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對話】劉世錦：從“吃肥肉”到“啃硬骨頭”，中國模式怎么變？

　　歐陽曉紅

　　歷史總被怎樣一種力量推動？究竟我們處在何種經濟增長態勢之中，怎樣明辨時局？

　　走過“跌宕起伏”的2018戊戌年，撲面而來的2019己亥年，會有多少“驚濤駭浪”？今年前兩個月的短期經濟數據有所波動，尤其2月貿易數據出現“失速”；其超出預期了嗎？

　　如何行穩致遠？洞悉結構性變化與經濟運行規律，方能發現增長新動能之源。

　　“如果說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臺后的高質量發展則是‘啃硬骨頭’，增長的難度非同以往，必須明確，高質量發展也是高難度增長。”3月11日，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原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劉世錦說。

　　在劉世錦的“字典”里，有“中速增長”、“新均衡點”也有“觸底”等字樣；與其對話，我們讀到“增速合理”、“五大增長來源”、“高標準市場經濟”等關鍵詞，也讀出了中國可能的潛在增長率……

　　這些是中國經濟增長應該有的模樣或模式嗎？且聽他娓娓道來。

　　“把脈”真相

　　經濟觀察報：剛剛過去的2018年之宏觀與微觀市場表現，也許可以用“意外”等關鍵詞去描述；2019年，您如何看目前的中國經濟形勢？有人說經濟主旋律仍是“平穩下行”，2019年開年，短期經濟數據亦出現了一些波動，這是預期之中的嗎？

　　劉世錦：的確，2018年的中國經濟，有諸多出乎意料之事，如中美貿易摩擦、民營經濟預期不穩等，但經濟增長進程尚在預期之中，包括今年前兩個月的經濟數據表現。

　　目前情況來看，2019年經濟仍有一定的下行空間。根據我們的分析模型預測，經濟在年中“觸底”企穩，下半年反彈，但增長平臺的重心會有所下移。盡管如此，今明兩年經濟增速仍會保持在6%以上。

　　從我們一直采用的經濟增長階段轉換角度看，2010年一季度開始的增速回落，到2016年三季度開始觸底，逐步進入了中速增長平臺。根據可借鑒的國際經驗和我國實際，中速平臺上的增長速度有很大可能穩定在5-6%之間，也可能是5%左右。

　　從過去兩年多的情況看，構成高增長重要來源的基建和房地產投資的歷史需求峰值已過，在增速回落的過程，仍在尋找與中速增長相適應的新均衡點。找到均衡點后，整個經濟的中速增長平臺才能基本穩下來，進入一個較長時間的穩定增長期。

　　經濟觀察報：那么，高質量發展的定義與內涵是什么？

　　劉世錦：當然，進入中速增長階段后，潛在增長率下降，如果繼續實行GDP掛帥，問題就會突出起來。

　　按照十九大提出的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在增長目標及其實現機制上要有相應調整。高質量發展并非一個抽象概念，可以體現為由一組指標構成的指標體系。其中具有標志性的就業，還可以包括風險防控（杠桿率）、企業盈利、居民收入增長、財政收入增長、資源環境可持續性等指標。

　　如果高質量發展的指標體系處在一種適宜狀態，與之相對應的增長速度，就是一個合適的速度。事實上，短期內與高質量指標體系相適應的增長速度，從中長期上看也可爭取到的高的增長速度，因為避免了大起大落，有效利用了增長潛能和機會。

　　經濟觀察報：該怎樣定義合理的增長率或增長速度？我們面臨哪些挑戰？

　　劉世錦：潛在增長率一定程度上是一種理想狀態。經濟學上將潛在增長率解釋為資源得到充分或最大化利用后的增長率。有觀點主張實現充分就業的增長率就是潛在增長率。

　　據此，現實中將會看到兩種情形，可實現的和不可實現的潛在增長率。前者指可利用的技術和資源配置方法都得到利用；后者則指由于體制政策和其他原因，至少部分可利用的技術和資源配置方式未能得到利用。可以將前者理解為真實意義上的潛在增長率，而后者則可稱其為“可及增長率”，也就是可實現的潛在增長率。再加上實際增長率，我們就有了三種增長率概念。

　　所謂提高經濟增長效率，就是要縮小乃至消除三種增長率之間的差距，使實際增長率等于潛在增長率。對可及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可稱之為差距1，縮小這一差距主要依賴于體制變革和結構性政策實施；而可及增長率與實際增長率之間的差距，可稱之為差距2，主要通過貨幣政策、財政政策等宏觀經濟政策加以調整。

　　我認為，中國現階段面臨的挑戰是，潛在增長率正在合乎規律的下降，與此同時，差距1依然存在，有時候還在擴大；差距2表現為所謂“產出缺口”，既可以是正的，實際增長率大于可及增長率，也可以是負的，實際增長率小于可及增長率。由于高增長的訴求強烈，實際增長率低于潛在增長率的情況并不是多數。通過深化改革縮小差距1的呼聲始終存在，有時相當高漲，但往往難以落地。相反，通過放松宏觀政策使實際增長率到達抑或超過可及增長率的呼聲，容易得到響應。于是經常會看到縮小差距2掩蓋或替代縮小差距1的傾向。

