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北畢業生的就業煩惱：學術內卷路、選調生熱潮、出國深造比例下降

　　李靜

　　楊靖宇覺得，自己就像是站在一個水池里，不停地從四周尋找可以墊在腳底的石塊，避免被池水淹沒，但已經漲至齊腰高度的水面，似乎正在以更快的速度上升著。

　　楊靖宇是北京大學一名研二學生，在過去長達半年的時間里，她一直在為自己畢業后的去向問題焦慮著——是出于自己的學術興趣，為日后能夠獲得一線城市教職工作繼續深造，還是干脆直接就業。

　　做出選擇并不容易。繼續深造意味著她將要面對4年或更長的博士生涯；直接就業意味著她將放棄自己的學術理想，而更為不確定的是，高校招聘教職人員的門檻不斷提高，即便付出時間換來的博士文憑，也不一定能夠保證她擠入一線城市的高校。

　　這種擇業前的心理掙扎，即使在北京大學和清華大學，依然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

　　作為中國最具知名度的兩所高等學府，兩校學子一直備受外界矚目。在教育機構，清北名校生的光環可以用做招牌打在Logo上。在一些民營企業中，清北生的數量可以代表著一家企業科技的科研含量。即使在選調生的選拔中，清北生也往往是各地政府青睞的重點人群。

　　但在過去10年時間，中國接受高等教育的人數逐年上漲。以本科段為例，據教育部數據統計，中國應屆畢業生的數量從2011年的610萬人，增長至2020年的874萬，而根據教育部、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口徑，2021屆高校畢業生總規模預計909萬人，擴招也加劇了就業市場競爭的程度。

　　時代面前，清北人難以獨善其身。

　　一位北大高校老師告訴經濟觀察報，近幾年明顯的趨勢是應屆畢業生確定工作的時間在延長，從之前臨畢業半年就找好工作到現在還差三個月畢業，仍有小部分人沒確定工作，且手中握有offer的數量也從之前的四五個，變成了現在平均一兩個，這與整體就業市場的結構發生變化有關系。

　　上述高校老師認為，清北兩校在強勢學科、就業方向上有所區別，但共性是，作為研究型高校，兩校學生都更傾向于繼續深造。近幾年趨勢中，通過“定向選調”的渠道到基層公共部門人數日漸增高，外企就業人數在縮減。在整體就業市場中，名校光環讓他們更具優勢。

　　在社交媒體中，清北人去到基層工作或至小學任教，被視作是目前競爭內卷化的一個典型案例。

　　但在楊靖宇看來，清北學生和其他高校學生沒什么區別，就業競爭同樣激烈、同樣面臨戶口、房子、去哪個城市發展的抉擇。在現實的重壓下，一些人“想開了”，開始嘗試把目光從外界的期望中移開，投向下一個層級。

　　學術內卷路

　　清北名校生會面臨內卷嗎？

　　楊靖宇認為毫無疑問，至少在學術領域是這樣的，以他想進入的高校工作為例，博士數量的增多，已讓高校教職人員招聘的標準從過去僅要求博士學位，過渡到需要海外留學背景的博士或博士后，具體至一線城市重點高校，還需在頂級期刊發表一定數量的論文。

　　即使幸運地獲得高校教職人員的“入場券“，也不意味著能通過部分高校“非升即走”的聘期考核。在學術這條路，清北兩校與其他學校沒有差別，同樣要進行激烈的角逐。

　　楊靖宇稱，為應對這樣的競爭趨勢，學生或在頂級期刊上發表過論文，或去海外深造以增加自身的優勢。這種擇業競爭，也讓學生內部有了“土博”、“洋博”的分別。“土博”即沒有海外留學的經歷，在就業中一般被歸于洋博的序列后。

　　這種學術研究準入門檻的提高的同時，兩校“學術后備軍”碩博階段的在讀人數又在持續增長，在一些領域人才供求的關系進一步緊張。

　　以北大的宿舍為例，這幾年供給的數量，已經無法滿足全體學生的住宿需求。在楊靖宇看來，清北在本科段招生的數量相比于其他學校，并沒有明顯的擴招的趨勢。但為什么宿舍不夠用？除了有博士生延遲畢業的因素外，另一方面在于研究生階段的擴招。

　　“我作為研二生，已經是最后一批可以住在本校校區內的學生。到了我的下一屆，學術碩士，已經被安排在萬柳公寓；專業碩士則只能住在圓明園學區那邊”，楊靖宇說。

　　教育部計劃今年擴招碩士研究生18.9萬名，多所學校在碩士招生簡章中明確規定不再全部安排住宿問題。北京大學2020年碩士招生簡章明確提出，學校鼓勵有條件的同學申請不住宿。除全日制學碩、專項計劃全日制學碩安排校本部住宿外，其他類型的研究生，包括專業學位研究生、非全日制研究生等，由院系安排或協助安排住宿的研究生等，學校不安排住宿。

