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財經金融e觀察（微信公眾號：sinaeguancha）專欄作家 王和

　　“網約車”作為一種全新的業態，勢必給行政管理和保險經營帶來新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新需求。保險業不僅需要從自身經營和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更要本著“跳出保險看保險”的立場，思考并提出解決方案，使保險更好地成為政府、企業、居民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成為政府改進公共服務和加強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

　　日前，“北上廣深”四地分別出臺了“網約車”管理新規。新規的出臺，一方面讓爭議不斷的“網約車”問題終于“塵埃落地”，另一方面為進一步規范“網約車”管理提供了依據。與此同時，也使“網約車”的保險問題擺上了議事日程。從各地“網約車”的管理新規看，存在一定的差異，為此，保險行業需要高度關注，認真研究，系統思考，為全面適應和配合奠定基礎。

　　首先，從各地的情況看，保險均被納入新規的內容。近年來，保險業，尤其是中國保監會不斷強化保險意識普及，推動保險參與社會風險管理，得到了各級政府的廣泛認同和積極響應，取得了較好的效果。但從認識程度上看，各地仍存在明顯差距，如上海新規中就明確將保險監管部門列為“管理部門”，深圳新規則將“運營車輛未按照規定購買交強險、第三者責任險、乘客意外傷害險、承運人責任險等相關保險”納入“法律責任”，而廣州新規只是在報備資料中要求提供“車輛保險購買情況”。

　　其次，在運用保險手段進行“網約車”管理方面，各地的專業化程度也存在較大不同，如北京新規將“網約車”界定為“營運客車類”，并要求按照這一風險類別進行管理。上海新規也要求按照“營業性”投保相關保險。再如北京新規不僅要求辦理相關保險，并提出了“賠付額度不低于100萬元”的具體要求，確保了制度的專業性與可操作性。上海新規要求從事“網約車”平臺業務的企業應“投保承運人責任險”。

　　第三，從風險管理的角度看，各地新規也體現出不同的管理水平。北京新規明確將管理對象分為：平臺、駕駛員和車三個維度，并根據不同主體的性質，確定了相應的風險管理規定。如明確“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承擔下列承運人和經營者責任”。同時，對旅客的人身傷亡和財產損失采用了差異化的歸責原則。上海新規明確要求“網約車運營服務中發生安全事故，網約車平臺公司應當對乘客的損失承擔先行賠付責任”，強化了消費者利益保護。同時，上海新規還要求“網約車”平臺公司與駕駛員簽訂的勞動合同，應包含“營運期間駕駛員的意外傷害保障條款”。

　　“網約車”作為一種全新的業態，勢必給行政管理和保險經營帶來新挑戰，同時，也帶來了新需求。保險業不僅需要從自身經營和發展的角度看問題，更要本著“跳出保險看保險”的立場，思考并提出解決方案，使保險更好地成為政府、企業、居民風險管理的基本手段，成為政府改進公共服務和加強社會治理的有效工具。

　　一是要認識“網約車”新業態，可能帶來的新風險，以及行政管理的新要求。作為一種新業態，新規已明確了“網約車”的合法地位，因此，保險業需要順應和適應這一變化，將其納入經營范圍。同時，“網約車”作為一種新業態，面臨著新風險，尤其是私家車掛靠的情況，它既有別于家庭自用車，也不同于傳統出租車，是一種新的風險類別，需要相應的經營管理，特別是風險數據的積累。此外，平臺公司是“網約車”管理的重點和關鍵，保險行業要通過保險產品設計，更好發揮社會風險管理的“正外部性”作用，一方面協助政府部門和社會強化對平臺公司的監督和約束，另一方面為平臺公司提供增信和風險管理服務。

　　二是從各地出臺的新規看，有關部門對“網約車”業態的風險認識存在差異，風險管理的水平也不同，同時，對利用保險開展風險管理的意識仍顯不足，因此，保險行業要從強化社會風險管理的視角，充分發揮自身專業化風險管理的技術、資源和能力優勢，協助相關部門更好地完善管理制度，特別是利用保險承接“網約車”行業的風險管理職能。各地保險行業要主動與相關部門聯系，提供“網約車”行業風險管理和保險建議書，為制度建設出謀獻策，確保頂層設計更加科學和先進。

　　三是保險行業要適應“網約車”行業風險管理的新形勢和新要求，強化自身社會風險管理的能力，更好地發揮政府社會治理的“助手”作用。要盡快開發專門的保險產品，將新規的相關規定納入條款，同時，基于風險量化分析，提出差異化的“賠償限額”建議，以配合和強化相關管理制度落地。在“網約車”業態中，平臺公司無疑是重要環節和主要矛盾，在強化“先行賠付”和“無過錯責任”的基礎上，要通過承運人責任保險和雇主責任保險，確保風險分散和責任落實。同時，從事“網約”業務的車輛，面臨使用性質變化問題，其車損險和商業三者險，也需要做相應調整。再者，從事“網約車”的個人面臨一定的職業風險，可以通過專門的職業責任保險進行分散。

　　四是要把握新機遇，探索新業務。“網約車”新規全面規范和強化了管理，為保險創新和發展提供了新可能。如各地新規均將安裝“具有行駛記錄功能的車輛衛星定位裝置”作為剛性要求，這無疑為車聯網保險（UBI）業務提供了重要基礎。同時，建立駕駛員的信用管理體系也均被納入新規，為豐富定價“從人因素”提供了可能，也為控制風險創造了條件。此外，新規明確要求專人駕駛，使得“指定駕駛員”模式有了基本保障。再者，新規明確了“合乘”除外的原則，為“合乘”保險產品的開發營造了外部環境。

　　(本文作者介紹：保險學者，中國人保財險執行副總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