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中國經濟50人論壇 賈康

　　中國經濟發展中，手里依然握有諸多“好牌”。從“事在人為”的積極取向來思考，應該更多看重機遇；從發展的趨勢、宏觀經濟整體態勢來說，中國的發展一定能夠避免所謂“崩潰”與“斷崖式下跌”。

　　近年，中國經濟正在經歷其進入中等收入經濟體后與其他國家相同階段類似的增速下調，增長前景如何可謂見仁見智，國際上甚至還不時興起一陣“中國經濟崩潰論”——這種極度悲觀的看法顯然是非理性的。

　　全面考察后，筆者認為仍可形成如下樂觀取向的判斷：對于全世界各主要經濟體而言，中國的經濟增長空間及發展機遇仍然是位列第一的。作為第一人口大國的中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和經濟增長潛力之所在；作為發展中國家的“帶頭羊”、新興市場經濟體的“領頭雁”，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歷史潮流，中國的增長空間會給全球經濟發展提供一系列的機遇。

　　新常態的演進

　　當前中國要認識、適應和引領的新常態，是一個新發展階段上合乎規律的必然到來。中國在進入中等收入階段后的經濟下行過程中，近期整體市場預期已經開始向好的方向轉化。在這個背景下，可先來簡單認識一下新常態，理解新常態的基本含義。

　　可以認定，我國已經告別了國內生產總值（GDP）年均增長兩位數為特征的高速發展階段。回看歷史，中國經濟最后一次保持兩位數增長，是在成功抵御世界金融危機沖擊之后的2010年。正是在那一年，中國確切無疑地以人均GDP4000美元坐穩了中等收入經濟體的位置。從世界范圍觀察，2010年后中國經濟中高速增長新階段到來，這種演進路徑完全符合一般經濟體的發展規律，這是新常態的“新”之所在，是直觀的現象。（總體來說，各個經濟體在步入中等收入階段后，其相對應的經濟增長不可能在高基數上繼續保持高速，在合乎邏輯和一般經驗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也轉入中高速。）

　　經濟進入中高速增長后，中國社會還會歷經多種演變。比如在中等收入階段，按照理想的意愿和可能性來推斷的話，要把整體社會發展中的社會結構形狀變為“橄欖型”或者“棗核型”，通俗地說就是不斷培育和發展中產階層，讓該階層變為社會群體中的主體。雖然有上述愿景，但現實的情況是：從不同的收入階層分布來看，中國當下社會結構總體而言卻是與“金字塔形”類似。

　　對比理想目標和現實情況后會發現現代化取向下需要進一步努力奮斗的路徑：把社會階層的兩頭逐漸變小，即弱勢群體比重越來越少，特別成功的富裕階層比重也不能超乎常規的多，同時提高中產階層比重。

　　為實現上述目標，在具體推進中還需依賴全面改革的攻堅克難和各項具體措施的推進，必須打造升級版的經濟社會發展模式以及提高經濟中高速增長的整體質量。

　　理解新常態的三個角度

　　理解新常態有三個關鍵詞：中高速、結構優化、創新驅動。

　　先看第一個關鍵詞——“中高速”。從宏觀經濟層面來看，新常態的“常”是指在“告別高速”的“新”之后，經濟要完成探底，并使整體經濟增長態勢企穩，隨后對接于應出現一個持續時間越長越好的中高速增長階段。

　　再看第二個關鍵詞——“結構優化”。在經濟增長速度下調企穩后，這個“常”要落到最為關鍵的結構優化的支撐之上。為實現這第二個關鍵詞，會有一系列挑戰擺在面前，比如，結構如何進一步優化？在資源配置中，市場怎樣充分地發揮決定性作用？政府如何更好地發揮作用？

　　把上述結構優化問題處理好的答案，就涉及第三個關鍵詞——“創新驅動”。

　　筆者理解，突破上述挑戰，讓新常態最終形成，關鍵是需要依靠創新。只有創新才能對沖下行壓力，在完成探底和企穩的過程中間，形成升級版的一系列上行因素和質量與效益的保證條件。

