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意見領袖（微信公眾號kopleader）機構專欄 bruegel智庫 法國外貿銀行（Natixis）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布魯塞爾智庫Bruegel高級研究員Alicia Garcia Herrero

　　總體勞動生產率下降也使得日本難以提高增長潛力，這些都讓安倍經濟學步履維艱。日本當下需要將改革勞動力市場作為改革的核心計劃。這意味著，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應當集中在推行全面的勞動力市場改革。

　　日本再次顛覆了人們通常的經濟學認知：失業率跌至近二十年以來新低，工資增長速度卻低到不能忍，隨即，日本政府居然開始對企業施壓，讓他們趕緊漲工資。

　　日本下一財政年度的工資協商還在進行之中，這直接關系到安倍經濟學是否能取得成功。到目前為止，預期的工資增長速度仍然很低，日本央行很失望，他們很想通過工資協商實現既定的通貨膨脹目標。或者這么說吧：通脹是日本央行是重要的政策目標，雖然安倍經濟學的核心目標是推動日本經濟的快速增長。

　　然而，即使只是為了達到日本央行的通脹目標，也需要對日本經濟的所有部門施加壓力，促使它們漲工資。但眼下政府看起來幾乎有心無力，連大公司都不聽指揮，就更別說中小企業了。

　　坦白說，那些不愿漲工資的公司，通常都是規模較小、卻又創造了大量新就業機會。這是因為日本經濟整體的勞動生產率下降，尤其是醫療保健行業和餐飲業，而大部分的新就業機會又恰恰出現在這些行業。

　　總體勞動生產率下降也使得日本難以提高增長潛力，這些都讓安倍經濟學步履維艱。日本當下需要將改革勞動力市場作為改革的核心計劃。這意味著，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應當集中在推行全面的勞動力市場改革。

　　日本工人漲工資有多難？

　　自2008-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日本的失業率已經從2009年6月的5.5%降至2016年1月的3.2%，這是近二十年來的最低水平。

　　同時，日本央行發布的企業經濟調查結果顯示，日本公司正遭受自90年代初以來最嚴重的就業短缺。此外，根據最新的數據顯示，企業的利潤率水平仍然很高，約為14%，接近日本央行企業經濟調查自1985年以來的最高水平。上述這些都理應提升工人們的議價能力，并促使工人們要求更高的工資，但恰恰相反。

　　2015年春，在日本政府與日本央行2015財年的工資談判期間，日本當局已經公開支持提高工資。政府高級官員訪問了日本的大公司，向他們“解釋了”安倍經濟學。事實上，若企業被迫提高工資，政府就可以實現其經濟目標（通脹）。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非常重視工資增長這一議題，這是因為工資增長既可以促進通脹，也可以增加私人消費，從而進一步促進經濟增長。

　　日央行并不僅僅想通過日元走弱以及對進口價格造成影響來滿足其通脹目標，因為貶值將削弱日本消費者的購買力，而購買力的下降會減少私人消費。在2015年初，出于政府的壓力，春季工資談判被認為是成功的，該談判最終促使日本迎來了17年以來最快的工資增長速度。

　　然而，暫時的“成功”并沒有持續下去。通過簡單的基于菲利普斯曲線的推算表明，如果日本經濟的結構保持不變，2015財年工資增長速度應當接近1.2%。但數據顯示，到目前為止，名義工資增長率僅有0.3%。考慮到高就業率的實際條件，該增長的水平是較低的。通過與歷史數據的對比看得出，1996財年的失業率與2015財年相仿，但工資增長速度卻達到 1.2%。

　　資產價格泡沫破裂如何改變日本

　　日本的勞動生產率增速在過去幾十年間逐年放緩：80年代的增長約為3%，90年代早期下降到大約1%，到2014年更是跌到了-0.7%。這期間，工資與勞動生產率保持一致，這么看來，工資增長的停滯是這一過程的自然結果。

