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機構 秦朔朋友圈 作者 秦朔

　　若干年后，中國城市可能出現類似中國乒乓球隊那樣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國拿名次難”的局面。中國的一線，我們假定只能在5個以內。除了北上廣深，下一個是誰，我覺得是杭州。

　　經常在國內外出差、交流，讓我對不同城市產生了很多直觀印象。“城市”是中國過去幾十年“制造”的最大產品，它通過各種要素資源的空間集聚，提升經濟效率，提高人民福祉。

　　城市化、工業化是貫穿中國發展的基本動力。中國的城市化率從1978年的17.92%增長到2015年的56.1%，數億人從農村到城市的遷移，創造出了更多的勞動價值，這是中國增長的根源之一。

　　與此同時，目前中國居住在城市的7.7億人口中，大約有2.4億左右沒有城市戶籍，進城不落戶。他們在教育、醫療、社保、住房等方面，不能和戶籍居民有同等待遇。這是中國增長的另一面，即在以人為本的方向上欠債的、沒有和城市建設更加同步的那一面。所以“十三五”規劃再次明確提出，推進新型城鎮化要堅持以人的城鎮化為核心。

　　在中國城市高速發展了幾十年后，在以人為本的新型城鎮化背景下，未來的“城市中國”會有哪些新的看點？我會嘗試從“世界城市”的角度作出回答。

　　我的基本看法是，由于在未來十年內中國不出意外將成為世界最大經濟體，且目前每年創造的GDP增量已經是全球第一，所以中國一些城市的經濟規模必將在世界城市中位居前列。美國有十多座“世界城市”，分布在東西海岸、中北部、中部、南部，具有世界性的影響力。中國未來也會出現類似的情形。這要求中國的城市建立新的“世界觀”，盡早把自己放在世界城市的角度，展開新思考，促進新發展。城市服務于人，也依賴人，“世界城市”要建成，也離不開人的現代化，和向著世界市民、世界公民方向的努力。　　

　　中國會涌現出怎樣的世界城市？

　　根據日本權威城市排名機構“森紀念財團都市戰略研究所”的發布，2015年世界城市綜合競爭力前四位依次是倫敦、紐約、巴黎、東京；香港、上海、北京、臺北分列第6、17、18位和32位。該排名涉及全球40個城市，亞洲、大洋洲13個，歐洲16個，北美洲9個，非洲1個，南美洲1個，使用6類指標：經濟、研究和發展、文化互動、宜居、環境和交通方便。上海、北京排名不高的一個原因是，在環境單項排名上墊底。

　　在JLL(仲量聯行)全球300城市排名上，按照經濟規模，中國入選的城市超過10%，上海、北京、深圳、廣州、天津、蘇州分別排名第6、11、21、22、31和32。對照一下這個區間的美國城市，分別是紐約(2)、洛杉磯(4)、芝加哥(10)、休斯頓(12)、華盛頓特區(16)、達拉斯(18)、舊金山(25)、費城(29)和波士頓(30)。如果看商業吸引力，前50名，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分別排第8、9、29和41，同區間的美國城市有15座，分別是紐約(2)、洛杉磯(5)、芝加哥(7)、華盛頓特區(11)、亞特蘭大(13)、達拉斯(14)、舊金山(15)、休斯頓(18)、波士頓(21)、費城(35)、西雅圖(37)、邁阿密(38)、丹佛(39)、鳳凰城(48)、明尼那波利斯(50)。

　　在中國從事研究的機構對中國城市的評價更高。麥肯錫在2012年預測，到2025年，當時世界城市的前600名陣容將發生顯著變化，有136個發達國家的城市將會跌出排名，取而代之的是發展中國家的城市，屆時中國將有151座城市躋身世界前600城市。該研究預測上海、北京將與紐約并列成為世界上未來發展最快的“三巨頭”，深圳在GDP、GDP增速、總人口、家庭總數和年收入2萬美元以上家庭數等指標方面，將躋身全球前25大城市行列。

　　在我看來，世界城市有三種類型，一種是綜合影響力意義上的世界級城市(world class city)，一種是經濟和人口規模意義上的世界城市(world city)，一種是特色型的世界城市，如風景名勝、奧運會舉辦地、歷史文化名城等。在三種方向上，中國城市都大有可為。

　　中國有沒有、會不會出現世界城市、世界級城市，這不是問題。問題是，中國會涌現怎樣的世界級城市？涌現出多少世界城市？

　　走在最前面的無疑是上海。上海市委剛剛審議的《上海市城市總體規劃(2016—2040)(送審稿)》體現了這方面的新思維。這個總規給我比較深的印象有三點：一是將上海的城市愿景確立為“卓越的全球城市，令人向往的創新之城、人文之城、生態之城”，在原有的四個國際中心之外又增加了“科技創新中心和文化大都市”，體現出上海對世界城市的理解是綜合的、全面的世界級城市，而不是經濟這個單向度的；

