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港股專欄作家 丁涵之 （微信公眾號xlgg-sina）

　　回望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這20年，如果說前10年的金融業依然是外資主導的話，那么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逐漸走出來的后10年，便是中資券商快速崛起并將逐步取代外資的時代。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之際，我在這座城市的工作和生活也迎來了第10個年頭。

　　回想10年前，從陽光普照的加州硅谷，飛抵初夏陰雨綿延的港島，我的視覺、聽覺和觸覺沖擊都是巨大的。

　　首先是視覺。記得剛到香港時，住在當時公司給我安排的服務式公寓，位于灣仔的軒尼詩道上。這條狹長的街道，一頭連接的是金鐘和中環的摩天大廈，仿佛置身鋼筋混凝土叢林，一頭是銅鑼灣的車水馬龍，人山人海。而在加州的幾年里，平時看到的最高的樓便是斯坦福大學的胡佛塔，看到人最多的地方便是周末的沃爾瑪。香港的繁華，對我的沖擊首先是視覺上的“擠”。

　　緊接著是聽覺上的。跟美國大城市的白天警車汽笛常鳴，晚上宛如鬼城不同的是，香港似乎24小時都處于一個亢奮的狀態。子夜熄燈就寢，雖然街道上車輛已然稀少，但耳畔依然傳來不知從哪里發出“呼呼”聲，就像是把遙遠的車輛聲匯集在一起，綿延不絕。久而久之，這個“吵”反而成了我入眠的催眠曲，太安靜的環境反而睡不著了。

　　然后是觸覺上的。年少時在家鄉南京，每年最想離家旅游時，便是躲避六月的梅雨季。來到香港，卻發現這里是江浙梅雨季節的延長版和加強版。每年里總有那么大半年，不僅衣服毛巾常常曬不干，皮鞋皮包上往往有白色霉斑，連墻壁上柜門上，摸上去都是濕漉漉的。

　　正當我帶著對這些沖擊的困惑，踏進中環的辦公樓時，卻很快發現這些都不是事兒了。這是因為：工作時間實在是太長了。每天在開著18度空調的辦公室里完成超過16小時的工作后，回到家倒頭便睡，管你是擠是吵還是濕。

　　我在香港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花旗集團亞太區總部的研究部，覆蓋亞太區和中國區的能源行業。在外資投行，研究部常常被看作公司的“大腦”，其中的經濟學家一般都有著歐美頂級名校經濟學的博士學位，學術水平絕不亞于任何高校的資深經濟學家，他們強大的人脈網絡使得很多人在離開投行后都去了政府擔任高官。而各個行業的研究主管，基本都是在各領域扎根十年以上，有著極深的行業見解和人脈積累。我在花旗研究油價的幾年里，有幸與當時的全球大宗商品研究主管共事，學到了很多東西，而他早在上世紀80年代初，便擔任了美國負責國際能源政策的助理國務卿，在美國能源行業和政界，可謂一言九鼎。

　　在海外的投行業務里，研究部通過其深度的研究報告和專業的服務，是股票機構業務傭金的核心來源，但這只是其最狹義的職能。研究部的影響力，絕不只是局限在股價波動和傭金多寡。雖然在本世紀初科技泡沫破裂后，投行部和研究部之間建立起了非常明確的合規壁壘，但是研究部對于投行項目的影響力依然巨大。舉個例子，我親眼見過很多準備在香港上市的公司在甄選承銷商的時候，明確要求該行負責所在行業的研究團隊需要在“機構投資者”排名靠前，這樣他們才認為上市后，股票才會有最為專業和客觀的研究報告來覆蓋，公司的真正價值才會更好地被發掘。

　　在花旗的四年里，我親身經歷了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和香港投行業的深遠影響。其中印象最深的，是有兩個周五，花旗的股票跌到了歷史最低點，在此前另一家投行雷曼兄弟倒下的陰影下，各種破產的傳言四起。我們香港辦公室的同事在這兩個周五回家前，都已經把桌上和抽屜里的個人物品收拾好帶回家，在電梯間見到彼此，討論的都是周末公司是否還存在，下周還是否用得著來上班。

　　所幸的是，由于“Too big to fail”，花旗兩次陷入頻臨破產的困境都最終被美國政府解救了。記得當時周末兩天哪里都沒有去，一直守在電視前，心情比看世界杯決賽還緊張。后來，金融危機的陰霾隨著全球經濟復蘇而逐漸散去，然而，經過這一波金融危機的打擊，全球的投行業多年以來的風光便不再延續。很多在香港外資投行的人發現，出差的商務艙降到了經濟艙，圣誕節在東南亞海島的部門聚會改到了在香港辦公室進行，就連辦公室茶水間的咖啡機也都消失的無影無蹤了。

　　在經歷過行業的大風大浪后，我在香港生活的心態也從金融危機中的焦慮與躁動，變得趨于泰然與平和，生活內容也變得更加豐富多彩起來。在經過開始的適應期后，我越發覺得香港是一個非常適宜生活的地方。離開高樓林立的中環，半個小時內很快就可以抵達各種青山綠水、鳥語花香的世外桃源，比如赤柱、西貢、南丫島等等。隨著朋友圈的不斷擴大，我也經常在周末組織活動，帶著一批“港漂們”上山下海，領略東方之珠魅力的另一面。我也在這里遇見了我的妻子，并拿了香港永居，從一個“純港漂”變成了“新香港人”。在2012年離開花旗集團后，我先后加入了野村證券和美銀美林，并帶領自己的行業團隊在“機構投資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排名中拿下了連續多年全亞洲第一名的成績。

　　回望香港回歸祖國以來的這20年，如果說前10年的金融業依然是外資主導的話，那么從2008年金融危機中逐漸走出來的后10年，便是中資券商快速崛起并將逐步取代外資的時代。隨著中國由資本輸入轉變為資本輸出，兩地投資互聯互通的今天，內地資金對香港市場的影響力已遠遠超越了外資的影響，并逐步從外資手里奪取了定價權。作為局內人，我有幸親歷了這個時代的變遷。去年夏天，我從美銀美林辭職，告別外資投行生涯，加入了華泰證券研究所。陸挺所長在2015年初便開始打造的A+H一體化平臺架構，在兩地股票市場互聯互通的今天，已發揮出了外資和其他很多中資投行目前不具備的優勢。在陸所長領導下搭建的港股研究團隊，也吸引了一大批來自國際國內頂級投行的明星分析師的加入，并快速完成了港股各行業的全覆蓋，這也是近期香港資本市場上的一個熱門話題。

　　擱筆之際，已近深夜，瞥見維港對岸的環球貿易廣場大樓上也打出了“熱烈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的滾動字幕。隨著新任特首的宣誓就職，香港也將迎來回歸后的又一個新時代。而我的香港歲月，也將迎來值得期盼的下一個10年。

　　(本文作者介紹：華泰證券研究所港股研究總監。斯坦福大學管理學碩士和華盛頓大學工學碩士。2016年8月加入華泰證券研究所。此前先后任職于花旗集團、野村證券和美銀美林亞太區總部的研究部。在2016、2014和2013年的“機構投資者”亞太區評選中，個人及其領導的團隊皆榮獲油氣行業第一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