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王文

　　近十年過去了，政治與金融的學科互鑒之路仍非常緩慢，以致當前時代重大變化背景下卻并未出現革命性的解釋話語。時代呼喚“政治金融學”的真正問世。

　　作者王文系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本文刊于7月11日《中國社會科學報》。

　　理論的更新與時代的演變相輔相成、相互促進。金融理論、政治理論都是如此。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以后，金融學界與政治學界出現了罕見的互動局面。然而，近十年過去了，政治與金融的學科互鑒之路仍非常緩慢，以致當前時代重大變化背景下卻并未出現革命性的解釋話語。時代呼喚“政治金融學”的真正問世。

　　政治學出現金融拓展迫切要求

　　根據阿爾蒙德（Gabriel A． Almond）的說法，用一條曲線來描繪政治科學的發展歷程，那么這條曲線的起點無疑是古希臘政治科學，之后經歷了如下的發展歷程：在古羅馬時代取得了一定的發展，經過中世紀的緩慢發展，到了文藝復興和啟蒙時代得以飛越發展，然后在19世紀取得了一些重大突破，最后在20世紀真正具備了專業特征，并在扎下牢固的根基后開始突飛猛進。

　　推動這種知識進步的根本動力就在于社會實踐與歷史演變。20世紀50年代，大約有五十多個殖民地獲得了國家獨立。當時在美國基金會的資助下，約有3000多名美國社會科學學者被派往亞洲、非洲、拉美和其他一些新興獨立國家就如何發展政治制度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生產了上千篇論文與眾多書籍。比較政治學進而興起。

　　政治比較研究的進程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并產生了當代世界歷史上最重要的三大政治學術思想巨變：一是美國學者取代了英國、法國、比利時、荷蘭、葡萄牙等歐洲學者，奠定了各個學術研究層面上的“美國霸權”；二是產生了一批20世紀最優秀的政治學者和一批傳世經典，比如利普塞特、伊斯頓、阿爾蒙德、亨廷頓等，把比較政治學推向了頂峰；三是產生一批新興交叉學科，比如政治人類學、政治心理學、政治地理學等等。

　　這三大特點用馬泰·多甘（Mattei Dogan）的概述就是，二戰后到冷戰其間，政治科學的主要特點就是專業化、分化和雜化。比較政治學就是從這個專業化、分化和雜化的進程中走向了學術史的最高峰。

　　然而，比較政治學卻欠了一大批“外債”。這批債務在冷戰結束后出現了集體性債務違約，其根本原因是政治不能全部用政治學來解釋了。冷戰后的兩大現象超越了二戰后比較政治學的解釋能力：一是蘇聯為何會崩潰，冷戰為何會以和平的方式結束？二是全球民主化的浪潮為何如此之盛？

　　冷戰后，一大批各類新政治學理論解釋與學派分叉再次出現：建構主義、“歷史終結論”、“民主和平論”、“第三波”等等。這些比較政治學的新趨勢立足于案例與背景研究，講求跨國協作和國際網絡的分析，但是這輪政治學的新進步很快就被證明是“走偏了”，甚至說是“失敗的”。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后，全球政治學界逐漸出現了集體困惑與解釋力赤字：為什么第三波民主化運動之后，從非洲、拉美到烏克蘭、南斯拉夫、阿富汗、伊拉克、菲律賓、泰國等，國家政治轉型幾乎都遭遇了“大失敗”？為什么在被認為是能夠“創造好的社會”（羅伯特·希勒語）里金融會產生如此大的政治威脅？當前所有的地區政治危機，幾乎都可以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找到原因。基于此，政治學出現了金融拓展的迫切要求。

　　事實上，早在二戰結束后，一批歐美政治學者如Alexander Heard， Tage Erlander、Gerhard Stoltenberg 等就開始嘗試研究“民主的成本”，試圖直接從納稅人的視角，規范化與政治相關的資金流動，關注公共財政配比的政治因素，推進政治資金的透明化等政治金融機制。可惜的是，此后半個世紀，這批政治學者的研究譜系最終陷入競選資金、政黨募捐與反政治獻金的微觀政治研究中而無力自拔，更沒有引領2008年金融危機之后的政治學思想潮流。

　　金融實踐變化需要新理論解釋

　　關于金融的兩千多年的思考，一直在政治學與經濟學的范式內。在古希臘時期，亞里士多德認識到貨幣能充當交換媒介與價值尺度，贊成為獲得使用價值而進行的交換行為，反對無限度追逐貨幣的行為，同時反對高利貸。中世紀經院哲學的代表人物托馬斯·阿奎那同樣認為，貨幣的主要作用是便利交換，但也承認存在回款風險。這些思想無疑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指導了經濟實踐，集中表現在羅馬帝國時期及中世紀的歐洲對放款收息的嚴格限制。

