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劉偉 王文  原文刊于《管理世界》

　　“人類命運共同體”體現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開放的基本宗旨和智慧，是對不同文明和諧共存的思考，其實施路徑多種多樣，最為突出的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與落實，不斷推進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逐步形成。

　　一、經濟全球化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及“一帶一路”的提出

　　經濟全球化是世界各國相互之間經濟聯系越來越密切，進而形成經濟各方面逐漸趨向一體化的“命運共同體”的經濟發展趨勢。這一趨勢是一深刻演進的歷史過程，不同時代有其不同的內容和形式，實現的方式和程度也具有不同時代的歷史特征。從其發展的動因上看，就其生產力發展的物質基礎而言，在于不斷深化的產業革命和現代化進程；就其生產關系演進的制度背景而言，在于資產階級革命和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全世界的擴展；就其實現的體制方式而言，主要在于市場化在全世界范圍內的深化。

　　（一）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開辟了人類經濟發展歷史進入世界經濟的新階段

　　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資產階級，由于開拓了世界市場，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都成為世界性的了。”從15世紀初地中海沿岸開始出現資本主義萌芽到16世紀初地理大發現及海外殖民，資本主義貿易中心從地中海擴展到大西洋沿岸，形成潛在的世界市場和全球化可能；從18世紀中葉開始的第一次產業革命確立了資本主義制度在全球文明歷史進程中的統治地位，到19世紀后半期開始的第二次產業革命進一步推動經濟全球化并形成了資本主義生產主導下的國際經濟格局；從20世紀初資本主義進入壟斷時期并通過資本輸出以殖民地或附屬國的方式把廣大落后國家統一于壟斷資本主義（帝國主義）主導的世界經濟結構，到第二次世界大戰后以美國為首形成的新的世界經濟體系（布雷頓森林體系）；從布雷頓森林體系推動20世紀50年代之后形成經濟一體化的全球經濟高潮，到20世紀90年代后開始加速發展的經濟全球化世界性新潮流，直至進入新世紀后在貿易自由化、金融國際化、全球網絡化、經濟區域化等各方面深入進展的推動下，在世界經濟發展中形成的不平衡問題、環境資源問題等挑戰不斷加劇的條件下，經濟全球化成為歷史性的不斷深化的趨勢，同時也在人類經濟發展史上不斷對全球化提出更為深刻的要求。

　　就制度演進而言，經濟全球化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資本主義經濟主導的資源配置方式市場化在全球范圍內不斷深化的歷史進程，因而其作用具有二重性，一是促進資本在世界范圍內有效流動和合理配置，從而全面提升全球資源配置效率和分工的水平，極大地推動生產力的進步和發展；二是加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內在矛盾在全球范圍內的激化，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私有制之間的內在矛盾更加尖銳，運動空間更為廣泛，從而進一步加劇發展的不平衡、不平等以及發展的不可持續等多方面矛盾沖突。因此，迄今為止的經濟全球化歷史，一方面是資本主義國家以資本在世界范圍內不斷擴張的方式主導的，其不僅處于制定規則和秩序的中心地位，而且通過把廣大發展中國家置于從屬地位的方式，在全球化過程中獲得最大的利益，發展中國家的利益增進必須是在能夠首先滿足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利益最大化前提下才可能，這一進程必然是加劇利益沖突、擴大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差距的矛盾深化過程。另一方面，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全球化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自由化在全球深化的重要體現，因此必然是市場經濟盲目自發競爭矛盾加深，進而經濟危機演變為更為廣泛、更為深刻的世界經濟危機的過程。

　　殖民主義和冷戰時代結束之后，特別是進入21世紀，經濟全球化的趨勢更為迅猛。一方面是更為迅速的科技進步，尤其是信息技術革命，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新的技術和產業基礎；另一方面是更為廣泛的市場化，特別是傳統計劃經濟國家向市場經濟的轉軌以及大量發展中國家的市場化改造，為要素配置在全球范圍的自由競爭創造了更為廣闊的市場條件。此外，跨國公司的空前發展，從微觀層面的要素流動上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更為堅實的企業制度基礎；國際機構中多邊組織（如WTO等）的發展，從宏觀層面的國際經濟聯系機制上為經濟全球化創造了更為自由的世界經濟秩序條件。在這一進程中，中國經濟迅速成長并正在逐漸走向世界舞臺的中央，成為新時代經濟全球化的突出特點，中國經濟發展和體制轉型成為推動新時代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同時，中國經濟也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進而，在新時代經濟全球化背景下出現的全球治理赤字，要求包括中國在內的世界各國共同承擔。正是在這一背景下，習近平同志提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理念，并進一步提出“一帶一路”倡議，作為中國參與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的戰略舉措。

　　（二）治理赤字與全球治理新理念

　　總結以往的國際關系歷史，特別是自15世紀末大航海時代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產生以來，各國政治經濟關系在開始構成世界性聯系的同時，不同時期總會形成一個居領導地位的大國，在處理國際關系、確立國際規則、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維護世界秩序等方面起主導作用，甚至價值觀上也居主流地位。亨利·基辛格在《大外交》開始就說：“仿佛是根據某種自然法則，每一個世紀總會出現一個有實力、有意志且有智識與道德動力的強國，依其價值觀來塑造整個國際體系。”諸如16世紀的葡萄牙，17世紀的荷蘭，18至19世紀的英國，20世紀以來的美國等都擁有相應時代的國際主導地位。西方有學者（莫德爾斯基）將其概括為：“世界政治長周期理論”（又稱“領導權周期論”），發現大體以一個世紀為間隔的長周期，每個周期又分為若干階段：領導者大國的崛起階段；領導國地位被世界承認階段；世界領導國遭遇新崛起強國挑戰階段；挑戰者失敗，原有領導國的合作者上升為新的領導者階段。這一理論的基本邏輯在于：世界政治經濟體系需要一個領導者；領導國的地位是周期性循環變化的，周期為100~200年；領導地位的更替是通過全球性戰爭實現的，雖然戰爭的結果均是挑戰者失敗，但原有領導者也不再成為領導者，而是原領導者的合作者取代其領導地位。后來人們所說的“修昔底得陷阱”也包含類似的含義。伴隨新時代中國發展的崛起，能否打破這種“周期”？成為人們普遍關心的問題。

　　馬克思強調，共同體是作為社會關系總和的個人生存與發展的內在前提，人類未來理想社會需要構建“真正共同體”，使個人不再淪為孤立的原子式個體，在共同勞動中擺脫異己力量的支配，從而在融入世界歷史進程的物質生產和精神生產中獲得自由與全面發展。世界各地、各國之間的交往呈現著由相互孤立、隔絕到彼此交流、不斷融合的發展脈絡。然而，在西方的主流理論中，國與國之間都是為了爭取本國利益的最大化，導致以主權國家為基石的國際體系所隱含的強權政治邏輯，與現代技術和資本發展所需的全球合作之間產生了巨大沖突，從而使得世界出現發展赤字、和平赤字和治理赤字等問題。隨著技術革新與資本擴張，各地之間的聯系日益密切，同時矛盾和沖突也在日益增多，國際間的秩序陷入霍布斯意義上的“叢林假定”。各國之間利益、安全的矛盾以及宗教糾紛的激化，最終導致了歐洲此起彼伏的混戰。為了修正“叢林假定”背后野蠻爭奪的失序傾向，西方政治經濟思想家在對歷史和現實的研究中，以現代民族國家制度理論為基石，構建了相應的延伸性體系，嘗試將“自然社會”中“一切人對一切人的戰爭狀態”，轉化為有規則的“市場”爭奪，為理解和指導現實國際問題做出了積極努力。以威斯特伐利亞和會為起點，一個以正式邦交形式和以召開國際會議為互動模式的國際關系體系不斷演進，形成現代政治格局的雛形。新世紀以來，中國經濟崛起成為全球政治經濟關系中的最大變量。習近平同志倡導在和平發展中與世界各國命運休戚與共，構建以合作共贏為核心的新型國際關系，弘揚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理念，“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應運而生。在全球化時代樹立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需要深入理解和進一步發展中國化馬克思主義的矛盾論和辯證唯物史觀，以辯證的思維方式把握世界歷史進程中復雜的矛盾關系。中國正嘗試改變零和對抗的博弈邏輯，從傳統中國“天下為公、世界大同”的理想中汲取智慧，為全球治理體系注入新的公平與發展理念。

