味著中國經濟在面上來看，其實一季度的尾巴上已經表現出來疫情得到了相當明顯的控制以后，經濟由“前低”轉入“后高”的勢頭。二季度的經濟增長速度是一定要上來的，而整個經濟好轉，外貿方面卻有新的問題了。因為一季度的時候，國際上主要的貿易伙伴國家，疫情狀況還沒有出現高峰期或者非常嚴峻的局面，但是到了3月份明朗化了——二季度中國本土情況明顯好轉，然而，外面一些主要的貿易伙伴，特別是歐洲和美國的情況相當嚴峻，所以，外貿進一步的演變，值得我們高度關注。

　　最近歐洲的說法是他們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我們希望是這樣的。美國特朗普一再打氣說它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但現在看起來還是一個平臺狀態，至少美國每天報出來的死亡人數還在1000多人以上，我們還要拭目以待。

　　現在中央關于應對這樣一個嚴峻形勢的指導方針，已經明確強調的是“擴大內需”。擴大內需是服務于“六穩”和“六保”的。既要應急紓困，又要對接從短期和中長期怎樣恢復到疫情戰役取得決定性勝利以后，繼續追求超常規的中高速、高質量發展的現代化進程上去。現在這個時點上來看，在擴大內需方面，中央要特別安排的宏觀措施都已經在概念上浮出水面。貨幣政策要進一步強調靈活和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財政政策在原來說的“更加積極”的基礎上“三箭齊發”，要提高赤字率，更有力度地運用地方專項債（這是對應建設項目的，包括新基建），以及作為非常時期代表性的非常之策的特別國債。特別國債到底怎么發，現在還沒有看到它具體的方案。本月下旬兩會上，一定會把相關方案公之于世的。

　　這種擴大內需的宏觀政策，帶有強刺激一攬子方案的特征。當然我們就要按照中央這樣的部署，在掌握“六穩”“六保”要領的同時，把短期和中長期繼續追求高質量發展、升級發展銜接好。強調擴大內需，并不意味著可以放棄繼續爭取打開外貿潛力空間方面應該做的努力。這個具體分析起來要特別注意，在大數據時代，要看到不同門類的外貿物品的差異性——當然說得更開闊一點還有服務貿易，在當前形勢下，所具有的不同的特征。

　　我看到在有大數據支持下的一個具體的分析，能夠清晰地看到，中國和美國之間的情況：美國市場上來自中國的進口品，不同門類有不同的具體表現。2015年到2019年，疫情暴發之前，已經有了貿易戰的情況下，本來美國的辦公用品等，高達70%要從中國進口，迅速滑落到30%出頭，去掉了一大半：而另外一些，比如說手機、電視機、玩具等這樣一些從中國進口到美國的產品，幾乎沒有多少變化。貿易戰已呈現那么劍拔弩張的局勢，大家有種種顧慮，而這些出口并沒有受到太大的影響。我們現在爭取在外貿方面有所作為，是不是就要做這樣具體的分析：哪些產品是我們值得重點推出口的。特別對于一個目的地市場，如對于美國市場的繼續努力，實際上就是貿易原則里說的比較優勢，使我們有可能經過努力之后，在相對高的規模上，實現對目的地市場的外貿。

　　當然在外貿的眼睛對外的同時，也要考慮所謂“出口轉內銷”。外貿行業自己已經在討論這個概念，他們說出口轉內銷也有一些顧慮。有一些企業界的朋友說，他們外貿做順手了以后，對國內市場反而是陌生的。有這樣的畏難情緒，怎樣來進一步開拓內銷渠道？我覺得畢竟都是中國人，而且在中國特色之下，政府的政策扶持、信息服務等等有可能會更便捷地對上位，這方面還是要積極地考慮，爭取對外挖掘潛力的同時，也要把外貿行業的出口轉內銷作為一個相匹配的要領。

