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力度過大和時間過長的計劃生育，給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造成了持續下行壓力；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和養老金成本也上升，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未來養老金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和金融穩定方面也形成風險。

　　1978年以前物質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計劃經濟時，中國沒有實行人口再生產的政府計劃管理，反而在物質生產、分配、交換和消費向市場經濟轉變時，則實行了人口生育的計劃管理。

　　在改革開放后，如果我們加大對農村青少年小學和初高中教育的投入和普及力度，特別是提高農村女孩的升學和畢業率，等她們到生育年齡時，讓受教育程度去影響她們的生育意愿；

　　如果我們改革戶籍和土地制度，讓農民獲得應有的財產性收益，控制城鎮房價，在城鎮對農民工提供平等的教育、醫療、養老和公共服務，推動人口從農村向城市的流動，特別是能讓他們進入城市，成為新市民，讓城市化去抑制人口的過快增長；

　　如果我們充分發揮市場經濟中家庭生育的自動調節機制，讓直接成本和機會成本，孩子數量與質量的替代等內在動力抑制過多生育的決策意愿和行為；那么，我們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時間最長（達35年之久）的計劃生育是不需要的。

　　今天我們從各方面長期動態的統計數據看，各國進入工業化后人口增長的狀態，有一個“人口爆炸”時期，但并不存在一直“爆炸”下去的人口動態過程，而是時間各不相同地進入低生育率、低死亡率和低增長率階段。

　　這里也提出一個國家和地區工業化階段人口生育和增長，前期對后期主力消費、創新、創業和勞動力供應人口的跨期儲備和積累，以工業化初前期的高人口增長平衡和防備后期，包括進入后工業社會，由于社會自動調節機制導致的經濟增長推動人口的不足。

　　也就是說，如果從跨期來看，當我們將20歲到50歲之間年齡的人口當作消費、創新、創業和勞動力供給的主體，即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軍人口時，人口高增長階段的高生育率，對人口可能出現中低生育情況的市場經濟環境中后期的經濟增長，有一個人口的跨期儲備和積累作用。特別是發展中國家在工業化的中后期，從5500美元的中等收入，向12000美元的高收入發展階段沖刺時，足夠的跨期儲備和積累的消費、創新、創業和勞動力供給的經濟增長主力軍人口，顯得尤為重要。而如果在工業化的中前期，政府對高生育率的人口進行強制計劃和干預，導致工業化后期推動經濟增長的主力人口不足，發生未富先老，經濟增長速度過快放慢的問題。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部人口司2012年的修訂的對2010到2015年間中值預測顯示，人口生育率降低到2.2替代水平的，已經有91個國家和地區；[1]而2005到2010年間人口在0到5‰間非常緩慢增長的有中國、英國、法國和韓國等44個國家和地區，而人口零和負增長的，已經有俄羅斯、日本和德國等25個國家和地區。[2]

　　這些國家和地區絕大多數都沒有實行計劃生育，有的如韓國和臺灣，也只是實行了指導性的計劃生育。從歐洲、俄羅斯和東亞一些目前已經自然增長率低、零和負增長國家的人口增長趨勢看，從高到低是一條平滑下降的曲線。

　　觀察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的人口規模變動，1950—1957年是一個小農自給自足經濟決定的高增長期；1958—1961年由于快速工業化與糧食供應不平衡，造成了馬爾薩斯方式抑制的人口低增長；1962—1972年間，農村自留地的恢復，人口流動的不暢，城市化的緩慢，生育年齡受教育水平不高，造成了人口的又一次高增長；

　　而1973—1979年間，雖然人口規模增加仍然數額較大，但中國人口增長率實現了從20‰以上，到接近于10‰的快速下降，人口轉型開始；1980—1989年由于農村從集體經濟到家庭承包經營的轉型，開始的幾年，小農自給自足經濟有所恢復，婦女生育的機會成本降低，形成了中國人口增長的第三個高平臺區，但是，其增長幅度已經低于1950—1957年和1962—1972年兩個人口高增長階段；

　　1991—2002年，由于受教育水平婦女程度和比例提高，人口外出務工流動松動到逐步放開，加上強制的計劃生育，使人口生育率和增長率快速下降；如果從1979年算起，中國強制性的計劃生育已經實施了35年，到了2003—2014年間，人口生育和增長率，都進入了發達國家才有的超低水平階段。