　　從宏觀經濟的角度來看，滯后的資本積累，和全要素生產率（TFP）的下降，是勞動生產率停滯的主要原因。

　　在80年代樂觀情緒的支持下，日本的商業投資量遠遠超過了資本存量的貶值，資本實現快速積累。然而，日本經濟泡沫在1991年破滅，企業被迫專注于重組資產負債表，進入了去杠桿階段。日本資產價格泡沫在90年代早期破滅后，其資本積累水平也在逐年下降。貶值的資本存量超過了投資量，日本在泡沫破裂后一直處于通縮的經濟環境之中。

　　考慮到日本央行對通縮的遲滯反應，處于高位的實際利率不僅抑制了商業投資，也導致了日元的升值。日本經濟出現空心化，日本企業生產向海外轉移。即使在安倍經濟學推出以后，它的第一支“箭”—由央行實施量化寬松政策來釋放流動性，并配合越來越低的實際利率來刺激經濟—對資本積累規模仍然很小。資本存量改善的缺失成了日本生產率低迷的原因之一。

　　全要素生產率這一指標可以用于衡量在生產技能、勞動力和資本投入后，有效生產如何實現。這一指標的下降有很多原因。首先，經濟的空洞化使得生產效率最高的部門，制造業的份額下降，服務業的比例在增加。

　　我們的觀點是，這可能應該歸咎于日本高水準的就業保障。對勞動者全面保障使得企業不太愿意引入IT技術來取代不熟練的勞動者。在經濟長期處于通貨緊縮的環境時，企業甚至可能投資IT都缺錢。

　　鑒于服務行業在經濟中扮演的角色越來越重要，兼職員工的比例在過去的幾十年里持續增加。這有助于公司降低成本，尤其是培訓成本——這對企業在經濟經歷衰退時的意義重大。然而，對于經濟整體而言，這又誘發了勞動力技能水平的下降，最終降低了日本的勞動生產率，以至于它在1990年代進入負值，而在2000年后更甚。

　　生產率高的產業不創造就業？

　　一般而言，生產率最高的產業通常不會創造就業，例如金融和IT產業生產高效，但就業增長率低。與此相反，生產率最低的產業有助于創造就業，但這些產業又拉低了整體經濟的勞動生產率。

　　醫療保健和餐飲服務行業這些高就業行業正面臨著負增長的勞動生產率。可這兩個勞動生產率實現負增長的行業在2014年貢獻了22%的工作崗位，而且這一比例還在增長。

　　這兩個行業創造的就業機會遠遠大于生產效率最高的部門，這意味著要把日本經濟作為一個整體來推動生產率增長異常困難。事實上，日本整體生產率增長水平在2014年已經降至0.5%。負增長的生產率和就業之間的關系最終反映在了工資增長之上。餐飲服務和醫療保健行業的工資水平普遍偏低，金融和IT行業則較高。但金融和IT企業聘用的員工人數少，所以整體工資增長的數字也依然處于停滯狀態。

　　兼職工資僅有全職1/5

　　日本勞動力市場難以稱之為有效的市場。事實上，它正在變得越來越二元化——全職和兼職工人工作條件完全不能同日而語，尤其是說到工資待遇。而“同工同酬”原則在日本還未得到全面的貫徹。

　　全職工作在日本實際上就是終身工作，“為公司服務的年份”這一條件在確定員工工資水平時是一個重要的因素。在這同時，日本兼職就業的占比在持續上升，從90年代早期的15%，上升到2014年就業總人數的30%。最后，兼職和全職員工之間的工資差異，自90年代初以來在21.5%上下徘徊，也就是說，兼職人員工資剛超過全職員工工資的1/5。

　　這樣一個巨大的工資差異反映出日本雙重勞動力市場的現狀。大多數日本的兼職人員都是有家庭的女性，她們在2014年占兼職總數的68%。兼職人員同樣工作積極，哪怕薪水與全職工作者相差這么大。有調查結果顯示，接受這樣的低薪職位排名前二的原因是“彈性工作時間”和“支持家庭收入”。只有17%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接受這樣的工作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全職工作。這又是為什么？魔鬼藏在細節背后，我們將稍后對此作解釋。

