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連平
我國人均GDP已超過8000美元,處于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時期,稅制結構也應相應改革。現行的稅收體制已經對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形成明顯的制約。
為了促進經濟復蘇,全球主要經濟體逐漸將政策中心從貨幣政策轉向財政政策,正在興起新一輪減稅潮流,美國是領頭羊。特朗普政府計劃推出大幅減稅方案,英國政府、法國總統熱門競選人以及其他主要發達國家都在致力于推動減稅立法,印度等發展中國家也宣布了減稅計劃。
相較而言,我國的減稅措施力度不大,除了營改增以外并未涉及稅制的實質性改革,更多的是在現有基礎上進行“修修補補”。今年2月企業所得稅法修正并未下調稅率,各界期待已久的個稅改革也未列入今年立法計劃??紤]到美國稅改將可能導致主要經濟體在全球競爭力的重塑,中國有必要在稅制改革方面加大力度,避免在新的全球競爭中失去先機。
一、美國稅改減稅力度堪稱史上最大
美國東部時間4月26日下午,美國財長努欽與特朗普經濟顧問科恩于舉行發布會,正式公布了美國總統特朗普的最新稅改計劃。該稅改方案被認為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減稅計劃,在很大程度與特朗普競選時的方案一致,將令企業、中產和頂級收入者受益,顯著增強美國競爭力,激發經濟增長活力。稅改計劃主要集中于減少企業稅率、降低個人稅負、增加海外稅收三個方面。
企業稅收方面,稅改計劃的最大亮點是將公司稅稅率從35%大幅削減至15%,此外還要廢除3.8%的奧巴馬醫保稅、為美國公司實現地區稅制公平化等。從歷年來主要發達國家公司稅稅率來看,總體趨勢是逐漸下降,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降幅較大。美國公司所得稅稅率幾十年沒有改變,保持在35%的水平。
與主要的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目前的公司所得稅偏高,明顯高于德國、英國、加拿大、日本等國,略微高于法國。公司稅稅率從目前的35%大幅削減到15%,將降至與德國、加拿大差不多的稅率水平。由于除了公司所得稅以外,德國還有10%-18%的營業稅,加拿大還有商品與勞務稅、社會保障稅、各類附加稅等,而美國其他稅項相對較少,因而美國企業實際承擔的綜合稅負將顯著低于其他發達國家。
如果公司稅稅率降到15%,幾乎接近部分避稅天堂的稅率,顯著提升美國競爭優勢,將吸引大量企業留美。
個人所得稅方面,減少個人所得稅級次和稅率,最高稅率從39.6%降至35%,從七級稅率減少到三級,分別為10%、25%和35%。此外還將個人所得稅免稅額度翻倍,夫妻聯合報稅的標準扣除額調高一倍至24000美元,撤銷遺產稅,還建議對有孩子家庭減稅,力度也比較大。個稅改革方案不但降低中產階級稅負,還減輕企業主和農場主負擔,將促進消費增長和個人部門投資需求。
針對海外企業加稅,對海外留存的數萬億美元一次性征稅,美國公司留在海外的利潤征收10%的稅率,一旦海外利潤匯回美國就要被征收高達35%的稅。目前美國企業海外留存資金達2.6萬億美元,主要留存于各個避稅天堂,對這部分海外留存資金的征收稅率還未確定,但財政部長努欽表示稅率會“非常具有競爭力”。加大對海外部門的征稅力度,促進投資回流美國,力求把投資留在國內,帶動制造業和商業發展。
如果減稅計劃順利實施,單是公司稅降到15%一項,預計將在2017年減少美國財政收入1080億美元,2018年將達到2150億美元,大幅提升企業盈利水平。從中長期來看,據測算,為期10年的綜合稅改計劃將削減4.4萬億—5.9萬億美元的稅收,無疑將顯著增強美國的國際競爭力。值得注意的是,大規模的減稅將加大美國聯邦政府財政壓力,降稅帶來經濟增長擴大稅基,能否彌補財政收入的減少目前難以估量。