　　二是強化自我約束，提出“到2040年實現規劃建設用地‘負增長’。全市建設用地總規模從上一輪規劃確定的3226平方公里，削減到3200平方公里，并提高公共服務設施和生態用地比重”，其中的200平方公里還要作為“留白”，上海還提出在2040年將PM2.5濃度控制在20微克/立方米左右。這些指標顯示出上海所追求的發展模式不是“吃光用盡”、“見縫插針”的外延擴張，我們沒有聰明到能夠代替子孫后代把所有東西都規劃好的程度；

　　三是“上海2040”有一些特別具體的以人為本的反映，比如將中央商務區(CBD)改稱為中央生活區(CAZ)，更突出人的體驗和活動；建設城市副中心布局，城市副中心的公共資源也參照大城市標準，打破原來的層級式城郊布局；恢復禁行道路的非機動車通行權，同時突出綠道建設，設置騎行、步行、復合三類慢行道，形成總長度逾2000公里的慢行休閑骨干網絡。

　　這三個方面的共同指向，是通過創新實現城市價值的提升，讓城市真正成為人的城市，不只有經濟、而且有生態和人文的城市。北京新的城市總體規劃要到今年底才能出來。到時我們可以比較一下京滬的異同。

　　除了上海、北京這樣的世界級城市，中國應該還會有十幾座城市，在成為中國的區域中心的同時，也躋身世界城市的行列。中國也會有一些城市(如西安、桂林、敦煌)，依靠獨特稟賦成為特色型的世界城市。

　　從世界城市角度看中國一線城市

　　如果不計算香港、臺北的話，北上廣深一直被看作是中國的四座一線城市，因為它們的GDP一直是中國最前列。而假如是從世界城市的角度來看待這個問題，也就是在經濟之外還要考慮國際影響力和鮮明的城市特色，一線城市會不會有變化？

　　中國目前GDP在1萬億以上的城市有10座，分別是上海、北京、廣州、深圳、天津、蘇州、重慶、武漢、成都、杭州。南京、青島的GDP分別是9600多億和9400多億，很快也會進入“萬億城市俱樂部”。之后是長沙、無錫、佛山、寧波、大連、鄭州、沈陽和煙臺。我認為，這20座城市的前12座基本都是世界城市候選對象，后面8座距離比較遠，但也不是沒有希望。

　　若干年后，中國城市可能出現類似中國乒乓球隊那樣的“在世界拿名次容易，在中國拿名次難”的局面。中國的一線，我們假定只能在5個以內。除了北上廣深，下一個是誰，我覺得是杭州。

　　雖然單就GDP總量，杭州還只是中國第十。杭州的自然稟賦不必說，G20峰會大大提升了杭州的世界性影響力，接下來杭州還有2022年的亞運會。在國內大城市中，杭州是屈指可數的連續五個季度保持兩位數增長的城市，目前第三產業比重接近60%，中國民營企業500強的10%以上是在杭州的企業。

　　杭州市長張鴻銘說，G20峰會給杭州帶來了巨大的發展紅利，“第一，杭州在全世界的知名度得到了極大的提升。現在大家一提到杭州，不用再介紹這是離上海多少距離一個地方，杭州就是杭州；第二，峰會以后，杭州正逐步成為人才的洼地，各路精英、海歸人員、高端人士向杭州集聚；第三，現在很多企業、很多外資都愿意到杭州來投資發展。”

　　杭州的政策紅利還包括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國家自主創新示范區。張鴻銘說，“杭州有1個國家級的自主創新示范區，2個國家級的高新區，2個國家級的雙創示范基地，24個國家級的眾創空間，19個省級的特色小鎮，這些都是創新的載體。可以說現在杭州的創新在全國處于前列，除了北京、深圳，那就是杭州。”

　　杭州的企圖心毫不掩飾！但這可能正是其成功的原因。對比和杭州同為“天堂”的蘇州，我從來沒有聽到過“蘇州就是蘇州”、“不是距離上海多少距離一個地方”的說法，反而有不少蘇州官員說，蘇州更希望融入上海，借力上海。蘇州不是省會，它要受江蘇省的領導，吳文化和越文化的風格也有不同，經濟成分也有區別(江蘇國企成分遠多于浙江)，所以蘇州沒有杭州那樣的雄心勃勃和大膽想象。蘇州的GDP比杭州多40%，蘇州工業園區的生態環境可以說是世界一流，我對比過那里和上海張江，就生態論蘇州要好很多。可是，誰更像一線城市呢？我覺得是杭州。