　　為什么日本女性愿意接受低薪工作

　　當日本首相安倍提出他的改革計劃，即所謂的安倍經濟學時，提出成功所需的三支“箭”：前兩箭集中在貨幣和財政領域的需求政策，第三支箭關注的則是供給側改革。

　　到目前為止，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似乎更多專注于企業減稅。截止到2014年4月，稅率連續兩年下調到32.11%，政府決定自2016年4月開始進一步將之減少到29.97%。低稅環境可能不足以阻止日本公司在本國以外生產，但起碼可以鼓勵企業（尤其是小企業）升級舊設備，并刺激所需的IT投資。

　　如果安倍經濟學的第三支箭僅僅只解決企業稅率問題的話，可能難以達到全面效果。勞動力市場改革對提高勞動生產率和增長潛力至關重要，但這方面的改革并沒什么進展。安倍首相表示他支持“同工同酬”的原則，但目前還沒有實際的措施得到落實。

　　我們認為，要提高勞動力市場的效率，就必須要讓每個勞動者都能釋放最大的勞動潛力。一個高效的市場會吸引和留住人才，這一對鼓勵女性進入勞動力市場至關重要，讓她們工作更加高效，并可以獲得更高的工資。

　　在勞動力市場中引入同工同酬的原則需要重大改革，特別是消除當前全職與兼職對立的二元系統。但要做到這一改革很難。這或許可以解釋為什么現在的安倍經濟學改革的關注重點仍然側重于企業所得稅。

　　除了“同工同酬”戰略以外，日本政府應當關注當前的稅收政策上的扭曲。說到為什么日本女性愿意接受更低的工資，就不得不提所謂的“稅收減免”政策，即只要工資低于上限就可以享受減稅，即103萬日元。這也是女性傾向于做兼職工作的原因之一。因此全職工作對女性而言毫無吸引力，因為那樣家庭將不再從減稅中獲益。

　　很難想象這種扭曲的稅收制度竟然得以保留了這么長的時間。這一制度在60年代被引入，而在當時的歷史環境下，日本女性基本是全職家庭主婦。時至今日，日本女性工作參與率仍遠低于男性。這其中部分原因在于兒童保育設施不足——而日本政府也因此計劃三年內將幼兒保育服務覆蓋人群提高一倍。我們認為，消除當前稅收扭曲和雙重勞動力市場在當下來說更重要。

　　　日本勞工市場“終身雇傭制”將何去何從？

　　日本當局越來越糾纏于提高工資，因為高工資可以推升通脹，提高家庭的購買力和消費水平。現在的歐洲也存在同樣的問題，因為歐洲經濟同樣朝著低增長低通脹的風險模式前進，就像日本經濟在過去的三十年所經歷的那樣。

　　我們認為，勞動生產率的降低是工資增長無力背后的根本因素。日本生產率的降低引發了許多結構性變化，包括在那些更有生產效率，卻沒有創造就業的行業創建二元勞動力市場（主要是制造業），這些結構變化的部分原因是終生雇傭規則下雇員受到了高度的保護。

　　另一方面，生產率更低的服務業部門創造了大部分工作。這些工作的工資低，合同靈活。放眼歐洲企業，它們也正面臨著類似的情況。這意味著無論日本政府如何迫使企業提高工資，政策也不會起作用。即使大公司遵守政府的建議，創造大部分就業的小公司也不能效仿這種方式，因為這些小公司所處部門的生產效率太低，他們沒法漲工資。

　　勞動力市場改革對于安倍經濟學而言是至關重要的，這可以幫助日本提高勞動生產率，而此后，工資待遇也會因此得到改善。首先，決策者必須確保“同工同酬”的原則，消除二元勞動力市場。其次，它們必須取締在當前收入所得稅制度中，鼓勵女性接受低薪和兼職工作的財政政策。

　　這兩種措施不僅會增加女性的勞動力市場參與率，也會提高勞動生產率以及工資水平。但說起來容易做起來難，因為這些改革措施涉及到消除日本目前保護70%員工的終生雇傭制。不過，沒有這樣的勞工改革措施，安倍經濟學很可能以失敗告終。歐洲需要借鑒日本的改革經驗，以免風險來臨時已為時過晚，而最終重蹈日本覆轍。

　　(本文作者介紹：位于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布魯塞爾歐洲與全球經濟實驗室（Bruegel）是近5年來崛起的一家頂級的歐洲智庫，主要關注國際經濟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