　　“一帶一路”倡議則是實現“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重要抓手。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喚起了沿線國家的歷史記憶，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就是要繼承和發揚絲綢之路精神，賦予現代絲綢之路以全新的時代內涵。當代世界經濟的運行，逐漸超越了傳統的“中心—外圍”模式，正逐漸轉變為以中國為中介、聯結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雙環流”體系。在這個體系下，中國提出“一帶一路”合作倡議，共建大區域治理平臺，為世界各國創造發展機遇。世界各國共建“一帶一路”，將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持續發展，以開放的精神建構互惠互利的合作模式，推進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逐步形成。

　　二、全球化的歷史演進與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發展

　　技術創新與資本積累促進了全球化的發展，而全球化的發展又推動了世界政治經濟秩序的全新構建與價值觀的重新塑造。站在全球化發展的新時代背景下，中國吸取了他國教訓與歷史經驗，正在以新的方式參與并逐漸推動全球治理的變革，以“中國方案”向世界貢獻更有效的實踐智慧。

　　（一）“全球化”的緣起與發展

　　回顧西方文明發展的歷程，在全球性的緊密交往開始之前，西方人對于“世界”的概念就開始有了認知。西方人對世界的思考，可以追溯到古希臘對于神學和宗教的探討，而后又轉向自然的人類社會并且逐漸拓展到政治經濟關系層面的世界秩序。古希臘時期，受到狹小城邦地理范圍的影響，古希臘人對于世界的認知大多局限在自然和神學層面對于宇宙和自然法則的想象。古希臘神話中所構建的層級分明的神之譜系，充分反映出城邦時代人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即整個世界都掌握在宇宙和神的秩序與法則之中。《荷馬史詩》中所描述的正義作為宇宙的普遍準則，既規定著神的秩序，也規定著人類的秩序。工商業的發展和日益頻繁的對外交往打開了古希臘人重新認知世界的大門。智者運動之后，蘇格拉底、亞里士多德、柏拉圖等哲學家將世界治理的主體從“宇宙”、“神”、“自然法則”等超乎人上的元素轉到了人類自身，希望通過闡發構建人類最高美德——“善”，在混亂的世界中構建正義與和平的世界秩序。公元前四世紀，犬儒學派哲學家第歐根尼公開宣稱“我是世界公民”。同時期的斯多葛學派也表現出來對自然法的追求和世界主義情懷，體現出對相同人性的發現以及人類共同生活的理想。

　　西羅馬帝國崩潰后，歐洲進入漫長而黑暗的中世紀。宗教與世俗的持續斗爭產生了近代的曙光，歐洲人對世界的認識和構想逐漸轉移到了現實政治經濟秩序上來。14世紀初，但丁在《論世界帝國》中提到，世界歷史是各個國家和民族的歷史。他注意到世界疆域的遼闊屬性，希望通過構建“一統天下的塵世政體或囊括四海的帝國”保證國家的統一和世界和平。雖然早期西方思想家和哲學家們對于世界的認知多囿于地中海沿岸一隅，但是他們對于世界主義的憧憬和世界秩序的構想，卻在現實中不斷歷史地推動著人類世界的交往。

　　對于“全球化”的緣起，學術界有“地理大發現”說、“工業革命”說、“世界大戰”說等不同解釋。值得關注的是，全球化的最初形態是世界各國各地之間的商貿往來。商品的長途販運，旅人的長途旅行，編織著古代世界的交往和聯系網絡。尤其是黃河文明、恒河文明和地中海文明在商貿往來中的相互碰撞和融合，更是深刻影響著人類歷史文明的進程。作為世界上最古老的東西方貿易通道，古絲綢之路的發展的動因在于與西方的商貿。15世紀的地理大發現使得世界輪廓漸趨清晰，給西歐商人們帶來了發展的機會和幻想。封建制度的瓦解和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使得追求財富、“商業本位”的重商主義在歐洲興起。重商主義者渴望通過對外貿易并且保持貿易順差，使更多的貨幣回流本國，積累財富。全球化之初，各國通過建立在生產優勢和資源稟賦基礎上的國際分工，逐漸融入到了全球化貿易的網絡當中，成為全球體系的重要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戰后，國際貿易格局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在龐大的世界市場中，商品生產、銷售、服務、交換的國際化已然基本實現，世界經濟更加密不可分。

　　國際貿易發展使得國際政治、經濟、民族之間的往來越來越密切，全球化的內涵也不斷豐富和拓展。正如安東尼·吉登斯提出全球化的4個維度：世界資本主義、全球性勞動分工、民族國家體系和世界軍事秩序。這使“全球化”的概念超越了經濟和貿易的維度，“世界范圍內的社會關系”得到強化。不容忽視的是，全球化面臨著全球經濟的兩極分化、全球生態的威脅、全球極權主義的存在以及全球性戰爭等諸多新風險。全球化不僅代表全球貿易，更包含著人類在政治、經濟、文化、科技、安全、氣候等多方面的全球性聯系，包含著更普遍的文化交流與碰撞，更自由的貿易體系以及更深度的國際合作。

　　（二）技術創新與資本主義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發展

　　馬克思指出，“由于機器和蒸汽的應用，分工的規模已使脫離了本國基地的大工業完全依賴于世界市場、國際交換和國際分工。”“全球化”促生了“歷史”向“世界歷史”的轉變，而促成這一變化的正是生產力的發展以及資本固有的擴張本性。

　　一方面，工業革命和科技革命為全球化奠定了物質基礎，使全球性的分工和生產成為可能。前兩次工業革命中產生的火車、輪船、汽車等交通工具以及電報、電話等通訊工具，歷史性地推動著全球交通和通訊的發展。隨著第三次科技革命的興起，高速鐵路、航空、海運等多種交通運輸方式迅速發展和改良，使世界各地的聯系更加緊密。遍布五大洲的國際海運航線、總里程超過120萬公里的全球鐵路網、諸多國家的高速鐵路系統建設、海底隧道和大陸橋的建設，溝通世界重要的港口和城市，極大提高了國際貿易運輸規模，降低了國際商品的運輸成本，縮短了運輸時間。同時，全球范圍快速發展的互聯網絡和移動通信幫助人類克服時間、空間的障礙，及時地進行信息交互，不斷拓展全球信息傳播疆界，成為推動世界發展和聯系的重要力量。全球范圍內的技術革新和基礎設施建設，奠定了世界各地互聯互通的基礎，逐漸相連的全球交通網，不斷加速的全球信息網，正緊密地串聯著世界各地的各個角落，連接著每一個人。

　　另一方面，資本積累也是全球化發展的內在動力。正如阿瑞吉所提到的，500多年的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發展，是一個體系不斷擴張的過程。這個體系的擴張并非是空間地理的開拓，而更多是資本主義的生產、貿易與金融擴張，使得中心地區的實力向邊遠地區不斷滲透，進一步擴大資本主義在全球的發展網絡。為了實現資本擴張，各國基于各自的技術優勢和要素稟賦，大量開展國際貿易，希望從國際貿易順差中進行資本的累積。這就促使著越來越多的跨國公司的創立和跨國直接投資的產生，密切全球的經濟聯系。資本的擴張推動了國際金融市場的形成，讓全球資本的快速積累有了牢固的基礎，還形成了龐大的全球資本流動循環。但也因資本的流動大、流速快，全球金融體系長期處于十分不穩定的無序狀態，加深了全球性的經濟危機。伴隨著西方國家資本積累而來的，還有逐漸失衡的國際經濟秩序和不斷擴大的國家間貧富差距。