　　楊靖宇說，每年培養那么多博士生，在文科領域還好，目前還沒有達到完全飽和狀態，但理工科領域，肯定是遠遠供大于求。

　　隨著學術市場過度飽和，更多的博士生將進入企業的科研部門作為第二選項。

　　楊靖宇發現很多理工科的博士生已經慢慢偏向于去工業界發展，不再抱有就職高校的預期，而是期望把他們的研究成果轉化成商用。

　　上述北大高校老師認為，這與是否為清北學生無關，更多是學術勞動力市場供需結構的現實原因所致。近10年是這一趨勢，10年后也不會改變。對清北也好、其他學校也好，都是這樣。崗位數量有限，生源數量不斷增多，確實會帶動這一市場水漲船高。

　　出國深造比例降低

　　與楊靖宇面臨的就業抉擇不同，本科畢業即出來工作的王玲玲，感受更多的是名校光環帶來的優勢。王玲玲是清華法學院的畢業生，原本計劃深造的她，由于一些原因沒有選擇保研，很順利地投遞完簡歷，進入一家律所實習，并最終被留用。

　　在就業市場中，往往“第一學歷”更被看重，根據以往經驗，清北本科生更傾向于繼續深造。但現在不管是就業還是留學，他們的選擇變得更加多元。

　　在王玲玲印象中，她的同學絕大部分都選擇了繼續深造。這其中既有出國深造，也有本校保研。她羨慕那些獲得“羅德學者”稱號的同學，可以去國外交流，再回清華繼續讀研的學生。已就業的人群就選擇更多了，律所、金融公司，或從事與本專業無關的培訓機構老師。

　　“選擇其實挺多元化的”，王玲玲說道。

　　根據清華大學發布2020年畢業生就業質量報告顯示，76.3%的清華本科畢業生選擇了升學深造，在包含本科、碩士、博士生的整體數據中，清華學生選擇國內深造比例為33.8%。出國（境）深造比例為9.6%，美國、英國和中國香港位列畢業生出國前三名。北大的數據與清華相仿，2019年同期出國深造人數比清華多120人，出國深造目的地也一致。

　　其中，比較明顯的變化是，出國人數的比例在逐年降低。2019年清華畢業生出國深造人數為1035人，占畢業生總數的15.3%。清華2018屆畢業生出國深造人數為1146人，占畢業生總數的16.5%。

　　王玲玲認為，2020年主要與疫情有直接關系。上述老師認為，與國內目前整體科研水平大幅提升有關系。

　　一位“985”高校老師則對經濟觀察報更為直接地點出原因：中國與國外各方面差距在縮小。越多越多歸國留學生在就業市場中發現，即使有了留學背景，工資依然很低，這是一筆不劃算的買賣；另一方面，實際上每個老師都想解決自己學生就業的問題。

　　選調生抉擇

　　楊靖宇發現，在北大論壇上越來越多求職咨詢帖中頻頻出現“選調生”三個字。這些常見問題的提出者往往是手中握有幾個offer的人。他們正在糾結：是去地方做選調生，還是去其他崗位？

　　選調生一般指各省黨委組織部門有計劃地從高等院校選調品學兼優的應屆生到基層工作，作為黨政干部后備人選和縣級以上工作人員人選進行重點培養的一批群體。

　　楊靖宇說，這些選調生的名額是確定的，崗位不僅涉及地方公務員，還包括大型國企、高校和事業單位。為吸引清北人才，地方政府付出了極大的誠意——富有競爭力的崗位和職級、豐厚的薪金和高昂的補貼。招錄數量上，清北也遠超其他學校，甚至一些城市的選調生只定向招錄清北人。

　　在這些優厚待遇的作用下，越來越多的清北人通過“定向選調”的渠道，到基層公共部門就職。北大2019年就業數據中顯示，該校共有429人簽約29個省（區、市）的定向選調生和人才專項引進項目。在清華2020年就業生數據中則顯示，該校與31個省(區、市)開展定向選調合作，278名清華畢業生通過該渠道到基層公共部門就業。

　　盡管選調生是一條捷徑，但在楊靖宇看來，這道選擇題仍然困住了許多清北應屆生，核心在于，要不要離開一線城市，離開北京。離開這里，意味著你要遠離一線城市廣闊的發展前景、文化資源、醫療資源，還有已經建立的交友圈。

