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者 雪珥

　　作為“外資”的中資，應當更為細致地做好投資前的風險分析，尤其是細化和落實針對澳洲特色政治風險的補償救濟措施，將其作為考察、談判尤其是應標的重點之一；中國的相關機構應及時分析并發布相應的投資風險提示。

　　全球最“牛”的收購案，再度出現變數。

　　上周五(10月21日)，四家澳大利亞本土企業宣布，組建財團參與收購“基德曼公司”(S Kidman & Co)的競標，挑戰澳洲礦業巨頭與中資伙伴組成的另一財團。

　　此舉不僅表明這一收購案本身再遇曲折，也是在盛產鱷魚的澳大利亞，中資必須摸著鱷魚過河的最新案例。

　　最“牛”收購案一波三折

　　創立于1899年的基德曼公司，堪稱世界第一“牛帝國”：擁有11個牧場，面積超過10萬平方公里，占澳大利亞國土的1.3%，雄踞全球第一。其中，“安娜溪牧場”(Anna Creek Station)是全球最大牧場，面積為2.37萬平方公里，其中一部分位于軍事要地、全球最大的火箭試射場“烏麥拉禁區”(Woomera Prohibited Area)。

　　一年前，基德曼公司掛牌出售，三家中資企業進入最后一輪競標：浙江日發集團旗下的日發澳大利亞公司、寧波先鋒新材料集團公司、廣東的東凌集團。澳洲政府隨即否決了這輪競標，理由是國家安全。

　　今年4月，上海鵬欣集團旗下的湖南大康牧業與上海中房置業，合作成立“大康澳大利亞控股有限公司”(Dakang Australia Holding Pty Ltd。)，開價3.707億澳元收購基德曼公司的80%股權。其余20%股份，則由澳上市企業“澳大利亞農資公司”(Australian Rural Capital Ltd。)購入。買賣雙方談妥后，同樣遭到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的否決。

　　本月9日，澳洲女首富、礦業巨頭吉娜﹒萊因哈特攜旗下的漢考克勘探公司(Hancock Prospecting)宣布，已與上海中房置業組成財團，聯合收購基德曼公司，開價3.65億澳元。在該財團中，漢考克勘探公司占股67%，上海中房置業占股33%。此消息宣布后，澳政界人士紛紛表示支持，甚至包括時常因種族主義而引發爭議“一族黨”(One Nation)及推行經濟民粹主義的獨立參議員瑟諾芬。澳媒有評論說，中資終于找到了能為各方接受的收購方式，那就是：不控股。

　　不過，即使33%的股權，也未必令一些激進的澳洲人士放心，有人在媒體上表示，中資是否會以澳資為馬甲，悄悄地進村。如今，澳本土企業組建的新財團出來競標，且開價3.85億澳元，高于漢考克-上海中房聯合財團的報價。這一行為本身，若非強有力的有心人在幕后運作撮合，是不可思議的。有趣的是，這家新財團一方面強調其純本土的血統，另一方面卻強調并非為了對抗外資。不過，此種強調頗有此地無銀的感覺。

　　顯然，洶涌而來的中資，已經撩撥到了部分澳洲人的敏感部位。

　　澳中“斷電”與政治“短路”

　　中資在澳“過河”，需頻繁面對的“鱷魚”，莫過于澳政府對外資越來越強烈的“政治掛帥”導向，這極大地削弱了這個法治國家的可預測性，加劇了不確定的風險。

　　在兩度否決了中資收購基德曼公司后，澳政府于今年8月又拒絕了中國國家電網和長江基建對“澳大利亞電網” (Ausgrid) 的投資申請，理由依舊是國家安全。值得注意的是，李嘉誠名下的長江基建并非中國國有企業，而是完全的私營企業。長江基建也表示，其在過去25年時間內一直在英國、澳大利亞和新西蘭運營著電力、水和天然氣網絡，此番被拒，肯定別有原因。

　　“澳大利亞電網”的最后結局，在澳本土財團競購基德曼公司的前一天(10月20日)宣布：由兩家本土基金聯合收購。這筆交易的報價相當于“澳大利亞電網”的監管資產基數估值的1.4倍，遠低于此前中資所報的1.7倍，這就意味著電網所在的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少收數十億澳元。

