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羅思義

　　隨著中國逐步接近技術前沿，基礎性研究的相對重要性將越來越高，國家在研發領域發揮的作用必將上升而不是下降。在研發領域起決定作用的是大企業，只有大型科研機構才擁有高科技行業基礎性研發活動所必需的財務資源。

　　創新無疑已成為中國經濟戰略關鍵詞。但遺憾的是，許多媒體對此進行討論時不是遵循實事求是的方式，反而屢提錯誤的觀念。從世界科技最發達的國家——美國的事例顯示，大企業而非小企業，對于研發與創新才是最重要的，“即企業-政府”是科技研究的最關鍵因素，沒有兩者，小型初創企業不可能成功推動這些進步。要成功發展創新經濟，中國就必須學習實事求是，而非科技發達國家的神話。

　　中國人均 GDP 的不斷增長體現在勞動者工資的迅速增長和居民生活水平的不斷提高。隨著中國逐步走向繁榮，任何基于低勞動成本的戰略都是越來越行不通的。因此，中國將日益依靠并綜合運用下列方式：

　　保持經濟的“開放性”——這意味著在充分利用國內勞動分工的優勢的同時，還要充分利用國際勞動分工的優勢，這就要求必須在國際開放性經濟體系下保持自身在全球范圍內的競爭地位。

　　高度固定資產投資——隨著經濟發展程度的提高，固定資產投資在經濟增長中所占的比重將會增加。

　　成本創新——在創新基礎上實現技術和管理升級，以便在勞動成本上漲的情形下保持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價格。

　　上述趨勢是基本經濟過程的體現，它們之間是相互作用和相互影響的。國際比較顯示，開放性經濟在儲蓄和投資方面高于封閉性經濟。 創新也需要一個高投資水平，以實現技術進步。例如，美國最近一次重大的技術進步和生產率增長浪潮，即 20 世紀 90 年代和 21 世紀初信息通信技術的飛速發展，就伴隨著急劇增加的固定資產投資。因此，創新并非固定資產投資的替代物，創新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得以實現，創新離不開固定資產投資。

　　同樣地，創新和升級所必需的技術和管理效率的提高不是“憑空產生”的，即使在大多數情形下，中國從發達經濟體引進先進技術，這些被引進的技術也不能機械模仿，需要對它們進行重新配置，使之適合中國的成本創新戰略。創新本身需要投入這一事實構成“迂回”生產的另一個例證，也是因不斷增強的勞動分工促成的間接投入增長的另一例證。更確切地說，正如下文分析那樣，無論自行開發新技術，還是對引進的技術重新配置，都要求中國具有并迅速提高其專業化研發能力。因此，這種研發需要對其成功的決定因素有準確的了解，不被媒體上時而出現的臆想之詞迷惑。

　　研發支出

　　技術發展是內生的，由勞動分工和技術發展投入所造成，這意味著技術發展可用技術發展支出加以衡量。研發成功與研發投入呈正比例相關這一結論被歷史事實和當代研究成果充分證實。值得注意的是，美國在技術領域遙遙領先并不是僅僅因為美國的人均 GDP 最高，更不是某個人有“靈感”，而是研發投入的不斷增加和專門性科研機構的紛紛建立。在美國技術領先的整個歷史時期，其技術領先地位的保持都是以美國在世界上遙遙領先的巨額研發支出為支撐的。正如麥迪遜所言：

　　“美國經濟體量足夠大，足以培育巨型公司及其專業管理層；美國有龐大的科研預算，使其能夠以英國不可能采取的方式將創新過程制度化。美國在主要大學建立了研發部門，對靠政府劃撥土地建立的農業科研院校做出特別規定……從而加強了其在這方面的領導地位。美國有記錄可考的研發支出從 1921 年占 GDP 的 0.2% 增長到 20 世紀 60 年代中期的將近 3%，達到當時的歷史最高點。”