　　我們在一些具體的供給方面，即在有供給能力的情況下，怎樣薄利多銷？企業的朋友們有經驗，可以進一步總結相關經驗。不同的貿易品怎樣掌握薄利多銷，保證不虧本？臨界點是明顯不一樣的。國際市場上已經看到了，為什么易變質品，像牛奶、鮮花沒有什么出口的情況下，就只好倒掉埋掉？因為它們可調節的彈性余地小。另外一些耐用品可以利用一定的庫存條件，找到新的出路。這方面中國的外貿企業要及時總結國內國際的經驗，盡量做好相關薄利多銷權衡算賬的事情，來制定好自己所在行業、所在企業面對特定目的地市場的一個定制化方案。這個定制化方案要爭取讓它的水平比較高。   

　　在流動性提高，能夠有更好的融資支持條件的同時，還要掌握好結構，掌握好各個地方政府轄區內因地制宜的要領。這么大的中國，各個區域、各個行業的情況千差萬別，我們要充分注意在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條件下，強調的不是籠統地講擴大內需，總量環境好了問題似乎就可以迎刃而解了，而是一定要優化和自己息息相關的結構問題。首先，從制度結構上來說，怎樣更好貫徹深化改革的方針。從自貿區在上海確立，一輪輪擴展的所謂企業的負面清單和反過來約束政府行為的正面清單這種制度建設，要伴隨抗疫以后前低后高的更好發展和對接中長期目標。同時，我們的政策一定要注重機制創新。再有，產業結構視角上，產業政策的必要性非常明顯，而且產業政策的方向容易確定，但相關機制怎樣合理化，是挑戰性的問題。我們都知道要支持新經濟，支持戰略性新興產業，支持綠色發展，但是怎么用好機制創新？政府資金畢竟有限，哪怕有非常之策，這些有限的現金怎樣能四兩撥千斤？應通過政策性融資，“四兩撥千斤”，以及通過PPP，政府出“引子錢”，以比較小的比重持股，把持股的大頭留給非政府的社會資本和企業，更好調動他們的積極性。政府的資金應產生一個乘數放大效應，把整個局面打開，來貫徹產業政策，來支持外貿企業一方面繼續開拓國際市場，一方面掌握好必要的轉內銷。這些政策支持的機制一定要對接市場、兼容市場。以經濟手段為主，而且要注意在這方面，政府不要自以為是，動輒搞出很多的自己拍腦袋決定的條條框框，這些東西都值得討論。

　　我們要采取什么樣的措施？現在決策上的意圖比較清晰了，在擴大內需方面，宏觀政策、貨幣政策寬松靈活；財政政策“三箭齊發”。在兩會上，應該使我們能夠看清楚具體部署里的方案設計。當然還有非常關鍵的，前面強調了深化改革要煥發企業的潛力和活力，在這方面可以討論一個現在的熱點。我們應對現在的挑戰，采取措施的重點，有大家都關注的新基建。但是也有一些同志非常強調救急、紓困和提振消費。這兩個側重點，必要性都是非常明顯的，但是所解決的問題還是有所不同。

　　救急、紓困和提振消費，更多帶有應急和短期的必要性。從中長期來看，消費也還要讓它繼續表現出對經濟發展的支撐力。但是它的支撐力是第二順序的，因為消費根本的來源是老百姓、人民群眾的收入能夠可持續增長，而收入從哪里來？一定要有經濟蓬勃發展，有就業機會，有工資在上升軌道上合理的提高，有經濟活力帶來的往前看好的預期。為使老百姓有了錢也敢花錢，當然還要有社會保障體系的建設，減少預防性儲蓄，加上經濟發展要有后勁，使大家在實際生活中感覺到有奔頭。收入增長，后顧之憂減少，當期的收入就能以比較高的比重轉為當期消費。這些綜合在一起，消費支撐力才能形成中長期的支撐力。短期的救急非常必要，那么多的小微企業，特別是服務業，還有民航等等這些大企業，很多的業務都沒有了，幾乎歸零了。怎樣讓這些嚴重受沖擊的行業和企業生存下來，這時候一些救急的措施首先就是要有資金注入，讓企業生存的問題能夠得到解決。這種救急和紓困要用的資金，我個人建議首先動用常規軌道上的失業救濟金，加上現在在精準扶貧的概念下，對于低端低收入階層可動用的資金，以及在特殊時期應該考慮動用的國家級戰略儲備——多少年前朱镕基同志主持經濟工作時就說到過的，在國家層面以社保基金理事會管理的資金池來形成戰略儲備，一般情況下一分錢都不要動用。但現在不是一般情況下，現在是特殊時期，非常時期，可以考慮動用一部分。這些錢拿來以后救急紓困，在定位上比較明顯，是合乎原來制度安排設計的邏輯的。

