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錢穎一

　　錢穎一：哈特和霍姆斯特朗都是合同理論：一個是不完備合同，一個是完備合同。他們的理論不僅對我們非常有用，而且是經濟學科的基礎。

　　今天我們討論合同理論，當然和2016年的諾貝爾經濟學獎授予奧立弗·哈特（Oliver Hart）和本特·霍姆斯特朗（Bengt Holmstrom）直接相關。而他們兩人的研究與我們的很多理論研究和政策思考也是直接相關的。

　　1．合同理論和中國問題的相關性

　　我想用兩個例子，來說明哈特和霍姆斯特朗的研究如何延續到我的學術研究中。這一點非常重要，因為學術研究都是延續的，是在前人的基礎上一步一步向前，而不是像我們通常所想的那樣，和前人的研究毫無關系。

　　第一個例子是我和車嘉華對中國企業所有制的研究。哈特認為，在通常情況下，合同是很難完備的，其中的主要原因可能是時間很長，有一些事件不可預測。在中國這樣的轉軌經濟中，沒有很好的法律體制，產權本質上不像成熟經濟中那樣安全，所以，有格外多的理由使得合同更不完備。在這種情況下，控制權的配置就變得更為重要。這是邏輯上非常自然的延伸。

　　基于這樣的假定，我和車嘉華的研究要說明收入所有權在中央政府還是地方政府，或是在企業家手里，對企業的效率和企業的表現有什么不同的影響。

　　從研究的思路和理論的框架來講，我們的研究和哈特的是一致的。但是，在哈特那里，其隱含的一個前提是成熟的市場經濟，在這樣的經濟里，制度比較完善，產權能夠得到保護，不需要有政府太多的干預，除非有外部性或者污染等原因，否則，政府的控制權從效率上講確實是沒有意義的。

　　然而，只要改變一個假定，比如說產權從根本上是不安全的，從這一假定出發，就會推導出不同的結論。

　　這個例子說明，不完備合同在我們的制度環境下，是可以用來研究很多問題的。

　　第二個例子與霍姆斯特朗的完備合同有關。霍姆斯特朗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貢獻，就是在完備合同下的最優激勵合同設計是與描述不可觀測行為的充分統計量有關的。我和馬斯金、許成鋼的研究工作，就是要分析在M-型和U-型的不同組織形式中，這種充分統計量的比較。這實際上也是沿著霍姆斯特朗的路線在研究，得出了一些以前沒有過的結論。

　　通過這兩個例子可以說明，這次獲得諾獎的合同理論，對我們思考中國的激勵問題，或者是由產權產生的企業問題，或者是政府中的激勵問題，都是非常相關的。

　　2．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兩次會議

　　這兩位經濟學家及其理論和中國改革密切相關，還在于他們曾經參加過影響中國改革進程的兩次學術研討會。

　　一次是1994年的“京倫會議”，一次是1996年的“現代企業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哈特參加了1994年的京倫會議，霍姆斯特朗參加了1996年的會議。

　　這兩次會議，我和許成鋼、肖夢都是全程參與組織并參加會議的。從1996年的會議到現在正好是20周年。我們一起來回憶上世紀90年代中期的這兩次會議，對思考中國現在面臨的問題也是有幫助的。

　　這兩次會議的宏觀背景是上世紀90年代中國的經濟改革。1992年9月，中國正式確定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改革方向，并在1993年11月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了“五十條”，這是一個關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基本框架的整體設計。1994年1月1日，中國開始推行全方位的改革，首先出臺了匯率并軌，引入了分稅制，以此開始來構建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本框架。

　　可以說，20多年后的今天，我們仍然是在這個基本框架內運作的。當時還特別提出了現代企業制度，對于到底應該建立了什么樣的現代企業制度，實際上是有很大的理論需求的。

　　“京倫會議”是在1994年8月23日到26日召開的，會議的正式名稱是“中國經濟體制下一步的改革”，因為在北京的京倫飯店舉行，所以簡稱“京倫會議”。

　　這次會議由兩個課題組聯合舉辦：一個是“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總體設計”課題組，一個是“中國稅制體系和公共財政的綜合分析與改革設計課題組”。如果說1985年的“巴山輪會議”是以宏觀經濟學為主線，那么“京倫會議”就是以微觀經濟學為主線。