　　因此，研發成功需要相當大的財務資源和人力資源投入。那種認為基于研發的創新是因為“創造性教育”和“車庫起家者”的觀點只不過是臆想，更確切地說，這種觀點根本就不了解這種“車庫”連接著什么或坐落在什么地方。關于 2010 年的巨額研發支出，馬什在其《新工業革命》中指出，全世界研發支出近 1.2 萬億美元，按實際價值計算，比 20 世紀 90 年代中期年均支出額高 25% 以上。該數字既包括企業直接投入的研發資金，也包括政府實驗室和大學等機構的“純”科研經費。 2010 年，全球至少有 700 萬人從事科技工作，比 1995 年增加 40% 以上。2008 年，他們在科技刊物發表論文150萬篇，相當于20年前的3倍多。從1990年到 2010年，美國專利局每年授予的專利數量增加了 143%。

　　中國在國際研發中的地位

　　為更準確表明中國目前在全球研發中的相對地位，表 1 顯示了中國研發支出的增長，并將其與美國長期以來的主導地位相比較。 從表中可以看出，中國 1995 年的研發支出僅相當于其 GDP 的 0.6%，2013 年增長到 1.9%，這表明中國2013 年的研發支出在經濟總量所占的比重比 1995 年增長了三倍以上。

　　到 2010 年，中國有近 150 萬名科技工作者，與美國的情況大致相同。

　　盡管如此，表 2 以可獲取的最新數據表明，2013 年中國的研發支出僅相當于美國的 57%，預計到 2014 年將增長到 61%。這表明了中國在研發實力方面落后于美國的原因：中國的研發支出在其 GDP 中所占的比重為 1.9%，美國的研發支出在其 GDP 中所占的比重為 2.8%，中國在這方面比美國低將近 1 個百分點。

　　還應當看到，盡管中國在研發領域做出了很大努力， 表 3 顯示，就研發支出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而言，中國在世界上僅居第 18 位；中國 2013 年研發支出在 GDP 中所占的比重僅為 1.9% ，而美國為 2.8%，德國為 2.8% ；與亞洲主要經濟體相比，盡管中國在絕對金額上超過了它們，但從比重來看，中國依然落后。如日本在這方面的比重為 3.4%，韓國為 3.6%。這些數據表明，盡管中國做出了很大努力并且有明確的政策，但仍需經過相當長的時期才能在研發投入方面趕上發達國家。

　　誰從事研發？

　　上文闡述了研發投入規模問題，現在介紹哪些機構從事研發。特別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國的發展問題上，應擯棄那種認為研發和創新主要或向來由小型企業和“初創企業”從事的錯誤觀念。這是用來推銷雜志或電影，或西方人用來爭取小企業主選票的臆想之詞，是不準確的，有可能誤導中國的探討和政策。為實現研發成功，與在任何問題上一樣，必須做到“實事求是”。

　　首先，即使在據稱奉行“小政府”理念的美國，在基礎研究方面最強大的角色依然是政府。大學之類的學術研究機構承擔了美國全部基礎研究任務的 60%， 60% 的大學研發經費來自美國聯邦政府。

　　其次，從歷史上看，由私人提供經費的研發機構和由政府提供經費的研發機構在研發效率上并沒有差別，它們之間的差別主要是經費多少的問題。艾斯在其旨在對美國信息通信技術繁盛的初始時期進行分析的經典之作《創新與城市的壯大》中發現，企業投入的研發經費和大學投入的研發經費所產生的效果是大致相同的，他說：

　　“無論機構規模大小，其研發功能對于創新性成果仍然是有效的。無論私人公司還是大學對研發進行的投入都會促成創新性成果的增加。”

　　為證明這一點：

　　圖 1 顯示了美國各州全部研發經費與該州商業化創新數量之間的相關度，其相關系數為 0.89，而最高相關度的相關系數也不過是 1.0，由此可見，以上兩個因素之間的相關度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說，商業化創新的數量在極大程度上取決于研發經費的高低。

　　圖 2 顯示了美國各州企業研發經費總額與該州商業化創新數量之間的相關度，其相關系數為 0.87，這說明以上兩個因素的相關度是很高的。

　　圖 3 顯示了美國各州大學研發支出總額與該州商業化創新數量之間的相關度，其相關系數為 0.86，與私人企業在這方面的表現是相同的。

　　上述諸項相關度基本上是相同的，而且都非常高，這證明決定性因素是研發投入總額，至于研發活動是由政府資助大學還是由私人公司進行，那是無關緊要的。

　　初創企業

　　在研發經費的效益方面，政府資助大學與私人企業是相同的，這一事實澄清了關于小型“初創企業”的迷霧。美國硅谷的著名初創企業事實上都得益于它們與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機構之一斯坦福大學有密切的關系，而斯坦福大學恰是一家政府資助大學。因此，硅谷的初創企業不同于遍布全國的普通中小型企業，而是與斯坦福大學這個龐大的科研中心有著密切的關系。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高科技行業有明顯的“集聚”效應，小型初創企業需要緊鄰大型的、通常是由政府資助的知識中心。

