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梁建章 陸銘
限制外來人口即便對于北京人來說,也是弊大于利。 就像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川普的移民政策對于美國不利,我們更沒有理由限制本國人口的自由流動。
上任剛七天,川普就發布總統令禁止包括伊朗、敘利亞等七個穆斯林國家的人進入美國,同時還在醞釀宣布更加嚴厲的移民政策。此舉目前引起了美國主流媒體的普遍反對,尤其高科技公司更是反應強烈。
川普推出如此激進的移民新政,理由是為了符合他在選舉時提出的美國優先的價值觀,邏輯基礎是——“限制移民,可以把工作機會留給美國人,讓美國人過得更好”。但事實真是這樣嗎?那么如果用同樣的邏輯推演,限制戶籍就能使得上海和北京變得更好嗎?
反對這次的川普限制穆斯林新政的過程中,很多高科技公司的大佬沖在了第一線。比如Google的創始人在反對川普時,直接強調自己原本就是難民。另外眾所周知的是,已故蘋果創始人Steve Jobs的父親是個敘利亞留學生。事實上,對于美國高科技產業的強盛,移民功不可沒。在硅谷,有一半的高科技企業是由移民參與創辦的,美國的科學工程的博士一半是移民。如果美國沒有這些移民,美國的創新力一定會大打折扣。
同樣,中國大城市的活力,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賴外來人口。深圳是外來人口最多的城市,于是成為最具創新活力的城市。在其他的一線城市中,科技和文化創新產業也都集聚了來自全國的優秀人才。但是,中國現在限制大城市發展的政策,使得土地供應不足,導致房價高企;同時也使得教育資源供應不足,導致入學困難。總體而言,就是抬高了優秀人才進入大城市的門檻。舉例來說,在上海,一個大學畢業生,即使在像攜程這樣的高科技公司工作,也很難在上海入籍買房,也難以確保子女能夠分享當地的教育資源。這樣的戶籍政策,阻礙了大城市的人才集聚效應的發揮,明顯不利于創新產業的發展。
在川普的支持者那里,也許會強調目前移民政策主要目的是限制難民和一些低收入國家的低技能勞動力,他們認為這似乎不會影響創新力,而且可以把更多的中低端就業機會留給本國人。但對于一個城市乃至國家來說,不僅需要金字塔尖的高科技人才,同樣還需要掌握各種技能的多層次人才。在北京、上海或者深圳,每引進一個高科技人才,往往會隨之產生對于保姆、保安、廚師、快遞和專車司機等職業服務的需求。如果把保姆、專車司機都趕走了,那么大城市的生活成本就會隨之上升。最近在上海和北京,久違的“打車難”現象又回來了,這個結果恐怕與專車新政趕走外地專車司機不無關系。
有人會說,倘若沒有戶籍和限購的政策,那么北京還不擠癱了。北京的擁擠和高房價不是因為沒有土地,而是城市規劃滯后和土地供應不足的直接后果。 北京的道路面積和軌道交通密度都遠遠小于其他國際大都市如紐約、倫敦和東京。舉例來說,北京的土地面積遠遠超過大東京地區,但是,大東京地區的人口卻遠遠超過北京,而且東京的交通和環境都是一流的。 中國也不是沒錢建設大城市,大城市的基礎設施的投資回報要遠遠高于西部的投資。中國大城市戶籍政策的根源是限制人口流動的落后觀念。 和同樣發展水平的國家比較,中國的城市化率偏低,大城市偏小,城鄉之間的貧富差距巨大,這些都是和戶籍制度有直接的關系。
有人說,不能把移民政策和國內的戶籍制度類比,因為國際移民和國內移民不一樣。但實際上,限制國內流動更沒有道理。因為即便戶籍制度是有利于北京人的話, 但是從全國人民的角度來講,戶籍制度是犧牲了更多的外地人的利益,把農民工從大城市趕走,可能斷送了他們脫貧最好的機會。川普可以以美國人民利益為名,不管敘利亞難民的死活。但是北京可以不顧外地人的利益嗎?北京不是獨立的國家,北京的繁榮是因為匯集了全國的優質資源,從道義上,北京不能只考慮自己市民的利益。正因為如此,幾乎沒有主權國家,允許地區歧視性的戶籍政策。
況且,正如前面所說,限制外來人口即便對于北京人來說,也是弊大于利。 就像幾乎所有主流經濟學家都認為川普的移民政策對于美國不利,我們更沒有理由限制本國人口的自由流動。
(本文作者介紹:攜程旅行網聯合創始人、董事局主席、首席執行官)
責任編輯:鄭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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