　　經濟觀察報：問題是，有學者建言當前迫在眉睫的問題是遏制經濟增速的進一步下滑……為此，中國有必要執行擴張性的財政政策、以及適度寬松的貨幣政策。事實上，宏觀政策方面，我們可能在進一步放松；諸如，股市近期的向好或提振；請問，這種發展態勢是可持續的嗎？宏觀政策空間有多大？

　　劉世錦：回到當下的政策選擇，盡管表述方式不一，放松宏觀政策的呼聲再次響亮起來。一段時間以來，對降杠桿問題存有爭議。降杠桿不可能一蹴而就，對其長期性、復雜性要有足夠估計。但杠桿率過高依然是不爭的事實，在穩杠桿的基礎上將杠桿率降低合適水平的目標不能放棄。必須明確，過松的宏觀政策并不能改變潛在增長率。

　　“對癥下藥”

　　經濟觀察報：怎么挖掘新動能？切換至當下的現實，短、中、長期來看，中國分別應該解決的迫切問題是什么？新動能的增長來源是什么？

　　劉世錦：由于中國經濟規模已經很大，即使保持5-6%的增長速度，每年經濟的新增量依然位居全球前列。支撐這樣的新增量并非易事。擴大并穩定中速而高質量發展的增長來源，將是一個重要挑戰。我認為，在今后較長一個時期，中速平臺上高質量發展大體上有五個方面的增長來源。

　　其一，低效率部門的改進。比如，基礎部門主要由國有企業經營，不同程度地存在行政性壟斷，市場準入和競爭嚴重不足，效率低下成為自然而然的結果。一些年來，這些領域也推動改革，時有反復，大的格局并未改變。

　　其二，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增長和人力資本提升。收入分配差距過大對經濟增長的含義是，相對于分配差距適度，那些收入過低人群本來可有的需求空間得不到利用，從而降低了經濟增長速度。

　　其三，消費結構和產業結構升級。消費結構升級是中國經濟需求增長的常規動力。商品消費增長趨于平緩，其中也不乏體現消費品質提高的亮點。與此同時，包括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養老、旅游等在內的服務性消費進入快速成長期，在一線城市，服務性消費比重已經達到一半左右。

　　其四，前沿性創新。以往長時間內，中國的創新主要是外來技術本地化的適應性創新。近年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在全球創新前沿“無人區”的創新增加，由過去的主要“跟跑”，轉為部分“并跑”，再到少數領域“領跑”。

　　其五，綠色發展。把綠色發展作為一種增長動力，與對綠色發展的理解直接相關。在傳統認識中，通常把綠色發展等同于污染治理、環境保護，理解為對傳統工業化模式缺陷的修補或糾偏。事實上，綠色發展是與傳統工業化模式相競爭并可能獲勝、更具優越性的一種新發展模式，將會帶動巨大的消費、創新和經濟增長新動能

　　上述五大增長來源中，前兩個是高速增長期遺留下來的，需要通過深化改革才能釋放增長動能。后三個則拓展了中速平臺上潛在增長率的邊界。

　　經濟觀察報：那么，在這樣一幅新的潛在增長率畫面前，接下來的問題是，這些增長來源在多大程度上能夠轉化為實際增長率呢？

　　劉世錦：事實上，相比過去，這些新增長來源有一些很不相同的特點。第一，對制度質量的要求相當高，半拉子市場經濟是無法適應的，必須下決心解決市場經濟建設中的“卡脖子”問題，才能過好這一關。第二，雖然也會有一些熱點，但像以往基建、房地產、汽車等大容量支柱產業基本上看不到了，增量更多以普惠式方式呈現。第三，增長大多是“慢變量”，很長時間的努力未必見到大的成效，“立竿見影”的情況不多了，對耐性、韌勁、戰略定力的要求明顯提高。

　　如果說過去三十多年的高速增長是“吃肥肉”，進入中速平臺后的高質量發展則是“啃硬骨頭”，增長的難度非同以往，高質量發展也是高難度增長。當然，五種增長來源的難度各有差異，前兩個來源難度更大，也更為緊迫；后三個來也則要求更高，帶來的壓力更大。這種差異性將可能使下一步的增長出現不同的組合。

　　比如，一種可能性很大的組合，是把前兩個增長來源放下，重點集中到后三個增長來源上。另一種可能性是在既有體制架構內擴展五種增長來源可利用空間。這都是一些避難就易的戰略。在這種戰略下，前兩種增長來源的利用空間將非常有限，還存在著在現有水平上后退的可能性。

　　還有一種有想象力的前景，就是通過前沿性創新，特別是覆蓋面很大的顛覆性創新，把前兩個增長來源的潛能釋放出來，類似于“打敗小偷的不是警察，而是移動支付”。比如，通過全新技術改變能源、通信、物流等基礎部門的供給方式。然而，且不論這類技術能否出現，即便出現了能否打破行政性壟斷，還是一個遙遠的話題。