二、中美比較顯示我國稅費負擔較重
美國和中國分別是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各自的稅費負擔對雙方產業競爭力的影響很大,開展中美稅負比較具有重要意義。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的稅收體制注定企業部門稅費負擔本來就較重 ,特朗普執政后力求推出大規模減稅措施,可能進一步推升中國企業部門相對生產成本。
1.中國減稅力度不及美國
近幾年我國采取了很多減稅降費措施。4月19日國務院常務會議公布了6項減稅舉措,預計2017年將減輕各類市場主體稅負3800多億元,加上一季度已經出臺的多項降費措施減負2000億元,今年合計就可以實現全年減稅降費5800億元。
減稅降費取得一定成效,全國公共財政收入增速逐漸下降,2015年財政收入增長5.8%,低于GDP增速1.1個百分點,是上世紀90年初以來首次低于GDP增速。2016年全國公共財政收入15.96萬億元,同比增速進一步下降至4.5%,連續2年低于GDP增速。2016年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1.44%,是1995年以來首次下降。年初以來經濟明顯回暖、企業活力增強,與近幾年大力度的減稅降費為企業減負不無關系。
雖然近幾年我國減稅降費取得一定成效,但相較于美國的減稅計劃,我們目前的稅改力度和幅度仍顯不足。除了營改增以外,其余的稅改措施進展非常緩慢,從具體內容來看,今年2月企業所得稅法10年來首次修正,提供了更多稅收優惠,但最為核心的企業所得稅率并未下降,仍然是25%。各界期待已久的個稅改革未列入2017年立法計劃,財產稅、遺產稅等調節能力更強的個稅更是遙遙無期。
當前是經濟增長動能轉換的關鍵期,消費稅改革迎來窗口期,但消費稅改革緩慢,已經成為制約消費增長、導致消費外流的原因之一。從最近的改革動向來看,下一步消費稅改革不但不會減稅,可能還會加稅。
2.中國宏觀稅負高于美國
宏觀稅負有不同的衡量口徑,如果只算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中國為18.5%左右,似乎并不算高。由于我國財政收入很大一部分是非稅收入,實際數值將遠超于此。中國稅收沒有社保稅,社保是以繳費的形式。美國宏觀稅負包含社保稅,如果剔除社保稅計算,美國稅收收入占GDP比重在19%左右,與中國不相上下。
按照IMF數據公布特殊標準(SDDS),財政部公布了廣義財政收入口徑下財政收入總額,包括了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除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之外的政府性基金收入、國有資本經營收入、以及社會保險基金收入。2015年中國廣義財政收入口徑下財政收入總額為198480億元,占GDP的比重為29.33%。2016年美國相同口徑下的財政收入占GDP的比重為26.36%,中國略高于美國。
2015年全國實際繳入國庫的土地出讓收入為33657.73億元,如果考慮國有土地使用權出讓收入的擴大廣義財政口徑,2015年總的廣義財政收入為23.21萬億,占GDP的比重為34.3%。按照此口徑,中國宏觀稅負不但高于美國,也高于OECD平均宏觀稅負。
3.中國企業稅費名目繁雜、負擔重
雖然從宏觀角度看中國總體稅負與其他國家相比并不算重,比美國搞不了多少,但中國以間接稅為主的稅制決定了絕大部分的稅收都來源于企業,總稅收收入中企業繳納部分達到90%左右,這是造成企業稅費負擔偏重的重要原因。
