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賈康

　　中國的增長空間對于全世界各個經濟體來說，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之所在。中國增長空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會提供一系列的機遇。

賈康：中國經濟增長空間仍居世界第一

　　新常態標志的是一個合乎規律的必然到來，而且現在已經在演變過程中的階段轉換。它的“新”大家已經清楚，但是這個“常”還沒有實現。我們已經確切無疑地告別了GDP年均增長水平達到兩位數的高速發展階段，兩位數的發展最后一次出現是在2010年中國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后。

　　中高速增長新階段的到來，其實符合一般經濟體從世界范圍來看的發展規律。中國在前幾年已經進入了中等收入階段，各個經濟體總體來說和中等收入階段對應的增長速度狀態不可能再是高速的，中國也是合乎邏輯地轉到了中高速。這是新常態的“新”之所在，它是直觀的現象。

　　中高速的情況下中國社會還會經歷一系列演變，比如說中國在中等收入階段，按照意愿和可能性來說要把整個社會發展成“棗核形”的結構，就是中產階層要不斷地培育、成長，變成社會中間的主體。現在中國社會結構如果從收入不同階層來看總體來說還像個金字塔形，以后底座的部分要慢慢收攏下來，所謂弱勢群體的比重越來越少，特別成功的富裕階層比重也不能夠多么超乎一般經濟體的常規，兩頭比較小的同時，中間的中產階層一定會按照成長的趨勢提高它的比重。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們的奮斗目標。“新常態”要“常”在打造經濟社會發展升級版、提高中高速增長質量的平臺上。這個增長平臺對接著中國全面小康社會的建成，一直延伸到現代化“中國夢”的戰略目標上。

　　新常態的三個關鍵詞

　　新常態的第一個關鍵詞是“中高速”。認識宏觀經濟層面從這樣直觀的角度再往下看就要說“常”。“常”是要在階段轉換之后完成一個探底，然后使整個增長態勢企穩，企穩之后對接的應該是一個盡可能時間段比較長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學界在這方面有明顯的不同意見，最樂觀的林毅夫教授仍然在堅持，他更強調的是如果中國的改革和結構調整做得好，中國經濟應該還有20年8%左右的增長期，他用的是國際比較，也有一大套他的論據。更多的研究者傾向于不能樂觀，看低的也有認為中國幾年之內就要跌落到5%~6%區間的看法。我倒不太看重到底是6%左右、7%左右還是6.5%左右，關鍵是速度穩住后一定要有增長質量提高的“升級版”特征。

　　第二個關鍵詞應該是跟著中高速強結構優化。在直觀的經濟增長速度下調之后，這個“常”要落到增長狀態上最關鍵的結構優化。后面跟著的，實際上就是我們所說的“實質的追求在于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而經濟增長質量提高落到人文主義立場上就是要使社會成員、老百姓（44.260， 0.23， 0.52%）生活追求中，能夠按照他們的意愿得到實惠，而且這個實惠可持續。這第二個關鍵詞，顯然會帶來一定的挑戰。結構優化談何容易，市場怎么樣發揮優勝劣汰的作用，政府怎么樣更好地發揮作用？這里有一系列的問題需要在打造升級版的過程中間處理好。

　　跟著就要延伸到第三個關鍵詞，就是“創新驅動”。我的理解，服務于新常態的“常”能夠形成，要依靠現實的創新驅動，功能就是對沖下行壓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穩的過程中間，通過創新形成結構優化，打造升級版中一系列上行因素的組合。新的動力、新的上行因素在對沖下行因素之后，不光是形成一個穩定的中高速增長平臺，而且使結構優化進一步促進生產力解放，能夠在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路徑上，在繼續發展的過程中體現出潛力、活力的釋放，使整個宏觀發展態勢帶有升級版的特征。

　　這方面如果再簡要概括一下，我認為有3個層次的創新是顯而易見的，一是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四中全會全面改革頂層規劃——三中全會60條中336項具體的改革操作任務對接到四中全會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化、現代化特征。在頂層規劃布局下能不能攻堅克難、推進改革，這叫制度創新。制度創新打開的是另外兩個層次——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空間。

　　管理創新和技術創新并不完全依賴于制度創新，但是從宏觀層面上我始終強調中國因為經歷的是經濟社會轉軌，在決定意義上是以制度創新打開潛力、活力釋放的空間，使我們這樣的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的過程中間還能夠守正出奇，能夠在中國和社會其他經濟體良性互動中尋求命運共同體式共贏，在多贏的和平發展過程中體現出中國的后發優勢——在一系列的領域里爭取通過一步一步的追趕，最后走到前沿。

　　中國還有很多張“好牌”

　　我認為中國現在手里可以打的牌，還是有多張好牌的。比如說有效投資，對應的是中國社會現在大量的從基礎設施到服務業發展，到民生改進、公共工程等一系列的具體事項。現在正積極推進的PPP（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實際上是把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圍內，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來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進的硬件支撐，它會在中長期支撐中國發展的后勁和升級版的打造。

　　如果這些項目稍微選擇一下，比比皆是，如中心區公共交通體系的升級，各種各樣功能區改進、生態環境的保護，新中心區建設里邊大量的事項。它需要的是什么？就是現在被人們稱為中國過剩產能代表性的領域：鋼鐵和水泥。當然還需要有勞動力和基本的管理力量及技術力量。

　　中國的生產要素在自己統一市場的眼界之內，以及和世界其他經濟體互動的眼界之內都不缺乏，很多主要要素被指責為現在處于過剩狀態，如果比較快地組織一批有效投資，我認為會相當迅速地把一些過剩產能轉為有效產能。這里邊可體現為結構優化和適應現代化的需要。這里邊必須處理好投融資的問題，畢竟有時間差，很多公共工程要建設兩年三年，甚至五年八年，然后效益才能體現出來。怎么處理好這里邊的銜接？這又是對科學決策的考驗，但畢竟空間在、機遇在。

　　此外，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現在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宏觀經濟的走勢要繼續完成認識、適應新常態的整個過程，打造升級版，提高增長質量。往前走確實會面對一些不確定性。到底我們這樣全面的改革、全面的法治化能不能夠如愿推進？有種種的挑戰、難度和考驗。但畢竟跟挑戰、考驗而來的是種種的機遇。如果從“事在人為”的角度來說，我們更多看重機遇。如果從發展的角度、宏觀經濟總體態勢來說，中國一定能夠避免所謂“崩潰”“斷崖式下跌”。

　　中國的增長空間對于全世界各個經濟體來說，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之所在。中國增長空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會提供一系列的機遇，后面跟著是中國現在已經有基礎的由收入增長支撐起來的消費浪潮。中國的宏觀經濟大的框架雖然有不確定性，但能夠看到與潛力相伴隨著的機遇、考驗和發展的空間。

　　(本文作者介紹：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院長、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