　　到地理大發現與資本主義萌芽時期，歐洲遭遇了金銀礦的生產停滯，急需金銀換取外國商品，主張通過國家干預，限制金銀出口或保持高額貿易順差以獲得貨幣積累，重商主義政策應運而生。這滿足了資產階級對貨幣積累和擴大市場的需要。然而，在金銀本位制下，金銀的流動會使得各國價格水平發生變化，進而使得貿易再次達到平衡，重商主義所主張的貿易順差難以長期維持。此時，金融手段僅僅是經濟工具而已。

　　其后出現的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確立了經濟學與金融學互動的古典傳統分析范式。亞當·斯密、李嘉圖等討論了貨幣的起源與效用、貨幣流動規律、資本的本質、利息的來源等問題，為資本主義國家與殖民地貿易經濟的發展鋪平了道路。信用貨幣的出現與廣泛使用，則推動了龐巴維克、維塞爾、費雪、凱恩斯等關于貨幣因素對經濟的影響的討論，包括利率的決定、價格的形成、貨幣需求理論、貨幣乘數論等，這些學說給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決策提供了理論支持，也為經濟增長政策提供了金融方法論。

　　自1930年代大蕭條以來，經濟起落與貨幣政策變化促成了長達數十年之久的凱恩斯主義與新古典學派關于貨幣對經濟的作用與貨幣政策選擇的爭論。1952年，以馬科維茨的博士論文《投資組合選擇（Portfolio Selection）》為發韌，現代金融學徹底地從經濟學中分離出來，成為一門相對獨立的學科。

　　1950年代以來，現代金融學的發展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金融數據的豐富與計算技術的提高。但數據與技術反過來也推動了金融實踐的進步。一方面，以馬科維茨的均值-方差理論、威廉·夏普的資本資產定價模型、尤金·法瑪的有效市場假說、斯蒂芬·羅斯的套利定價理論等為代表的資產定價理論促成了被動投資、指數投資策略的壯大。目前美國的共同基金中，超過80%的共同基金都是指數型被動投資基金；布萊克、斯科爾斯和莫頓的期權定價模型則推動了衍生品市場的發展，這一市場已成為各類交易工具中體量最大的市場。另一方面，現代金融學理論的另一支主流研究方向——基于博弈論和契約理論的公司金融理論則推動了微觀層面上公司投融資決策、風險管理、公司治理結構的規范化、現代化。

　　與此同時，金融學的另一維度拓展則源于外界變量的發掘。自經濟學的古典傳統確立以來，大部分的經濟學分析，包括金融學，都是建立在“理性人”的假設之上，即人們總是要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但是在金融市場中，又時常能觀察到資產泡沫等價格水平長期大幅偏離優化行為所決定的均衡值。得益于心理學研究與行為經濟學的發展，1980年代以來，行為金融學作為解釋這些異常現象的一種嘗試，逐漸成為金融學領域的一個全新分支。反過來，行為金融學的發展也催生了動量策略等相關投資策略的金融行業發展。

　　另一變量的發現則來源于制度。古典傳統的經濟學分析基本上建立在“不存在摩擦”的假設之上，但在現實的經濟活動中可以觀察到各種各樣的交易成本對經濟效率造成的影響，而交易成本往往與制度選擇有關。因此，有必要將制度納入經濟學分析中。將經濟學方法應用于制度分析的新制度經濟學，由此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基于此，金融學領域出現越來越多的學者呼吁對金融制度環境、金融體系選擇等進行更深入的研究，其重大背景就是世界上眾多國家正面臨制度轉型。研究法律制度對金融體系效率的關系，以及將交易費用與產權引入金融學分析、被國內學者稱為“制度金融學”等領域的研究，都對金融制度的分析進行了探索。這些研究如果能得出可靠的結論，將有望被應用于新興市場的金融體系設計。

　　目前，行為金融學與制度金融學尚處于早期探索階段，還需要有更完善的理論框架。它們的出現也并非是要完全顛覆現有的經濟學分析方法，而是對現有理論的一種有益補充，同時也促進了實踐發展。這充分說明，金融實踐的變化需要新的理論來解釋，而理論的發展反過來又指導、推動了金融實踐的變化。

　　金融在大國博弈中威力凸顯

　　當前正處于巨變中的世界同樣需要新的金融學理論來解釋這些變化，同時指導未來的金融實踐。

　　近一、二十年來，尤其是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兩大新的重要現象，主流金融學與金融學新興分支都正在給予注意，或開始將其納入主要研究議題。但仍然需要用新的視角、新的交叉學科來對這些現象進行強化研究。

　　第一個重要變化是，在許多國家，既包括歐美發達國家，也包括中國等發展中國家，金融部門都經歷了幾何倍數的擴張。在美國，金融行業的增加值占GDP的比重由1980年的不到5%，上升到了2014年的約7.3%；在中國，這一比重在2016年同樣達到了8.3%。可以說，金融本身已成為經濟活動中非常重要的獨立部門，其強弱可能直接影響經濟的強弱，也影響著國家的興衰。