　　對于創新，筆者認為有3個層次的創新明顯存在并構成一個創新體系，即制度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

　　首先，從十八屆三中全會到十八屆四中全會，形成了全面改革頂層規劃——三中全會提出的“六十條”中336項具體的改革任務以及十八屆四中全會的全面依法治國的法治化、現代化指導方針給出后，我們能否在上述頂層規劃布局下攻堅克難、實質性推進改革，這是作為中國現代化“關鍵一招”的制度創新。

　　制度創新將打開的是另外兩個方面的創新——管理創新、技術創新的巨大潛力空間。筆者認為，雖然管理的創新和技術的創新并不是完全依靠制度創新，但是現實的情況是，中國正在經歷一個經濟社會轉軌的階段，如果著力依靠制度創新來打開管理、技術方面的空間和潛力，能使我國這種發展中經濟體在追趕的過程中出現守正出奇的效果，能夠讓中國和社會其他經濟體的良性互動中尋求到命運共同體式的完美共贏，進而在多贏的和平式發展中充分發揮出后發優勢。

　　中國的“好牌”

　　闡述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歷史背景以及現狀，綜合考察后筆者認為，中國經濟發展中，手里依然握有諸多“好牌”。從“事在人為”的積極取向來思考，應該更多看重機遇；從發展的趨勢、宏觀經濟整體態勢來說，中國的發展一定能夠避免所謂“崩潰”與“斷崖式下跌”。

　　一方面，中國經過改革開放時期三十余年的超常規發展，目前真實城鎮化水平（戶籍人口的城鎮化率）還只有41%，工業化全國總體而言處于中期水平，信息革命大潮卻又方興未艾，這提供了發展的機遇與繼續得到“后發優勢”的可能。

　　另一方面，中國社會中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民生改進、服務業發展、公共工程等一系列具體事項，對應的是大量的有效投資，而現在中國正積極推進的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機制，實際上是把符合條件的國有企業、資本實力業已雄厚起來的民營企業一起拉在和政府合作的范圍內，用政府之外的或者不是政府直接支配的社會資本來一起做公共工程，做民生改進硬件支撐以及產業新城、綜合新區的連片開發。這些也是發展機遇之所在。這些會在中長期支撐中國發展的后勁和升級版的打造。

　　若對這類項目稍做考察與選擇，會發現可做之事比比皆是。如，中心區公共軌道交通體系的建設與升級，各種各樣功能區的開發與改進、生態環境的保護，新老中心區建設中諸如綜合管廊、立體停車場以及“海綿城市”、“智慧城市”等概念下的各類項目。

　　此外，從投資、消費、貿易視角做實際觀察、市場調研，可知中國增長空間對于全世界各個主要經濟體來說，仍然是排在第一位的，中國是世界上最大市場潛力之所在。中國的增長空間伴隨著工業化、城鎮化、市場化、國際化、高科技化等這些人類文明發展的歷史潮流，會提供一系列可全球共享的發展機遇，伴隨著的是中國現在已經有相當基礎的由收入增長、中等收入階層培育方面支撐起來的消費升級浪潮。

　　總之，我們必須承認中國現在處于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宏觀經濟的走勢要繼續完成認識、適應和引領新常態的整個過程，打造升級版、提高增長質量，必須匹配好在深水區“攻堅克難”啃硬骨頭以進一步解放生產力的改革。在發展的過程中，往前走確實會面對一些不確定性。

　　對于全球的投資者來說，“機遇總是偏愛有準備的人”，如果只看到短中期三年左右視域之內的不確定性，而未認清三十年長期視域之內中國攻堅克難走向現代化的確定性，可能會弱化自己的準備意識，而錯失參與并共享中國這一方興未艾大發展的歷史機遇。

　　(本文作者介紹：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