　　此外，全球性的勞動分工是現代世界體系運行的重要機制，然而相伴勞動分工而產生的，并非理想中的全球共同發展和富裕，而是不同國家之間的不平等交換。這種狀態下的世界體系特征，被稱之為世界體系中的“中心—邊緣”結構（沃勒斯坦，2004）。這一世界體系，實際是“根植于資本主義的世界經濟體系”。擁有強大國家機器、掌握先進技術、控制貿易和金融市場的“中心國家”，利用“邊緣國家”廉價的勞動力、原材料以及商品市場，從事具有高附加值的產品生產和銷售；而“邊緣國家”只能從事低附加值的初級生產，受到中心國家的支配。長期的勞動分工和不平等交換因為獲利不同而不斷使不同地區和不同階級間的經濟差距、勞工收益拉大，造成國際貿易體系的惡性循環。除了分工和不平等交換，“中心—邊緣”結構中還存在著“融入”和“邊緣化”的機制，這也恰好反映了資本主義經濟擴張的本能。也就是說，越來越多的世界體系之外的國家不斷“融入”到體系之內，而世界體系也在不斷使新的國家“邊緣化”。并且這個“融入”和“邊緣化”的過程，經常是在“中心”國家霸權的干涉和強制下進行的。

　　二戰以后，廣大的亞非拉國家先后擺脫了西方發達國家的殖民統治，實現了政治上的獨立自主。然而在經濟上卻仍長期受制和依附于西方發達國家，處于國際生產體系的外圍、全球產業鏈的底端，受到剝削和控制。究其原因，全球性資本主義生產體系所帶來的不平等的國際經濟秩序、國際分工和交換體系難辭其咎。不發達國家的貧窮落后，并非因為其自身資源稟賦的缺陷，而是因為外來資本主義的滲透使欠發達國家的生產剩余受到了中心國家的擠占和攫取，外來的破壞性的競爭也摧毀了欠發達國家幼稚的民族工業。這種依附關系的形成，可以追溯到全球化發展的初期。早在16、17世紀的重商主義時期，歐洲國家長期使用武力在海外開拓殖民地，還通過“三角貿易”大量從殖民地獲取原材料和黃金，之后又向殖民地傾銷商品牟取暴利，這雖然一定程度上促進了殖民地的生產增長，推動其融入世界市場，但卻使得殖民地經濟發展長期依附于宗主國。當進入工業資本主義階段，國際分工的開展深刻影響了殖民地的生產方式，其匱乏的經濟資源和發展仍然使其在逐步完善和擴大的國際分工中處于劣勢和被支配地位，其生產始終被局限在低端產品上，這也加劇了殖民地的不發達程度。雖然二戰后亞非拉國家相繼獨立，但由于經濟基礎脆弱，其自身很難獨立自主地發展經濟，只能依附于發達國家并延續被剝削狀態。同時，發展中國家往往還會陷入“貧困陷阱”之中。由此，在“中心—邊緣”結構的世界體系中，邊緣國家往往由于“貧困陷阱”而陷入低收入和貧困的累積性惡性循環之中，難以憑借自身力量在現有世界政治經濟體系下得到應有的發展，從而造成“貧國恒貧，富國恒富”的局面，導致失衡發展的世界體系結構固化。

　　從新中國建立到中國改革開放之前的幾十年里，中國被迫孤立于世界經濟體系。隨著中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推進，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眾多國際組織，成為世界貿易中的重要組成部分和國際社會的內在部分。但西方國家在全球貿易、金融、氣候治理、安全等諸多領域的規則制定和管理上，掌握著極大的優勢和主導權，中國在西方主導的世界秩序中仍處于“邊緣”地區。

　　全球化發展至今，雖然取得了巨大的進展。但是全球化并沒有導致民族國家的消亡和終結，也并未產生世界國家或者全球政府等。縱觀現今世界格局，民族國家仍然是國際舞臺上最主要的行為體，保留著對國家權力和主權的強烈訴求。國際法、各類國際規則和各類國際組織都是由西方主導的、建立在主權和國家邊界的基礎之上的、旨在維護各自國家主權和利益的具有“排他性”的產物。由此，現存世界體系中各國對排他利益的追求，不可避免地帶來國家間發展的巨大失衡，滋生霸權主義乃至帝國主義，導致國際間競爭、沖突乃至戰爭。

　　中國的發展及以此為基礎在聯合國、G20、WTO、全球氣候談判等國際舞臺上，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全球秩序的變革，為全球化帶來了新的歷史內涵。但這并非西方國家所指的中國要重回世界體系的中心，重新掌握支配權和控制權。相反，中國致力于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努力打破“中心—邊緣”的不平等發展格局，構建共有、共享的世界體系與“天下秩序”，是“中國方案”的“世界智慧”和“天下情懷”。中國正通過“一帶一路”和“人類命運共同體”等眾多發展倡議，溝通中國智慧與世界智慧，連接中國夢與世界各國人民的夢，與世界人民共同開啟全球合作新旅程。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形成與發展

　　“共同體”的理念由來已久。伴隨著全球化，“共同體”理念逐漸深入到世界秩序與國際合作的各個細節，彌補著以民族國家為重心的世界秩序的局限。

　　（一）“共同體”的含義及特征

　　德國社會學家斐迪南·滕尼斯在1887年發表的《共同體與社會》一書中，運用兩分法將“共同體”與“社會”進行明確區分，使得前者成為一個獨立的社會學概念。在滕尼斯的筆下，共同體代表著一種成員之間共享觀念、認同、價值觀的融洽生活方式，其基本形式包括血緣共同體（親戚）、地緣共同體（鄰里）和精神共同體（友誼）。在“共同體”中，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包容、多元且有機結合的，各個個體絕非簡單的相加而是整合成一個整體。與之相應，“社會”是“一種機械的聚合和人工制品”，人們在其中和平但又彼此分離地生活在一起。有學者指出，在滕尼斯的理論體系中“共同體”和“社會”具有清晰的二元界別：“共同體”是自然形成、小范圍且整體本位的，代表著古老的傳統性；“社會”是非自然形成、大范圍且個體本位的，代表著新興的現代性。

　　在中國學術界，直到1932年人們都將“community”與“society”同視作“社會”。美國社會學家帕克訪華之后，學界創立一個新詞“社區”來對應“community”。“社區”一詞帶有很強的地域屬性，這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在早期社會學領域，“共同體”與一定范圍的共同生活區域密不可分。事實上，“共同體”開始便與“文明”相聯系，“文明”首先是人以類的存在聚集為“社會”，共同體才可能發生。

　　從歷史實踐上看，工業文明以來的科技進步大大加深了行為體之間的互動關系，交往關系也逐漸突破了農耕文明的血緣、地緣等桎梏。傳統意義上的共同體概念隨著社會歷史的深刻變化而逐漸消解，各式各樣的新型共同體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數量至1981年已達140多種。由于“共同體”自身概念的模糊性以及其在社會發展中呈現出的“脫域”情狀，因而很難給予“共同體”一個準確的定義。僅以當代而論，一個共同體的產生須以人們持有的共同目標為根本前提，需要人們在實踐運動中持續建構身份認同與集體歸屬感，為共同體提供免遭分崩離析的向心力，因而共同體的實踐面臨許多困難。現代共同體構建肩負著一項重大使命：實現對于傳統的“共同體”和“社會”概念的批判超越——即通過非自然手段建立包容性聯系，實現大范圍的個體有機整合。只有通過這種超越，一個取代舊有聯系網絡、融合整個人類社會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出現才成為可能。

　　從理論認識上看，馬克思的“交往理論”以及對人類歷史上不同種類共同體特征的闡釋對于我們認識“共同體”具有重要意義。交往理論是馬克思對人類歷史進行社會形態種類劃分的重要工具。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指出：“人是類的存在物。”即是說，人是相互聯系的“社會”，進而才有“文明”。在馬克思的論述框架中，人類交往、生產方式、社會分期三者構成一條有機結合的循環鏈。隨著交通工具、通訊手段、生產方式等物質資料的迅速革新，“交往”不斷外延進而擴展成為民族交往和國際交往，“全球化”與“世界歷史”也就隨之產生并發展起來。