　　無論是拒售基德曼公司，還是拒售“澳大利亞電網”，澳政府從未公布任何具體細節，說明中資收購與“國家安全”之間究竟有什么樣的關聯關系。其中的政治因素的影響不容忽視。基德曼公司收購案第二次受阻時，正是澳大利亞大選前夕，而“澳大利亞電網”收購受阻時，則是選后更為動蕩的政局，澳洲議會進入兩黨勢均力敵的“懸峙”時期。

　　“國家安全”當然是衡量外資的重要因素，但對于一個負責任的政府來說，這只能是前置審批，且應事先提供清晰的投資指引、尤其是禁入清單。澳洲這種到最后階段才突然喊停的做法，頗有“開門招商、關門打狗”之嫌，對投資人前期為考察、投標所投入的巨大成本極不負責。并且，這也將極大損害澳大利亞的國際信用。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G20峰會與澳總理特恩布爾會見時，專門提出“希望澳方繼續致力于為外資提供公平、透明、可預期的政策環境，這也符合澳方自身利益”。

　　澳企業咨詢公司Kidder Williams董事經理David Williams認為，政府對中資收購的否決是“恥辱”，若澳希望傳達“不想要外資”的意思，應該干脆利落地下刀，而不是“千刀萬剮”。澳大利亞反對黨工黨則在兩次收購案被否決時，都針對政府政策的連貫性表示了質疑。

　　在這幾次拒售案中發揮關鍵作用的所謂“國家安全”理由，也頗令人生疑。比如，澳媒對中資占有澳洲農用土地頗為擔心，但澳政府最新的調查顯示，中資擁有的澳農地不足0.5%；比如，澳媒普遍擔心中資收購電網的國安隱患，但中資此前已經順利地投資了南澳與維多利亞州的電網，而這兩個州、尤其南澳，有著遠比“澳大利亞電網公司”服務的新南威爾士州有著更為密集的軍事設施。甚至，中資也順利投資了達爾文港，相比電網，該港具有更高的軍事戰略意義，美國甚至為此對澳政府表達過強烈反對。多年來，中國在澳大利亞的能源、資源和交通基礎設施等項目上，投入了巨額資金，令澳洲成為分享中國發展紅利的最大受益方之一，這些投資均未受到“國家安全”的阻礙。

　　“鱷魚”為何在此時出現？

　　澳大利亞著名僑領、澳中關系研究院創立主席黃向墨教授曾在《中國經營報》撰文分析，澳與中資突然“斷電”，唯一理由是澳洲國內政治發生“短路”，國家利益讓位于政黨利益，而所謂“國家安全”無非是個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

　　黃向墨指出，剛剛結束大選的澳大利亞政壇，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自由黨-國家黨聯盟雖然勉強連任，但其在參眾兩院、尤其是參議院能夠控制的席位都比上屆大大減少，成為真正的“跛腳鴨”政府。在法案審批程序上至為關鍵的參議院，執政黨僅有30個席位，而通過一項法案至少需要44席，所缺的票數不可能指望反對黨工黨，而只能依靠小黨與獨立參議員。小黨中，相當活躍的“一族黨”及其女黨魁韓森，向來抱持強烈的排外思想。大多數獨立參議員為博出位，亦常以激烈言辭爭取關注，民粹主義傾向、或者表演為民粹主義的傾向相當嚴重。這次與中資的突然“斷電”，正是源起于韓森及若干獨立參議員。

　　執政黨以國家政策作為國內政黨政治交易籌碼的做法，也在澳洲國內引起批評。工黨領袖肖頓就指責執政黨將政策作為政治上“討價還價”(horse-t似乎rading)的工具，以博取“一族黨”及獨立參議員的歡心，改善自己在參議院的處境。澳大利亞前外長、新州任期最長的前州長鮑勃﹒卡爾更是直言，政府這樣的做法是“在議會中縱容經濟民粹主義”。