　　但是有的人主張說，今年要發行的特別國債拿來也是用于救急和提振消費，那么偏向就可能由此而發生。特別國債我們在歷史上用過兩次，一次動用這種非常手段應對亞洲金融危機沖擊，另外一次是應對世界金融危機沖擊。兩次具體方案有些明顯的差異，第一次是把工農中建在降準以后可動用的存差，劃過來以后成為特別國債資金來源。財政部用這筆資金反過去打入工農中建的資本賬戶，使他們的資本充足率達到巴塞爾協議的要求，這樣國際上所說的中國主要的銀行技術上已經破產的這樣一種非常不良且影響市場預期的判斷，就不攻自破了。它是解決了資本形成的問題，解決了工農中建這種非常關鍵的大型銀行支撐整個經濟有后勁發展的問題。第二次是在世界上金融危機風雨飄搖時，我們要形成主權財富基金。它的運作是以動用外匯儲備，經過置換，形成了人民幣形式的資本金注入，給中投注入資本金，這也屬于資本形成。

　　現在這一輪，前面我列舉到的常規手段的一些資金動用之后，如果我們認為救急紓困還必須加碼，不排除特別國債的一些資金給它加碼加上去。但我認為作為側重點的，是特別國債還是要關注于“有效投資”、資本形成、長遠發展的后勁這種戰略層面上的可持續問題。因為在“擴大內需”中現在我們要依仗投資來解決的，一定是在戰勝疫情以后，怎樣盡快恢復中國至少是中高速的增長，以及在大的經濟體里有超常規特征的結構優化支撐的高質量發展，以此去實現現代化戰略目標。

　　全面小康以后，我們還要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還要達到2035年基本建成現代化，就這十幾年的時間了。我們一定要變“危”為“機”，在疫情沖擊之下，動用非常之策，把短期和中長期銜接好。所以，如果從對策來說，我特別愿意強調的就是“一攬子”，既考慮提振消費，又考慮有效投資。這兩個重要概念，中央政治局都強調了。但是在邏輯上來說，只要應急的、紓困的能夠達到托底要求以后，剩下的可用資金的側重點就是優化結構地形成有效的投資項目和高質量發展。中央戰略把它在一攬子里面說全了，我覺得特別重要，當下一定要注意擺好順序，在托底的消費形成這個機制上，也要很好地結合“一攬子”里面的有效投融資，如以工代賑，也要注重突出優化結構的安排。

　　具體的有效投融資的項目，我認為在中國真是俯拾皆是。新基建就不用多說了，這是科技“第一生產力”的支撐條件。前些年已經有了支撐現在數字化平臺運行的新基建，現在還要趁勢總結抗疫中間的經驗，繼續把它往上提升。中央給出了七個方面的重點，其實還不止這些，新基建要結合原來老基建所說的架橋修路，醫院學校，公共設施，環境保護等等，互相滲透結合，要體現在全中國打造更好的一些經濟增長的集群、增長點區域、新的開發區，綜合開發而形成的戰略性的、對經濟成長的有支撐意義的基地。珠三角、長三角和現在北方看重的環渤海，是最基本的三個增長極地區了。其他那么多城市群、城市圈，還有現在要開發的另外的一些區域性中心，都應該把新基建的因素合理注入到它們的開發中間去。這是一個非常明顯的投資的重點。