　　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和恩格斯使用德文詞匯“verkehr”和英文詞匯“commerce”來表述“交往關系”，二者均包含貿易、交換、流通等意思。基于此，馬克思將“交往”定義為“最廣泛的意義而言，唯一適合于既得的生產力和產生這些制度的先前存在的社會狀況的社會關系”。這是一個包羅萬象的概念，涉及到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等五大方面：從方式上看，它包含貿易、戰爭、文化交流等多種形式；從范圍上看，它包括內部交往、民族交往乃至國際交往等眾多種類；從對象上看，它包括人與人本身、社會以及自然的相互作用。

　　馬克思交往理論中的國際交往是其交往理論所闡釋的較高級別的交往表現形式，具有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態五位一體的特征。根據馬克思的觀點，“資產階級社會在人類歷史上第一次將整個人類帶入到一個單一社會秩序的范圍之內”，具體表現為，國際經濟交往在資本主義全球市場、世界體系和國際分工的形成過程中不斷強化，國際政治經濟交往隨著威斯特伐利亞體系和西方殖民體系的擴展而逐步深入，進而不斷消解各地的文化特殊性，使得文化與社會的交流聯系日益普遍化。同時，工業化過程中產生的人與自然的對抗性日漸凸顯，生態危機初現端倪。因而，運用馬克思主義國際交往理論指導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同樣需要從上述5個方面整體入手。

　　“交往”自然會形成“共同體”，馬克思全面而深刻地剖析了人類歷史上存在過的不同種類共同體，系統地闡發了共同體的性質特征、產生原因及演變過程，并為其未來發展趨勢做出了預測。馬克思界定出3種不同的共同體：自然共同體、政治共同體、真正共同體。

　　自然共同體，也可稱為“原始共同體”，是人類社會早期一種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社會形態。馬克思將其定義為“家庭和擴大成為部落的家庭，或通過家庭之間互相通婚（而組成的部落），或部落的聯合”。在自然共同體中，全體社會成員通過集體行動彌補了生產力低下狀況下個體能力的不足，個體對于共同體存在完全依賴關系。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革，原始的“人的依賴關系”被“以物的依賴性為基礎的人的獨立性”所取代，自然共同體也隨之進化為政治共同體。在這一過程中，赤裸裸的利益關系取代了溫情脈脈的血緣、地域關系，個人利益與集體利益分道揚鑣，統治階級以“共同利益”為借口攫取全社會所有人的利益。所以，馬克思指出，政治共同體的本質是一種“完全虛幻的共同體”和“新的桎梏”。

　　基于對自然共同體中個人對共同體的完全依賴性與政治共同體中共同利益的虛幻性的批判，馬克思進一步提出“真正共同體”思想。這種新型共同體的出現將以私有制的廢除和階級社會的消亡為標志，每個人都能獲得自由支配的時間，通過無差別的人類勞動，自由而全面地發揮自身才能進而掌握自我命運。根據這一邏輯，“真正共同體”即是“自由人聯合體”，勞動者通過支配自身勞動產品實現了個體利益與社會利益的統一。正因如此，“真正共同體”實現了對既有共同體依賴屬性和虛幻屬性的超越，更為人類社會未來的發展指明了方向。

　　伴隨著馬克思主義共同體理論的中國化，習近平同志創造性地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當今世界紛繁復雜的治理難題提供了新的解決思路。階級與私有制尚未消亡，世界尚未達到構筑“真正共同體”的歷史條件，但人類同樣能夠不斷能動地破除現有交往關系中的歷史局限和內在矛盾，歷史地推動實現“自由人聯合體”的漫長而又偉大的進程。

　　（二）“共同體”的發展與“全球化”進程

　　19世紀中期以后，工業革命的浪潮席卷整個世界。以西歐為中心，將越來越多的東方國家納入到它的邊緣地帶。新型交通工具的出現大大縮短了世界各地之間的時空距離，各生產要素愈發便利地結合到一起。資源與技術的結合刺激了生產力的進一步膨脹，世界市場不可逆轉地建立起來。在這一過程中，馬克思所論述的“政治共同體”獲得了極大的發展。作為資本主義時代政治共同體的主要形式，主權民族國家的出現使得統治階級得以有效地運用國家能力，民族身份認同感的建構又令該種共同體具備強大的聚合力。

　　伴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主權國家的單一行為體地位受到了各種非傳統行為體的猛烈挑戰。導致這一變化的原因是復雜的：既有國際交往聯系擴展深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共同體自身狹隘性的原因，或許還應考慮到全球治理新問題層出不窮的客觀現實。以歐盟為例，其前身歐洲共同體便是新型政治經濟共同體的典型代表。兩次世界大戰的悲劇使得西歐各國認識到民族國家在身份界定、利益建構上的狹隘本質，各種現實需求與威脅迫使西歐各國在經濟、政治、外交、軍事等諸多領域展開深度合作，這使得歐盟事實上成為一個超越傳統政治共同體的新型政治共同體。在歐盟中，各國有限的主權讓渡使得個體獲得了更大程度的自由，這是一個巨大的歷史進步。然而，歐盟等新型政治共同體依然是建立在傳統民族國家的基礎之上，隨著全球化的進一步發展，新型政治共同體同樣會遭遇“治理失靈”的窘境。希臘債務危機引發的歐盟危機，英國的“脫歐”等都是這種窘境的表現。

　　20世紀70年代起，全球范圍內的產業轉移和以互聯網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興起，為共同體的進一步發展注入了新的動力。產業轉移和國際分工為世界各國創造出廣泛的經濟聯系，但國際政治經濟的發展卻并未像人們預想的那樣，在相互依賴的貿易往來中迎來持久和平。面對冷戰結束后國際沖突不減反增的異常情勢，美國政治學家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預測未來世界動蕩的根源將是全球化持續推進下引發的文明之間的對立與沖突。步入21世紀第二個10年后，保護主義、孤立主義、民粹主義勢力出現復蘇傾向，層出不窮的“黑天鵝”事件表明全球化進程存在倒退之虞，亨廷頓的預言似乎得到了部分印證。時至今日，即使是西方國家右翼學者也不得不承認，以“西歐—美國模式”為藍本的西式近代化道路存在嚴重的漏洞。這一道路促生了資本主義世界體系，但同時也直接或間接地造就了一個嚴重分化、撕裂的二元對立世界。審視當前全球經濟發展狀況，生產要素的轉移使得廣大發展中國家大量承接傳統產業并成為全球經濟新的增長點，資源消耗與環境污染問題逐漸顯現，發達國家的增長則越來越依賴于虛擬經濟，核心制造業呈現出空心化趨勢，廣大普通勞動者的利益嚴重受損，等等。進而使當前全球治理結構面臨著難以根治的復合型危機：一方面，世界體系內部積存了大量的消極情緒，包括落后地區和民族對經濟剝削的憤恨、新興市場國家對國際話語權不足的不滿、各國底層民眾對于貧富嚴重分化的怨氣、全人類對于無節制發展模式的擔憂；另一方面，高度的經濟全球化使得各行為體之間產生了前所未有且不斷增強的密切聯系，任何群體消極情緒的釋放都可能給整個體系帶來難以修復的損害。

　　由此，隨著全球化的持續深入，以民族國家（政治共同體）為治理單元的世界秩序難以維系高效能的治理。以全球氣候治理為例，各國圍繞減排承諾問題展開了多輪漫長的談判，最終達成了《巴黎協定》。特朗普上臺后，美國退出《巴黎協定》，為該協議的實施前景蒙上了一層陰影。當前人類交往聯系的程度和政治共同體的容納限度出現了明顯脫節，世界各國亟需形成一種新型治理體系來攜手應對各類全球性危機，中國此時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可謂正當其時。

　　（三）人類命運共同體中的中國

　　進入21世紀以來，伴隨著綜合國力的顯著提升，中國在繼續實施“引進來”戰略的同時穩步推行“走出去”戰略，積極樹立負責任大國的形象。黨的十八大召開以來，中國更加積極參與全球治理，不僅在聯合國、G20峰會等多邊組織平臺上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還積極為國際社會提供亞投行、金磚銀行等帶有公共物品色彩的組織機制。中國與世界各國互相接近、互聯互通，開始形成新時代的命運共同體。在紀念聯合國成立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同志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想倡議，強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賴于各國“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諒的伙伴關系；營造公道正義、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謀求開放創新、包容互惠的發展前景；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