　　排華輿論逆流

　　“澳大利亞電網”拒售案的陰影，到了9月份似乎略有消散。

　　澳政府宣布，同意一個國際財團以97億澳元收購墨爾本港50年的租賃權，遠遠超過維多利亞州政府此前預期的58億澳元成交目標。在這個財團中，中資占股20%。

　　這一消息被普遍當作澳大利亞試圖緩和對華關系的姿態，但依然無法排解華資對澳的擔憂。就在同一時刻，澳部分主流媒體與一些持右翼激進立場的政客相呼應，掀起了一輪針對華人和中國的抹黑浪潮，包括華人政治捐款、華人的國家忠誠等，都受到無端攻擊。玉湖集團、華為集團等在澳華資巨頭也被頻繁“點名”，扣上了中國、中共“影響力特工”的大帽。此種“莫須有”指控之荒誕，連主流社會的學者也看不下去，公開發文以充足證據痛斥抹黑者才是美國的“影響力特工”。

　　這場反華逆流規模之大、持續時間之長、波及面之廣、部分澳媒配合度之默契，均創下19世紀那場臭名昭著的排華運動以來的新記錄，也是戰后針對單一族群最為集中的一次抹黑行動。美國駐澳大使約翰﹒貝利甚至公開向澳施壓，要求澳修改相應法律、阻遏“中國軟實力”的發展。這種超越外交規矩、直接干預澳內政的任性做法，不僅令澳朝野尷尬，也顯露出這場反華逆流的幕后端倪。加之近期一些右翼政客推動廢止《反種族歧視法》的相關條款，高調發布“特朗普式”的針對外來移民的攻擊，當代澳大利亞立國的基本原則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凡此種種，暴露出澳大利亞投資環境的一大風險：其本該穩定的外資政策，卻極易受到政治干預、甚至他國的政治干預而出現搖擺。

　　墨爾本港收購案的成功，并不能從根本上緩解華資的擔憂：墨爾本港收購方是一家股權分散的國際財團，中資占股僅為20%，因此該案難以體現澳對中資的真正態度；而墨爾本所在的維多利亞州由工黨執政，澳聯邦政府則由自由黨執政，背后糾纏著復雜的“央地”博弈及政黨政治博弈，同樣難以體現澳政府的政策透明度及可預期性。

　　澳洲在中美之間的糾結

　　中資在澳要摸著鱷魚過河，并非始于去年。早在2009年，中鋁與力拓(Rio Tinto)價值 210億澳元的合作，中鋁、中國五礦以26億澳元收購Oz Minerals的計劃等，都因受到政治因素干擾而失敗。2012年，華為競標澳洲全國寬帶網絡的資格被取消，原因是美國向澳政府施加了巨大壓力。

　　這些“鱷魚”的背后，是澳洲還沒有做好如何應對中國崛起的準備，尤其在美國高調而固執地圍堵中國的背景下，澳洲總是被迫在中美之間糾結。在對華經濟依賴、對美安全依賴之間，如何找到平衡，是澳本土精英們最為熱門的話題。澳內部應對中國崛起，有兩種意見：一種是傳統的，認為澳應該繼續緊跟美國，充當先鋒；另一種則認為，澳如今應更多考慮自己的國家利益、而非美國的利益，在中美之間發揮關鍵的橋梁與紐帶作用。目前來看，澳政界與媒體圈的主流，依然是在巨大的歷史慣性下，對華政策“政治掛帥”、意識形態先行、寧左勿右。

　　但是，澳政界內部呼吁走獨立自主外交、將自身國家利益而非美國利益放在首位的聲音越來越強，當年美國鼓動澳洲對華冷戰、自己卻悄悄與華改善關系的往事，也被一些澳洲政治家們不斷提起。澳洲的主流民意也出現了對華親善的潮流。由悉尼大學“美國研究中心”主導的一項民調顯示， 高達30%的澳大利亞受訪者認為要加強與中國的關系，相比之下，僅有4%澳人認為要加強與美國的關系，后一比例遠低于中國(48%)、韓國(43%)、印度尼西亞(39%)和日本(29%)的受訪者們。