　　在這方面，定制化的方案設計非常關鍵。掌握好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跟市場對接的機制也非常關鍵。除此之外，我是覺得在實際生活中，我們一些在老百姓現實生活中應該進一步重視的，看起來是老基建而實際上對于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舉足輕重的事情，要抓住不放。遠的不說就說北京，有些事情是非抓不可的，而且現在緊迫性還在不斷提升。比如北京的公共交通體系，它的支撐力遠遠不能和紐約、東京相提并論。所以出現了老百姓收入增長以后，大家有能力買機動車，解決自己的代步問題，結果現在買一輛機動車，搖號已經高到了不可思議的3000個號里中一個號，這已是國際笑話。看起來北京也是高樓大廈林立，和曼哈頓、東京沒什么大的差別，實際上我們的現代化水平可是差得太多了。人家那邊的機動車擁有率比北京高得多，人家為什么不必采取這樣一些行政性的手段？就是因為人家公共交通基礎設施的有效供給，形成了四通八達、密度足夠的軌道交通網。老百姓收入有，愿意買車就買車，但人家買車自然而然就是應急用和到了周末節假日往外開出去享受生活，絕對不是北京現在這種困難局面。北京現在怎樣破這個困難局面？已沒有別的選擇，天文數字的資源要砸到地底下，趕緊加快我們的軌道交通網的建設。4號線、16號線都是逼急了用PPP的方式做，這就有了新的機制。非常值得肯定的是政府的有限資金，以四兩撥千斤的形式來把這個事做好。政府應該抓緊在新的形勢下，把有效投融資的項目，在各個地方轄區里排列好。

　　跟軌道交通匹配的，一定還有停車場停車位的建設，機動車在平常的情況下出動了以后，要在網狀交通的一些節點上能夠把車停下來，讓車主們能夠進入首選的軌道交通網解決到達目的地的問題。而中國在中心區域里形成的情況，是地皮比較緊張，停車難的特殊問題就出現了。最典型的是平安大道兩邊。平安大道當年作為重點項目、政績的突出表現非常鼓舞人心，但這么多年以來，為什么繁榮景象就是上不來？它其實什么都想到了，但兩邊店鋪林立的道旁，就是沒有設計停車位，車停不下來，所以就是沒有人氣。這些年兩邊的店鋪商家嗷嗷叫也沒有辦法。怎么解決有效供給的問題？最新的經濟方案是一個停車位，可以地下五層，地上五層，最高處到最低處的車挪到地面50秒之內開走。企業有這樣的解決方案，要靠資金推動，資金怎么來？需要政府給點推動力。企業以PPP的方式做，做成了以后運營過程中有停車費，自然就是現金流，這是非常好的一種PPP對應的機制。

　　我還可舉這樣一些例子。比如說北京可能有幾百萬人口面臨老舊小區改造中，要加裝電梯的需要，這個事情的必要性非常明顯。十多年前人們住進四、五、六層的樓，沒有電梯普遍都可以接受，現在卻普遍不能接受了，而且人口還在老齡化，為了美好生活的需要，需要在這些小區里加裝電梯。現在聽起來畏難情緒主要是說服一層的住戶太困難了。那中國抗疫過程中怎樣說服大家服從大局的？而且經濟手段在這里面完全可以匹配上，探索和總結經驗后做這個事情，這個局面一定要打開。

　　北京如此，全中國幾百個百萬人口規模以上的城市中，類似軌道交通網的建設，干道的建設，停車位的建設，老舊小區的改造等問題，光這幾樣就要多少投資？更不要說新農村建設。

　　我想強調的是，從短期銜接到中長期，當下的舉措里一定要充分重視有效投融資，有效投融資一定要找到政府有限資金能夠發揮乘數效應的好的創新機制。

　　以上觀點整理自作者在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宏觀經濟月度數據分析會（2020年5月）上的發言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