　　正如艾斯所言，“有……不同于傳統經濟中傳統生產要素的知識基本特征……知識提高了極力上集聚的重要性。”像斯坦福大學—硅谷結合體那樣的圍繞大型政府資助大學形成的小型初創企業中心在世界上其他地區也同樣存在，盡管它們在先進程度上也許稍遜于斯坦福大學—硅谷結合體，圍繞英國劍橋大學的新興產業集聚區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當然，中國也在試圖創建類似的新興產業集聚區。

　　由此看來，據稱起家于“車庫”的初創企業并沒有違背“任何事情都不會憑空發生”這一通則。正如奧德斯所言：“這些小型的、通常是成立時間不長的企業能夠獲取的研發之類的科研活動投資往往是微不足道的，那么，它們是怎樣在這種不利情況下產生創新性成果的？……是通過利用大學科研經費和大公司研發經費結出的成果。”

　　關于硅谷這個最著名的個案，艾斯說：“如有人問‘是什么因素使硅谷這樣獨特？’，人們通常將其歸功于著名的斯坦福大學。硅谷和波士頓 128 公路之所以能成為商業創新和創業中心，是因為他們緊靠斯坦福大學和麻省理工學院。”

　　奧德斯等人則從理論上說明：“在這里，機會并不被認為是外來的或他人給予的，恰恰相反，它們是內生性的，是私人企業、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為產生知識和新觀點而進行的目標明確、組織嚴密的持續努力的結果。”

　　研發與大型企業

　　即便我們將考察范圍鎖定在企業界，實際情況也不同于某些媒體的臆想。無論在研發經費還是生產率方面，大公司都占主導地位。索羅維基在談到公司規模與生產率之間的強烈正相關性時說：

　　“這在部分程度上是因為大企業享有規模經濟和范圍經濟的優勢。還有，大企業更能對旨在提高生產率的技術和系統進行投資；以美國為例，大公司提供了絕大部分研發經費。”

　　由此可知，大公司還在研發等方面進行了巨大投資，推動著生產率的不斷提高。例如，關于在相當長時期對美國生產率增長貢獻遠遠超過其他行業的美國分銷業：

　　萊文森表明，大西洋與太平洋茶葉公司 （ 沃爾瑪崛起前美國最大的零售商 ） 投資改進其倉儲交貨系統，因而得以改進其存貨管理，這對零售商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競爭對手的庫存周轉率為 4 個月，而該公司僅為 5 周。同樣地，沃爾瑪為提高供應鏈的效率進行了大量投資，這在相當程度上直接促成了該公司 20 世紀 90 年代生產率迅猛提高。小企業就難以用這些方法創新。

　　大企業的生產率增長速度遠遠高于小企業，更大的企業規模為美國擊敗其競爭對手帶來了優勢，這體現在大企業為美國人帶來的就業機會遠遠高于其競爭對手。

　　在先進經濟體中，誰是創新的促進者？

　　既然更多的研發活動是由大企業而不是小企業進行的，那么，鑒于國家是比任何公司大得多的經濟單位，政府就應在科研方面承擔最大的風險，采取更長遠的觀點。小型高科技初創企業的紛紛出現是與它們有政府資助的大型科研機構做依托分不開的，如硅谷與斯坦福大學之間的關系；基于同樣的理由，目前人們傾向于認為，最具有創新性和反傳統性的產品是與政府推行的大規模基礎性科研計劃或項目分不開的。馬里亞納?馬祖卡托所著的《創業型國家》現已成為經典，該著作及其催生的研究和其他一些科研人員的相關工作之所以有那么大的影響，正是因為明確揭示了這一規律。英國《金融時報》的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對馬祖卡托的研究進行了評述：

