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專欄（微信公眾號kopleader）專欄作家 魏欣

　　美國大學的問題在于，在美國經濟實力下降的過程中，錯誤的把精英教育當作普及教育，讓沉重的財務負擔綁架國家。同時又忽視了職業教育對社會的促進作用。Bernie Sanders近期的人氣高漲已經預示，教育問題必將成為決定2020年總統大選的爭議焦點。

　　近日，美國聯邦調查局公布的名校招生腐敗案成為美國社會和各大媒體集中討論的焦點。讓很多公眾無法理解的是，一部分名流和社會精英的子女原本不需要通過就讀名校，就可以獲得通往上層社會的門票和優于常人的生活。但是他們卻通過賄賂和作弊的方式，違背了社會道德，擠占了寒門學子實現人生夢想的通道。其實在此之前的十多年間，美國社會就已經開始積累了針對高等教育系統的大量情緒。憤怒的大學畢業生群體成為民主黨熱門總統候選人Bernie Sanders崛起的肥沃土壤。硅谷傳奇投資人和川普總統的早期支持者Peter Thiel在很多年前就已經指出，美國大學當今的腐敗程度已經達到了500年前歐洲教廷的程度。

　　讓很多民眾最沮喪的是，美國大學描繪了一幅實現夢想的虛幻圖景，誤導很多年輕人進入了昂貴和過度的課堂教育。很長時間以來，很多家長和學生都認為，獲得四年的正規大學教育是通往中產階級或者實現美國夢的門票。奧巴馬前總統曾經在公開演講中說，四年大學教育是人生中最好的一項投資。可事實也許正好相反，過去10年美國中產階級的比例在急劇萎縮。雖然在勞工部門的統計數據中，高校畢業生仍然相對于其他受教育群體而言，擁有較低的2.1%失業率。但是無可否認，他們的就業情況并不樂觀。畢業生的貧困化成為一個重要的社會問題。

　　從紐約聯儲銀行的一份報告來看，高校畢業生的實際失業率高達30-40%之間，遠遠高于目前平均失業率3.9%。這份由三位經濟學家起草的報告之所以能夠得出和勞工部完全不同的數據，是因為他們排除了那些從事完全不需要大學學歷職位或者專業技能的畢業生，把他們計算在了失業人口之內。比如，為生活所迫兼職當餐館服務員或者咖啡廳店員的本科、碩士，甚至博士畢業生。他們中的很多人都擁有相當不錯的專業功底，但是美國經濟的空心化導致他們畢業之后失去了用武之地。所以只好從事起了與自己所學完全無關的傳統行業，甚至體力勞動。可見學校對于人才的培養和社會對于人才的需求之間出現了巨大的鴻溝。

　　或許接受大學教育對于一個餐館服務員并沒有什么不妥，但是如果這種教育讓她背負起了20-30萬美元學生貸款，成為她畢業后生活的巨大負擔時，問題就變得不是那么簡單了。因為當別的餐館服務員可以平靜的享受生活的時候，背負學生貸款的她卻不得不把自己的大部分收入用來償還貸款。所以很多大學畢業生陷入貧困，無法購房、結婚、生孩子。在他們看來，從事無聊的非專業性工作或許還可以忍受，但是他們人生大事之所以被耽誤，都是因為糟糕的學生貸款。如果他們想得到的是穩定的中產階級生活，其實很多職業學校就可以幫助他們做到。而且美國社會也存在不少需要職業技能的高薪崗位，比如水管工、裝修工和飛機維修師。但是在他們人生中的那四年，他們選擇了背負起沉重的學生貸款。現在Peter Thiel專門設立一家Thiel基金，鼓勵更多的大學生退學，去實現自己的夢想。

　　讓很多學生和家長感到失望的是，美國大學拒絕適應網絡時代的改變，僵化的堅持課堂教育。在任何時代，學習和接受教育對于任何人和任何時代來說都是無可非議并且值得鼓勵的。對于那些非常有天分和有志于投身研究的學生來說，嚴謹的課堂教育應當是質量最高的教學方式。高校甚至應該堅持這部分精英教育的操作方式。但是如果把它當成一種普及性教育來看待，對于很多只想提高個人素質和謀求一份職業的人來說，這種方式就顯得過于昂貴。因為不光是學費遠超一般家庭的承受程度，更重要的是，它必須要求脫產線下學習。這在一個網絡時代就顯得過于僵化。因為現在人們看電影用視頻點播，出行用網約車，購物用移動支付。為什么教育不可以實現網絡化，讓那些無法從工作或者家庭責任中脫身出來的人也同步享受教育的便利呢？

　　而且大學的課程設置也常常不夠靈活，無法反應時代對人才的需求。George Mason大學的經濟學教授Bryan Caplan一針見血的指出，我們到底在那些我們永遠不會用到的課程上浪費了多少錢呢？可見大學的定位在精英教育和普及教育之間出現了偏差。確實在實際生活中，一個專業人員的知識廣度不需要那么高。但是對于一個經濟學教授而言，可能這些“永遠不會用到”的知識就顯得非常必要了。如果本科被認為是一種普及教育，要讓大部分人讀得起，而且還能直接受益得話，那么它必須要向職業教育的方向發展。

　　讓很多納稅人感到不滿的是，從財務上看，大學是事實上不納稅的對沖基金。由于教育的公益性質，美國國會特別允許所有教育機構免于納稅。這其中不但包含了公立大學，也包含了營利性的私立大學。包含球賽、演唱會在內的一些與教育無關的營利性活動，只要是發生在校園之內，統統免稅。此外，國會還每年從財政預算中特別撥款來支持這些大學。但事實上，這些大學并不困難。他們往往每年接納巨額的校友捐款，擁有龐大的校產基金。而且和對沖基金相比，這些校產基金的投資風格非常相似，還免稅。截至2017年，哈佛校產基金擁有371億美元，耶魯擁有272億美元，斯坦福擁有247億美元。

　　更令人無法接受的是，這些富可敵國的校產基金的回報并沒有讓學生受益。很多美國大學不但在成本控制方面做得很不夠，而且并沒有把校友用于支持教育的基金用于抑制學費的上漲。他們任由高漲的學費演變成學生貸款，綁架美國社會。目前美國學生貸款總余額超過1.65萬億美元，成為繼房地產貸款之后最大的一個貸款類別。近期，共和黨部分議員為了緩解學生貸款拖欠問題，甚至要通過議案，直接從畢業生的雇主那里扣款。勢必惡化高校畢業生本已狹窄的生存空間，激化社會矛盾。

　　教育作為人類一項公益性很強的社會活動，在任何時代和國家都應該值得鼓勵。但這并不意味著，教育系統不應該接受公眾的監督，不應該順應時代的發展。美國大學的問題在于，在美國經濟實力下降的過程中，錯誤的把精英教育當作普及教育，讓沉重的財務負擔綁架國家。同時又忽視了職業教育對社會的促進作用。令人遺憾的是，大部分政治精英并沒有意識到高等教育問題的嚴重性；令人欣慰的是，一部分有識之士已經開始推動教育系統的變革。Bernie Sanders近期的人氣高漲已經預示，教育問題必將成為決定2020年總統大選的爭議焦點。

　　(本文作者介紹：專欄作家，曾在美國供職于大型共同基金管理公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