從主要稅種來看,中國涉及企業稅費目錄超過10種,其中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3種占比較大。根據2016年的稅收數據,企業所得稅、增值稅、營業稅分別占總稅收的比重為22.1%、31.2%、8.8%,合計占比達到62.2%。美國稅制體系中間接稅所占的比例很小,企業稅負主要是公司稅(類似于企業所得稅)1種,占稅收總額的比重為16%。
從企業稅費來看,除了繳納所得稅、增值稅、消費稅等稅收之外,中國的企業還要在此基礎上繳納約13%的附加稅費,包括約7%的城市維護建設費、5%的教育附加費和1%的防洪費等。
根據世界銀行測算,中國企業的總稅率(企業納稅總額與政府收費占企業利潤的比例)遠遠高于美國的總稅率。2016年中國企業總稅率為68%,在全球190個經濟體里稅負排第12位;美國企業的總稅率是44%。
除了稅費負擔以外,國內制造業還面臨勞動力、土地價格上漲,產能、資源約束。企業成本不斷上漲,投資效率持續降低,固定資產投資總額已經超過形成真實資本總額的47%,也就是接近一半的投資支出難以形成資本。2016年民間投資出現斷崖式下滑,民間投資中接近45%是制造業投資,表明制造業增長壓力很大。
4.中國個稅結構簡單粗放
由于稅制的差異,美國個人稅在財政收入中所占比重很大,大部分年份占比在45%-50%。中國個人稅貢獻很小,占比在6%-8%。雖然從稅收總量上來看美國的個稅負擔高于中國,但是美國居民享受的社會福利遠遠好于中國,意味著個稅的返還力度很大。
美國在確定應稅所得時規定了許多詳細的所得扣除項目,主要包括商業扣除和個人扣除,例如納稅人的子女撫養、65歲以上老年人贍養、傷殘人員抵免等等都可列為抵扣項目。綜合考慮社會福利效應,中國的個稅負擔未必低于美國。
除了社會福利效應以外,美國個稅結構很豐富,具有很強的“均貧富”作用,而中國的個稅結構過于單一。美國開征的個人稅種主要包括個人所得稅、財產稅、遺產稅、財產贈與稅等。中國開征的個人稅種主要是個人所得稅,沒有資本利得稅,也沒有開征財產稅、遺產稅、財產贈與稅等稅種。
相較而言,中國的個人所得稅主要針對工薪階層的工薪所得進行嚴格征稅,針對富人的投資所得稅、房產稅、遺產稅、財產贈與稅等缺失,制度漏損比較大。對于廣大工薪階層而言,中國的個稅負擔顯著高于美國。
5.中國非稅收入遠超美國
雖然近幾年加大清理各類收費的力度,由于收費主體多元化嚴重現象,難以有效約束,非稅收性收入快速增長。即便經濟增速逐漸下降,各年度的非稅收入增速都在2位數,非稅收入占財政收入比重逐年上漲,2016年達到18.3%。非稅收入主要包括專項收入、行政事業性收費、罰沒收入和其他收入,名目繁多的收費項目是中國企業和個人感覺稅負較重的重要原因。
美國的非稅收入主要是各類收費,包括行政性收費、機場、公園等公共設施使用費等,并且非稅收入都要納入預算管理。非稅收入在美國財政收入中的占比較低,各年度較為平穩,在略低于5%的水平,比重比中國的1/3還低。
三、我國稅制改革建議
雖然減稅在短期會減少財政稅收,但可以起到“放水養魚”的作用;不但能夠為實體經濟創造更加良好的營商環境,激活實體經濟內生動力,而且可以逐漸擴大稅基。從中長期來看,隨著“拉弗曲線”效應的顯現,降低稅率反而有助于稅收的增長。最近美國的減稅政策對中國的全球競爭力來說又是一大外部壓力。中國有必要重新審視稅費體制,從戰略高度謀劃新一輪稅改,以重塑我國的全球競爭力。
1.根據經濟發展和轉型需要開展稅制改革
稅制結構的調整優化取決于經濟社會的發展水平和財政稅收的管理能力。我國人均GDP已超過8000美元,處于結構調整和增長方式轉型的關鍵時期,稅制結構也應相應改革。目前我國以間接稅為主、直接稅為輔,適合于中低收入的發展中國家階段,現行的稅收體制已經對經濟社會轉型發展形成明顯的制約。
未來改革的方向:
一是逐漸降低間接稅比重,應從目前90%的比重逐漸降低至70%以內。只有宏觀稅收結構得到合理調整,降低間接稅,才能真正起到對生產環節的減稅作用。
