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周天勇

　　中國30多年來發展的實踐和歷史證明，沒有意識觀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沒有扭轉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關鍵時刻將其翻轉為上行。

　　國內外許多人士在觀望中國共產黨“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深化體制改革大業，會不會停頓下來。我認為，這種擔憂可以放心。

　　春節過后，給出了一個強烈的信號：2月6日上午召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第三十二次會議，習近平總書記主持，他指出，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是抓改革的關鍵，要把改革放在更加突出位置來抓，不僅親自抓、帶頭干，還要勇于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做到重要改革親自部署、重大方案親自把關、關鍵環節親自協調、落實情況親自督察，撲下身子，狠抓落實。

　　我認為，今天我們遵循的仍然是當年鄧小平同志“不爭論、求實效、推改革、搞開放”的路徑。中國國民經濟增長率從2007年的14.2%下降到2016年的6.7%，已經持續了9年之久。我們遇到了新的問題：人口少子化、老齡化和經濟主力人口收縮，人口增長速度低迷，致使經濟增長速度也因之而下降；傳統工業化提前結束，生產過剩，發生了擠出性的產業轉移；以往是儲蓄率高，投資強勁，現在是高杠桿，投資領域縮小，資本還過剩。

　　對外開放中，過去是出口強勁、資金和技術凈進入、服務業貿易逆差小，開放推動經濟增長，今天則發生了資本凈流出、產業凈轉移、出口增長乏力、服務貿易逆差加大等新情況；而世界反全球化和民粹主義的抬頭和漫延，對中國的對外開放和經濟影響也增加了不確定性。

　　如果不能扭轉，任其下去，會帶來一系列經濟增長速度進一步深度下滑，財政收入吃緊，養老金缺口增大，金融體系壞帳增加，失業問題嚴峻，實現共同富裕的難度也將加大。怎么辦？我們每一次在國民經濟困難時沖出重圍，都得益于堅決推進改革。

　　改革開放以來，每一次經濟增長速度進入L型下行通道時，將其變化為J型的上行，都是由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扭轉的。

　　第一次20世紀80年代初開始的國民經濟J型高速增長，是20世紀80年代初黨和國家工作重心轉到經濟建設上來，農村體制改革，城鎮適當放開個體經濟發展，國有企業放權讓利，東部地區興辦出口加工區等改革開放啟動的。

　　第二次90年代初國民經濟J型高速增長，是確立市場經濟改革方向，進一步明確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允許外資在中國投資興辦企業，上海浦東、沿江沿邊內陸等進一步開放引發的。

　　第三次21世紀初國民經濟的J型高速增長，則是由加入WTO倒逼國內改革，大規模清理文件，制造業準入全面開放等發動的。結論是，對于國民經濟長期性下行的扭轉，從30多年的歷史看，只有突破性和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才能扭經濟增長下行翻轉為上行。

　　其次，每一次突破性的改革開放，其推進國民經濟增長速度的動力不可能永久持續下去，從規律上講，存在著邊際動能遞減和最后消失的客觀趨勢；如果沒有再一次突破性大力度的改革開放，想起動新一輪J型國民經濟增長，是不可能的。

　　如分田到戶、聯產承包，對于突破當時集體經濟的吃大鍋飯和低效率有著決定性的作用，但是，隨著農業的現代化、市場經濟和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鎮及非農業流動，其邊際動能就遞減，甚至到最后釋放完畢。這時，國民經濟增長速度放緩，速度到倒U型最高點，再掉頭下行。

　　再次，在周期性下行時，財政和貨幣政策的刺激，只是起暫時的提升作用，不可能有將經濟從L型翻轉為J型扭轉乾坤式的作用。

　　如2008年開始的經濟增長下行，2009年在貨幣方面加外幣貸款，比上年新增貸款10.5萬億元；財政政策上，中央政府擴大了赤字和增加了國債及投資項目，各地各層政府也加大了融資平臺債務擴張和建設項目，使經濟增長速度在2009和2011三年間提升外，甚而，2012年又開始下行，一直到2016年上半年。