　　會議有四場討論，主題分別是：企業改革、公司化、公司治理與所有制；銀行與企業的財務重組、破產程序；財稅改革；1995年的改革前瞻。與會海外學者有哈佛大學的哈特、斯坦福大學的米爾格羅姆（Paul Milgrom）、青木昌彥（Masahiko Aoki）、麥金農（Ronald McKinnon）、劉遵義，以及波爾（Roy Bahl）、黃佩華等。

　　哈特主要在銀行與企業財務重組的破產程序這場研討會上發表演講，并做了評論。他當時把不完備合同理論應用到破產程序，特別是區分了“第七章破產”和“第十一章破產”，前一種破產是清盤的概念，后一種破產是重組的概念。

　　這些概念都是第一次引入當時的中國。當然，哈特不僅引入了這些概念，還用剩余產權的配置來解釋這兩種破產之間的差別，因為不同的程序涉及不同的產權權利的分配。當時的朱镕基副總理在會議期間的8月25日會見了與會者，聽取了他們對企業改革特別是企業債務重組的意見。

　　兩年之后的1996年8月31日到9月2日，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研究所主辦了“現代企業理論與中國經濟改革”國際研討會。這次會議的參加者有馬斯金（Eric Maskin）教授，他是我和許成鋼、白重恩、李稻葵、王一江等人的共同導師，還有霍姆斯特朗，那時候他已經到麻省理工學院（MIT）任教。

　　此外，還有來自歐洲的約翰·穆爾（John Moore），帕特里克·博爾頓（Patrick Bolton）、熱若爾·羅蘭（Gérald Roland）、拉豐（Jean-Jacques Laffont），他們都是活躍在微觀經濟理論和應用前沿的經濟學家。

　　應該說，這是上世紀90年代在國內召開的學術水平最高的微觀經濟學研討會。1996年9月2日，當時的副總理李嵐清會見了參會者。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我第一次聽到馬斯金（2007年諾獎得主）講他和讓·梯諾爾（Jean Tirole， 2014年諾獎得主）合作的最初的工作論文，挑戰不完全合同的理論基礎。

　　穆爾是哈特的兩個長期合作者之一，另一個合作者是格羅斯曼（Sanford J． Grossman），哈特最早的文章是和格羅斯曼合作的。寫完這篇文章之后，就跟穆爾合作。穆爾參加了1996年的會議，并作為答辯的一方。

　　從這兩次會議中可以看到學術界真正的爭論。學者們之間，比如馬斯金和哈特，在很多學術問題上爭論非常激烈、嚴謹，但他們又是非常好的同事、朋友，一起探討學問。我覺得這種治學精神在這兩次會議上得到了充分展現。20年之后即2016年的10月，哈特和霍姆斯特朗兩人一起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獲獎后我給兩位教授寫了賀信，在回信中他們都分別提及對這兩次會議印象極其深刻。

　　這兩次會議還有兩方面的意義：第一，來參加這兩次會議的人都是上世紀90年代活躍在微觀經濟學前沿領域的學者，為中國帶來了新一代的現代經濟學理論，特別是微觀經濟學理論的思想框架和分析工具。

　　像哈特、米爾格羅姆，馬斯金、霍姆斯特朗、默爾、博爾頓、拉豐等經濟學家，都是最頂尖的微觀經濟學家。其中有三位已經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如果拉豐不去世，完全有可能在2014年與梯若爾一起分享諾貝爾獎。而其他的學者也有可能會得獎。

　　在中國的微觀經濟學領域，科斯、諾思、威廉姆森的影響很大。他們可以說是第一代產權和企業組織的創始人。科斯在概念上、諾思從歷史上，威廉姆森在企業內部組織和產業組織上，運用交易費用理論來研究。