　　首先，“人類命運共同體”蘊藏著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大國外交和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開放格局的深邃智慧。作為人類社會的必然產物，人類命運共同體能夠適應當今世界高度發達的交往聯系狀態，有助于構建“共商、共建、共享”的治理新秩序。習近平同志指出，各國“理應平等參與決策、享受權利、履行義務。”這充分體現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同于以往共同體的歷史不平等屬性，將帶給世界各國真實的國際事務參與權，進而締造互信、共贏的共同體認同感。

　　其次，“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對不同文明的和諧共存做出了新時代的全新闡釋。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習近平同志在報告的第十二部分專題論述“堅持和平發展道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其中明確指出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沖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優越。”這是對文明沖突論的有力回應，反映了廣大發展中國家對于新時代各國文明和諧共處交流促進的美好憧憬。

　　最后，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了對于西方普世價值的批判與革新。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建立在充分尊重各國主體意愿、重視全人類共同利益基礎之上的全人類的認同價值。“人類命運共同體”確立了當代人類共同價值，包含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等，但特別強調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人類社會在不斷發展演進中歷經種種實踐所形成的，絕不應為某個強權所建構。維護這一共同價值，需要有關大國自覺擔負起更大的責任，踐行正確的義利觀，秉持親誠惠容理念和真實親誠理念開展多邊外交活動。在現代社會，世界上不同制度、不同發展水平、不同文明共存共處的條件下，歷史發展不是也不可能是生產力水平在全球范圍內的各個國家單一直線的遞進成長，進而社會制度形態的演進也不會呈現機械直線的推進，多元多層次文明的并存是人類歷史的客觀事實。適應這種多元性，在不同時代我們提出了不同的開放宗旨，早在20世紀50年代冷戰時期我們就曾提出“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產生了極為積極和深遠的影響，展現了中國在多元文明沖突中的共處智慧，“人類命運共同體”則是在新時代對“和平共處”精神和智慧的繼承和發展。習近平同志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治理新主張，向世界宣告中國作為全球化參與者、受益者的責任與擔當。“人類命運共同體”思想是馬克思“真正共同體”思想中國化的最新成果。

　　四、金融危機后的世界政治經濟體系轉型

　　隨著國際交往的擴展深化，資本主義固有的弊端逐漸暴露出來，全球性金融危機，世界各國家之間、各國家內部貧富差距拉大等問題層出不窮。隨之而來的是國際政治經濟出現了逆全球化趨勢。經貿格局的重大轉變、經濟增長動力的巨大轉換、傳統國際體系的整體危機，使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有了更多的現實可能。

　　（一）全球經貿格局的重大轉變

　　全球經濟貿易格局依附于特定的世界體系，是世界上各種經濟勢力的相互關系和力量對比，在總體上規定和制約著各國在國際貿易活動中所處的地位和所發揮的作用，同樣也直接規定和制約著微觀經濟主體開展貿易活動的范圍和程度。

　　首先，傳統的貨幣體系發生了轉變。布雷頓森林體系瓦解之后，美元開始與石油掛鉤，繼續保持了唯一國際結算貨幣的地位。但是近年來“石油美元”受到了多方面的挑戰，一枝獨秀的格局逐漸被打破。中東的產油國開始考慮降低對美元的依賴，其中俄羅斯、沙特與阿聯酋在與中國的原油貿易中已經可以用人民幣結算。當前“天然氣人民幣”受到廣泛關注，在世界能源結構中，天然氣的地位不斷上升，而統一的天然氣市場尚未形成，掌握天然氣定價權可能將是中國擴大人民幣國際使用范圍的機遇，有利于進一步提升人民幣的國際地位。在未來的貨幣體系中，“次全球貨幣”如人民幣、歐元、日元、英鎊將迎來“群雄逐鹿”的新局面，從而實現多元國際貨幣體系的競爭與合作。

　　其次，傳統的經濟協調體系朝著多元層級架構方向發展。第一，世界經濟協調機制中的新興力量正在迅速崛起，如金磚國家領導人會議、中非論壇、中阿論壇和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等，促進了全球治理體系變革。第二，國際經濟組織自身也在進行結構變革，如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于2010年進行份額改革，將超過6%的份額轉移給具有活力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并于2016年10月宣布，人民幣作為第五種貨幣加入特別提款權籃子。

　　其三，推動全球化發展的核心力量由發達國家主導向由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共同推動的方向轉變。技術和資本是推動全球化的兩大引擎，但是，如今單靠資本和技術已經難以實現全球化新的飛躍。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意大利修憲公投被否等事件的出現，標志著推動經濟全球化的傳統核心力量正在收縮。與此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國家正在對新一輪全球化進行積極探索，注入新的動力，如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深化金磚合作機制等，成為推動全球化進一步發展的重要力量。二十國集團（G20）取代八國集團成為全球經濟治理的首要對話平臺，標志著全球經濟治理由西方國家主導向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體共同協商的轉變。

　　（二）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轉換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發達國家經濟復蘇緩慢，新興經濟體增速進一步回落，世界經濟整體復蘇疲弱乏力，增長速度呈現放緩態勢。發達國家的發展動力不足，而發展中國家缺乏發展基礎，使世界經濟整體復蘇長期疲弱乏力。隨著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這一態勢得到扭轉，同時導致全球經濟增長的動力出現變化。當前，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國家的經濟增長和發展（2018年中國GDP為14萬億美元左右，在全球經濟存量中占15%左右，增量中則占30%以上）正推動著世界經濟的增長引擎從大西洋兩岸向歐亞大陸轉移。

　　1．發達國家經濟增長乏力

　　在2008年金融危機之前，發達經濟體的生產率已經在下降，其中結構性原因和根本性原因并存。結構性原因包括兩個層面，一是人口老齡化嚴重，導致的人力資本積累減少。2015年，除個別國家外，歐洲所有國家的老齡化水平均超過20%，整體步入老齡化社會。2017年，全世界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為13%，并以每年約3%的速度增長。其中，歐洲60歲及以上人口占比最高，為25%；北美地區為22%。當今，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比較嚴峻，嚴重制約了經濟的發展，給經濟發展帶來嚴重的挑戰。二是創新力不足。創新是打開經濟增長的鑰匙，創新動力不足直接影響經濟的活力。縱觀二戰后的“新技術革命”以及互聯網產業的發展脈絡，科技的每次重要革新都會帶來新的發展紅利。但是，近年來，發達國家的創新能力相對乏力。從2000~2015年大部分發達國家在R&D的經費投入比重下降，其中美國和日本R&D的經費投入比重下降最快。全球經濟發展放緩，以及聯邦政府預算擱置等因素共同導致了美國R&D經費投入趨向收縮，同時歐洲國家面臨實體經濟萎縮、債務危機高筑、政府財政赤字嚴峻等問題，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社會的科技創新活力。

　　資本主義發達經濟體增長出現下降并長期放緩的趨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資本主義制度的內在矛盾運動，這種矛盾運動即資本的積累與貧困的積累形成鮮明反差，導致資本主義生產在不斷擴張的同時，市場有效需求不足成為常態，并且周期性的加劇，供給與需求之間矛盾周期性的惡化形成周期性的生產過剩的危機，資本主義經濟推動的全球化使這種以相對過剩為特征的經濟危機成為全球性危機，進而導致全球經濟增長速度下降。

　　這一矛盾運動在影響資本主義經濟增長率的同時，進一步影響勞動生產率，從而影響經濟發展和增長的效率，經濟增長速度的長期顯著下降，必然大幅度降低生產能力利用率，需求不足下的供求矛盾必然導致產能過剩超出正常競爭要求的程度，產能嚴重過剩一方面會提高資本構成（至少在名義上），從而降低資本的要素生產率，而且會降低勞動的要素生產率（勞動生產率），如果考慮到在經濟衰退時政府對就業的保護政策，宏觀就業目標的實現在更大程度上需要依靠微觀企業勞動生產率的犧牲。而要素效率的降低（包括資本效率和勞動效率）反過來又會進一步推動經濟增長率的下降，兩者之間形成惡性的交叉循環（兩者間并不是單向的因果關系），此外，在經濟發展過程中，產業結構的演進若出現“虛高度”，即結構演變并非建立在產業勞動生產率、資本生產率及全要素生產率提升基礎上，并非是根據要素效率及結構配置性效率提升的邏輯，通過有效的市場競爭機制實現的產業結構高度提升，而是背離效率和競爭形成的“虛高度”，導致結構高度提升過程同時降低生產效率，即負向的“結構效應”。這種情況在發展中國家存在，在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同樣存在。