　　從世界城市角度，我認為中國的一線城市應該是五座。上海、北京是一個層面，是世界級的(world class)，且經濟總量比后面的廣州、深圳、杭州要高出一個級別。這是一線城市的2+3結構。如果更注重城市的創新權重，則北京、深圳、上海是一個層面，深圳的創新能力是世界水平，而杭州、廣州在一個層面。這是一線城市的3+2結構。

　　創新是上海相對的短板。一位穿梭于京滬兩地的投資人對我說：“一年365天，上海比北京空氣質量好的日子有300多天。但是你看看中國200個、300個‘獨角獸’的排行榜，北京能占到46%、47%，北京就是‘天下’的一半。”

　　廣州仍是中國GDP排名第三的城市，但深圳、天津追得很緊。更重要的，自林樹森時代之后，廣州在打造突出的服務功能方面缺乏想象力、品牌抓手和戰略舉措。在林樹森那個時候，他竭盡全力打造了樞紐型的新機場、廣州港以及汽車工業，使廣州無論從功能還是產業體量上都保住了全國性中心城市的地位。到了萬慶良，既沒有真正的宏圖大志，也不務實。在廣州有投資的一家上海民企告訴我，他們在廣州已經簽約了，隔了大半年，萬慶良讓他們在上海的廣州簽約會上再簽一次。他們問我：廣州不是很務實嗎？怎么也玩虛的了？

　　北京、上海當然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廣州比不了。但廣州作為海上絲綢之路的發祥地，還是大有文章可做。要自己給自己“造牌局”，營造大空間大舞臺。或曰：像G20這樣的大項目都是國家定的，但不敢想、不敢提、不敢試，就連可能性也沒有了。

　　成都、重慶會不會成為一線城市呢？我的答案是，暫時不可能。成都一直希望成為“第四城”，現在看前五都難。這其中很主要的原因是城市主要領導人出現了問題。雖然未必真的在很大程度上影響經濟發展，但是從國內外影響力的角度，一下子就失了很多分。“重慶現象”一度全國聞名，我仔細對照過四座直轄市的財政預決算報告，重慶和京津滬的支出規模差不多，但本地財政收入差很遠，很大程度靠中央的轉移支付。中央給錢當然有效，但是城市內涵的提升，不是表面見效那么快的。

　　中國城市排名的變化說明了什么

　　中國重視排名，城市GDP排名、百強縣排名都如此。排名相當于一種品牌定位。

　　菲利普·科特勒說，品牌化的城市具有明顯的顧客利益，包括居民利益、投資者利益、旅游者利益、潛在顧客利益。一個建立了品牌的城市，對內對外都有很大的吸引力。

　　另一位營銷學界的權威凱文·凱勒在《戰略品牌管理》中指出，像產品和人一樣，地理位置或某一空間區域也可以成為品牌，城市品牌化的力量就是讓人們了解和知道某一區域并將某種形象和聯想與這個城市的存在自然聯系在一起，讓它的精神融入城市的每一座建筑之中，讓競爭與生命和這個城市共存。

　　最近，我翻看中國城市的GDP百強排名(2015年數據)，有一些有意思的發現：

　　省域四強擁有最強城市軍團。廣東、江蘇、山東、浙江擁有最多的全國城市百強。廣東21個省轄市有9個進入全國百強，江蘇13個省轄市全部進入全國百強，山東17個省轄市15個進入全國百強，浙江11個省轄市8個進入全國百強。廣東總量第一，但各地發展均衡程度不如江蘇。廣東、江蘇各有四個城市躋身全國城市前30，廣東是廣州、深圳、佛山(15)、東莞(22)，江蘇是蘇州、南京、無錫(14)、南通(24)。

　　經濟中心不一定是省會城市。不是省會城市而能躋身全國前20位的城市有8座：深圳(4)、蘇州(7)、青島(12)、無錫(14)、佛山(15)、寧波(17)、大連(18)、煙臺(20)。

　　增速最快的是中西部城市。長沙、重慶、武漢、貴陽、南寧與西安在過去十年增速最快，東部比較突出的是天津濱海新區。東部的無錫、青島都曾是全國城市前十，現在被成都和武漢代替。東北振而不興，目前排名最前的城市是大連(17)。鄭州(18)已經超過沈陽(19)，應該很快趕上大連。長江中上游城市的增速較快，如長沙、武漢、重慶、貴陽、成都等。

　　外向型、資源、重工依賴的城市表現欠佳。曾經的外向型經濟樣板蘇州、無錫、寧波、廈門、東莞、佛山、溫州等，在增速表現上不如省會城市如杭州、福州、南京、鄭州、長沙、合肥。資源依賴型或重工依賴型城市如太原、石家莊、沈陽、長春、大連、大慶、榆林，表現不好。