　　第四，雖然改革開放30多年來技術進步對國民經濟增長的貢獻越來越大，但每一次國民經濟J型增長，與20世紀后期美國信息高速公路、大數據、智能制造、新能源等革命性突破不同，不是由顛覆性技術進步和革命性新產業發展啟動的。

　　從現有的文獻研究看，改革開放后的前10年中，裝備技術的引進，舊生產能力的技術改造，也即對國外進來的技術的學習、模仿和應用，對國民經濟增長也出現了一個J型推動的作用。但是，到了中期10年左右，轉變成了資本規模和數量型投入推動的增長；后期10年左右，仍然是資本和資源型投入推動為主，雖然在一些重大技術進步方面有所啟動，但是經濟增長總體上由技術和產業創新效率推動的權重還是在下降。

　　2008年開始，國民經濟增長速度一路下行，2012年破8%，2015年破7%，期間我們也在一些技術進步方面取得了重大進展，但是，在總體上沒有形成顛覆性的技術突破，沒有成為中國新一輪產業革命的引爆點，國民經濟增長下行也沒有得以扭轉，迎來新一輪的S型增長。

　　第五，從改革開放以來國民經濟三次下行到上行增長的更替，即前一次S型增長乏力，需要有新一輪的S型增長啟動。

　?。?）1978年，我們討論的是，是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搞階級斗爭，還是要發展經濟？是廢除人民公社，傳統的農村集體經濟，分田到戶，聯產承包，還是堅持社隊體制？工業都由國家辦，還是讓農村也辦一些集體工業？是擴大國有企業自主權，還是將企業變成一個國家生產的車間？是搞一點市場分配資源和商品，價格有一些由市場供求決定，開個雙軌制口子，還是全部都搞計劃經濟？是允許一些個體經濟存在，還是不讓他們存在？

　　建不建立出口加工區，實行特殊的政策，計劃外搞點來料加工、出口創匯，還是全國大一統，不允許東部沿海這樣做？是我們解放思想，轉變了固守過去體制的觀念，才實現了文革10后國民經濟處于崩潰邊緣，由改革開放啟動了現代意義的國民經濟第一輪的J型高速度增長。

　　（2）1989年后的一段時間里，經濟增長速度在下行，卻發生了公有制比重變化、經濟領域和平演變、效率與公平誰為先后、計劃多少為好等問題的爭論。面對這些思想和理論領域的回潮，面對國際上1989年后對中國各方面的壓力特別是經濟制裁，黨中央并沒有后退到一大二公、計劃經濟和重新閉關鎖國的體制上。

　　1992年鄧小平同志南巡講話，講發展是硬道理，確定要建立社會主義市場體制，鼓勵個體和私營企業大發展，放開外資企業準入，設立特區和浦東開放。實際也是20世紀80和90年代之交，國民經濟衰退的關鍵時刻，又一次實事求是、解放思想，逆勢而上，啟動了第二次力度更大的突破性的改革開放。沒有第二次解放思想，就沒有20世紀的90年代新一輪的國民經濟高速度增長。

　　（3）20世紀90年代后期，遭遇亞洲金融危機，國企壞帳增多重組、冗員下崗分流，經濟增長速度又進入一個下行時期，美國對中國在國際政治、外交和貿易等方面的敵對也日益加重，10多年加入WTO的談判曠日持久。怎么辦？恰好2001年美國遭遇911恐怖襲擊，美國需要中國支持反對全球恐怖主義，中美關系迎來一個自1989年后的改善機遇期。

　　美國主導的WTO談判，讓中國在2011年末，正式成為國際貿易組織的成員。實際，那時也引起了為什么要按照資本主義國際市場經濟規則進行體制和法律方面的改革，加入WTO后會不會對民族產業產生沖擊，市場和經濟的開放會不會影響中國政治經濟的安全，WTO談判的一些條款是不是賣國等等焦點問題的激烈爭論。