　　第二代人繼續他們的研究，特點是使用博弈論、信息經濟學、激勵理論，開展更加精密、更加深入、也更加科學的研究，成果更加豐富，而且，工具和框架一旦形成，可以對其他研究產生影響，比如，對產業組織、對微觀金融，對公司治理，對轉軌經濟，對國際貿易，等等。這就是科學發展的路徑。

　　第二，這些經濟學家開始對中國發生的事情感興趣，并以此為對象展開研究，來中國訪問講學。馬斯金就是在這次訪問后，對M-型和U-型組織形式的比較研究產生興趣，后來與許成鋼和我合作，寫了一篇論文。

　　拉豐的故事更是突出。在會議期間，我同拉豐有不少交流。他對參加會議的一些中國經濟學界的學者型官員印象非常深刻，其中包括周小川、樓繼偉、郭樹清、李劍閣等。他說，中國的經濟學界虛心學習現代經濟學，對中國經濟改革有歷史使命感，是這個國家的希望。他還特別拿中國的情況與俄羅斯做了對比，他感到俄羅斯政府官員和經濟學家就非常不同，雖然當時他們也在推進向市場經濟的轉軌。

　　正是在這次會議上，他向我介紹了他在法國圖盧茲辦學的經歷。他把美國先進的經濟學研究和教育引入法國和歐洲，還把梯若爾延攬到圖盧茲。

　　2002年夏季，拉豐到武漢大學，連續講了四個星期的課，其中前三個星期面向全國的學生和教師講授激勵理論，包括安排一周講解文獻并討論；最后一周連續五天，面向全國電信行業的官員和企業管理者講授規制理論。

　　2014年6月，為紀念拉豐逝世十周年，馬斯金、梯若爾到南昌參加張昕竹組織的研討會。在這次會議的四個月之后，梯若爾獲得2014年度諾貝爾經濟學獎。

　　3．合同理論的現實意義

　　哈特和霍姆斯特朗的理論和研究，對現在也是有非常重要的現實意義。現在和20年前不一樣的是，中國經濟改革在很多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但是，還有很多根本性的問題沒有解決。

　　哈特提出的不完備合同的分析框架是一種產權理論的分析框架，他特別強調剩余控制權的重要性。實際上，無論是私有企業還是國有企業都有很復雜的控制權配置問題，國有企業可能更復雜，簡單的合同無法完備地寫清楚利益的分配，但是，這里面有一定的規律性。因此，不完備合同理論對我們思考和分析企業問題，進而思考和分析更廣泛的經濟制度、法律制度、政治制度問題，都是相關的。

　　霍姆斯特朗關于完全合同下的信息度量，實際上也有非常重要的含義。在激勵合同設計上，他有一個很重要的理論：如果有兩個變量，一個可度量而另一個不可度量，如果給可度量的變量提供非常強的激勵，不可度量的那個變量就不會有激勵。

　　這個理論最簡單的應用就是教育，其中有兩個變量：一個是容易度量的，如發論文或者高考成績，還有一個是不容易度量的，比如育人，培養人的素質、人的創造力。如果只給容易度量的高考成績或論文發表提供特別強的激勵，那就可能會摧毀育人的激勵。在這種情況下，就要有意地減弱對容易度量的變量的激勵，不讓它那么強。

　　霍姆斯特朗的這個理論很有洞見，它表明，并不是所有激勵都越高越好，它取決于變量的可觀察度以及變量之間的關系。這些年我在做教育，發現在我們的教育中一個非常突出的問題正是由于在育人和論文發表之間，在培養創造力和考試成績之間的激勵不同而導致的扭曲。霍姆斯特朗的理論，對我們理解這個問題是非常有現實意義的。

　　總之，哈特和霍姆斯特朗都是合同理論：一個是不完備合同，一個是完備合同。他們的理論在很多方面都非常有用，而且是經濟學科的基礎。除了有用的事可以討論，作為學術研究，也應該在理論層面把問題搞清楚，因為理論基礎很重要。

　　(本文作者介紹：清華大學經濟管理學院院長、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