　　“這對年輕的應屆生群體來講，太難了”，她說。

　　在這些給出豐厚待遇的地方城市，除了深圳等少數新一線城市外，更多則聚集于二、三、四線城市基層。應屆生可以獲得不錯的薪資，但專業受限、資源受限。楊靖宇表示，很多學科，只有在一線高校才有。對于走學術道路的學生來說，如果離開一線城市，基本上大家已經默認你放棄了學術圈。

　　戶口、薪資、專業對口或是否能滿足個人價值、興趣，是兩校學生就業選擇的側重點。楊靖宇說，基本方向除去考公、選調、從事科研的學生，僅從就業而言，清北生選擇無非是去薪金低一些，但能解決北京戶口的國企、事業單位，或者選擇高薪、沒有戶口的企業。

　　“想開了”之后

　　北京大學就業質量報告顯示，2019年北大畢業生在黨政機關和事業單位，就業比例高達49.79%；企業就業的畢業生比例為49.65%，位列簽約單位性質前三甲的是國有企業、高等教育單位和黨政機關；而清華大學2019屆畢業生簽三方就業的單位以企業為主,比例達69.9%。其中位列簽約單位性質前三名的是，民營企業、國有企業和事業單位。

　　從單位所屬行業來看,2019清華畢業生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前三名分別：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金融業，教育；在畢業生就業單位統計上，華為、騰訊和阿里巴巴位列清華前三雇主。北大2019年簽訂三方協議就業人數最多的行業是教育、金融業、公共管理。錄用北大畢業生排名前三的單位為北京大學、華為和中共河北省委組織部。

　　清北兩所學校在文、理、工科各有側重，在就業方面也呈現了不同的特點，但作為中國最知名的兩所學府，其畢業生就業的趨向往往被社會賦予了更多的價值判斷，也可視作觀察時代的窗口，比如，隨著近年教育行業的火熱，越來越多的畢業生選擇去培訓機構做老師，這些機構開出的40-50萬年薪，“這就對本科階段的學生頗具吸引力”，上述北大老師表示。

　　外界的期望與自身的實現，往往并不能達成一致。

　　在上述老師看來，目前中國經濟正在進入轉型升級階段，在一些關鍵技術上需要更優秀的人才去解決，而這些核心技術的突破往往需要基礎研究作為支撐，但從就業選擇來看，從事基礎研究工作，實際上是一件費力不討好的事情。對于清北來講，學生就業選擇很多，還可以獲得更豐厚的報酬，如果真的去從事基礎研究，意味著他們要花很長時間，也不一定能有成果。

　　“大家不愿意也沒動力去那些解決實際問題的企業，薪金待遇是一方面，此外地域和環境也是一方面，對大部分人來說，如果能在一線城市找到理想工作，為什么要去非一線城市做基礎研究？”他說。

　　出于各種現實或理性的選擇，不少清北生在就業選擇上出現分化。這其中，一部分研究生和博士去到地方城市任教中小學，也引起了社會的廣泛關注，并被一部分批評人士認為有學歷浪費之嫌。

　　就在這些任教名單中，上述老師也看到了一些自己學生的名字。但他認為，輿論過分放大了這種的現象。實際上，以其所在的理科院系中每年都會有十幾個博士生或碩士生，到地方中學任教，“更多是一些不錯的中學。”

　　上述老師表示，以北京為例，人大附中、北京四中里面有很多清北博士和碩士生在從事競賽輔導類工作。一方面，清北學生起點比普通師范學校的老師要高，他們很多都是競賽生出身，專業度強，教學上也有自己的方法論。另一方面，學校環境、待遇都很不錯，專業對口，他們有興趣，學生也受益，這是一個好的事情。

　　在他看來，這更多是基于個人的選擇。“不是每一個博士生都適合做研究，博士也不過是一個學位。到高中教授與本專業相關的知識，這對其自身發展以及學校提升學校整體教學水平，都具有推動作用。”

　　在外資律所工作三年的王玲玲，準備最近停下來休息一段時間，再跳槽到一個更舒服的公司。促使換工作的動力，來自于長期勞累帶來的身體和心理壓力。“盡管外資律所看來光鮮，但是太累了。”更為長期的計劃是，她決定放棄留在北京，和男友一起回到家鄉。“不是每個人都能一直在高壓環境下競爭，至少我不是。”

　　楊靖宇則將這些清北生視為“想開了”的一群人。“每一個層級都有每一個層級的競爭和壓力。重壓之下會促使一群清北人調整自己的目標與預期。當他們把目光脫離按照外界定義屬于他們的軌跡，選擇向下一個層級，其實也就避開了可以預見的激烈的競爭環境。”

　　（文中楊靖宇、王玲玲系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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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