　　更重要的是，伴隨著金融部門的擴張，金融活動逐漸形成了對經濟活動的引導甚至是控制作用。無論是銀行、資本市場，還是風險投資、股權投資，金融部門的投資或放貸決策可能直接決定了哪些行業、哪些公司能夠發展壯大，而另一些即使有經濟合理性但無法獲得外部融資的企業和行業則不得不自生自滅。大量的產品、資產已經被金融化，通過影響這些產品、資產的價格，金融交易可能直接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生產成本與利潤水平。原油、煤炭、鋼鐵、農產品等重要的原材料或初等產品就是其中很好的例證，金融交易決定了它們的價格水平，而它們的價格水平直接影響到相關行業的經營狀況，甚至直接影響了一國的政策與政局。

　　第二個重要變化是，伴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資本的跨境流動頻繁與密集化，成為國際危機的策源力量。許多發展中國家雖然在一定程度上享受到了外國直接投資帶來的經濟增長，但也失去了對本國經濟的自主掌控能力。一旦外資抽離，資本流入國將面臨本幣購買力下降、產業崩潰、經濟下滑的厄運。作為資本輸出國的發達國家既享受到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紅利，又享受到了從發展中國家輸出的廉價商品，甚至實現了對發展中國家的產業的操控。最近三、四十年中，拉美債務危機、亞洲金融危機恰恰說明了跨境資本流動可能對發展中國家造成猝不及防的嚴重傷害。

　　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始于美國的次貸危機，但最終波及全球經濟；危機的始作俑者美國卻最先走出陰影，而其他地區，包括歐洲等發達國家卻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深陷泥潭無法自拔。在全球金融治理中處于支配地位的美國借用其貨幣與金融體系優勢，將危機轉嫁于其他國家，又借助其強大的危機應對能力與全球金融資源配置地位，迅速恢復正常狀態。

　　在這些背景之下，金融發展與國家政治的關系變得越來越緊密，有必要更仔細地審視這些關系，并發展新的理論來指導未來的金融實踐。目前，經濟學、金融學領域的相關研究仍局限于金融與經濟的關系。一方面，金融體系通過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提供風險分散手段，促進了儲蓄與投資，并讓資本得以進入效率最高的行業和企業，從而促進經濟增長；另一方面，在遭遇了負面的外部沖擊時，強健的金融體系與良好的危機處理能力，能夠幫助經濟體迅速恢復，回歸正常的增長軌道。

　　然而筆者認為，金融除了對一國經濟產生巨大影響，金融擁有對政治包括國際政治產生巨大沖擊力的能力。同樣，政治因素也對金融實踐產生極強的干預力。尤其是在金融全球化的今天，金融正在大國博弈中發揮出越來越大的威力。有必要從政治的視角對金融學展開新的研究，同樣，政治學也拓展至金融范疇。時代發展呼喚“政治金融學”研究走向前臺。

　　在這個語境下，半個多世紀以來的金融學覆蓋內容將更為廣義，包括現代西方金融學的兩大主要議題——資產定價和公司金融，宏觀經濟學、貨幣經濟學等領域的學者所關心的貨幣、信用與銀行問題，還包括主要是國際關系研究者所關心的國際貨幣體系、跨境資本流動、國家實力變化、國際地緣變遷等背后的政治因素。

　　對主流金融學的補充與完善

　　以詞匯考古的視角溯源，“政治金融學”（Political Finance）一詞早在1926年美國學者James K． Pollock出版的《政黨競選資金》一書中就提到過。過去幾十年，以Herbert E． Alexander為代表西方學者以各自國家事例研究了政治因素與資金走向的關系，但是這些研究都落入了政黨政治與競選融資的窠臼，與21世紀時代所需要的“政治金融學”相差甚遠。

　　從思想延承看，對金融導致政治危機的大反思，其實是從政治特征與金融屬性的雙重角度上追求學術研究的“去西方化”或“超美國化”。比如，金融要服務于實體經濟、國家主導金融發展等等，這些“中國特色”金融理念講求的恰恰是金融與政治的融合訴求。

　　從學科劃分看，同行為金融學與制度金融學一樣，政治金融學也絕非要完全替代主流金融學，而是對主流金融學的補充與完善。現代的主流金融學缺乏對金融與國家崛起的關系、金融與國內政治走向、金融與國際地緣格局的學理化探討，政治金融學恰恰能在這些研究主題上對主流金融學進行補充。

　　從學科互動看，政治金融學也是金融學在政治學和經濟學之間長達半個多世紀的學術博弈的結果。以哈耶克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主張向政治科學浸透，奪回政治經濟學的陣地；而政治學家們則立足于公共政策、政黨政治以及19世紀來政治經濟學偏于政治的學術傳統，牢牢把持著政治經濟學的相對主動。未來的結果很有可能是金融主導了政治，覆蓋了經濟。

　　中國如何借力金融成為21世紀全球核心國家之一？在厘清金融與國家、金融與世界格局的關系之后，政治金融學或將為這一問題給出有力的解答。這或許也是2017年4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維護國家金融安全進行第四十次集體學習，明確提出“必須充分認識金融在經濟發展和社會生活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切實把維護金融安全作為治國理政的一件大事”的應有之意。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執行院長，近著有《大國的幻象：行走世界的日記與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