　　在判斷中美兩國誰處于當今亞洲主導地位時，澳大利亞高達69%的受訪者選擇了中國，選擇美國的僅占22%，高達55%的澳大利亞受訪者認為中國最終會取代美國成為領先世界的超級大國。在問及中美兩國在受訪者本國所起的影響誰更大時，澳大利亞受訪者有20%選擇了中國，選擇美國的則為15%。本次民調的主辦者將“親華”民意直率地歸因于中國在澳軟實力外交的成功，甚至建議美國應盡快進行相應的輿情引導。

　　在澳洲政商學界頗有影響的僑領黃向墨教授，在主流媒體《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上發表英文文章，明確提出“澳大利亞的國家利益，必須是基于經濟和安全戰略兩個層面考慮上的精密而審慎的平衡，與美國的關系是非常重要的，同時與中國的不斷加深的關系也是極為重要的。”

　　主流社會對該文的反響相當積極，澳不少精英人士開始贊同澳中合作是最為符合澳大利亞國家利益的，主流媒體上也開始出現更多的文章呼吁務實調整及平衡對華、對美外交政策。黃向墨隨后也在《環球時報》刊文指出，澳洲“親華”輿論的興起，凸顯了求同存異的重要性。

　　超越意識形態、擯棄傳統偏見，尋找共同利益的最大公約數，這應該是珍惜與培育澳洲“親華”輿論的關鍵所在。當然，“對華疑慮的慣性還將在很長一段時間內延續，與‘親華’民意共存、博弈、激蕩、對沖。這是澳洲政治生態的常態，對此應有充分的預期。”

　　中資需要更多智慧

　　澳洲如何正處于經濟轉型、增長減速的“新常態”下，兩大黨勢均力敵，黨際之間、黨內派系之間政爭激烈；對外又受到美國老大哥的巨大壓力，逼迫其在中美之間選邊站隊。在這樣的內外壓力之下，中資在澳要摸的“鱷魚”短期內不會減少。如何應對澳式投資風險，對于中資是不小的考驗。

　　作為“外資”的中資，應當更為細致地做好投資前的風險分析，尤其是細化和落實針對澳洲特色政治風險的補償救濟措施，將其作為考察、談判尤其是應標的重點之一；中國的相關機構應及時分析并發布相應的投資風險提示，并在雙邊條約等框架內持續推進風險救濟的完善。

　　作為“內資”的澳本土華資，應進一步加強作為公民及納稅人的維權意識，針對侵害、尤其是以種族理由侵害自身合法權益的行為，予以堅決的還擊，以捍衛澳洲的基本價值觀；澳華社區也應該整合法律資源，通過行業協會、社團組織、民意代表等途徑，加強對這種風險的預防、應對及善后能力。

　　同時，所有華資也應看到，澳洲的反華逆流僅僅是某國“影響力特工”的極端炒作案例，并非澳媒體和政府的主流，更非澳民意的主流，大可不必因此而對澳喪失信心。畢竟，澳中兩國無論在經濟領域，還是地區安全方面，都有著廣泛的共同利益。尤其是澳大利亞自立國以來，因國土遼闊、資源豐富但人口稀少，對于外資始終有強烈的需求，英國、美國、日本都曾經是其主要的投資來源地，如今則是中國。

　　霍克和基廷兩位前總理在1980-1990年代大力推動澳大利亞的改革，面向中國、面向亞洲，因此令澳洲得以共享亞洲發展、尤其是中國改革的巨大紅利。如今澳洲似乎又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當務之急在于如何防止白澳主義回潮及麥卡錫主義滋生，在經濟領域“去政治化”，回歸法治、回歸理性、回歸常識，方能實現澳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

　　值得注意的是，澳大利亞已致力于建設“中等強國”經年有余，圍繞實現自身國家利益最大化的自我意識正在崛起，這對中美兩國而言，都是需要認真對待的“新常態”，不可輕視澳大利亞在太平洋的獨立砝碼作用。從這個角度看，不僅是中資在澳摸著鱷魚過河，澳洲本身也在摸著鱷魚過河，摸索新形勢下國家的重新定位。

　　(本文作者介紹：澳大利亞華裔，中國改革史及戰略史學者。悉尼科技大學澳中關系研究院研究員、盤古智庫學術委員、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學術顧問、多所商學院EMBA授課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