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 星爸爸

　　來源 | 叁里河（Sanlihe1） 已獲授權

　　常青藤本來就跟窮人無關。

“過不了多久，就不會有什么猶太人、雅利安、印度教徒、穆斯林或墨西哥人或者黑人。以后只會有富人和倒霉蛋，而我們的后代已經是倒霉蛋里的一員了”

　　電視劇無恥之徒的第六季里，主角曾經滿口酒氣地吐槽。

　　這話聽聽就好。

　　屏幕上的這個醉漢在現實里是不折不扣的千萬富翁，其扮演者 William H． Macy 的預計身價是 2500 萬美元加每集 12.5 萬美元的薪酬；而他的妻子，Felicity Huffman 身價：2000 萬美元，在拍攝絕望的主婦時，她的工資是 27.5 萬美元一集。

　　有這 4500 多萬美元的財富作為基礎，他們的子女無論如何也不會是一個倒霉的 loser。一年多之前，這對夫婦向一個名叫“鑰匙全球” 的基金會捐了一筆 1.5 萬美元的贈款，紐約時報引言了基金會會計的書面回應說，這筆錢是“為了給弱勢學生提供教育和自我提升的服務項目”。

　　然而就像屏幕前后的反差一樣，這所謂“背景提升” 其實是收買其女兒 SAT 考試監考人的費用，一萬五美元的效果是明顯的，大女兒的考試成績提升了 400 多分。他們后來又嘗試過在另外一個女兒身上故技重施，但是由于初始成績實在太差，短時間過于明顯的提升只會引起質疑，只能作罷。

　　在剛剛刷屏國內外媒體的“美國司法部起訴的最大一起高校招生舞弊案”中，Macy 夫婦只是 50 個被起訴方的一份子而已。

　　根據紐約時報的報道，開設入學顧問公司的主犯在 2011~2019 年之間收取了家長們 2500 萬美元的費用，平均收費 20 萬美元左右，最高高達 600 多萬，涉及了全美 200 多家中介和針對六個州約 50 人的起訴。

　　與高收費對應的是全面定制化的服務，在學術上，除了上面提到的買通監考老師之外，還有直接購買答案、以學習障礙為理由延長考試時間等等，甚至還包括了交卷后由專人修改至指定分數。此外，對于那些有運動員特招的強校來說，家長可以付錢偽造子女的“運動生涯”，比如偽造照片、購買校隊位置等。

　　有一名家長在上述顧問公司的幫助下將其女兒包裝成南加州一個著名足球隊的隊員，再通過收買耶魯足球校隊主教練的方式將子女送入這所著名藤校，前前后后花費了 120 萬美元。

　　根據起訴書，在絕大多數情況下，運動隊的操作都會集中在水球、排球、劃艇隊等小眾體育項目，從而避開像橄欖球和籃球這種擁有廣泛關注和健全選拔機制和評估標準的傳統項目。

　　這些運動盡管受眾不多，但是負責人手上仍然握有名額。而由于不像籃球橄欖球那樣受歡迎，小眾體育隊在門票和轉播合同等創收能力嚴重發育不足，因此給了教練尋求灰色收入的動力。

　　針對各項考試的費用也在 1.5 萬~ 7.5 萬美元之間，無論從實施賄賂所需的社會關系，還是為子女的修改成績送出的紅包，都不是普通家庭能夠調動的資源。所以，這次牽扯出來的 30 多名家長都是非富即貴的中上層人士，例如好萊塢明星，投資基金創始人和企業 CEO 等等。

　　與之相匹配的是，涉事學校自然是常春藤之類的頂尖學府。

　　常春藤、白人、金錢、賄賂與子女后代，這幾個詞語的組合就像是火藥一樣迅速點燃了國內外網絡的討論。在紐約時報的報道下面，有個熱評就說，過去白人指著少數族裔通過 AA 條例取得了特殊照顧，但是實際上他們自己卻可以憑借父母的財富獲得入場券。

　　另外一些評論則提到了富人通過捐錢進入名校的途徑，事實上也是一種作弊手段。這些論調，與過去一段時間里，哈佛招生歧視案長達一個多月的公開審判以及前幾天的關于哈佛學生背景的調查可以說是接連刺激著“普通家庭” 的神經。

　　前幾天，哈佛公布了一份 2021 屆新生背景的調查報告。這份約采集了半數新生的統計中，29.3% 的學生至少有一名父母曾是哈佛學生，而 46% 的新生家庭年收入超過 50%。這就直接導致了“名校越來越勢利”  的言論。

（William Singer）

　　但這并不算是新聞，就連這次案件的主角 William Singer 都說“……前門是考生依靠自己的能力獲得錄取，然后有人利用制度優勢通過捐贈走門后……我則是打開一道側門”。