　　“創新取決于勇往直前的企業家精神。但是甘冒最大風險并做出最大突破的并不是私營部門，而是……政府……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資助了Google搜索引擎算法的研究。對蘋果公司的早期資助來自美國政府所屬的小企業投資公司。而且，使 iPhone更加‘智能’的所有技術也是國家資助的…… 互聯網，無線網絡，全球定位系統，微電子裝置，觸摸屏顯示器，以及最近的 SIRI 語音助手等”。蘋果公司將他們組合在一起，這一手干得很漂亮，但這也不過是他們收獲了70年來政府始終扶持的創新的成果。”

　　鑒于大規模研發成本很高，并且研發結果和所需時間充滿不確定性，企業更傾向于采納和改進經實踐檢驗的現有技術，而不是熱衷于拓展前沿技術，在這種情況下，政府 在根本性創新方面發揮著決定性的作用。沃爾夫總結：

　　“政府的作用為什么這么重要？這是因為根本性的科技創新具有很大的不確定性，耗時長，成本高。私人公司不能也不想承擔這樣的成本，部分原因是他們對是否能收獲果實沒有把握，另一部分原因是預期中的果實存在于遙遠的未來。

　　確實，一個經濟體的競爭性越強，金融驅動作用越大，私營部門就越不愿承擔這種風險……無論怎么說，私營部門是不可能獨立開發出互聯網或GPS系統的。只有美國軍方有具備這樣的資源條件。”

　　事實上，商業機構特別是小型商業機構，從事的主要是第二級或第三級技術創新，而最基本的工作是有政府或非常大的商業機構承辦的，美國電話電報公司貝爾實驗室是后者的一個典型，晶體管就是在其壟斷美國電信的時期發明的。這一現實還明確體現在信息通信業，這是當今最普及化的技術創新行業。關于該行業的“神話”是認為它是私營業務的典范，事實上，私營部門的倡導是以政府資助的基礎研究為依托的次級創新。卡洛塔?佩雷斯在談到美國時說：

　　“為互聯網奠定基礎的信息通信技術革命基礎設施從一開始就是在政府的慷慨資助下進行的，這種資助一直持續到其安裝完畢、正式運行并投入商業使用……沒有任何私人投資者或市場力量靠自身的力量完成這個工作……關于“綠色”技術投資最新實例顯示了政府長期堅定不移“耐心”投資的重要性。在發達世界，提供此項投資是某些政府部門，如美國先進能源研究計劃署（系互聯網的開發者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局在能源領域翻版），或國家投資銀行，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在新興世界，此類資金來源于銀行，如巴西國家發展銀行，或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無論在什么情況下和什么背景下……重大創新需要時間和耐心。私人投資看重短期回報，并且日益依賴政府實驗室承擔創新鏈中的高風險環節，只有在政府承擔了高風險之后，他們才會注入自身的資金。”

　　馬祖卡托對蘋果公司這個最著名的案例進行了詳盡的分析，他說：“使喬布斯的 iPhone 如此智能的所有技術都是政府資助的（互聯網、地理信息系統、觸摸屏顯示器和最近的 SIRI 語音助手）。這種蘊含著極大風險的慷慨投資絕不會因“風險資本家”或“車庫創業者們”的存在而出現。是政府這只看得見的手促成了這些創新的發生。假如我們坐等 市場或企業靠自己的力量去做這件事，而政府只是袖手旁觀，僅提供基礎服務，創新就不可能發生。”

　　同樣地，林毅夫（2012 年）一般性地談到了美國在研發領域的全面領先問題：“目前就美國產業政策的必要性進行的討論并沒有改變美國聯邦政府和州政府在最近幾十年來在行業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這個事實。政府干預措施包括將巨額公共資金投入國防相關性采購或將其用作研發經費，此項舉措將在整個經濟系統內產生強大的溢出效應。”

　　從定量角度分析，林毅夫說：“聯邦政府在全部研發經費中所占的份額，在 1930 年僅為 16%，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后的幾十年里保持在 50%—66% 之間。經濟學家常建指出： “在計算機、航天和互聯網之類的行業，美國仍保持國際優勢，盡管其總體技術領先水平正在下降。如果沒有聯邦政府對國防相關性研發活動的投入，上述行業都是不存在的。”政府支持對經濟體內其他部分如健康行業的發展也是極其重要的：政府對國立衛生研究院的公共投資在相當程度上扶持了生物技術機構的研發活動，這對美國保持其在該行業的領先地位具有極其重要的作用。”