　　2．發展中國家經濟強勁崛起

　　資本主義對外拓展的過程中，通過海外殖民地和市場開拓，形成了“中心—邊緣”結構為特征的世界體系，進入世界體系的國家被分為中心國與邊緣國。在這種中心—邊緣結構中，國家的影響力從內到外依次遞減，世界經濟形成以發達國家為中心的“支配—依附”體系。伴隨著全球化的演進，世界經濟發展的版圖中心在改變，越來越多的國家深入參與到全球價值鏈中，新興市場國家在世界經濟格局中的地位在不斷提升，推動了傳統的“中心—邊緣”模式向互聯互通相互嵌套的發展模式轉型。

　　在全球經濟復蘇緩慢的背景下，由發展中國家主導的新型南南合作平臺金磚國家領導人峰會顯示出了強大優越性。金磚五國人口占全球的43%，黃金儲備和外和儲備占全球的40%，GDP占全球總量的21%。金磚國家內部具有高度工業化的經濟、強大的科技研發中心、正在壯大的中產階級和城市人口，不斷提高的消費水平和基礎設施等發展優勢。通過發揮金磚合作機制，使各異的條件稟賦得到整合，能夠建立起健全的市場體系，金磚國家從而獲得了實現自我發展的可能和蓬勃動力，在世界經濟體中的地位逐步提高。新興經濟體中，中國的經濟增速最高。據IMF和世界銀行測算，2013~2016年，中國對世界經濟的貢獻率平均為31.6%，超過美國、歐元區和日本貢獻率的總和，居世界第一位。IMF估計2017年中國對世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34.6%。同時，以中國為代表的新興經濟體在全球治理中的話語權得到進一步提升。中國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等，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并與其他新興經濟體合作，推動制定了《G20全球貿易增長戰略》和《G20全球投資政策指導原則》，為新形勢下應對保護主義、推動國際貿易投資合作提出了新的制度框架。

　　發達國家經濟體的日漸式微，以及新興國家經濟體的崛起，尤其是中國經濟的迅速崛起，標志著世界經濟增長的推動力正在發生轉換。

　　（三）世界政治經濟體系的整體性危機

　　1．資本主義發展的矛盾和舊有全球化路徑的困境

　　資本和技術是經濟全球化的兩大引擎。科學技術是經濟全球化的物質基礎。運輸和通訊技術的發展，直接催生了世界經濟體系由國際貿易網絡向全球生產網絡轉變，全球價值鏈體系形成。20世紀80年代以來衛星通訊、傳真技術、微電子技術的廣泛運用和國際互聯網絡的開通，為全球范圍的商品交換開辟了新的路徑，國際分工進一步細化。近年來，伴隨著互聯網、人工智能和大數據時代的到來，電商平臺、社交媒體網絡、移動支付、虛擬現實技術等如雨后春筍般出現，拓展了全球市場的邊界。

　　資本的逐利性是全球化的內在動力。馬克思和恩格斯認為，“資本的本性要求摧毀一切地方限制、建立全球市場。……資本向全球擴張的這種趨勢必將使一切國家的生產和消費成為世界性的，從而根本上推動了經濟全球化。”發達國家通過跨國公司在全球范圍內投資，把部分低附加值的產業轉移到發展中國家，促進了資本在全球范圍內流動。

　　在全球化過程中，金融資本顯示出更強的逐利性，能夠通過流向企業的再生產，將剩余價值最大化，從而獲取超額的金融資本利潤，比產業資本更有動力去開辟全球市場。從20世紀80年代起，美國的制造業開始大規模的流向海外，以金融為核心的服務業也齊頭并進，這使得美國的產業結構和利潤來源發生了根本性的改變。2014年美國80%以上的財富來自金融行業，制造業占GDP的12%，從事實業的人口不到20%，美國實際上進入了虛擬資本主義的發展階段。在世界經濟中，資本投入金融的收益遠遠高于投入實體產業的收益，因此越來越多的資本流入金融市場，全球市場的金融投機愈演愈烈，引發了一次次金融動蕩和金融風暴。

　　同時，目前全球的經濟體系還存在著嚴重的結構性問題。在現有“中心—邊緣”結構中，美國、歐洲等主要發達國家在重要的領域都擁有絕對優勢，處于世界體系的中心。中心國家控制著資源和產品的定價權，以犧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利益為代價，推行過度消費的債務經濟，抑制了世界經濟的發展。和平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字，成為擺在全人類面前的嚴峻挑戰，全球治理需要進一步深化，完善治理機制，為各國長期發展提供良好的國際政治經濟環境。

　　2．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積極參與全球治理

　　全球化進程中，各國之間的聯系日益加強。面對當前諸多不合理的國際規則和由發達國家的利益及意志主導的國際秩序，廣大發展中國家選擇抱團取暖的方式，積極參與國際事物，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以及治理體系的建設，為全球治理注入了新的活力。原有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升級為領導人峰會，相對于G7而言，G20更具代表性。G20議題涵蓋了當前全球經濟治理中最為迫切和重大的議題；治理模式更加靈活高效，避免了僵化體制的約束；反映了新興經濟體的話語權不斷的在擴大。

　　金磚國家需要在聯合國及其他多邊機構中深入合作，包括通過金磚五國常駐紐約、日內瓦和維也納代表定期會晤等方式。近年來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中的投票權份額提升，話語權增加，進一步增強了金磚國家在國際舞臺上的影響力。當前，金磚國家已經逐漸成為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互利合作的典范，在推動實現更快經濟增長的同時，通過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外長會晤等機制，加強了在國際和地區問題上的溝通協調，為維護全球和平與安全發揮建設性作用。金磚國家是正在形成的多極世界的關鍵因素之一，金磚國家已經成為國際上一支不可忽視的政治經濟力量，為完善全球治理做出積極貢獻。

　　中國作為新興經濟體的重要力量，在新形勢下積極參與全球治理體系建設。全面推進中國特色大國外交，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倡議，發起創辦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設立絲路基金，舉辦首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二十國集團領導人杭州峰會、金磚國家領導人廈門會晤、亞信峰會。提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全球治理哲學理念和實踐倡議，旨在促進全球治理體系變革。

　　五、“一帶一路”與全球治理范式重構

　　在世界政治經濟發展新形勢下，舊有全球治理體系效用遞減，中國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積極承擔推動全球治理范式重構的責任。“一帶一路”倡議自2013年秋季提出以來，貫穿歐亞大陸，東連亞太經濟圈，西接歐洲經濟圈，南通非洲經濟圈，與美洲大陸緊密相關，很快成為當今世界規模最大的合作平臺，也是最受歡迎的公共產品。其內含的共商共建共享等“中國智慧”以及包容發展的新理念能夠有效發揮輻射作用，通過“沿線國家和地區在各領域的深度融合，帶動世界各國的深度交融，彌補既有全球治理體系的不足，為重新構建全球治理范式提供新思路。

　　（一）國際政治經濟發展與交往模式的變革

　　1．先定規則再發展——先發展再分配

　　事實上，“規則至上、理性主義”的原則始終體現在西方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交往中。在西方學者看來，“全球治理機制之所以有價值，是因為它們創造了使成員國及其他行為體以互利的方式協調彼此行為的準則和信息。它們能減少交易成本，創造成員國及其他行為體展示可信度的機會，克服背叛承諾問題，同時提供包括原則性的、和平解決沖突方法在內的公共產品。”“全球治理被理所當然地定義為以規則為基礎的管控（rule-based rule），無論是在地區層面還是在全球層面，有效規則成為有效治理的充要條件。這不僅僅是西方主流國際關系理論研究界對全球治理的基本理解，也是西方政策和戰略界的重要共識。”但統一規則統治下的世界并非是一個統一整體，因而上述理論在當今世界的發展變化中顯示出解釋力不足的困境。現實中自上而下的規則運轉存在效率低、可行性弱等問題：世貿組織架構下多哈談判多輪進行但卻未取得實質性結果，大大小小的雙邊和多邊的自由貿易協定與治理機制的碎片化問題凸顯，《京都議定書》中的目標與現實差距太大，減少碳排放的雄心壯志最終止步于紙面……凡此種種無不說明“目標—契約—談判—接受”的這一協定方式在現實中難以實行。