　　俗話說“風水輪流轉”，從當年的看廣東、看浦東、看濱海新區到今天中西部城市增速領先，的確如此。這是更加依賴內需的必然結果，也是在更大空間推動城市群建設和區域整合的結果。以河南為例，目前鄭州占河南省的GDP不到20%，而成都、武漢占全省GDP的比重都在35%以上，如果加速鄭州和開封以及周邊區域的一體化，經濟體量可望再上一個新臺階。

　　同時，“創新永不停”也是“城市中國”的圖景，比如深圳，直到今天仍然銳氣十足，不減當年。

　　分享、移動和個性化是三個關鍵詞

　　這是一個分享的時代，也是一個移動的時代，還是一個個性化的時代。我用這三個關鍵詞，給未來的新城市化進程提出三點建言。

　　第一，縱觀中國城市的發展，在我們這個單一制國家，和中央政府的有形無形、硬和軟的資源配置是分不開的。在目前北京、上海等地的優勢遠超其他城市的背景下，未來應該把更多資源和機會投向其他城市。中國的世界城市會有多座，不是北京、上海兩座，就像美國不能只是紐約和華盛頓。這是中央向地方的分享。比如，中國有十多個省域沒有一所教育部直屬院校，也就是只有地方隊沒有國家隊，也得不到國家隊特有的財政支持。

　　第二重分享的意思，是已經成為世界級城市的北京、上海以及深圳，要更好地為其他城市服務。以服務業見長的北京、上海、深圳，其一部分的商業模式是“在一個地方可以掙更多地方的錢”，而且在有些方面是“不勞而獲”(邊際投入極少而邊際產出很高)。大部分城市都是一日不勞動一日不得食，但無論哪個城市的居民，只要你做金融交易，就相當于給遠方的上海(11個金融市場)、北京(新三板)、深圳(A股)交“份子錢”(很多是中央稅，但歸屬地方的各種服務也是一種別無分店的“份子錢”)。北京、上海聚集了那么多的權力部門、高校、醫院，也等于天然擁有收“買路錢”的特權。因此，不要把這些優勢當成了所在地的特有權利，而要張開懷抱，把很多資源朝向全國打開。過去上海周邊到上海的路都修不好，今后像上海這樣的城市要主動把“路”修得四通八達，就像高鐵一樣方便，輻射更遠的地方。須知你是代表中國去享受世界級城市的紅利，而不是孤芳自賞，唯我獨享。

　　整個中國的城市化都有一種“向下汲取”的傾向，今后必須改變。不只是定向扶貧，關鍵是把自己的能力和資源徹底開放。

　　第二，關于移動。資本是會移動的，信息是會移動的，人才也是會跑的資產。過去幾十年的中國城市演進史，也是人流、資金流、貨物流、信息流的變化史。哪里有更好的制度環境和文化環境、自然環境，哪里就凈流入，就興旺發達。一個地方政府，能不能營造出引流而不是斷流的環境，對地方的發展十分關鍵。這方面的正反例子數不勝數，連李克強最近都說出了“不要出現投資不過山海關”的話，可見同樣是共產黨領導，要求一樣，但具體到各個地方，環境真是不一樣。

　　第三，關于個性化。正如中國大學的合并潮“消滅”了不少品牌學校一樣(如醫學院)，中國城市在撤縣建區等等做大的過程中，既收獲了規模效益，也流失了不少城市品牌資產。比如順德、南海并入佛山之后，它們的經濟仍在發展，但作為一座城市的影響力不知不覺中下降了。而看全世界，有不少小而美、或有獨特性和差異化的城市，人民的幸福感不亞于大城市。中國城市比大、好高、求多，容易產生雷同性，而只有深植在自己的文化和個性中，城市才能與眾不同。只有讓更多城市、城鎮有更大的熱情和動力去建設自己的家園，城市才會打上市民的深刻的熱情的烙印。人是生產力中最活躍的因素，也是城市建設與發展過程中的主體。當人被煥發，當城市和人之間建立起“我與你”而不是“我與它”的關系，城市才會真正地屬于人，這比世界城市的頭銜更重要。

　　今天的年輕人，將來更年輕的一代人，他們不是螺絲釘思維，而是蜜蜂思維，哪里有花香鳥語就飛向哪里，能力越強、越有抱負的人飛得越快。這一定會造成中國城市更大的分化，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美國式的城市破產、凋敝、一棟房子1美元那樣的情況，中國也可能出現，遠者不想來，近者想離開。為政者不愛一座城市，好好培育和運作，苦頭在后頭呢。

　　(本文作者介紹：秦朔朋友圈Chin@Moments新媒體平臺、中國商業文明研究中心發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