　　這種情況明確體現在信息通信業，美國其他眾多高科技行業也存在這種情況。在美國制藥業，“最具有革命性意義的新藥物主要是用公共資金而不是私人資金生產的”，“風險資本在政府對生物技術行業的投資中‘沖浪‘”。馬祖卡托非常明確地指出，“在美國，在公共資金研發投入日益增加的行業，如制藥業，而私人資金研發投入日益下降。根據拉佐尼克和圖魯姆的觀點，在過去 10 年里，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花費了超過 3000 億美元（僅 2012 年就高達 309 億美元）”。

　　同樣地，關于清潔能源：2010年，美國的一個行業組織，美國能源創新委員會，要求美國政府將其對清潔能源的投入增加三倍，使之達到年均160億美元，并另行向美國先進能源研究計劃署提供資金10億美元。另一方面，該委員會的成員公司在2001~2010年共花費2370億美元回購股份。美國能源創新委員會的重要董事所代表的諸公司2011年凈收益合計370億美元，研發支出合計約為160億美元。這些董事認為他們所代表的公司沒有足夠的資源不足以支持更大的清潔能源創新，這說明要么政府是創新的第一推動力、要么他們不愿承擔風險，或兩種因素兼而有之。

　　其他經濟體與美國在上述行業出現的情況相同，在高科技方面也出現了令人矚目的成功，林毅夫指出：“歐洲的情況也是如此，自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歐洲始終存在著關于是否應采取積極行業政策的討論。事實上， 歐洲許多令人矚目的行業成就（如空間技術項目阿麗亞娜火箭，飛機制造商空中客車公司等等）都是在政府間相互合作且歐盟給予決定性政治支持的背景下實現的。”

　　關于更多實例和更詳盡的總體情況，在此向讀者強力推薦瑪祖卡托的著作。

　　結論

　　從上述分析中，可以清晰看出研發領域的實際趨勢。與我們探討過的其他經濟過程一樣，研發也同樣取決于直接投入和間接投入等基本的宏觀經濟要素。研發成功取決于內因而不是外因，換句話說，研發成功是“迂回生產”日益發展和間接投入日益起主導作用的最佳體現。中國的繁榮之路不可能逃避這一進程的內在邏輯，特別是：

　　首先，鑒于研發活動的長期性和研發成果的不確定性，大部分最基本的研發活動必須是由國家承擔的。中國目前所處的發展階段，即主要靠吸納境外先進技術發展自己，意味著中國目前以由企業承擔的二級和三級研發和創新為主。但隨著中國逐步接近技術前沿，基礎性研究的相對重要性將越來越高。因此，與某些人的臆想恰恰相反，隨著時間的推移，國家在研發領域發揮的作用必將上升而不是下降。

　　其次，如僅就企業界而言，在研發領域起決定作用的是大企業。即便在關鍵性技術創新主要由小型“初創企業”產生的情形下，這些成果也主要是在依托國家資助的大型科研機構的背景下取得的，因為只有大型科研機構才擁有高科技行業基礎性研發活動所必需的財務資源。起家于“車庫”或企業孵化器的初創企業之所以能夠存在，正是因為這些“車庫”或企業孵化器緊靠大型的，特別是國家扶持的科研機構。世界上最著名的案例硅谷及其與斯坦福大學的密切關系就體現了這一趨勢，其他國家也有類似的情況。

　　但上述分析揭示了中國在其繁榮之路上除面臨其研發投入遠遠低于美國這一問題外，還面臨著一個決定性的問題。中國的企業并不是以美國式的大企業所主導，恰恰相反，中國企業的規模和實力均弱于它們的美國競爭對手。美國企業巨大的技術實力遠非目前規模的中國企業所能比擬，除非中國能夠建立規模和實力與美國類似的大型企業。

　　（本文節選自本人的新書《一盤大棋——中國新命運解析》之第九章《誰能挑起科技創新的大梁？》。本文的發表已獲得出版方——江蘇文藝出版社的允可。）

　　(本文作者介紹：前英國倫敦經濟與商業政策署署長，現為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