　　更為嚴重的是，現行的規則落后于時代，沒有反映現有的全球高度相互依存的狀態和變化后的世界政治經濟格局。第一，因為它缺乏對于發達國家與新興大國互動關系的考量，因而無法調整全球化中興起的各種多元力量。資本與技術的積累使得越來越多的國家參與到全球的價值鏈運行當中，與之相悖的是反映力量對比的世界治理秩序遲遲沒有更新。在2008全球金融危機中，上述問題暴露無遺：發達國家面臨危機難以“獨善其身”，其主導的國際治理機制失效；廣大發展中國家因自身經濟體系不獨立、過度依賴西方，淪為世界體系應對經濟危機的犧牲品，遭遇嚴重經濟困難。“支配—依附”的經濟格局喪失了其運轉的機制重心，舊有的合作秩序難以滿足各新興國家對革新發展機制的要求。第二，現行規則奉行“單邊邏輯”、“規則治理”思路，在治理績效的評估上堅持“西方標準”。對發展中國家和新興經濟體實行高標準的俱樂部準入門檻，往往演變成為富人約束挑戰者、迫使其妥協的利器。正如美國學者佩特里所指出的，與所得的市場準入相比，TPP的真正競爭力源于其高標準的貿易規則模板，即所謂的“21世紀條款”。美國在政府采購、知識產權、技術標準、農產品、貿易與環境等議題上不斷對新興經濟體施行壓力，提高貿易標準增加他國成本以削弱其競爭力，進而便利本國相關企業的市場開辟。一言蔽之，當今跨國公司主導的“全球化”是精英主導受惠少數群體的全球治理體系。他們利用這樣的機制團結既得利益者的力量，來制衡應對新態勢下新興經濟力量的崛起。對于規則的批判并非主張不要“規則”，規則與創新不是相互排斥的對立，而是相互融合的互補。以往西方盛行發達經濟體與新興經濟體之間“先談判，后合作”的程序，在實際操作中往往制定出較高門檻，無形地增加了國際合作的成本與難度。現在發展中國家已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新興國家的發展不該為發達國家主導的事先設定的條條框框所囿。新形勢的發展要求發展中國家更多地參與到全球治理中來，尋求更具活力、更有普惠性的全球治理體系成為時代命題。

　　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正是當今時代背景下對于國際合作“先發展，后分享”的模式創新：先促發展，再定標準；共商共建，成果共享。新興國家應擁有更平等的人的發展權、生存權，以發展為第一要務，秉持規則應更好服務發展的邏輯，發展先行，基于自身的經驗和道路實現理念創新、制度創新。“一帶一路”是一種發展觀，是為共同發展而構建的合作平臺和市場網絡。不先設單邊主導的預案，重行動力，在平等合作的實踐中發展并規范規則。“一帶一路”是真正以促進發展中國家和世界經濟的繁榮為目的的倡議，更符合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國情與愿景，能夠為人類命運共同體開辟出更加光明的未來。

　　“一帶一路”倡議在經濟地理上包括但不限于古絲綢之路地區。它向所有國家和國際和區域組織開放，方便惠及更廣泛的領域。不同于西方“中心—邊緣”排他的制度設計，面對各國發展不一的狀況，具有極大包容性的“一帶一路”倡議視各國都為平等的合作伙伴。各方利益訴求都體現在倡議的落實中，各參與者都成為“一帶一路”的成果分享者。不同于狹隘的民族國家視野，以命運共同的世界文明觀逐漸取代“中心—外圍”的國家文明觀，這是促進人類社會發展的重大創舉。

　　2．從“支配依附”到“共商共建”

　　追溯“中心—外圍”體系下“支配依附”格局哲學起源，或許可在西方哲學的“二元對立”和“沖突辯證”闡述下找到支持：“二元對立”認為兩個事物之間存在斗爭關系，只有一方占據主導地位，消解另一方后才能化解矛盾推動新事物發展創新；“沖突辯證”強調矛盾的對立性和排他性，事物的交往與進化是“零和博弈”。霸權秩序論、均勢秩序論、世界體系論、文明沖突論、民主和平論等西方主流的世界秩序理論都有著很強的沖突傾向。

　　“一帶一路”則根本不同，“共商”便于營建戰略伙伴關系，而“共建”可以激發治理積極性。這里包含著兩層邏輯：一是身份認同，構建伙伴關系，并在這一身份的基礎上實現“關系治理”；二是行為態度，從“消極主權”演進到“積極主權”。反映在國家與全球公共事務互動的態度中，積極參與是“國家主動地參與全球共同體事務，并以全球公共問題解決為核心展開積極行動的一種態度”；消極參與則是“國家被動地卷入全球事務中，并在多數同意的背景下被迫接受全球規范的一種態度。”如果更多的國際社會成員參與全球治理、制度設計和實施中，其身份重塑和行為態度將發生由“被動接受”到“積極實踐”的轉變。

　　回顧過去數年的大事記不難發現，“一帶一路”倡議源于一系列合作倡議的整合，充分展現了與沿線國家共商共議、共同設計的思路。“一帶”和“一路”倡議分別在哈薩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亞提出，體現了中國與東道國的共商原則。而《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中“兼顧各方利益和關切，尋求利益契合點和合作最大公約數，體現各方智慧和創意，各施所長，各盡所能，把各方優勢和潛力充分發揮出來。”則進一步闡釋了共建共享的美好愿景。

　　（二）“一帶一路”的路徑與愿景

　　1．以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為抓手

　　物質交往是精神交往的前提。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馬克思把交往的類型分為物質交往和精神交往兩大類，并闡明兩者的關系：“思想、觀念、意識的生產最初是直接與人們的物質生活、與人們的物質交往、與現實生活的語言交織在一起的。觀念、思維、人們的精神交往在這里還是人們的物質關系的直接產物。”

　　作為“一帶一路”建設的“血脈經絡”，基礎設施投資計劃將建設亞歐地區以海陸空交通線、油氣管道、輸電線路和通信網絡等為構成要素的綜合性立體交互網絡，為沿線國家的民間文化“思想交流”奠定“物質交往”基礎。在“逆全球化”思潮下，從基礎設施建設出發也是“探索一種全新的開放性經濟發展方式的嘗試，為密切國家間經貿的往來和抵御全球化風險提供更強大的戰略依托。”

　　2．促使沿線國家形成政治、經濟、人文多層次深入合作

　　當前“一帶一路”的建設具有時代超越性，極大地超越了傳統絲綢之路以經貿為主的合作方式。“一帶一路”在“貿易通”的基礎上實現政策、基礎設施建設、科技文化乃至民心的全方位互聯互通，推動政治、經濟、人文全方位多層次多合作格局，營造發展上互尊互信、經濟上互利共贏、文化上求同存異的共演關系，以打造價值相融、利益相通、命運共同的和諧統一體。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一帶一路’建設將為中國和沿線國家共同發展帶來巨大機遇。‘一帶一路’是開放的，是穿越非洲、環連亞歐的廣闊‘朋友圈’，所有感興趣的國家都可以添加進入‘朋友圈’。‘一帶一路’是多元的，涵蓋各個合作領域，合作形式也可以多種多樣。‘一帶一路’是共贏的，各國共同參與，遵守共商共建共享原則，實現共同發展繁榮。這條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攜手并進的陽光大道。”