　　經濟觀察報：事實上，近年來“邊際資本產出率”直線上升，表明中國的資本或金融效率不斷惡化；因為中國經濟已經達到中等偏上收入水平，將不得不直面“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如何才能實現產業升級換代，真正跨越“中等收入陷阱”？

　　劉世錦：從國際經驗看，部分國家進入工業化階段后，曾經歷了一段時間的高速增長，后來由于部分行業的低效率、利益集團的阻撓、嚴重的兩極分化等，長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階段，有的出現倒退，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從中等收入階段到高收入階段，表面上看是越過所謂中等收入陷阱，實質上是要翻越制度高墻。全球范圍內走上工業化道路的國家不少，能夠過這一關的卻不多。中國如果過不了這一關，五大增長來源將會是看得見、摸不著，就不能斷言已經避開了中等收入陷阱的風險，即使勉強進入高收入階段，也有很大可能性出現長期停滯乃至倒退的局面。

　　經濟觀察報：那么，我們應該如何翻越制度高墻？與增長來源相配套的發展戰略是什么？

　　劉世錦：我們需要有效發掘五大增長來源的潛能，需要在戰略層面，對改革、開放、政策、方向和重點等進行謀劃，提出相應的發展戰略。具體地說，就是“效率變革”、“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消費和產業升級”、“前沿性創新”和“綠色轉型”五大戰略。

　　就效率變革戰略來說，要完善產權保護，建立起穩定的法制保障環境，使各類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得到切實保護，不因偶然事件或具體政策調整而變化；進一步推動國有經濟戰略性調整，有效發揮國有資本的應有作用；促進各類企業公平競爭，按照負面清單改革市場準入等。

　　就中等收入群體擴大戰略來說，要加快農民工進入和融入城市的進程，建立反貧困的長效機制，以減少貧困人口、擴大內需、促進經濟增長；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在就業、醫療、養老等方面建立覆蓋全國的“保基本”社會安全網；促進機會公平，在就業、升學、晉升等方面，給低收入階層提供更多可及機會，逐步改變低收入階層所處的“表明平等、事實上不平等”的狀況。

　　而對消費和產業升級戰略而言，則要推動服務業對內對外開放，把知識密集型服務業作為發展重點；通過優勝劣汰帶動產業升級，在財政、社保、銀行、法律等相關領域進行必要改革和調整；用挑剔性消費倒逼品質提升，推動制造業和服務業的融合發展等。

　　實施前沿性創新戰略，應堅持以企業為創新主體不動搖，促進基礎研究、應用研究、產業化應用的融合；促進創新要素流動聚集，形成一批區域性創新中心和創新型城市；加快補上基礎研究薄弱的短板，形成既適合中國國情，又吸收國際上先進做法，最大限度調動人們在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前沿創造力的環境等。

　　最后是綠色轉型戰略，要轉變并提升對綠色發展的理解，逐步形成全社會的新共識；加快推動生態資本度量、核算、交易；積極探索并形成綠色發展的行動目標和激勵機制等。

　　藥方：“高標準市場經濟”

　　經濟觀察報：顯而易見，上述這些發展戰略，都對體制政策環境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現實而言，我們能做到嗎？

　　劉世錦：如果不認真地解決體制上的“卡脖子”問題，不下決心啃幾塊硬骨頭，新的增長動能就出不來。

　　面對國際國內的諸多挑戰，有一個問題是不能回避的，即對市場經濟的態度。中國在市場經濟這條路上已經走了四十年，是停滯徘徊，還繼續向前走？停是停不住的，不進則退，而倒退是沒有出路的。向前走，需要提出一個新的目標，就是建設高標準的市場經濟。

　　經濟觀察報：實現這一目標需要從哪些方面著手？是否有抓手？

　　劉世錦：中國的市場化改革進行了四十年，取得了很大成就，但尚不完善。目前，商品市場大部分實現了市場化定價，可以說是“大半個市場”，要素市場化尚在途中，是“半個市場”。總起來說，我們目前仍然是一個較低水平、不完善的市場經濟。

　　轉向高標準市場經濟，就是要以產權保護和要素市場化為核心，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深化改革，其中涉及到一些焦點難點問題，包括打破行政性壟斷、公平競爭、國資國企改革、產業政策轉型、改革補貼制度、保護產權特別是知識產權、轉變政府職能、維護勞動者權益、保護生態環境和綠色發展等。對這些問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都指出了改革的方向、重點和方法，并不是別人逼著我們要改，而是我們從長計議、戰略謀劃，從中國國情出發做出的主動選擇。由于更了解情況，知道改什么、如何改，我們自身推動的改革，有可能改的更為徹底、更有成效。

　　當務之急是落實好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關于改革開放的要求，切實加快推動國資國企、土地、金融、財稅、社保、政府管理、對外開放等重點領域的改革進程。把這些要求真正落實到位了，就能夠在建設高標準市場經濟方面邁出很大的實質性步伐。

責任編輯：李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