二是隨著居民收入水平、生活水平的提升、貧富差距的擴大,應加大直接稅比重。當前我國很多適合直接稅征收的領域處于真空狀態,征收空間很大。直接稅具有相對公平、合理的特點,有利于發揮稅收的宏觀調節作用。
三是調整優化中央稅和地方稅結構。加強中央財政對經濟不發達地區的支持,提升地方財政靈活性和有效性,應提高中央稅、地方稅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重,降低中央與地方共享稅收入占全國稅收收入的比重,明確劃分財權事權,提升透明度。
2.減少收費項目,降低非稅收入比重
我國企業收費項目繁雜,增加了企業經營成本。近年來非稅收入增長較快,占財政收入的比重超過美國非稅收入比重的3倍多。應進一步加強各項收費項目整治清理工作,通過法律規范相關的收費項目。取消重復收費項目和各級部門行政管理權限開征的收費項目;具有稅收性質的收費項目要開展費改稅;確實需要保留的收費項目要嚴格通過法律法規加以規范。各地方亂收費、亂罰款、亂攤派現象屢禁不止的根本原因是地方稅的改革相對滯后。
為了發展地方經濟和其他各項建設事業,需要地方財政的大力支持。由于稅制改革滯后,不利于增加地方財政收入,為了籌集經濟社會發展所需要資金,地方政府融資需求和收費趨向較強。因此,需要加快地方稅費改革步伐,例如排污費改為環保稅。
3.大幅降低企業稅費負擔
近年來出臺大量減稅降費措施,但企業普遍反映稅負感仍然很重,主要在于企業經營綜合成本走高以及稅費結構改革不徹底兩方面原因。在現行稅制下,無論企業盈利狀況如何,即便是虧損,也都需要繳納增值稅,再加上各類收費、基金、亂攤派和亂罰款等,加重了企業的稅負感。
在經濟繁榮時期企業的稅負感往往不強,當前經濟下行疊加各類要素成本的上漲,企業稅負感重的問題明顯凸顯出來。未來有必要在以下幾方面進行調整:
一是降低企業所得稅率。在國際降稅新潮流下,降低企業所得稅稅率已是迫在眉睫,企業所得稅法修改應實質性推進。
二是降低增值稅率。增值稅稅率從4檔簡并為3檔,仍是不夠的,應進一步降低營改增之后的稅收強度。
三是減少合并間接稅項目和收費項目。涉企收稅項目繁多,不完全統計就有10多項,加上各類收費項目,至少有幾十項,應減少簡化。
四是改善營商環境降低綜合成本。完善市場機制,從企業實際出發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用地用能成本、融資成本、物流成本等綜合成本。
4.開展個人綜合所得稅改革
全球大概有80%以上的國家對個稅采用綜合所得稅制模式,中國屬于少數采取分類所得稅制的國家。個稅改革方案經過多年來的討論研究,目前仍未見實質性推進。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個稅改革已迫在眉睫,需要增強個稅均貧富的能力,起到“提低、擴中、限高”的作用,促進中等收入群體成長。
一是實行綜合所得稅制。對納稅人的各種收入的應納稅所得進行綜合征收,擴大減除費用范圍和標準,將家庭教育支出、醫療費用、房貸利息、房租等設置成獨立的扣除項目,在稅前扣除。
二是提高個稅起征點。在現行的個稅體制下,最容易征收的是工資薪金。3500元的起征點仍然偏低,稅負承擔最重的是中等收入者和一、二線城市的工薪階層,不僅加重了個人負擔,還影響消費支出,應盡快上調。
三是研究制定調節能力強的各類稅種。加快研究制定財產稅、房地產稅、遺產稅、贈與稅等,不但增強稅收的貧富調節能力,還能一定程度彌補企業減稅降費帶來的財政收入減少。
(本文作者介紹:交通銀行首席經濟學家。中國金融40人論壇成員和理事。)
責任編輯:馮夢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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