　　3．打造雙環流全球新價值體系

　　當前世界經濟模型從傳統的“中心—外圍”式的單一循環，逐漸演變為以中國為樞紐點的“雙環流”體系。其中一個環流位于中國與發達國家之間，以貿易和直接投資為主要載體；另一環流存在于中國與亞非拉等發展中國家或地區之間，以貿易、直接投資為載體。中國成為連接發達經濟體與亞非拉欠發達經濟體之間的主要中間節點或樞紐點。“雙環流”體系下的新型價值鏈循環模式，使得“一帶一路”成為中國在這一新型全球體系中構建的大區域治理平臺。

　　一方面，中國具有目前世界上完整的制造業體系，正從深加工階段向技術集約化階段過渡，幾乎能以全球最低成本向沿線國家提供其工業化所需的產品，這使中國成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在現代化過程中可以倚重的大國。根據世界銀行的估計，目前發展中國家每年在基礎設施方面的開支約為1萬億美元，相比出現“產業空心化”的西方國家，中國在重大項目上的資金、技術、裝備以及人力資源的能力具有比較優勢。另一方面，2008年金融危機后，“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亞投行的興建以及絲路基金的建設正好緩解了國際合作中發達國家提供公共產品能力與意愿降低的問題，這就開啟了一個嶄新的時代。

　　（三）中國發展智慧與全球治理范式重構

　　“一帶一路”、全球化以及命運共同體三者之間形成有機整體，這一有機整體的構建體現了中華文明與世界文明之間命運與責任的聯結。

　　1．“一帶一路”與全球化：“一帶一路”創造了新型全球化關系

　　首先，“一帶一路”本身是一種全球化的形式。政策的溝通、設施的連通、貿易的暢通、資金的融通和民心相通，不僅多領域全方位地覆蓋了傳統語義下全球化的3種表現形式——“市場全球化”、“生產全球化”、“資本全球化”，而且具有多維度的全新內涵。

　　從運行規制來看，西方“自由主義”下盛行“適者生存”的叢林法則：大型跨國公司主導全球化使得成千上萬的中小企業沒有對等的參與機遇；全球治理中西方國家壟斷了國際舞臺上的行為參與，形成了“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惡性循環。為消除缺乏公正合理規制下的掠奪性發展，減少發展失衡，“一帶一路”倡議重新定義了資本和各個國家在全球化中的角色和地位，從而推動對現有全球權力系統和全球市場系統的“再平衡”：新興經濟體能夠更充分地發出聲音，積極的社會政策追求所有人都有更體面的生活，金融治理緩解財富向極少數人集中程度，等等。

　　從價值塑造的角度看，“一帶一路”倡議從根本上改變著人們對全球化的認識。針對傳統全球化進程中產生的包括結構性失業、貧富差距擴大在內的一系列問題及其引發的“逆全球化浪潮”，“一帶一路”倡議通過切實有效的行動塑造認同，為“再全球化”擴大民意基礎，為后金融危機時代的世界提供“全球公共平臺”下的對話合作新模式，培養“同舟共濟，命運相連”的共識，通過倡導“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贏”的絲路精神強調對人類命運的終極關懷。作為馬克思人道主義價值的傳承和中國特色的價值目標，“一帶一路”是當今中國向世界傳遞出的“新世界主義”倡議，其精髓是“絲路精神”與全球化的有機結合，其內涵是“包容性全球化”。

　　現代生產方式、全球生產網絡和現代通信技術已經把世界各國緊密聯系在一起，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革命進一步拉近了各國之間的距離。一方面，新貿易模式革命性地誕生，在全球化進程中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另一方面，經濟全球化面臨著嚴重的威脅。世界需要根本性的體制機制創新，這正是“一帶一路”倡議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目的所在。

　　2．“一帶一路”與命運共同體：中國方案重構全球治理范式格局

　　“一帶一路”通過重塑全球治理理念和治理機制，真正形成全人類命運緊密結合的有機體。

　　第一，推動全球治理模式轉型。

　　“一帶一路”倡議是對世界框架的“破舊—立新”。現代全球治理模式有從“國家中心主義治理”向“多元多層協同治理”的轉變趨勢，強調全球化的深化導致了權威的分散化：西方發達國家與新興國家之間的擴散、國家行為體與非國家行為體之間的擴散、國家層次與國際組織層次以及次國家層次之間的擴散。這與“一帶一路”從“西方治理”到“東西方治理”，從“頂層設計”到多層次合作機制的豐富內涵相互呼應：一帶一路”既團結了沿線新興經濟體的力量，又促進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對話交流，凝聚并平衡了全球發展的“新舊力量”；“一帶一路”聯通了發達經濟體和發展中經濟體，強調了除政策之外的“設施、貿易、資金、民心”四通，從而豐富和創新了國際合作交流機制。

　　第二，從“國內治理”走向“全球治理”。

　　在自身經濟發展奇跡和國內治理優化的基礎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不斷完善和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不斷現代化，中國的道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已經得到了國際上較為普遍的認可。同時，中國的伙伴型全球治理模式也為許多不結盟國家參與全球治理提供了一個范例，“增強了各國走伙伴治理而不是走結盟治理和霸權治理老路的道路自信。”中國智慧還把“硬領域”和“軟領域”相結合，使治理領域包括政治、安全、軍事、網絡、文化等多個方面，在“軟合作”中建立民心相通的人文交流機制，真正消除不公平不合理的交往秩序。“一帶一路”合作的整體式的頂層設計，將設施、人文、體制、貿易、金融整合在一起，克服了以往治理部門化、片面化、碎片化的矛盾；而提倡的綠色“一帶一路”、健康“一帶一路”、智力“一帶一路”、和平“一帶一路”更是對現有治理機制注入新的內涵。

　　第三，“一帶一路”作為系列結點，重組全球治理網絡。

　　“一帶一路”在實踐中能夠做到“利益和合”、“價值鏈融合”和“機制耦合”，從而成為系列結點。在利益和合上，“一帶一路”要尋找更多利益交匯點，把中國和世界融通起來，正如習近平同志所說“絲綢之路是歷史留給我們的偉大財富。‘一帶一路’倡議是中國根據古絲綢之路留下的寶貴啟示，著眼于各國人民追求和平與發展的共同夢想，為世界提供的一項充滿東方智慧的共同繁榮發展的方案。”事實上，“一帶一路”已經對接多個沿線國家頂層的戰略規劃，比如俄羅斯的歐亞經濟聯盟、歐盟的“容克計劃”、哈薩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計劃、越南的“兩廊一圈”規劃、印尼的“全球海洋支點”計劃等。“一帶一路”得到多國的積極回應說明了其互惠共贏的魅力，展現了自身的極大活力。而利益對接和利益相融，也為當前低迷的經濟發展帶來新希望，開辟新前景，注入新動力。

　　在價值鏈融合上，由于中國處于全球價值鏈的核心地帶與中間地位，也起到了“結點”作用。正如習近平同志所提出的：“‘一帶一路’建設重點在國外，但根基在國內。”《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愿景與行動》指出：“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范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一帶一路”充分發揮國際市場大平臺，堅持市場運作的原則，更好促進生產要素的流動和資源的配置，打造新型價值鏈，促進大合作、大發展、大繁榮。

　　在機制耦合上，能夠與現有合作方式機制相耦合。G20中國主席年共同建立的與創新（innovative）、活力（invigorated）、聯動（interconnected）、包容（inclusive）等世界經濟的主題相對應的四大核心成果：創新經濟增長方式、完善經濟治理機制、促進貿易投資增長、推動包容聯動發展，與“一帶一路”協同發展、共同富裕的目標是一致的，二者同為解決世界發展問題貢獻“中國智慧”。而在金磚機制中，中國不但為其注入經濟活力，也加入中國的發展經驗。目前金磚機制日益壯大，“金磚機制+”拓展了伙伴網絡的外延，進一步向世界表明金磚國家與其他發展中國家開展更加密切深入的全球性協作的態度。這與“一帶一路”大發展平臺下的開放包容同出一轍，同為推動世界經濟融合協調發展助力。“一帶一路”和其他國家的戰略規劃相對接，與世界產業鏈、價值鏈布局的變動相適應，并與現有的國際機制相呼應。

　　(本文作者介紹：中國人民大學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