　　有學者還責難，加入WTO是中國全面資本主義化的倒退。然而，我們對此也是思想解放，采取了理論上不爭論，實際上實施了更深入地融入全球化進程的開放戰略。從加入WTO的結果看，我們實現了國民經濟21世紀初的J型高速增長的啟動，并有了10多年之久的高增長時期。

　　中國30多年來發展的實踐和歷史證明，沒有意識觀念上的思想解放，就沒有扭轉乾坤式的大力度的改革開放，也就不可能在每一次經濟增長速度下行的關鍵時刻將其翻轉為上行。

　　2013年以來，我們大力度地反腐，形成一個風清氣正的社會，創造更好的營商環境，已經大見成效。這種急風暴雨式的滌蕩，已經告一段落。今后這方面的任務是制度化、常態化、穩固化。從大規模運動清腐，到制度管腐防腐。

　　我們面臨著復雜的國內外經濟形勢，受到各大國之間激烈的經濟競爭和博弈，國內的許多經濟問題也急需解決。把中國自己的事做好，經濟發展，仍然需要貨真價實的經濟增長，這無疑是中國辦好一切事情的基礎。

　　國民經濟沒有活力，創業創新沒有動力，企業經營沒有效率，技術不能日新月異地進步，產業沒有顛覆性技術推動的革命，再大再高的大廈也會坍塌。

　　人民富裕幸福、公共服務加大、生態環境恢復、國家安寧強盛、中華民族復興等等，需要經濟健康發展與科學的對外開放。而發展和更高層次的開放，離不開各方面體制的深化改革。

　　雖然各有各的難事，但是世界各主要國家，特別是大國，在技術進步和經濟發展方面都在跑步，我們不進則退，也沒有退路。唯有改革，是一條突出重圍、跨越陷阱、推動發展、謀求復興的出路。

　　我這里引用會議新聞稿的主體詞和兩段話：要抓關鍵問題、抓實質內容、抓管用舉措。

　　第一段話：黨政主要負責同志抓改革，具有重要示范作用，要以上率下，真抓實干。黨中央關于改革的精神要第一時間傳達貫徹，黨中央部署的改革任務要積極部署落實，黨中央提出的重大改革問題要認真研究解決。

　　要在研究改革思路上發揮主導作用，把住重要改革方案的質量關，把黨中央要求和地方部門實際結合起來，抓關鍵問題、抓實質內容、抓管用舉措，不做華而不實的表面文章。要把調研貫穿改革全過程，做到重要情況、矛盾問題、群眾期盼心中有數，對改革舉措成效如何，要刨根問底，掌握實情。

　　第二段話：改革越向縱深推進，遇到的硬骨頭越多?？礈柿说氖虑?，黨政主要負責同志要敢于拍板、敢于擔當，堅定不移干。對一些重大改革，其他層面協調難度大的，要敢于接燙手山芋，加強統籌協調，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營造良好氛圍。各地區各部門要發揮深改領導小組作用，重要改革和重大事項要集體研究、集中部署，各方面改革工作要定期會商、及時通氣。

　　作為一個學者的解讀，其強烈的具體信號是：要用組織路線保證改革的實施，要各部門和各地黨政一把手負責，改革推進慢和不推進改革的可能被換人；改革要有擔當精神，要突破最難的體制改革；改革要部門和條塊間配合并有整體性，大的力度和方向不能在細化時被弱化和轉向；對以往的改革效果進行評估，走樣和效果差的，對方案設計、可行性評價、改革實施等環節和部位，進行追責。

　　總之，通過深化改革、推動經濟增長，我們已經在組織上安排好了，在工作方面騰出精力了，這事要作為今后五六黨的中心工作，堅定不移地真干大干了！

　　(本文作者介紹：中共中央黨校國際戰略研究所副所長、研究員。公眾號天勇看經濟zhouty-tj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