　　上面說的優勢人群走的都是 Singer 口中的后門，不過這個后門可比側門難走多了。憑借捐贈進入名牌大學，這類學生會被學校稱作是“development case”，相對于父母中至少一名是校友的“legacy”申請生，捐贈入學的概率會更大一點。

　　首先，在校友家庭的學生中，符合最低成績要求的是最基本的要求，父母的校友身份只是提供了“眾多優勢” 中的一個，并不是直入大學的門票。

　　然后說到與賄賂界限較為模糊的捐贈上。一筆捐贈到底能給 development case 帶來多少優勢呢？研究美國大學申請的 Dora Seigel 在她的博客做了解釋，斯坦福的最底門檻是 50 萬美元起，這筆捐款的作用則相當于 SAT 測試中 400~500 分的減分幅度。根據她的統計，這部分學生大概每年構成了不超過 5% 的生源，不過絕大多情況下，都是學校擬定名單之后主動接觸捐贈人，也就是說一般人即使有錢也找不到這道后門。

　　最后，無論是捐贈還是校友子女，都很難說是百分百成功的，校友子女不必說，滿足硬性條件是基本要求。而捐贈巨款的申請人，也只是“被更認真地考慮“或 者”再得到一次機會”，如果他/她不符合要求，學校會看看“如何才能讓他達標”，言外之意，也有可能用盡辦法之后還是不達標，捐款也不一定能夠保證成功。

　　這也就是為什么 Singer 的生意這么好做，因為通過篡改成績，偽造特長等等，他那些走側門的客戶幾乎是百分之百成功，用他的話說，

就是“后門沒有保障，而我有”。

　　其實，如果 Singer 的策劃中不包括賄賂和篡改成績的話，與目前流行的各種“背景提升” 是差別不大的，后者本身就是一件暴利的商品。

　　在過去，我們曾經說過北美華人圈子里會有用家里藤校子女的父母以顧問的形式提供類似服務，包括成績輔導、簡歷包裝等等，做得極端一點的，就會有“三個哈佛媽” 那種自己注冊公司提供包含水分的實習經歷和 NGO 證書等等。這些服務的收費也并不低，五萬十萬美金并不算少見，即使是在國內，申請美高美本的小工作室，收的服務費也至少在 10 萬~30 萬元之間。

　　不少人尖叫著說，這種方式極大損害了普通學生的利益，是富人與名校互相勾結的結果。但是藤校的基本門檻—  20 多萬美元的學費本身就是絕大多數普通家庭難以承受的成本，再算上“暗箱操作”，頂級私校即使是中產家庭也難說輕松承擔。

　　所以說，常春藤、斯坦福本來就與窮人無關，這一次是巨富壓榨中產的故事，與普通人并無關系。

　　但這仍然再次展示了教育公平這種說法在家庭資源不平均情況下天真之處，并且令人細思恐極的是，Singer 的前門后門側門比喻，很容易讓人想起國內高校自主招生的現狀。

　　原本意在為專才提供更多進入高級學府深造機會，以及讓高校根據需求進行多元化招生的政策，在意外情況下也會催生令人不安的副作用。

　　在公眾號博雅浮生會今天關于自主招生變遷史一文中，作者犀利地總結道：

任何創新的、非標準化的選拔機制，都會被市場主體“消化”，而后編程一樁暴利的、徹底的金錢游戲。然后正常被逐利者推搡著，逐漸背離它的初衷。

　　XX 競賽、XX 證書、發明專利，期刊論文，只要有錢都可以買到，而教培機構也會發揮資本的力量，用人力和時間外加“純熟的教研方法論”來把創新的水分擠干，只剩下固定模式的重復。一些越界的機構，則把上面的這些籌碼直接轉換成可以用人民幣購買的商品，與這次出事的美國同僚無異了。

　　根據統計，北京學生通過“前門” 進入清華北大的占比只在40% 左右，在競爭壓力最大的浙江，只靠高考分數進入清北分別只有 8% 和5%。

　　“由于自招加分的稀缺性，這類課程的溢價極高，從大幾千、上萬道幾萬元都有。”就像原文所說，這部分考生不占正常本地考生的錄取名額，但是在其自己的競爭范圍內，也是傷害了按照規則公平競爭的學生，無論這個數量有多小。

　　昂貴的課外補習班和花樣繁多的課余生活，是中產階級后代利用家庭資源相對低收入人群后代的競爭優勢；高額捐贈、家族關系，甚至厚顏無恥的金錢賄賂則是富豪碾壓中產階級的方式。招生丑聞的背后，不僅是名校競爭的白熱化和精英教育全方位高成本的體現，也揭露了在資源不平均面前，教育公平是一個多么天真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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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楊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