　　韓國經濟高速增長從1961年開始到2003年增速低于8%，高增長了42年，2002年時其人均GDP達12094美元；中國1978年時，人均GDP150美元左右，假如從1979年開始高增長，經濟增長速度從2011年后跌入8%以下，2011人均GDP只有5414美元。

　　從人口生育率看，韓國前1960—1980年前20年的人口高增長，給其帶來了1981—2002年持續20年的經濟高增長；中國1962—80年代中期的人口高增長，也給1981到2011年左右的高增長提供了人口消費和勞動力供給和投入的基礎。

　　但是，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人口生育率逐步降低到了2.0的替代率以下。因此，1991—2002年期間，人口增長率急劇下降和進入低生育和低增長區間，同時2011年后國民經濟增速下降至8%以下，只高增長了33年，比韓國短了10年左右的時間。

　　造成這種經濟高速增長短10到15年（與中國臺灣地區比較）的內在原因是什么呢？中國人口生育由政府（力度較大。時長過長）和市場雙重調節機制作用下，人口增長轉型下降的曲線要比東亞日韓臺等國家的地區陡一些，并形成了一個圖2中由人口增長正常下行曲線與急劇下行曲線所圍區間所示的人口坑。

　　由于生育率在市場機制主導調節下，是較為平滑的下行線，而政府強制計劃生育加力，造成了陡峭的下行線。如果未來逐步地放開生育，人口增長將略微上升，這兩條線圍成的區域，可以稱之為計劃生育人口坑。

　　從經濟學角度分析，生育權的配置和歸屬應由市場決定，然而，部分國家（尤其是亞洲國家）在20世紀下半葉為了應對資源危機、糧食危機、失業及住房問題等難題，先后出臺了相應的生育政策以對本國人口的生育進行計劃和控制。從國際經驗來看，有的國家對人口生育完全放開，并在經濟上獲得了持續快速的增長，如美國。

　　部分亞洲的發達國家或地區對人口的生育先后采取了指導性控制計劃和鼓勵人口生育的政策，如日本、韓國、中國臺灣地區等。而對于生育的收縮性干預，有的國家在推行強制性人口計劃生育政策的過程中受到文化傳統、宗教習俗等國情的限制則遇到了阻礙，如印度。

　　目前，實行過計劃生育的國家和地區針對人口低生育率、低增長率的現狀開始鼓勵生育，但因經濟水平的提升、人們思想觀念的轉變以及生育撫養成本的增加，使得即使政府利用各種方式鼓勵生育，總體人口生育率仍處于世代更替水平以下，人口增長率不斷下滑。

　　時至今日，我們可能沒有預料到的是，中國這種從1979年開始的硬切式的生育計劃，加上市場對家庭生育的約束，雙重力量調節下形成的人口增長和結構，以及青年時進入城鎮和老年再回農村的人口流動方式，形成了規模較大的人口坑。

　　力度過大和時間過長的計劃生育，給后幾十年的經濟增長造成了持續下行壓力；由于勞動力成本上升和養老金成本也上升，經濟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未來養老金缺口越來越大，債務和金融穩定方面也形成風險；形成很多的失獨家庭、獨生子女形成的空巢家庭，老人親情家庭養老將成為歷史；

　　三千多萬光棍，將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由于勞動力缺乏和養老金缺口，退休年齡很可能被延長到70歲；21世紀末時，如果少子化的生育文化不能被改變，中華民族人口規模可能縮小為3到5億人口，屆時占世界總人口最多時的33%降低到僅占3%到5%，成為世界上一個人口很少的民族。因此，大聲疾呼2017年從計劃生育到全面放開和鼓勵生育，立即停止征收和廢除社會撫養費，祈禱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生生不息，繁榮昌盛。

　　[1] United Nations：“World Population Prospects”， New York， 2013．

　　[2] 維基百科：“各國人口自然增長率列表”，修訂于2015年1月11日。

　　[3]數據來源：實際人口增長線來自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統計局網站。人口自然增長曲線是我們采用1992年世界各國不同人均GDP發展水平上對應的人口增長率，模擬動態中國人口增長率而得。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